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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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英语同中国的科技人员人交谈是很正常的情况，但能用英语同中国的一位并非主管外交的副总理交谈则今这位厂长吃惊不小。因为该厂正在与上海方面，合建金山石油化工厂进行可行性研究，而朱熔基的这番表现，为这项合作的最後成功踢进关键的一分。

其实，中共现任国家领导人中，能够掌握一至两门外语的不止朱熔基一人。但是，江泽民在同外国人讲英语时，往往是对方根本没有听懂，他还在旁若无人地滔滔不绝。

李鹏则是俄语虽好却很少有机会表演，而在外国人讲英语的场合则表现得过於谦虚好学，比如他在西方国家参观一座电站时，对方技术人员无论讲个什麽他都要问随同翻译这个单词怎麽写，然後不著急不著慌，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记在他的小笔记本上。殊不知如此过分的表演，会让对方觉得太耽误时间而不耐烦的。
　
在巴黎，朱熔基听说那里已经有上千名旅法上海侨胞，而且专门组织了上海旅法侨胞联谊会，他们选出了七十多位代表，在著名的香榭丽舍田园大街安排了酒会，希望朱市长能够接见他们，同他们介绍一下家乡的情况。

朱熔基听说後，立刻同意出席他们的欢迎酒会。在酒会上，朱熔基特别强调了中共绝不会因为有了一个「六四」就把对待侨胞的政策向左转。而且非常机智地把话题，由追问北京的「六四」实情转到上海。

在场有人问中共政权为什麽要开枪杀自己的同胞，他立刻回答：「我可以保证上海没有开过」枪。甚至对真正的坏人，我们也是先将其抓获再交给司法机关审判的。」

当侨胞们表示他们身在巴黎，心在上海，一定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同为上海浦东建设出力时，朱熔基非常感动。他说：虽然我是湖南人，但我是上海市市长。然後他改用上海话说：「阿拉也是上海人」，逗得侨胞们个个开怀大笑。

当时已经八十三岁高龄的老雕塑家张充仁老先生高兴地说：「久仰朱市长大名。今天见面，果然是个实干家。上海大有希望。」当地侨胞说，共产党对海外侨胞的关怀，从来没有像国民党做得那样周全，但朱熔基是个例外。

政治造势具现代感

政治是一种实力的较量，但成功的、恰到好比的造势，往往使实力扩大若干倍，从而达到光凭实力难以首现的目标。真正了解中共高层情势的人都知道，朱熔基并不是一位有足够个人班底的人，在经济理论上、政治体制改革上也末见有真正具突破性的言论。但短短几年时间，即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基层干部，成为当今中共在经济政策上最具权威的发言人，最开明的领导者，其中的密码当然是擅长造势。

在中共历史上，造势工夫达到顶峰的当然是毛泽东，但他还是采取传统的宫廷权术。而作为毛的老乡，朱的政治功夫更具现代倾向，即在公开的场合获得群众真心的掌声，并通过传媒塑造自己的形象。

西方的政治基本是「新闻政治」，但中共的多数掌权者恰恰相反，往往逃避记者的追逐，不能也不懂通过传媒来传播自己的政见，塑造自己的形象。连为大家所看好的乔石，最著名的座右铭也是「为政不在多言」。

从表面上看，朱熔基往往给人衣著随便的印象，他不像江泽民那样穿戴「齐整」，不是中山装就是西装，也不像李鹏那样几乎西装不离身。朱熔基的衣著，总是与当时的场合形成和谐。这或许不是一种刻意的造作，但客观效果却与江泽民、李鹏大为不同。

如果说在当上海市长期间出访香港、新加坡，美国，在从上海市长升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出访西欧六国等等活动，对於朱熔基来说还算是「初试牛刀」的话，那麽在他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後又因为李鹏长期「感冒」不出，而成为中共国务院「实际上的总理」之後，开始的美洲三国行，就的确算得上「大显身手」了。

从九三年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朱熔基率领一个足可以称得上阵容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然後又到墨西哥和巴西访问。

加拿大人回忆说：过去中共的前任总理赵紫阳、前任国家主席杨尚昆，也都分别到访过加拿大，但都未曾受到过朱熔基所领受的这样热烈的欢迎场面。

这固然与当时国际媒体，正在盛赞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增长成就，因而掀起一股「中国热」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朱熔基开明、务实的形象，已经获得大多西方人士及海外华侨的认同。同时，也还因为人们都在期盼著他，能够接替称病不出的李鹏之总理职务。

意在言外

在多伦多举行的记者会上，有人问及李鹏当时的身体情况，朱熔基回答：「李鹏总理的身体实际上已经好了。只是医生要他休息一段时间。中国的人事不会因此而引起任何变化。我希望李鹏出来工作後，医生也让我休息一段时间。」这段轻松、闲适，又可以让人任意理解的回答，逗得会场间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众人大笑过後，大家都认为他已经回答完毕，未料他又按著说：「我很喜欢开开玩笑，但常常有人不理解我的幽默。比如前不久在北京开人代会时，我对湖南代表团讲，不要再挪用农业资金，损害农民利益，谁再这样干，我就砍谁的头。我不过是开玩笑这样讲，结果《农民日报》却当真报导出来。香港一些报纸也跟著登。後来我在记者会上说，我不承认要砍人家的头，那是破坏民主，违犯法制、人权，将问题国际化。第二天，香港的报纸却说我讲了话又不承认。这些报纸是不是缺乏一点幽默感？」

在华人社区，他谈起自己的头发说：「我到上海当了几年市长，头发掉了不少，到北京当了几年副总理，头发白了不少。我宁愿把头发掉光，也要把中国经济搞上去！」当大家一阵掌声过後，有人却私下问道：「朱熔基的这番话是讲给谁听的？」

作为共产党内的改革者：他必须学习抵挡来自左右两个极端的诱惑抨击，也就必然给人捉摸不定，模棱两可的印象，使两个极端派都得到满足。邓小平是这方面的「政治平衡大师」，作为邓的门徒，朱熔基的修炼功夫到了家，而且往往比邓还玩得有惊无险。

这一次朱熔基到访加拿大，除为数不多的西藏独立分子表示了公开抗议外，其他民运人士并无激烈的举动。一些民运组织用公开信的方式，表示了希望中共政权改善人权，却不忘了加上一句「欢迎您（朱熔基）到加拿大来！」

有意思的是，朱对民运组织的评论，并不像某些中共领导人那样恶毒。当加拿大记者问他：西方国家都很重视中国大陆的人权。你是否曾与我国穆郎尼总理进行讨论？另外，你对海外民运组织有何看法？

朱的回答是：「人权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而且人权也是一个在不断发展的概念……，我与穆朗尼总理对人权问题交换了看法，双方并没有产生不愉快的情况，而是实事求是，认真地听取对方的观点，消除误会。至於民运组织，我与他们既没有接触，也无研究，所以没有评论。」听了朱的这番话，有人评论说，此时无声胜有声。

在朱熔基之前，还从来没有风闻过有任何一个中共领导人，公开地表现出对新闻界的重视。朱熔基到加拿大时，中共驻加国使领馆人员，接到朱发出的一个重要指令即是：以最快速度看到当地报刊，以了解传媒对他的报导与评论。

乐观而冷静

於是中共外交人员在朱访加期间，每天凌晨到各报印刷厂索取当天的报章，这个消息传出後，一个效果是强烈刺激了新闻记者报导朱熔基行踪的热情。当地发行量最大的两家中文报《星岛日报》与《世界日报》，每天用一版甚至两版的篇幅详尽报道朱的言行，《星岛日报》更辟出专栏，发表长达二、二万字的《朱熔基传奇》。

中共的使领馆，原只安排朱熔基单独接受英文媒体的访问，而把采访朱熔基热情最高的中文媒体拒之门外。在朱到达多伦多笫二天，《世界日报》刊出对此种不合理安排的批评意见，《星岛日报》总编辑古伟凯亦在评论中发表了同样意见。

很快，朱熔基作出了反应，要求使领馆人员为他安排一个时间，专门接受中文媒体的访问。此举足见高明，在各大中文报章中，几乎看不到对朱熔基的贬词。

传媒对他提出批评，他亦迅速予以回应。朱熔基看到报纸批评他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势过分乐观，他即迅速在公开场合上表示：「今天我看到报纸，有人批评我太乐观。我承认我这人很乐观，不乐观办不成事嘛！不过请放心，我的头脑并没有发热。对於中国经济局部过热的现象，我们保持著清醒的头脑！」

与大多数口舌笨拙的中国政要不同，朱熔基极善言词，而且常常巧妙地利用「幽默」来调动听众的情绪，传达自己的观点。

在中国银行加拿大分行的开幕式上，朱熔基妙语连珠，引来了一阵阵笑声、掌声。他说：中国政府有两百亿美元的储备金在这间银行，中银本身亦有超过三百亿美元的储备金，所以这间银行是不会倒闭的。

在银行倒闭是常事的西方，朱的这番话引来了阵阵笑声。他又说：「若大家对这间银行服务感到不满意，可以写信给我，我将撤掉这个行长。」一阵掌声之後，他又说：「不过，如果大家觉得银行服务得很好，也要写信给我，好让我及时提升他。」

在多伦多古德曼论坛上，朱熔基向加拿大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发表演讲，加拿大皇家银行提问，在中国何地建立银行分支机构最合适？

朱回答：「中国有很多地方可以供你选择，选择哪个城市是你们的权利，是不是批准你在这个城市设立银行是我们的权力。你们可以选出任何一个地方向我们提出申请，然後我们考虑是否批准。至於你选择哪个城市设立银行最能赚钱，那是一个商业秘密，我不能在这里讲。我可以在会後再跟你讲，因为加拿大的皇家银行跟中国是非常友好的。」

最像西方政治人物　

有人问，中国在财产拥有方面有哪些法律，比如外国人可否在中国购置和拥有财产？朱回答：「中国的所有制是多样化的所有制，既包括国家所有制，也包括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和外国外资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中国政府的法律都是保护的。至於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财产，股份、房产等等，都是受到法律的保护，不会受到任何侵犯的。如果受到任何侵犯，可以向我们的法院诉诸法律。而且我还可以给你做个法律顾问。你如果有什麽问题向我写封信。It's　free　of　charge（免费）。」

朱熔基还说，「到中国做主意很容易赚钱。我们知道很多的外资企业，是从外面进口原材料的，在中国加工，然後出口。在他们的经营管理中，往往把外国进口的原材料价格算得很高，而把出口的产品的价格算得很低。因此在他们的帐面上，看来very　low（很低），实际我看他是make　a　copy（复制一份），使我们不能收他很高的税。不过这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欢迎他来，我们不过少赚一点。」

「我可以保证，到中国去投资，做生意，都能赚钱，如果不能赚钱，我可以帮你的忙！」朱熔基说。这种招商公开秀达到如此高度，在中共领导者群中是罕见的。一位经常往来中国与加拿大的商人说，朱是他所见过的中国领导人中，最像西方政治家的中国政治家。

有观察家认为，朱熔基这次到访美洲三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打加拿大和南美牌，以对美国形成某种牵制作用。果然，当朱熔基与加拿大总理穆郎尼会晤了三个小时之後，便得到了今中共兴高彩烈的成果，加拿大同意无条件给予中国大陆贸易最惠国待遇，并支持中共重返关贸总协定。

这无疑加强了中共在与美国就贸易最惠国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本，因为如果中共能够重返关贸总协，美国作为其成员国之一，是必须遵守和履行其义务的，这就意味著美国与中国大陆的贸易最惠国问题，将永远不再成为问题。

所以，朱熔基在取得加拿大方面的正式承诺後，似乎很有信心地表示：「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是互惠互利的。而且，美国对中国大陆贸易逆差，大部分利益由香港得到。因此香港比中国大陆更急於维护不附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行动，中国不会无动於衷，而且老实说，对美国的损害要比对我们的损害大的多。」

至此，邓小平为打破「六四」僵局，所导演的「朱熔基外交」虽然还没有结束，但至少已经取得了令邓小平十分满意的成果。同时，访问加拿大和墨西哥、巴西的成功，也使更多的人相信，朱熔基要接任李鹏的总理职务，也许不必非要等到一九九八年中共第九次全国人大之时。


第九章　从上海市长到国务院副总理　

大陆著名的异议者周舵先主曾说：很多人认为，「六四」之後邓小平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威大大削弱了，但实际并非如此，反而加强了邓「一口九鼎」式的霸主地位。这种看法的确颇有独到之处。

第一，「六四」之後毛主义的大反动失尽人心，人们在无可奈何之余，只好承认邓主义到底还是比毛主义强些。如果过去人们对陈云等老人帮还认识得不够清楚的话，现在总算知道了，若是邓下台、陈上台，那才真正是水深火热、苦海无边。保守势力的倒行逆施帮了邓的大忙。

第二，谁都知道，毛以後，邓一直是在玩着左右平衡的走钢丝游戏。这套把戏要想玩得成功，就得既能两面讨好，又能两面开弓……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不够甜时，大棒敲下去就得足够狠。邓的地位之所以曾经不稳或看上去不够稳，也许是因为他手里的大棒……军队……还没让他的政敌尝到过苦头。

「六四」血腥镇压同时也让保守派看出，若是惹翻了这霸王，大棒同样可以敲在他们头上，军队「保驾护航」的威胁并非虚声恫吓。大流血的吓阻效应对两方面都起作用。

顺从切小平之谜

朱熔基在「六四」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一直在政治上走钢丝，想在邓、陈两派面前都要得分。但是在「六四」後，他似乎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还想维护中共政权，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再搞倒行逆施，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死路一条了，这是他顺应邓小平的第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上，朱熔基在到上海之前，即使是像有些人士所评价的，只是属於「计划派阵营中的开明派」，但他到上海工作後，仅仅是从地方本位主义的角度出发，也会自然地站到力图使经济改革形势向计划经济复辟倒退的李鹏等人的对立面。

九零年上半年，李鹏曾力主向地方收回已经下放的「部分财政自主权。为此，邓小平深为不满，於是委派杨尚昆到广东和上海各跑了一趟，分别向叶选平和朱熔基打了招呼。

叶选平和朱熔基得了邓小平的上方宝剑後，即在九零年八月左右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公开顶撞李鹏，坚决不同意中央向地方收权。在他们两人的带动下，包括北京地方领导人，也纷纷表示了对中央收权的不满。

据说，叶选平曾在这次会议上表示说：「中央财政吃紧，可以向地方借嘛。」李鹏听了这种话心裹当然不能受用，恼羞成怒地喊了一句：「中央也不是叫化子。」

由此可见当时中共内部在改革和反改革问题上，斗争激烈。过去，外界都以为邓小平学习毛泽东以南方压北京的办法，是从九一年春季上海的「皇甫平」文章开始的，实际上邓小平的这一招从九零年下半年就已经显灵了。

因为有了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长的朱熔基公开顶撞李鹏，再加上从九零年四月开始的浦东开发，上海是「计划经济大本管」的形象开始改变。

大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涟先生，一九九二年六月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校区举行的第七届年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中说：自一九八九年下半年起，中国政府一方面用行政和经济方法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实现价格稳定，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派和经济工作领导人决定，要把全国经济拉回到计划经济为主的轨道上去。这里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当然指的李鹏。

吴敬涟认为∶中国经济在九一年下半年起开始复苏，带头的力量是非国营经济。这两年来，中国的出口增长极为迅速，都是靠民间经济和外资经济。所以大陆流行一句话：「经济繁荣，一靠老外，二靠老乡。」由此可见，中国经济要进一步繁荣，只有去扩大非国营的市场经济。

吴敬涟先生说：因为「国营和非国营两个部门效率差别如此鲜明，使想把已经改为市场经济部分，重新拉回到计划经济的努力，不得不向後退却，最後承认失败。」

朱熔基是「皇甫平」的二老板

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李鹏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从「当家才知柴米贵」的角度出发，也不得不改弦更张，放弃向计划经济方向「开倒车」的努力。但是，当时控制大陆意识形态部门的一批左派理论家，却按照他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习惯思维，为了所谓「反和平演变」的政治需要，更加紧了对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攻击。

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作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连邓小平也被暗喻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

就在这样一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高压形势下，爆发了着名的「皇甫平」事件。

「皇甫平」是个写作评论文章的笔名，因为文章出自上海，刊登在上海的报刊上，所以人们都明白这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

有一则消息说，一九九零年底邓小平在离京之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现在讲话没有人听，这样下去，我只有到上海，到上海发表我的文章。」

无法核实这则传闻，但九一年上海《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引起了海内外广泛注意，似乎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这些文章与坐镇上海的邓小平的关联。

三月二日，皇甫平的评论文章题目是《改革开放应有新思路》。该文章指出：九十年代的改革没有新思路、新招数不行，为此，关键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是我们须臾不可分离的法宝，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唯一出路。」

三月二十二日，皇甫平发表了题为《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一些》，公开提出：「邓小平同志对九十年代上海的开放寄予厚望，上海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浦东开发要更快更好更大胆。」

随後，皇甫平又发表文章，阐述要提升对经济体制改革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干部，并抨击「两面派」和「骑墙派」。「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姓」、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

皇甫平的文章出台，被视为南北在政治斗争、政策取向和权力利益之争的公开化，是经政派从上海仰攻北京的「北伐」。

据知，无论是「皇甫平」文章的出笼，还是朱熔基上调，包括邓小平九二年的南巡，都有邓家子女在其中运动，而在「皇甫平」文章和朱熔基上调的问题上，现任中共国家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的邓小平次女邓楠，则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邓楠的影响力

九零年春邓小平趁到上海过冬的机会顺势考查朱熔基，邓楠既是陪同者，也是策划者。据接近邓楠的一位朋友透露，邓楠向父亲推介朱熔基时说：「朱在海外的形象很好，起用他有利於打开僵持的国际空间。另外，朱熔基这个人作风正派，工作很有魄力，很有实干精神。他来上海以後，不但使上海的各方面工作有很大起色，而且也深得人民群众拥护。」

就在这次上海过冬的二十多天里，邓小平接连召见朱熔基数次，就浦东开发等问题徵询他的意见。当然，老谋深算的邓小平不动声色，当时并未向朱熔基「交底」，压根就未提要上调他的事。

智商程度并不比邓小平逊色的朱熔基，此时应该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的仕途，将会在邓小平手里继续看好。尢其是邓小平在向朱熔基徵询了他对国家经济形势及治理整顿政策等问题的看法之後，突然插问：「你在上海的市长任期还有几年？」这就使朱熔基更明白了邓大人当时正在打什麽算盘。

一位上海的记者曾记述过一个插曲，在一次宴会上，邓楠冒冒失失地突然说：「我们这一次是来看朱熔基的。」於是，立刻就有反应机敏者接过话头问道∶「朱熔基上得去吗？」

邓楠楞了一下，马上又哈哈一笑，按着便顾左右而言它∶「我爸爸说朱熔基的性格有点像李瑞环。」

木匠出身的李瑞环当年就是因为当天津市长政绩突出，同时又因亲民形象和政治开明形象，普受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欣赏，才被邓小平看中的。现在既然邓二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