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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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医院，他以校友身份前来探视，还带了高师的毕业纪念册，里头就有父亲的名字。这就证实了父亲最早的时候是读高等师范的，这么算算，父亲读高等师范时，应该就在二十岁左右。

这位年轻的东北青年，在去日本之前，交了个好朋友，年纪比他大上许多，有三十多岁，姓甚名谁？有什么背景？后来也没听父亲说起，只是邀他同去了日本。年轻的父亲专心读书，他就给父亲做饭吃，也许还帮忙干点别的事。其实父亲在吃的方面相当马虎，这位“厨师”的手艺纵使真有，大概也无从施展。后来他这位年长的老友在日本去世，也是父亲为他办完了丧事，老人家对我的说法是：“你爸爸就把他给埋了！”小时候我还以为是父亲亲手挖的坟呢。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可以推测的是，当年日本政府给的官费一定不少，还能养一个厨子。另外，我想父亲应当再也没有余钱汇给老家吧？由此也看得出父亲年少时就不平常，也不顾家。

不仅父亲年少就有单身远渡重洋的气魄，年幼的父亲也不同凡响。

这个故事倒是父亲亲自跟我说的。

在父亲大约只有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失踪了。

在那样的乡下，小孩子不见了，大家不会马上知道，因为随处都可以乱跑，到了天黑不见人，大人才开始慢慢儿着急，到处叫唤也没回应，那个时候没有电灯手电筒，大家打着火把找这个孩子，却一点影子都没发现。

老人家就一直操心到了天亮。

百年前的辽宁金州，有虎有狼，牲口让野兽吃了，也很常见。小孩子要是不见了，大家推测，就是让虎狼给叼走了，从此也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找不到父亲，大家就判断这个孩子凶多吉少。

不料最后却传来了好消息，这个孩子让人从乱葬岗的坟堆里给找着了。

也不是谁把他扔到坟堆里，是他自己上去的。几个人找回这个孩子的时候，发现他还随身带着一捆绳子、一把斧头。

原来他是想要抓回一只鬼怪回家。

小孩子常常在大人身边听他们聊天，有一回大人跟他说在乱葬岗里有鬼，绿毛红眼，个子不怎么大，就像个小孩。他私下就想，要是能抓这么一个绿毛红眼的小鬼养着玩玩该多有趣，比养只小狗小猫可强多了。他还在后院里先做好了一个树枝绑成的笼子，打算抓回来就先关在笼子里，喂喂看。特别挑了黄昏的时候爬上乱葬岗，为的是听说鬼怪晚上才出来活动，先潜伏着，等天黑了方便抓。

后来父亲成为科学家，当非偶然。

在仙台的满洲青年

高等师范毕了业，父亲考上了东北帝大，该校离他原先读的高师应该不远，他读的是地质系，时间比校友鲁迅晚一些，也从没有听他说过他们彼此认识。以他们那一代的习惯看来，便是认得，也不一定愿意提起，他们对这些闲口舌最没兴趣，更何况是鲁迅。现在许多人动辄爱说认得这个认得那个的，他们可不。

地质学在当年属于显学，因为清廷积弱，知识分子无不图谋报国，地质学可以为国家发掘矿藏，乃为强国之根本。父亲跟从恩师矢部长克教授做研究，以珊瑚成因与大陆板块等学说名闻国际。他得到帝大的博士学位的时候，已是快四十岁的中年了。当时他是日本第四位得到理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地质学方面的第一人，属于留日的老前辈了。

取得博士学位，有点波折。

日本军政府看他是满洲人，在日本那么多年，眼看就要得到理学博士学位，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便千方百计地要他归化，但他却坚持不肯，可见国家意识很强，有仇日嫌疑，便横加干预，设法阻止让他拿到应得的学位。他的老师，也是当年望重一方的学者矢部长克教授很生气，非常不苟同军政府的做法，就把他的论文寄到了德国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审阅了论文之后，二话不说，马上就把博士学位颁给了父亲。

日本军政府在当时是处处以德国为典范，一看连德国都颁给了他学位，抢了先机，很没面子，马上就准了帝国大学的学位颁发。于是乎，父亲一下子就成了德日的双料博士。

父亲一生都没有在我面前提过这一件事，我是从其他人发表的文章里读到的。至今我还在学习父亲的从不大惊小怪自我膨风，并一心期望成为累世家风。教书期间，一见到学生有点小小获得，便彼此贴布告“狂贺”不已，字还写得好大，便觉得这一款年轻人出息不大，严禁我的导师班学生搞这样的名堂。

我还听父亲的学生说过，有关父亲在东北帝大读书的另一个故事。

学校里每年照例都要举行运动会，各学院竞争得相当激烈。最后有一项总锦标，是个大银杯，颁给了运动场上得分最多的理学院。理学院代表当然高高兴兴上台领奖。在台下的文法学院的学生不免吃味儿，便风言风语地说，你们理学院有什么了不起，只会跑跑跳跳，哪能像我们，个个都能喝酒。

理学院的选手一听，这有什么困难！喝酒？我们也有你们比不上的海量！这个时候就把父亲给推了出来，不由分说，马上就有人把超大瓶日本清酒倒在大银杯里，父亲二话不说，当着众人灌了下去，不知道那个银杯有多大，但是人家一连倒了三杯，他照灌不误，好在他的块头大，否则肚子装都装不下。

那么后来怎么样了？父亲的学生说，后来他什么也没提。喝了那么多，不会还有什么可说的后来，我想。

逃婚邂逅与复活

父亲离家出走的原因，我们晚辈原来没有怀疑过是为了读书，可是直到几年前我亲赴大连，联络了国台办，几小时之内，就找到了两位在大连的侄女，方才有了另一种版本的说法。

两位侄女的年纪，一位小我十几岁，一位只小我四五岁。父亲四十几岁才成婚，自然使得我年纪小却辈分高。

据她们说，人民政府曾经到家乡寻找父亲的家眷，父亲离家那么早，当然没有什么家眷。奇怪的是，家乡还是有一位马廷英夫人，活到了八十多岁才去世。一生就以马太太的身份在家乡过完了一辈子，年纪比父亲还大。这么讲来，也许就是我们所谓的童养媳了，是不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带到家里来养，不得而知，但是，爷爷要父亲早早完婚应无疑问。那么，父亲就不一定只是为了好学方才离开家乡，很可能是逃婚。

从二○○六年之后，我再也没有回到东北，也无从知道这一位名义上我的大妈在世时的情况。我以此事请教在北京高龄百岁的母亲，母亲听了哈哈大笑，说她居然被父亲骗了六十多年。可见父亲跟母亲婚前婚后，也都没有提过此事。他们那一代的人，真的是非常沉得住气。

父亲跟母亲的婚姻只维持了一两年，他们怎么认识又怎么结婚的，父亲一生都没有提过母亲的名字，晚辈又哪里敢问？直到父亲去世多年，两岸开放来往，我在非常戏剧性的情况之下与母亲相会，方才问出了一点端倪。

母亲，连名字搞清楚，也要费一点周折。记得最早的身份证上是“孫彩蘋”，但是在与母亲离别之后五十年，又得重逢，方知她已经是“孙采苹”，这跟大陆用简体字有关。政权更替，连人民的姓名也跟着变，母亲的孙姓还好，要是姓萧，就成了姓“肖”，那是不同的字，岂不把姓都改了？

母亲当年也是留日的学生，读的是早稻田大学，她是上海附近的南汇人，算是少数地道的老上海了。在留日之前，她读的就是胡适先生当校长的中国公学，那应当相当于高中。她有位年少时的好朋友杨惠敏女士，就是当年抗日时为上海四行仓库守军送国旗的女童军。杨惠敏女士后来到了台湾，她的先生是台大教授朱重明先生，住在台北温州街，我们家在青田街，所以常常遇到。她一见到什么人，而我或是姐姐在场，不论是小面馆还是菜摊子边，总是会提一提她跟母亲的交情。母亲带我们来过台湾却没有留在台湾，也曾经透过什么管道，拜托杨女士带我跟姐姐去照相馆照一张相，再转寄给她，但是这一件事好像最后也没有做。在那个时代，就是这么一点来往，也可能被加上通匪的罪名吧？何况又是介入了人家的家务事。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孙彩蘋

早先我的身份证上，母亲名字的下面，附加了一个“殁”字。也就是说，在当年报户口的时候，造谣说我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事实上，父亲辞世已经三十年，我姑丈辞世更过了五十年，在纽约的姑妈如今也是九十几岁的老太太，在北京的母亲，已届百岁高龄。当年为我们报户口的是姑妈姑丈，不知道实际原因何在，只记得报户口之际我跟姐姐是住在姑丈姑妈家受他们照应的。

有一天，姑丈跟我说，你的生日在哪一天没人记得，你爸爸只记得是在“国庆”前后，那个时候，重庆到处都挂着国旗，那么，就拿双十节作你的生日吧。这就是我有个光彩生日的来由。至于母亲明明活着，至少无法确定她的生死，何以会搞出个“殁”字？我哪儿知道！至今也不好跟依然健在的母亲提起。依我看我父亲，他不是那种会故意颠倒生死来表示什么心情的人，这事大概就是姑丈姑妈的主张，想来他们也没有什么恶意，身份证上要注明“离婚”，也许为父亲觉得为难，就径自替他把他的前妻“赐死”算了。我们的家风都有些不拘小节。

母亲跟我说，好久之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人介绍她跟父亲认识，那时她早稻田大学刚毕业，当时住在东京的池袋，应该是单身一个人，父亲跟她先通信约好了时间，就去池袋看她，门铃一响，年轻时的母亲把门打开。

“好漂亮的一位先生！”

这是母亲对于父亲的第一印象。

母亲年过九十的时候，尚有两位也住在北京的同学，也都九十好几了，据她同学的女儿跟我讲：

“我妈说，当年追你母亲的人有一条街那么长！我妈她们都没人理会。”

也许是夸张的言语，然而当年母亲应当也是位美女吧？那么，父亲站在门口，门开处，他的第一印象也许就是：

“好漂亮的一位小姐！”

他们彼此的第一印象应该非常好，但假如只是以貌取人，自然失之偏颇，母亲却对于有学问的男子格外中意，她一生前后两位先生都很有学问，但也没有因此得到幸福。

他们怎么谈恋爱的，我无从得知。据父亲的好友史学家杨家骆教授跟我讲，当时抗日战争爆发，许多留日学生都要回国，船票一票难求，于是就有了些限制，以男性为优先。然而有家眷的就可以连家眷一起买到票。云英未嫁的母亲孙小姐，为了要赶快回到上海，就跟父亲商量，能否以家眷的名义让她也可以买到一张票？父亲的性格一向豪迈爽快，立即答应没有问题，于是马先生孙小姐就一起上了船。

一念之间牵动了许多人的一生，就是这么开始的。

轮船原定在上海进港，那么那个姻缘应该也就没有了，母亲要回家乡，父亲要继续北上。想不到日军炮火连连，根本无法靠岸，只得转向天津。

当时姑丈姑妈正好定居在天津，得知哥哥要在天津上岸，就忙着准备接待。后来一查旅客名单，吓了一跳，大哥在日本早有了嫂子了！他们居然毫不知情，于是马上安排并且布置新房。

我的父母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亲密关系，我也是不得而知。不过，他们在天津，的确没有完婚。

我听过一位父执辈的梁先生说，父亲当年在日本期间已经是个有名的学者，他之回国事先没有张扬，到日本政府发现他不见了，就急着找他，这样子一来，就让父亲无法在国内日本人占领区自由行动，原先想回家乡看一看的想法也无从实现了。又传说，国民党政府因为他是留日多年的学者，怀疑他是汉奸，也在找他。风风雨雨的，让父亲很不安宁，家乡最后得到关于父亲的消息是：“已经让蒋委员长亲手枪毙了！”这位梁先生离开家乡比较晚，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在场，当时我还在上初中。由此事可知，在早年，我父亲的家乡，是多么闭塞的地方。

丁文江先生与东沙群岛

父亲倒是亲口跟我说过一段与丁文江先生的往事。

此事关联到何事，我也不清楚，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也无从查考，推测是在民国二十五到二十六年，父亲刚刚回国之际。姑且记录在此，也许可以作为近代史的一个小小附注。

丁文江先生也是地质学家，想邀父亲到地质调查所工作，父亲好像兴趣不大，没答应。丁文江很有耐性，一说再说，磨咕了整整一个晚上。但是父亲的脾气也很倔强，不答应就是不答应。父亲只想做个纯粹的学者。丁先生只得黯然告辞。

半夜里居然有人敲门，打开一看，又是丁文江。他傻傻地立在门口，欲言又止，后来结结巴巴地，只说肚子饿了，你这里有没有东西可以果腹？父亲请他进到屋里，把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方方的铁盒，是上海的名牌“金鸡饼干”，整盒地递给他。

丁文江先生打开饼干盒子，一片一片，慢慢地吃。两个人，四只眼睛相对，该说的，都已说尽。可想而知的是，在那个寂静的半夜里，昏黄的灯下，只有丁先生咕咕嘎嘎吃饼干的声音。→文¤人··书·¤·屋←父亲看着这个可怜的说客，只因为国举才，都快要把整盒饼干吃光了，万一胀坏了肚子怎么是好？

人命关天，把心一横，就跟他说：

“你快别再吃了，回去睡吧，我答应你就是了。”

丁文江闻言大喜，鼓腹而归，开开心心地睡了个好觉。

后来丁文江先生做地质调查时，死于矿坑中的煤气中毒，得年只有四十九岁。

现在台北“中研院”应该还有一幅丁文江先生的油彩画像，那是徐悲鸿先生的作品。前两年在大陆有规模空前的徐悲鸿回顾展，收集了他生前所有的作品，但是独缺这一幅非常精彩的人像。这一幅作品，是丁文江先生的胞弟丁文渊先生托父亲带到台湾的，后来父亲把画像交给了“中研院”，也不知道这件作品目前情况如何。

丁文江先生画像，画家徐悲鸿的力作

父亲有一篇重要的论文，就是为了纪念丁先生而写，那一册大大的论文一翻开，封里就是那幅彩色的徐悲鸿画的丁文江先生像。在五六十年前，印那么一幅四开彩色铜版纸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这一笔印刷费，穷了一辈子的父亲，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筹到的？

二○○六年，我初履四川，又终于到了重庆的沙坪坝，找到当年从南京迁来的中央大学，现在已名为重庆大学了。我悄悄地参观了艺术学院，就在父亲当年上课的理工学院旁边。同在该校教书的画家徐悲鸿、傅抱石，虽非同科，却让我觉得分外亲切。

丁先生去找父亲，后来就有了父亲在东沙群岛的故事。这要从父亲善泳开始讲。

父亲在台大任教的几十年，到了夏天，除了教书跟做研究，其余的时间都泡在水源地的河里，风雨无阻。台风天刚过，河水高涨湍急，他照样来来回回地从此岸游到彼岸，偶尔岸边还停放着一具草席掩盖着的、溺水而死的尸首。好天气的话，他可以顺流而下，从水源地游到当年名为川端桥、后来唤作中正桥的对岸，他走入竹林，去同乡“立委”王洽民王叔家吃晚饭。他们情同手足，我也常去玩，甚至住上几天，兄弟姐妹个个都彼此相熟，但我是搭三号转五号公车去的，父亲却省去两张公车票。有意思的是，他出现的时候身上穿得很整齐，因为他能够两只手轮流擎着他的衣服鞋袜泅水，多半是除了内衣裤，还有一袭长袍一双皮鞋，不沾水干干净净的。到竹林里换好了再串门子去。

父亲去世多年之后，我到他的母校，仙台的东北帝大，自己进去参观了一番。只要再搭一两站的小火车，就是有名的日本三大名景之一的松岛。

在松岛海边一看，对于为何父亲善泳，立刻恍然大悟。

原来松岛海面有好几十个小小的岛，个个上面都是千百年的老松，从岸上望去，就是一个个修饰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盆景。岛与岛之间，相距不远。想当然耳，年轻的父亲在日本的夏天，就是从这一个岛游到下一个岛，从从容容、不慌不忙。据他说，游泳就该像走路，人能走多远，就该游多远。事隔六十年，我还没有听到别人说过同样的道理。

这个游泳的本领牵连到东沙群岛的某些发现。

小时候，曾经见过一幅父亲在水底的黑白照片，身边海带、珊瑚围绕，他戴着潜水镜，半立在海床上，手里抓着什么也不记得了，当时觉得他真了不起，能潜到海底，还能摆出这么样的架势！

后来方知，他亲自在东沙群岛做了许多研究工作，而且得到许多学术性的发现。他潜入海底做探勘时，也发现了海床上若干珊瑚长在一些海底的瓷器上，对于珊瑚他很内行，计算出这些珊瑚在什么深度、什么温度等等条件下的成长时间，推断出应属五百多年前的明代，由此进一步证实了那一片海域在明代就是中国的领土。

父亲去世后，“总统府”的褒扬状上也记上了这一笔。我曾经以此事请教父亲，他的回答很简单：

“在学术上没有多大价值。”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流亡校长

看来父亲一生只会做研究，却也有过一点行政经验。

他当过东北中学的校长，应当是抗战时流亡的东北中学校长。从北平到大后方的四川，一路流亡了一两年，随处驻校，随处迁校，中间也换了好几位校长，父亲应该是把学生带到大后方的最后一位。

这个校长当得如何，不得而知，许多事据说主要都是由教务长处理的。学生当中，国共双方的都有，有冲突的时候会找校长处理，他是怎么处理的，我也不得而知。

但是有一件小事，提起来，许多当年的学生依旧回味不已。

流亡学生当中，都是年轻人，还有女生，而一路翻山越岭，有时要在野地里扎营造饭，辛苦不在话下，安全更是问题。那个时候的中国，盗匪横行，城市都不保，遑论乡野山林！

这位校长在出发之前，吩咐学生买了一大捆铁丝，另外再要他们买些大红纸。

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总之，扎营造饭。但是校长却要学生先找一些树枝，在营地四周插好，然后围上两圈铁丝。学生依命完成，校长就让人把红纸取出裁好，以毛笔写上“小心电网”四个大字。大家就只准在这两圈“电网”里活动，谁也不得迈出一步。

果不其然，山匪发现了这么些位老师带领的年轻学生，当然有意打劫，却又见到了几张大红纸写了几个大字，山匪大多是文盲，不敢造次，立刻上山把师爷给请了出来。师爷是认得几个字的，不仅如此，还对于“电网”很有一点儿见识，师爷看了又看，想了又想，便跟山匪头目说，对这个玩意可不要掉以轻心，电是见不着却很有威力的东西，到你知道有电没有电，就太晚了，早让电给电死了。何况，电还有吸力，老远就能把人给吸了去，一吸上就再也拉不开，谁去拉谁跟着一块儿给吸住电死！

头目一听，这还了得！赶忙下令撤退。

我看这是继诸葛亮的空城计之后，唯一而且地道的空城计了，何况并非小说杜撰，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这一群年轻的学生，虽然沿途吃了许多苦，终于抵达了大后方的重庆，继续读书。

听父亲的学生说，跟父亲出去做地质调查，睡在野外是很平常的事，有时严寒有时酷热，还要躲避各种毒虫野兽的骚扰。但是最可怕的还是人。他在中国西南做调查的时候，就曾经死里逃生。

那一次有几个人一起作伴。因为地质学家常常要打标本，都是石块，就得随身带着许多沉重的工具，人力当然背不动，得雇几匹骡马才行。

走着走着，忽然间耳边闻得枪声大作，山腰里出现了十几个骑着马的土匪，飞驰而下，几位学者哪见过这种阵仗？纷纷四散逃命，土匪便一路追赶，鸣枪示警，就在这样的追与逃之间，一位同伴居然中弹身亡！

只有父亲，听到枪声，便站立在原地不动声色，土匪喝令把骡马背上沉重的行囊打开一看，不过是些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锤头，很是诧异，为首的禁不住问道：

“就只带着这些玩意儿，还跑什么跑？”

言下之意，也觉得那位当场让他们给打死的学者死得冤枉。他们问父亲，你们是干什么的？父亲跟他们说了来历，他们一听说是做研究的教授，马上态度转为恭谨。又听说他姓马，这下子更加的热情了，因为这一帮土匪里还有当年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的部众。忙不迭地请父亲等人上山，当了几天他们山寨里的贵宾，以老虎肉相待。

父亲的学生说，从此以后，马先生出外做调查，一定要求学生，只要一扎好营帐，就得马上摊开所有的工具，晾在帐外，让任何路过的人都看得清楚。防偷防抢，莫过于此。

常常要做田野调查的父亲，上山下海是家常便饭。父亲能够受穷受苦，依然体魄强健心胸豁达，此中必有关联。他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