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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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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亮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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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亮轩，台湾名作家，本名马国光，祖籍辽宁金县，1942年10月10日生于重庆北碚，五岁到台湾，成长迄今。“国立艺专”（今台湾艺术大学）影剧科毕业，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广播电视研究所硕士。曾任电台、电视节目主持人、制作人及联合报专栏组副主任等，亦曾在世新大学教授语言逻辑、修辞学、美学等。近三十年间，连续于各大报刊撰写时评专栏。
平生善烹调，喜翰墨，嗜读如狂。曾获“中山文艺散文奖”、“吴鲁芹散文推荐奖”，出版有散文集、小说集、评论集等二十余部，其文字世界精彩绝伦。
序：哥哥的拼图
章立凡
从小就知道，有跟我不同父的姐姐、哥哥在台湾。母亲透露这重大秘密时，我还在上幼儿园。此后很长时间内，我们一直缄口不提，因为那是个“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年代，凡有亲属在台湾的人，头顶上都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如同发丝上吊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可能取你性命。
去年国光哥（亮轩）的《坏孩子》（本书台湾版原名）一书问世之前，我有幸先睹书稿。读后方知，当年海峡对岸也同样紧张：母亲离开台湾后挂念两个孩子，曾托好友杨惠敏女士（即淞沪抗战时向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献旗的女童军）带姐姐、哥哥去照张相寄她，竟未能如愿，当时在台湾办这点私人小事，也是有可能被加个“通匪”罪名的。
不久《坏孩子》在台北出版，侄儿马世芳带了一本来，于是我成了大陆第一位读者。如今此书将在大陆出版，或许是因我兼具历史学者和亲人的双重身份，出版人命我作序，正好借国光哥这坛老酒，一浇胸中的块垒。
1949年那场历史巨变造成的家国分裂局面，给中国众多的家庭带来了永久伤痛。一个甲子之后，尽管海峡两岸不再战云密布，失散的亲人多已互通音问或相聚，但一旦舔吮历史的创口，仍不免五味杂陈，心中还在滴血。近年台湾有《大江大海》、《巨流河》等溯往思忆之作问世，大陆也出版了一部全景式报告文学作品《南渡北归》，读书界吹起了阵阵怀旧之风。国光哥这本书，写的是自己的个人成长史，背景则是两家两代人的家史。
今年初，国光哥、晓清嫂及世芳侄来北京，为百岁的母亲祝寿。六十三年前（1948年），妈妈把他和渝光姐带到台湾，在那里和他们的生父马廷英博士分手，自己前往香港。1949年，她在我父亲的敦促下，放弃了去美国的计划回到大陆。第二年，我在北京医院呱呱落地。母亲当年先后两段“南渡”“北归”的私人行旅，无意中决定了下一代的命运。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造化弄人，马家和章家，一南渡，一北归，两家的孩子各有各的痛感，但同时承受两种痛的，是母亲。
由于两岸多年暌隔，除了地质学专业人士之外，大陆读者或许知道李四光先生，而不知道中国还有马廷英博士这样一位蜚声国际的地质学家。马博士是用古生物的方法发现珊瑚的季节变化和古赤道存在的第一人，他证明了各地质时代的赤道是移动的，因而详细说明了各地质时代的大陆位置与它们漂移的踪迹，直接证明了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他创立的“地壳刚体滑动学说”，比西方学者的“板块学说”早了十五年。他提出的“石油成因论”认为：地壳在滑动时造成大量生物死亡，因而生成石油与油气。马博士的理论在其生前不大被人理解，近年国际地质学界才认识到“马博士是站在时代前面的人”。
马博士的研究也涉及我国两片重要海疆的主权：首先，抗战期间他在东沙群岛科考时发现，海床上若干珊瑚长在一些海底的瓷器上，通过计算珊瑚的成长周期，证实那片海域在明代就是中国的领土。马先生逝世后，蒋经国颁发的褒扬状还特别提到这一点。其次，在美国把琉球群岛、钓鱼岛“交给”日本之前，他已推测到钓鱼岛海域有石油蕴藏，并通过一位“立委”将意见转达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先生。但张先生未重视本国学者的研究，认为：“要是那里有油，日本人早就发现了，还等我们？”后来中日发生钓鱼岛主权争议，马博士成了台湾最年长的“保钓人士”。
从以往的宣传所得到的印象中，抗战胜利后派往各地的“接收大员”无不贪污腐败，而马博士却是一位清廉自守的接收大员。他在抗战胜利后与陈建功、苏步青、蔡邦华、陆志鸿、罗宗洛五位教授到台湾，会同杜聪明、林茂生接收台北帝国大学，改组为国立台湾大学，出任理学院地质学系主任兼海洋研究所所长。书中展示的马先生的朋友圈，多是南渡或北归的著名学术精英。南渡者带走了文化薪火，得以免遭未来的浩劫；而马先生与其他人不同，他留在台湾纯系职务原因，不存在政治选择。作为纯粹的科学家，马博士爱国而不问政治；也正因为他不是政客型学者，在傅斯年校长逝世后逐渐被排挤，变成退休教授，晚年穷困潦倒。这位国宝级科学家被遗忘多年后，因癌症住进他早年接收的台大医院三等病房；旋因媒体的爆料，被转到一等病房，谢东闵、蒋经国、严家淦、孙运璇等政要接踵探视。身后备极哀荣，张学良在台湾的首次公开露面，也是在马先生的葬礼上。两岸中国人“国民性”相同，除了内斗不外行，雨后送伞的礼数，也历来周全到位。
作为大科学家的家人，其实未必都幸福。这点从母亲与马博士的失败婚姻和国光哥的自述中，都已经证实了。除了父母的传奇故事，这本以《坏孩子》命名的自传，展示了一个叛逆男孩的成长经历：出生前父母失和，险遭堕胎；出生后被寄养，被劫走，当过“小和尚”；到台湾后失去妈妈呵护，饱受家庭暴力；他是一个在家博览群书、在校逃学游荡的“问题少年”。马家父子两代人从基因上就叛逆，老爸为逃婚去了日本留学，儿子因姑姑的小动作遭父亲误解，也离家出走。不过这两段出走的结果都还不错，父亲成了地质学家，儿子成了作家。
国光哥从小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这本书没有走宏大叙事的路子，但那个巨变年代从大陆到台湾的社会众生相，都被勾勒得跃然纸上。他成长过程中遭遇过的种种人物：慈爱呵护的学界长辈，耳鬓厮磨的儿时玩伴，义字当先的江湖兄弟，激情杀人的书店老板……大多是随国民党播迁到台湾的“外省人”。其中有段文字尤令我感慨，凸显出当今海峡对岸的中国人，在身份识别上的无奈：
当时台湾光复未久，台湾有许多人不清楚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老师常常以我作例子问大家：
“马国光是哪国人？”
“中国人！”同学齐声回答。
“我们大家都是哪国人？”
“中国人！”大家的声音更大了。
老师听了很高兴，要大家一起说：
“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
现在已经事隔六十多年，我却再也无法当做“中国人”的样板了，要是问我是哪国人，就会一时千头万绪，欲语还休。
无论选择南渡还是北归，大家都是中国人。但我从小就被教育说：“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读了这本书又得知，海峡对岸的台胞们，受的也是同样的教育，国光哥描述道：“我们在过去居然深信，这个世界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等几个人之外，绝对无人不反共，他们统治的人民，无一不是受到了迫害，否则便是受到了欺瞒，没有例外。”相互妖魔化的几十年间，两岸的文宣模式仍是“以俄为师”那一套。
母亲曾表达过这样一种愿望：“我这两个儿子都善写文章，将来可以写出我一生的故事。国光写前半生，立凡写后半生。”国光哥这本书里，母亲前半生的经历还存在不少空白：例如她在抗战爆发后归国，没有立即与马博士结婚，而是去留日学生训练班受训，又去了武汉中央训练团当教官。武汉失守后，穿越江西战场到重庆，才嫁给了马博士。后来夫妇分居，她曾先后在重庆民众教育馆和南通学院任教。这些都是她在“文革”的“交代材料”中提到的。
这些千里迢迢回国参加抗战的留学生，当时并不是马上被信任。因马博士是留日多年的学者，曾被怀疑是汉奸，家乡甚至误传他“已经让蒋委员长亲手枪毙了”！母亲也曾谈及，她和同学们结伴投奔留日学生训练班，一路上被人跟踪，后来又遭盘问，理由是“这女人太漂亮了，像是日本间谍”！后来训练班中有一批同学去了延安，她没有去。多年后回首这段往事，我对她说：你的选择很正确。首先，你很容易被大领导看上，那就不会有我了。其次，“抢救运动”这一关，恐怕你会倒霉，当年康生就说某女“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第三，即便过了这关，后面运动还多着呢……
抗战是母亲人生的第一个拐点，另一拐点是国共内战行将结束的1949年，舍弃香港产业到达东北解放区的父亲，给在香港的母亲写信说：解放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将来建立的新中国人人平等，社会富裕，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你快回来吧。母亲信了他的话回到大陆，历经种种劫难。“文革”中谈起这段往事，她埋怨地对父亲说：你那时一再写信叫我回来，回来了又怎样呢？父亲叹一口气说：我那时相信他们……
作为历史巨变中北归者的孑遗，百岁的母亲如今孤独地坐在轮椅上，同龄的亲友都已不在，她很少叙及往事。我多次劝她下楼，到马路对面的公园散散心，享受一下绿地和空气；她口头答应，却从不实行。我猜想，正如不愿重提往事一样，她也不愿人们看到自己的老态。她的青春、美丽、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如今久已尘封，难于重新开启。
历史是一张大拼图，个人史、家族史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同样需要抢救。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网络写作拓展了历史拼图的疆域，很多人都在博客等“自媒体”上讲述自己的历史。历史书写不再是学者的专业，也不再是官方的专利，变得日益大众化。要想选择性地屏蔽和遗忘历史，今后是越来越难了。
海峡两岸历史变迁的个人拼图，龙应台推出了一块，齐邦媛推出了第二块，现在轮到马国光……后面或许还有你有我，有我们大家——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都有故事要说。
2011年5月30日北京风雨读书楼
原版自序：嗯？啊！
兴亡
我不懂
离合
我不懂
爱憎
我不懂
亲疏
我不懂
智愚
我不懂
祸福
我不懂
得失
我不懂
贵贱
我不懂
好坏
我不懂
真假
我不懂
成败
我不懂
生死
我不懂
写下来
我懂
简体版自序：大时代里小小的泡沫
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有一个想法，认为自己是百年来最幸运的中国人，这个想法，至今不变。
且看：全中国有十四亿人口，台湾有两千三百万。大约是全中国的七十分之一。在这七十分之一当中，一生都没有经过战乱的，大概地讲，就是我们的这一代跟我们的下一代。以台湾人口的一半为准吧，也许少点儿，算他们一千万人好了。这是全中国人口的一百四十分之一左右。但是这两代的人不能都一起算作一堆，因为上一代跟下一代有些不同。上一代，就是我的这一代，早年曾经历经过比较穷困的日子；从一九七○年代后期开始，台湾的经济渐渐提升，在那个时代出生的年轻一辈，不知道苦日子是怎么过的，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的生活，容易把安逸享受视为当然，但是并非幸运。他们的抱怨自然要比我们这一代多些。这是他们那五百万人口主观方面的问题。另外，我们这一代在成长的岁月中，虽然也有其艰难，然而大体上只要努力，多多少少总有收获，彼此之间也许有些差距，落空的倒少见。但是下一代的年轻人就不同了，很多人闯前程，除了必需的努力，还要靠运气，这在我们当年是不太会想到的事。我们看运气，是好跟不怎么好的差别，而非有或是没有的差别。这是客观环境的问题。
因此，想要在这个生存的世界上，有个小小的位置，大体上也不难，看来这个道理很合理，但是，在百年来的中国，却真是稀罕。在台湾的我的这一代，却遇到了。我们姑且认定这样的人有五百万。那就是全中国十四亿人口的二百八十分之一了。
跟同侪相比，还能找到一些条件，比如说，我是所谓的“外省第二代”。谁都可以对这个说法有其自己的解读，我的解读是，在我们还不懂事的时候，战乱、流离、匮乏、疫病，等等，时时就在我们身边，然而我们的上一代为我们挡住了这些严酷的试炼。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最痛苦的日子，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升平，即使在台湾风雨飘摇，面对中共大军，眼看就要失守之际，我们都还是懵懵懂懂，照吃照睡也照玩。把这类条件也算进去，我们这样的一代的这种人，应该是数百分之一的中国人吧？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时代基因，白白趟上的。对于生命，我们要是说感激，那是真话。
所以，纵使难免有些挫折，面对着百年来的大时代，就太微不足道了。但是这却是晚年的觉悟，在当时当下，也有许多的痛不欲生跟乐不可支。现在回头看看，一介微命，的确是太大惊小怪了。
要是能做到大怪大惊，小怪小惊，不怪不惊，甚而不怪却惊，有怪不惊，形形色色，各得其等次，他们也许蛮伟大的，但是太深奥，我不懂。
我们家是大时代里小小的泡沫，却也充满了悲欢离合，我静静地，在不会发言也没有发言权的岁月里，静静地看、听、想。然后，随着一年年长大，跟小孩子的玩具一样，也都一件件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到老了的时候，居然又一件件地出现眼前，原先亮丽的色彩黯淡了许多，大多斑斑驳驳的，有的残破不堪，有的只是残片，反倒更耐寻思，让人想起那些再也没机会见到的大部分。
有人说生命到了只会回忆，就没有什么展望可言，这大概指的是人已没什么用处，可是为人而无用的感觉真不错，人也只有活到相当岁数了，才享受得到这样没用的滋味儿。
文学作者以小人物小事件来写作，思想家则以想不通说不通的问题来思想，总归到了最后，用处难见，就出现了“虽然没有什么结果，但是过程就是目的”，糊里糊涂的。
我好像也只能说同样的话。
在大陆版的本书出版之前偶得上面的几句话，用来接在台版的短诗代序之后，也是序。
第一章 出生前后
引子
我的父亲马廷英博士。百余年前，从一个虎狼出没之地不告而别，到后来成为名闻国际的地质学者。
金州虎狼与小鬼
十六年前，作家故友陈恒嘉请我们夫妻俩南下，参加他们府上陈老先生八十五岁寿辰，令人难忘。就在彰化乡下老先生家的院子里，四围尽是水田，天光云影之间，摆上几张大圆桌，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坐得满满，煞是热闹。现场六七十人当中，只有长孙陈升的几位乐团成员跟我们俩不是他们的家人，不免有点感慨。
我们家是对日抗战胜利之后来台的，人丁乍薄，不必三代以上，便是父母之所经所历，知道的也十分有限。就是那么一鳞半爪，也多半是从父执长辈或是父亲学生的口中间接得知，有的却是从他人发表的文章中读到的，自两岸开放之后，又从大陆方面补充了几星几点，怎么说也谈不上完整。许多人能为他们的父母甚至祖父母、曾祖父母写上好多来历，我就难免惭愧。最近几年，还流行寻根修谱，但我们这样的人家，依然无头无绪。每个大年三十我们也会凑合着祭祖，便以红纸并排写上“辽东马氏苏州陶氏列祖列宗神主”，上供上香，简单处理。前几年曾经到父亲马廷英博士的出生地大连外围的金州，寻访他的出生地三十里堡（堡字读如“铺”）的马家屯，但早已沧海桑田不见踪影，其他种种更无从追寻。
父亲在家名雪峰，以廷英为号，以后就以号代名了。那个年代为自己另取一名，十分流行，这个后来的名号，有何来历，我不得而知，只是常常纳闷，家里给取的名字也不是阿猫阿狗，看着也还体面，干嘛要改？是否另有隐情？但答案已经在天上了。
父亲十几岁就离家出走，这样的行为可不寻常，算算应在百年以前了。今天，从金州三十里堡直放大连市区，一拐弯就能上高速公路，四十分钟到达，非常快捷便利。百年前可不一样，那是个虎狼出没的荒山野外，连到天涯海角，所谓走出去，应该说的是去大连吧？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走”的？童年的时候，姑妈跟我们讲，父亲书读得好，十几岁就考上了“满洲国”留日的官费，于是不告而别，去了日本。学成归国，从学生到学者，就是他八十年一辈子的生涯。
父亲不告而别之后，也许家里辗转知道了他在日本，真相如何我也不得而知，但过了大约一年，他从日本寄回家一张照片，年轻的父亲坐在一架英文打字机前，照片后面简单地写着：“眼前是一架只要想到了，字儿就会出来的机器。”据说照得相当神气。他刚去日本读的是东北仙台的高等师范，然后读同样位于仙台的东北帝大。他有打字机可用，应在高师阶段，时间当在十八九岁的时候。他一年之久不通音讯，还是长子，家里面也不着急，这个家，很奇怪。后来看他一生也没把家当回事，当真是承传有自。
父亲的信写得那么简短，也许是因为我们老家上二三代没几个人能认字的。爷爷让父亲上学，无非只巴望他将来能记个账就很好了，父亲总是一边在野地里放猪，一边读书，看看书，看看猪，就觉得不该老死是乡，十分合情合理。大陆的网站上说他出身于小地主，却没说是野地里放猪的小地主。
他读书用功，又聪明过人，在金州中学时代就表现优异，家里弟弟妹妹的文具都不用花钱再买，只用这位长兄的奖品就足够了，这是姑妈跟我说的，我信。
爷爷看了看他那张打字机前的照相，只说了一句：
“日本有这么样的机器，该是个好地方，就让他在那儿待着吧。”
还能怎么样？父亲就这么样地留在日本，将近二十年之久，并且永远也没有再回家乡，我没听他说过爷爷奶奶的寿数，大概什么时候辞世他也不太清楚，姑妈也没提过，这也算是家风。
对于爷爷，我知道得当然更少。从前的身份证上有祖父母栏，有马德芳这么一个名字，祖母是什么氏，我也记不清楚。后来的身份证上祖父母这一栏也没了，我的祖父母从此也没了踪影。对于过去，只有在父亲的病榻前听他说了一点儿，在我写这一段的时候，又跟姑妈通越洋电话，问了一点儿。
父亲是十四岁从金州中学毕业，相当于现在的“国中”，没有证据显示他在东北上了高中，从十四到二十七岁，中间哪些年在东北故乡？哪些年在日本？无从得知。只有二十七岁那年他高师毕业，是可以从许多文件中证实的，也可以证实他二十九岁就已经从仙台东北帝大毕业了，但得到博士学位时已经三十七岁，从研究所读到博士足足用去了八年，那么他在三十七岁前都在读书，之后都在教书、做研究到去世。
依姑妈所言，他十五岁去日本，但他不告而别去了日本，当时家中最小的女儿姑妈还未出生，容或不准。因为考取公费留学，看来不会在那么年轻的时候，除非他聪明得要命。我猜他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家里要他结婚，他就私下考上了公费溜了。依我看，父亲的中文表达应该比他的日文差一点，虽然他的中文有点古色古香。那么早就出国闯前程的人，要以什么语言为母语，是个问题，至于他自我认同是哪一国的人，依我看，他嘴上从不说，却非常爱国。
我爷爷十六岁就当家了，原先是个石匠，先是做打石粗工，姑妈跟我在越洋电话里讲，爷爷少了一只眼睛，会不会是炸石打坏的？姑妈没说。后来因为能雕石，就成了雕石师傅，姑妈说他会雕石狮子，可见有点美术的天分，但也仅止于细工石匠，不像齐白石，从粗木工而细木工而画画、写字、作诗文成了大师。百年前的东北，也没有提拔齐白石的王湘绮（王辏г耍┠茄娜宋铩�
似乎家里的人口不少，生活得很不容易。而我姑妈生下来的时候，作为长兄的父亲，已经在日本五六年了，一老大一老幺，父亲排行最长，两人相差二十岁。算来他们兄妹首次见面时，父亲已经四十上下，姑妈对父亲的了解不会多，她听到的兄长也多过她见到的兄长。
我的学长，担任过“国立艺专”校长的王铭显教授，也曾留日，他念的是筑波大学，此校的前身，便是日本高等师范。先父病重，住在台大医院，他以校友身份前来探视，还带了高师的毕业纪念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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