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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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里，他的同侪也不会少。在台湾，他的日子没有几天是好的，加上不得意，精神上受的打击让他变得古古怪怪，人越活越畏缩，又因为夫妻失和，连个说话的朋友都没有，短短的一生，就此郁郁而终。

丧事之种种当然繁琐，一边还要写信给父亲，把种种进展报告一番。但是我用的是姐姐的名义，现在想想当年真的只会办事却不懂事，我依然为失去的自尊赌气。并且，我们姐弟的笔迹不同，父亲居然看不出。父亲回信里对于姐姐处理那么多的问题之表现，赞赏备至。但我还是宁可跟爸爸绝交到底，也许，我想要让他发现，其实在家里兵荒马乱之际，我也是有些作为的，同时又想将他一军，让他为了对于我的错估懊恼惭愧。这是我几十年的事后，回想整理而出的心理状态，但我的父亲早成灰烬。

姑丈去世后的那几天，姑妈一度想要寻短见，我只得在门外守着，并且不断地跟她说话，后来到底她还是开了门，我见到她手里有一把日本短刀，就是秋瑾照片里拿着的那一种。好在到底没有发生什么事故。两家六个孩子，没有一个能够自立，父亲是不会照顾别人的，而姑妈当然有她的极限，要她怎么办？

我首度体验到生死之无可抗拒，希望姑丈能渡过难关，除了张罗许多事情，我只有每天日夜祷告，念着小学时背下来的天主教经文，一遍又一遍，早晚各百遍。然而三天以后，姑丈还是死了。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上的那一套白底蓝色条纹睡衣，是我父亲的，对他显得太宽太大。这景况，几乎总结了此人一生的荒谬与凄凉。

不久，父亲回来了，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对话，几天之后，我不告而别。我不给父亲了解事情头尾的机会，特别是在其中我的努力。这是一种苦肉计式的报复，“只是当时已惘然”，年少的我，没有去解读这么不可理喻的出走是多么的不智，多么伤害老人家的心。

然后，我就住在台北车站前的垃圾广场边了，直到吴英荃伯伯把我带走，又去考大专院校。

艺专影剧科一年级的时候，父亲结了婚，对象依然是日本人，小野千鹤子女士，我的继母。一个不怎么聪明、非常善良、没有心眼儿的人。比父亲小三十岁，一连又为父亲生了三个孩子，一男两女。

父亲与继母在青田街寓所前，摄于一九七○年代，那是他一生难得享有家庭快乐的岁月。

虽然跟父亲不来往，我会回到在同一院子边上的姑妈家盘桓，说上许多话。也见到了继母，那位总是和和气气的女人。姐姐正在准备出国留学，好像台大毕业的都要经过这个仪式不可。毕业之后，等当兵之前，我居然当上了崔小萍老师导演、陆建邺制片的《窗外》的助导，父亲很高兴地主动借出屋子作拍摄之用，于是我自自然然地回了家。从前种种，好像从没发生过。

接下来是服预官役，退役、回家、待业，一连串在台湾的男孩人生必经之路。

这时姐姐已在美国读书了。我成天找工作，报纸上看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写着个“限本省籍”。我成天为就业问题烦恼，却一点进度都没有。家里添了个混血的小弟弟东光，继母手忙脚乱地度日，但是经济情况一天比一天差。此时家用已经两家各自独立，姑妈那边，因为大表妹接续姑丈的工作，又补上了正式员工，可以自立自足了。

也是事出猝然，父亲忽然语气严厉地对我说：

“看你整天懒懒散散，一点活儿都不干，明天起给我扫院子抹地板！”

这话说得很明白，我不能在家白吃饭了，因为继母只跟父亲说：

“在日本，男孩子长大了都会自立。”

她不会知道，父子间那么难得的复合，就此断送。

岂仅日本，古今中外皆然，男儿志在四方，怎么能够尸位素餐？只是，待业才一两个月，继母也太性急了些。

我第三天就搬出了家，带走了一板车的书，顺手拿走一个姐姐出国留下的水壶，继母却要求父亲追了回去。

行到水穷处

这些事情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艺专同学张新华兄住在六张犁黎和里，是十五路公车最后的一站，当时非常偏远，承蒙张新华的父母亲张维纲伯父母帮忙，不仅为我找到山窝里的一处住所，天天还在他们府上吃饭。前后大约有半年之久。

那是我最艰困却也是最快乐的日子。张伯伯是从大陆撤到台湾来的最后一批军职，先前是一位少将师长，但此际再也没有叱咤风云的舞台，只能屈就一个公车站长。他是虔诚的基督徒，豪迈热心，旷达风趣，每次饭后，我们谈古论今，大似渔樵江渚。我成了张家的一分子，父亲家里的那些阴霾恍若前世。

从马路边的张新华家，到山窝里的居停房舍，走路也要二三十分钟，而且不可能有车代步。每天来来回回地走，身体也强壮了几分。那是前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先生的房子，以其当年的功业而论，这一所小平房确实不太相当，只是掩盖在杂草野树中的小小砖房而已，李主席难得一见，房屋是交由当时担任军职的侄子侄媳，带着三个孩子使用，前面一列有一间空房，他们听到张站长提起我的问题，只一句话：“茫茫人海，随手行个方便就是了，来住吧。”

此后我便有了着落。

李品仙主席的侄子姓苏，也任军职，然而为人儒雅，言语不多，和善而诚恳。太太也是军人，姓杜，在山下和平中学当教官，跟她先生的风格很不一样，热心豪爽，心直口快。我们不常相晤，却相处得很好。

现在台北的人，大概很难想象当年的台北市也有那么样人烟罕至之地。从公车的终点站黎和里骑了单车，一路上坡的窄路，到一个小到只有住在这里的人才见得着的路口，就得把单车靠着山壁放在一边了，自此步入杂草遮蔽的小路，曲曲折折又转上山去，穿过巨大的蕨树和一些相思、尤加利、野榕等密不见天的蜿蜒山径，再往上爬，才见得到那处两排的砖造小屋舍。门虽设而常开，那是事实，因为门已经长年未关，根本关不上了。况且不用走门，山坡上进得此屋的入口，四面八方有的是。

抬头尽是碧树、山头与青天，耳边听得到的，除了虫鸣鸟语，只余风声雨声。游目四顾，但见层层交错，深浅明晦，细看有几百种的绿。张新华常常来陪我，并不寂寞。在这个山窝里，有的是时间，而且仅仅用来读书，读世界各国的名剧，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罗素的《西洋哲学史》，点读了许多的元人散曲与杂剧。当时随身还带了几部大书，都是二次大战之前日本平凡社等发行的艺术类著述，虽然不通日文，却把整部五十余册的日本画大成，其中包括中国绘画，还有书道全集，当然有更多的中国书法，还有一部专论陶瓷器的《名陶我观》，全都翻个透透，内文也常常趁便根据汉字摸索。此后数十年至今，钟情艺术几至不可自拔，那一段的山居岁月，影响至大。

当时生活所需，几无来处，好在吃住基本没问题，另外则不免花到了一位女友的钱，但是她后来嫁给了别人。

她常常到路程这么不方便的地方来看我，我送她回去的时候，也是天都黑了，山路难行，路又湿滑，她回到家，应在一两个小时以后。

仅有的收入是一点点影评稿费。出门看场电影，要省车钱，就从山上骑车到西门町，买票看了电影，在冰果店写好了影评，直接交给正在峨眉街民族晚报印报机旁上班的黄仁先生，然后再骑车回到山窝，路上要耗去两三个小时。每星期一两次，在完全不同的冷热两个世界间穿梭。稿费少得可怜，然而精打细算还是可以应付若干必需的问题，并没有觉得日子过不了。当时最大的梦想，便是有一间，只是一间自己的屋子，放得下一张床、一副桌椅、床下有一口箱子，有书读，一辈子也就够了。我还画下了这间屋子的想象图。

对于世俗人生，我已觉得疲惫不堪，那时刚满二十四岁。

坐看云起时

与父亲重新对话，已在离家的两年之后。

形势比人强，我并非走投无路，却只得硬着头皮回去找父亲，希望他能答应一件事，就是在我的婚礼上当主婚人。

山窝里的岁月中，也常常在中广打零工，录点广告、广播剧、政令宣导短剧，有的时候也帮主持人写或是译点稿件，赚点他人眼中的零钱，于我却是必需的收入。另外则在台大的史丹福中心教华语，经济终于稍微稳定，不再惶恐度日。

后来搬离了山窝，在泰顺街租了间小日本房，屋主姓龚，福州人，有了些年纪，一子一女，还没上大学，也都十分安静和气。我时不时地拖欠房租，他们却从不催讨。他们一家四口吃什么点心，便送来一碗，放在拉门外，从不进屋打搅。房客有自己的洗手间跟淋浴间，好在我也没有什么交往的朋友，安安静静地相处，承受他们不着痕迹的照应，至今掐指算算，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离去前我忙于结婚，连一声谢谢都没有来得及说。打零工的人也有恋爱的权利，特别是刚刚失恋之后。一追上了公认的美女，立刻就要筹备婚礼。准岳父对我爱护备至，我想到在婚礼上假如只有他一人，实在让他们府上难堪，我决定硬着头皮去找父亲求和。其实，连结婚典礼的日子场地都定了，新娘子虽然年纪轻，才二十二岁，已经是有名的西洋音乐节目主持人，而我竟依然无业，消息只得极端保密。

我回到青田街去拜访父亲，试着邀请他作为我的证婚人，想着成也结婚不成也结婚，心中也就十分坦然。

父亲竟把我当做客人一般地接待，很客气，一听说我不久就要成婚，马上笑逐颜开，原先我担心的问题就此化为乌有。我虽然仍是个穷光棍，还是开心地等着婚礼。反正礼堂上要穿的用的衣服鞋袜等，全由准岳父帮我打点了。

史丹福中心就在台大靠舟山路的边缘，出了侧门就是地质系，当时父亲还未退休，我常常在上课的时候见到父亲从窗外的几棵巨松下走过，就会马上讲不出课来，只顾怔怔发呆。

那天我在走廊上遇到了父亲，他依旧是一袭长衫，他好像刚从行政大楼出来，我问道爸你今天有课吗？没有，父亲笑眯眯地说，我来借几个钱，好给你媳妇买个什么。

我一时噎住，半个字也吐不出，恍过神来，父亲却已经走开了。

我带着准新娘去见他，父亲穿上刚刚洗烫笔挺的长衫接待她，这让我想起在若干年前，还在上中学的时候，要是带着同学回家，向他介绍，他必定起身立正，规规矩矩地一鞠躬，又报上自己的全名。我从父亲那儿学到的，一生也只有这么一点儿。

结婚典礼酒席上，新人互相敬酒。两旁的傧相分别是新郎与新娘的表弟表妹。

婚礼当天，是我见到父亲最开心的一天，如今想来，也许是他一生里最开心的一天，包括他自己的婚礼在内。中山堂光复厅，是当年非常体面的地方。

这一天莅临的大部分都是女方的宾客，席开六十余桌。我所有的长辈也都莅临致贺，父亲间或用他那流畅的日语，跟许多好久不见的本地老士绅交谈。其中也有不少的老友，为我们的父子关系终于解除了紧张，松了一口大气。全场宾客穿梭不绝，在礼堂的任何角落，也都听得见父亲那很经典、很洪亮的笑声。

繁华落尽

地质学，我知道的等于零，多年以后，方知这门学科研究的并不仅是地上地下的什么质而已，而是天文、水文、气候、生态自古至今无所不容的一种科学，动辄以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为单位，能从一块打开的鹅卵石读出许多复杂的自然历史。过去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以亿万年为单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地质学是这样的，就像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数学是唯一可以科学证实的真理，可以适用于无限的时空一样。要是在当初有人告诉我这几句话，我相信我可能早就放弃了文学艺术。

父亲以地质学大结构研究为一生志业，我亲眼看到他那么仔细地，在一张油纸上，用毛笔描摹显微镜下岩石的切片组织。他戴着厚厚的眼镜，咬着下唇，对照着摄影片，画下岩石或是珊瑚的微琐细节，线条丝毫不差。

他用一个定做好的透明半圆，上面有已画好了的经纬度，在一个好大的地球仪上，套来套去，他在查对几亿年前气候之下的海洋温度、地表状况、天文水文，找出数据，然后对照细微的化石切片，试着证实出什么。我想父亲拥有着金钱怎么样也买不到的财富，名位怎么样也换不到的满足。

但是，这样一个可以把全宇宙投影在自己脑壳上的科学家，在生活上的笨拙，连小学生都不如。

书房中与父亲的大照片合影，这张照片是父亲得到第一届“国家科学奖”时，由摄影人员搬了器材去研究室摄影。

有一天，继母不在家，带着三个孩子到哪儿去了也不知道，就是跟他讲他也记不得。但是他忽然之间饿了，很饿很饿，一定是饿到不行了，他只好自己到厨房来看看有什么可吃的，只一个馒头也好，却一无所获。他找到了米，就把米放在锅子里，把锅子放在炉子上，试着打打火，居然点着了，他就等着吃饭，一两碗饭也好。

继母没有多久回家了，发现电锅在火炉上已经烧得变了形，里面的米也成了焦炭，父亲就是这样地煮饭。

我听到妹妹跟我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二十多年。那天晚上，我没睡好。

其实他会不会烧开水，到今天我还怀疑。那一代的人，像这样的还有，只是多半会有一个无微不至照顾他的女人，父亲却没有。只好靠女佣，然后靠姑妈，还有就是去几位老友的家，老光棍，没有人会拒绝他，他什么饭菜也不会做，也没饿过啊。

父亲要是想换衣服，就自己闻一闻领口，有汗味，就换，否则就不换，他不记得穿了几天。我也常常应命代他闻。他记不得吃了几碗，我要注意，他随时问起都要能答得出，这样才能决定是否要为他添饭。他记不得路，不仅马路他记不得，连大一点的建筑，在里面多转了两圈，他就找不到来时路了。

有一次在台大医院里面走失，继母惦记着家里的孩子，没等他出现就回家了，可以想见我父亲的凄惶，后来有人认出他来，雇车把他送回了家。

继母不是个聪明的女人，够聪明怎么会嫁给他？还老远地从日本嫁过来？她有了自己生的三个孩子之后，父亲在家里就边缘化了，继母哪里再挪得出工夫来侍候他？

有一次我们为他过生日，也是我唯一一次为父亲过生日，因为我们只有短短的几年相处无间。我请全家到外面吃了一顿，他吃得好高兴，连连说了好几次：

“好久没有吃到有味道的东西了！”

简直就是重新发现了味觉也似。

我们婚后每个周末都回父亲那儿吃一餐，我内人也帮着做饭做菜。那一阵子父亲好开心，日子一到，一早就盼着我们。他的朋友少到快没有了，死去的不少，老去的更多，我就成了他勉强可以对话的对象，仅有的。我们有的时候到得迟些，会发现他已经站在大门口等着哪，他甚至会走到巷口张望。我们带着刚生下没多久的老大，他看来看去，只说好可爱，却无法跟娃娃沟通，我想，要他去爱他新得到的孩子，也不一定表达得清楚吧？中年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渐渐地周末聚首常常取消，父亲直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们该去忙你们的。他一辈子都是这样，不想麻烦别人。自然也有许多事由不得他，非得让别人出面解决不可，如他第一次的婚姻，还有如我在少年反抗的时代中之种种问题。

忽然之间，政府宣布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退休政策，公教人员年满七十岁，都要强迫退休。

那是台湾首度有了所谓退休制度。父亲的经济状况，顿时陷入绝境，那时根本还没有八成薪，一笔几十万的钱把许多老教授打发走，一刀两断，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无牵无挂、清洁溜溜。

那一代的大学教授不会像今天的教授一样，能为自己的人权利益奋力争取又呐喊呼叫。要老一辈的教授为别人说话，大概都要比一般人勇敢得多，为自己，就开不出口了。比如优良教师还要自己填表申请，他们就死也做不出来。大部分的教授咬紧牙关过日子，尽管还是气愤不平。然而父亲的问题比大多数退休的教授要吃紧得更多，他还有一家好几口要养，他一下子就失去了生产力。那些经天纬地的大知识，一个钱也换不到。他是一个一生赚不到一文外快的人，他连一毛钱的收入都没有了。

不知道他是否真地感受到贫困的难堪，在他的那一代，特别是在兵荒马乱的战争中，许多学者也就如他一样，不事生产，只拿几个死钱，但太太却从不让孩子少吃一餐，又从不强要男人想法子，多拿些钱来。父亲还是没有这样的太太，何况一个外籍女子，她在社会中总是有更多的不便。半路出现的继母，怎么会了解父亲跟他们经验的时代？怎么可能像许多老教授的夫人一样，把身边的老家伙看得非常宝贵？她在无奈之际，只有跟父亲要钱，几乎是她在这个天地里唯一可以要求的对象。一生只跟化石打交道的父亲，又如何变得出钱来？他再也不能像从前单身的时候，到任何一家老友府上一坐，都是最受欢迎的客人，吃饱了说不定还可以在人家那儿睡上一小觉。现在，他哪儿也不能去，家里还有大小四口人哪！

我想父亲是百般地忍耐着，硬挺着不向我要钱，他很难说出口。然而终于还是在继母要求之下，要我们帮他付小孩子的学费，还是私立的。以前我们的学费，他可以不闻不问，现在行不通了。我送钱过去的时候，他把弟弟叫到我跟前，要他鞠躬道谢，小孩子懂什么？某些地方，他还是跟从前一样，不会从孩子的立场看问题。而我们的人生刚刚起步，房贷压得也快透不过气来，但父亲又能向谁开口呢？我们能做的也非常有限，要是他多挺三四年，老境必然会好些，我总是这样想。

那天清早，大概才六点刚过，门铃就响了，居然是父亲。他怕晚了找不到我们，事实上我们也不常在家。父亲开门见山就说起他有个可以去欧洲开的学术会议，机票跟一点零花钱那边会给，但是“腰里还是空的”。我马上依他说出的数目给了他，看得出他非常体谅，能少要就少要。

那一次回来他还给我买了瓶白兰地，这是我一生接受他给我唯一的一个有形礼物。然而让我更伤心的是，他说他遭了扒手，我孝敬的那一份儿全没了，他还是给我买了瓶酒。那个偷了父亲钱的人，无论是谁，我要咒他一世！

我算了算，扣除这一瓶酒，这一趟，他几乎没花半文钱。我想跟他说，爸，酒，我家里有。但心里难受，一个字也说不出。

走投无路

父亲是个很不会打算的人，从来没有忧患意识。也许当年反对他结婚的人当中，也有想到万一有什么经济上的变化，他的家庭生活就会成为问题。后来就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中研院”长科会的补助一下子就没了，那是比台大的薪资还要高的一笔收入，然后就是无预警的忽然强迫退休，加上继母一文钱都不给他，父亲一辈子也没有遇到过、想到过会有这一天。

我们家难得的家族树

三十多年前的全家福

孩子小时候，跟他们一起翻阅世界名人摄影画册

家里又接二连三地生了三个孩子，看来继母也是个没打算的人。她居然不知道这样的问题，是绝不能靠她的老公为她设想的。要不是杨家骆先生的夫人一再地劝她结扎，恐怕孩子会更多。

很快，父亲变成了生活在妻子儿女当中的单身汉，一个人睡在书房里，生活也没有什么人照料。父亲慢慢地消瘦下去。难得我回家看看他，天南地北地谈几句话，他的心情就舒展些。

那天回去看他，只见他的左手腕淤青发黑了好大一片，方知他在街上摔了一跤。我看着父亲瘦成一根细棍也似的手腕，还有鸡爪也似的手掌，心口像是让人打了一记闷拳。

那一天是我去请父亲到我们的新居吃顿饭的，我们刚刚买了房子，二手的，虽然还有很多钱要陆续地付，有了房子也很好，总该请父亲来看看吧？

父亲招呼我坐下，拿出一份稿子，英文打字的，地质学方面的研究，说是他最近的研究，他明早要去找台大校长阎振兴，看看能不能要到一点钱出版。我问要多少钱，一听勉强还可以，我就说爸我给你出吧。就把论文带回了家，准备找人印出几百份来。其实，我推测，台大校长根本也帮不上这个忙。

没几天把父亲接到家里来吃晚餐，特别准备了火锅，又有许多肉片，他一向爱吃肉，就好好地吃一顿吧，爱吃多少都行，走顺了可以常来啊我想。就像从前您常常睡在老友家一样，也在儿子家睡睡吧，明天再把您给送回去就是了。

遗憾的是，父亲从头到尾，只喝了半碗汤，那也是他到我们家做客唯一的一次。

“您怎么就吃那么一点儿呢，爸？”

“没事儿，年纪大了，吃得少，养分够了就行了。”父亲总是说养分而非营养，他说话的气力都细弱了许多。

我第二天就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