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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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朱熔基虽然专程登门向李贵鲜致歉，但李贵鲜不可能咽下这口气。他先後在江泽民、李鹏等中共政治局常委那裹逐一告状诉苦。为此，连除了军队工作从来不过问其他的刘华清，都曾经劝告朱熔基「要善於团结大多数干部」。

李贵鲜下台後，有报导说李贵鲜是李鹏的留苏同学，所以李贵鲜的下台是对李鹏的一大打击。这类报导的前提不准确，结论则可能没有击到重点。

首先，李贵鲜并不是李鹏的留苏同学。李贵鲜确实去苏联学习过，但那是在一九六零年以後的事情了。而李鹏到苏联留学早在一九四八年。算起来，李鹏的留苏时间比李贵鲜整整早了十二年，再者，李贵鲜留苏的学校是莫斯科化工学院，李鹏当年留苏的学校是莫斯科动力学院。所以无论怎麽拉扯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谈不上是同学关系。

其次，在李贵鲜失去人行行长这一「实权」职务的问题上，李鹏未必怀有什麽「伤心」情绪，而且李贵鲜的辞职还可能是李鹏的授意。

利弊难分

中国人民银行做为中共政府的中央银行，地位固然凸显重要，但这个部门与国务院其他部门相比即使再重要，在行政级别上也不过是个正部级单位。

李贵鲜下台一事，如果被用来说明是朱熔基整倒了一个政治对手或是削弱了一个政治对手的实权，倒还勉强能够成立，而据此用来证明朱熔基掌握了实权，则过於牵强。因为要如此解释的话，朱熔基似乎应该兼任国务院所有部委的正职，才算是真正有了「实权」。

今後一段时间内，中共改革政策迅速强制推行所带来的种种经济不良症，几乎都可以归结於金融方面的问题上，如今把金融这付烂摊子全部栽到朱熔基头上，让他继续放也不是，动手收也不是，这就是李贵鲜等著看朱熔基笑话的真正动机。

在李鹏主政中共国务院时代，国务院官员评价他是「只管油监酱醋柴，从来不听专家意见」。朱熔基与李鹏相反，不但时时注意听取国内各方面专家的意见，而且还专门让手下人随时为他搜集国外经济专家，对中国大陆经济形势的评价和看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判断，以便制定或随时修正经济战略决策。

朱熔基所具备的这一特质，在任何一个先进国家领导人看来，应该说是起码的一条，但相对於李鹏这样的经济领导人来讲，不能不说是朱熔基的一大优势。

就在大多数中外经济界人士都断定大陆经济已经过热，通货膨胀已经严重呈现时，持相反意见者就认为：目前大陆经济是「总体不热」。比如中共国家体改委体改研究会副会长童大林就表示：外界以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断定经济过热是不切实际的，九三年上半年，大陆通货膨胀达百分之十五左右是属於正常现象，而且还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甚至外贸负增长及失业人数增加等现象，童氏也认为不必大惊小怪。他认为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然产物。他也认为中共采取紧缩银根、抑制通货膨胀的做法不妥。因为如果这样，倒楣的不是沿海地区，而是西北及东北部分正在发展的省市。

他指出，中共如果继续紧缩银根，地方向银行贷不到款，必须会留款自用，那麽上缴中央的钱少了，政府部门的收入也会出现困难。

童大林其人在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前曾应邓楠之约，就大陆实行市场经济问题，成立过一个对外不公开的谘询机构。而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为邓小平提供「周边国家」靠市场经济发达的情报谘询。

正因为如此，自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再发展到後来中共政治局表示了对市场经济认同以後，童大林及与他共同鼓吹市场经济的吴敬涟等人，立刻名声大噪，而无论是朱熔基，还是江泽民等人，对童大林的意见不能不慎重考虑。

靠专家意见制定决策

但童大林的看法，却与受到朱熔基等中共领导人敬重的美国经济学家麦京农意见相反。麦氏认为：中国大陆的金融自由化应循序渐进。所谓「倒爬楼梯」模式，即先开二级市场股票交易，再搞一级市场，最後建立会计、税收制度的方法并不可取，还是应先建立会计制度。因为中国（大陆）有企业发普通股票根本就是自相矛盾，很难让持有股票人真正得到什麽。按常理持有人并没有真正得到所有权，因为政府仍拥有企业，红利的分配政策也不清楚。所以，股票市场的开放是渐进的才对，即中国大陆可以先有债券市场和商业票据市场。

另外，中国（大陆）的财政赤字，也使中国资本主义市场开放的程度和规模受到限制，政府需要部分垄断金融部门，从国家银行体系得到填补赤字的资金。看来只有赤字的间题解决了，中国（大陆）才能获得完全开放其资本市场的自由。

麦氏是美国史丹富大学经济系教授，以首创金融深化（FINANCIALDEEPING）和金融压抑（FINANCIALDEPRESSION）理论而闻名於世。

麦氏其人虽然是个外国学者，而且是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但他的背景十分特殊。他过去曾担任拉丁美洲国家和南韩等国的政府经济顾问。现兼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发展银行的高级顾问。

南韩经济发展的成功，让中共联想到麦氏理论的重要，虽然中共高层从邓小平往下都一致讲什麽「摸著石头过河」，但在学习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只引进科学技术不引进经济理论是绝对不可能的。

面对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朱熔基决定集思广议。他及时命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就「我国经济经过近三十个月的持续增长後，当前的发展态势如何」这一问题，连续组织了五次经济形势专家问卷调查。

经过了专家的反复论证和讨论，朱熔基提出了治理大陆通货膨胀的一揽子计划，即所谓「十六条整顿经济措施」。分析这十六条政策不难看出：一、其基本内容是采纳了麦京农的意见，而不是童大林的观点。二、十六条政策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经济手段而是行政手段。尤其是在限期完成国库券销售这条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江泽民和朱熔基都要求全国各地，将此「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重用陈元示好陈云

在「十六条」出台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改由朱熔基亲自兼任，并进行人事大换血，在副行长的位置上，换上了一个自己的心腹朱小华，留任了陈云之子陈元，而且陈元还因为央行的改组，排名从第四上移到第二。

另外，新任副行长还有一个更引人注目的人物，姚依林女婿王歧山。王歧山原是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按照原来中央银行位阶的划分，中国建设银行，仅仅是由中国人民银行领导的二级银行，其干部位阶规定是副行长仅仅为正司局级，而人民银行副行长则是副部级，所以，王歧山现在是官升一级。

陈元和王歧山两人无论在改革问题上持何观点，因为他们的老子分别是中共计划经济的两大元老，所以把陈元和王歧山算在改革派阵营里，恐怕很少有人会接受。

事实上朱熔基兼任央行行长後，实际主持研拟大陆金融改革总体方案的，恰恰就是陈元和王歧山，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加强宏观调控措施及理念相近，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朱熔基的政治策略、凭藉重用陈元和王岐山，作为向他们两人的老子示好的筹码，降低政治上的风险。

被朱熔基时刻威胁著总理宝座的李鹏，则随时都在等待著朱熔基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发生恶性疏漏；也随时都在盼望著党内几个政治元老，对朱熔基失去信心和耐心。

但是，朱熔基首先是在整体工作上，抓紧采取了防止通货膨胀的坚决措施，以避免经济崩溃和将由此造成的政治动荡；在具体对应经济问题可能引发的社会动乱的处理上，则采取了支持理性处理意见，全力和平疏导的方针。同时，又在人事安排方面，采取了让陈云一派政治老人不能不满意的动作，正是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无论李鹏对朱熔基业务上的老辣和政治上的精明，是否自叹弗如，他都必须承认只要已经出台的加强宏观调控措施，能够比较顺利地贯彻下去，要在近期内扳倒朱熔基，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十二章　迈向总理之路　

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後，朱熔基在政治方面的第一个突出表现是，九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英国「炮轰」港督的宪制方案。

他以责备的口吻说：「中英联合声明还要不要信守，中英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否就「一风吹」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在原则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是绝对不含糊的。不要以为对抗可以迫使我们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对此，任何人都不要作出错误的估计。」

据报导：香港证券交易所十七日开市後，恒生指数便因为朱熔基的这一阵「炮声」而急跌，连破六千二和六千一大关，以六千零八点收市。跌了二百零六点，为到九二年以来最大的跌幅，而且最低时跌近二百五十点。

香港著名政治评论家丁望在其文章中说：宪制方案的「建议」扩大有限度的民主，不仅有利香港过渡期的安定繁荣与群众的「民主参与」，也可为未来特区建立「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基础，对实行市场经济後的中国大陆具有示范性的价值。假如「老佛爷」（指邓小平）和北京领导有宽广的胸怀，同意实行极有节制地民主政制改革，香港绝不会引起不稳定或动乱。

丁望的这番评论应该说代表了香港民主派的观点。虽然朱熔基在英国所表示出的「严正立场」并不一定是他自己的真实意见，但这种事情自然是谁在台上表演谁就招骂，就像「六四」开枪后，最招恨的不是邓小平而是李鹏一样的道理。

如此说来，朱熔基进中央政治局的第一个政治表现，起码今香港的民主派有些失望，今后在香港，关於朱熔基是中国的戈巴契夫和叶尔钦的评价，也会因此而减弱。

会不会出师未捷身先死

如果仔细检视朱熔基从出任上海市长到如今的这段历史，注意观察他的每一项活动，就不得不相信，此人的确是一个政治野心极强，同时也的确有能力、有才干的中共领导人。

但也不得不承认，他也是一个极富有责任感的中共领导人　无论是对中国老百姓，还是对他所效命的中共政权本身。所以有上海的记者评价他说：「这是一个一心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共产党领导人。」

自朱熔基到国务院出任副总理职务後，立刻开始了陆续到全国各地视察的活动。两年半时间以後，他的足迹几乎踏过了中国的每一个省级行政区域。

在东三省，他为解决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时的最大困扰之一：「三角债」问题通宵达旦地听汇报、读报表，商计对策；在湖北，他身著工装，与当地干部一起踏着没膝的污水慰问遭受暴雨灾害的工农群众。在四川，听到农民抗议打「白条」的呼声，他痛斥鱼肉乡民的地方官僚，不但没有党性，简直缺乏人性。

在山西，他看到露天积压的大批煤炭因为铁路运输紧张而长年风化自燃，痛心无比地说，你们是否知道，现在华东等缺煤的地区因为能源不足，不知有多少家企业限产甚至停产？说到这里，朱熔基满脸是泪，在场的干部工人无不为之动容。

每到一处，朱熔基从来是视察轻车简从；吃饭绝不准有宴席。有地方干部送上土特产，他拉长了脸问：你一个月的工资有多少钱？怎麽买得起这麽贵的东西？所以你们要麽是花公款送礼，要麽就是鱼肉人民，白吃白拿。

山西省著名的大寨村，过去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典型。改革开放後，这里虽然不如过去吃香，但大寨人仍然是居「功」自傲。朱熔基到了这里以後，很不客气对党支部书记郭凤连说：过去一个副总理到这里来，给你个几十万、几百万是可以的。我现在一块钱也没有，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靠自己来干，靠自身发展起来，典型不是树起来的，是干起来的。

当郭凤莲汇报到该村兴办铁合金和糖醛厂碰到困难时，朱熔基很不客气地说：「大寨就这麽点家当，你所办的事情也只能是那麽多。你搞的太多了，没有一个重点，没有一个计划步骤，把摊子铺开了，一件也办不成。铁合金全国滞销，包括在国际市场也滞销，你再搞这个东西不合适。而且你的规模很小，人家都是十万吨，几十万吨的大厂，你怎麽和人家竞争？糖醛也是积压，这样的东西不要搞。如何帮助你们，我们回省里去研究，但是都很难救活你。救活了你，这也不是经济的办法，是行政的办法，那个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

获得邓小平全面肯定

虽然仅仅是批评一个小小的大寨村，但是由小见大，人们可以由这件小事里，看出朱熔基为政确实是踏实务实，坚决反对好大喜功，更反对许多中共领导人习以为长的　所谓「不但要算经济帐，还要算政治帐」的做法。

各地巡视一圈後，朱熔基为全国的经济形势，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面临濒危困境深感忧虑。

他在列席政治局会议时，不顾自己当时还只是个中央候补委员的党内身份，大声急呼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如果再不转换经济机制，中央如果仍然迟迟在这个问题上，拿不出决策，共和国的这点家底，就会毁在我们这一代领导人手上。

虽然有人说他如此表现过於狂妄，但邓小平通过视察首钢，却非常赞成朱熔基的想法。

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朱熔基决定，要把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济机制条例》，赶在中共十四大之前出炉。按照朱熔基的想法，制这个条例，就意味著从地方到中央的许多政府管理部门，要丧失掉相当一部分权力，甚至有些部门，根本就没有必要继续保留。

为了说服那些一听放权就如丧考妣的官老爷们，朱熔基不得不亲自主持了十四次会议，反覆讨论条例的细则。事後朱熔基曾解释说：「我之所以十四次主持讨论，就是为协调。各个部门争的很厉害，我常常是先发脾气，然後道歉。」

九二年七月，朱熔基终於如愿以偿。但是，因为这个条例，朱熔基不知得罪了多少国务院部门的干部。

曾有一位中共国务院官员九一年底和九二年底两次到西方访问，谈到朱熔基时，完全是截然相反的态度。九一年底他评价朱熔基「前途无量，功到自然成」；九二年底他评价朱熔基「只会骂人，不会「玩儿」人，早晚翻球」。

所以，朱熔基内心很可能是真的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在国务院系统和一大批地方官僚面前失去「人心」。

有人评析说：在共产党经过四十多年的人才「负筛选」制度，而形成了庞大官僚体制面前，朱熔基从进入国务院第一天，就如同陷入了一个完全没有埋设规则的地雷区。所以，即使他希望自己在将来的一天成为「中国的戈巴契夫」，却可能像胡耀邦和赵紫阳一样「出师末捷身先死」。

与江泽民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

得罪过太多的国务院和地方干部，以致幕後运作的「倒朱」暗潮，已经出现了几回。这是朱熔基今後仕途上所面临的第一大风险，而朱熔基所面临的第二大风险，则是江泽民和李鹏，至今与他面和心不和。

朱熔基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後，许多人分析此举标志著「上海帮」主掌中共政权，其实这是一种非常牵强的分析。早在江泽民和朱熔基共同主政上海时，他们的一位下属，就曾用大陆流行的一句戏言形容他们两人的关系，阿朱和小江「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

「上海帮」论者，首先从籍贯上把钱其琛、邹家华都列为「上海帮」，殊不知邹家华只是父亲原在上海出名，而本人原籍并非上海，且邹家华也从来没有在上海学习和工作过。而钱其琛也只是在上海从事过中共建政前的地下学运，中共建政後，则长期在北京中央政府系统工作。

持这种分析的人，又根据朱熔基和江泽民曾一同在上海共事，作为其「上海帮」主政的论据。但如此分析，中共十四届政治局里当时至少还应该有天津帮，因为李瑞环、李岚清、谭绍文都来自天津。也还可以有甘肃帮，因为乔石、胡锦涛、温家宝，包括原来的政治局常委宋平，都曾在甘肃长期工作甚至就是从甘肃起家。

「上海帮」的难以成立，还因为朱熔基与江泽民，在上海时的相互配合谈不上默契，而他与邹家华在第一副总理的人选上，更是「一山容不得二虎」的对手关系。

在个人气质、性格、工作作风等方面，江泽民与朱熔基都有很大的差别。即使过去两人同时主政上海时，在处理上海工业生产和治理上海的环境等方面，朱熔基都大不同於江泽民的措施和方法，这也是为江泽民所不悦的。

一位中共上海市委官员说，待到朱熔基在市民中威信越来越高时，朱熔基似乎忘记了自己同江泽民在党内地位的明显差别，而分庭抗礼起来。＇网　//。517z。＇

每次，在江泽民去基层视察有消息传到市政府，朱熔基立即也会下去基层，并在第二天报纸上与江泽民一样有新闻、有照片。因为朱熔基与市民关系亲密，他下基层後，许多工人会争著同他握手、合影，鼓掌欢迎他，而江泽民则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因此在新闻报导的现场描绘中有明显差异，江泽民看了非常不满意。

後来，上海市委办公厅和政策研究室专门给几家报纸发了文件，强调两个领导的宣传规格要一样，「不能扬朱抑江」，如果江泽民与群众在一起的时候，群众没有鼓掌，没有争著握手等情节，则要把有关朱熔基新闻稿中有这类描绘，一律删除等等。这即使在芮杏文、江泽民争斗时，也没有过这样的文件。
　
瑜亮心结

朱熔基到北京工作，由於是邓小平钦定，江泽民似乎末曾表示过反对意见，甚至在一些公开场合还赞扬过朱熔基。但这并不等於像外界揣测的那样，江泽民希望与朱熔基联手，以「江朱体制」替代「江李体制」。

自九三年四月李鹏病休後，朱熔基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自然在中共媒体上的曝光率极高。在此之前，因为海外对中共领导人的追踪报导就从来是「扬朱抑江」，以致江泽民心里有气又说不出口，所以江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朱熔基在中共自己的媒体也处处领先。

七月五日朱熔基主持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坚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於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决策」，这本来应该是中共当前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所以按照惯例，这种新闻，应该是在党报头版头条。

但因为当天江泽民，参加了一个各省区市党委政研室主任座谈会，江泽民办公室就指示：「总书记关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讲话内容，在报纸的位置上不能低，要放在头条。」

谁都明白，江泽民的这个「重要讲话」，其实就是覆述了毛泽东的一句原话。另外，这句话就同「没有水就没有鱼」同样性质，谈不上什麽「重要」。但《人民日报》等大报编辑人员，接到总书记办公室的钦旨，也只好违背新闻常识，把江泽民的「重要讲话」放在头条，朱熔基主持会议的内容只能屈居第二。

仅从这样一件小事，就足可以看出江泽民无时无刻都在与朱熔基斗法。所以，即使因为李鹏激流勇退或因久病不愈，而让朱熔基尽快登上中共宰相宝座，江、朱二人也成不了如江、李那样的「体制」。就如同当年的赵紫阳和李鹏一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至於李鹏与朱熔基的关系就更加微妙。虽然邓小平在决定中共十四大领导人选时，李鹏和江泽民都已经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安排」，但这不过是「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九二年六月底，邓小平和陈云曾就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组成，各拿出一份增补人选名单。邓小平的名单是：田纪云、刘华清、李铁映；陈云的名单只有邹家华、刘华清，因为当时他还建议宋平留任。此後，双方开始讨价还价，从最後达成的妥协结果中，即可以看出中共高层矛盾斗争的激烈，更可以看出邓小平的老谋深算。

李鹏的心事

事实上，陈云拿出的方案也是江泽民和李鹏的方案。权威消息说：九二年四月份左右江泽民曾召见过胡锦涛，告诉他中央准备提名记他在十四大时，进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後的主要分工是协助宋平，主抓党建和组织工作。

可见当时江泽民还是想让宋平留任。江泽民所以希望宋平能够留任，是因为必然留任的乔石和李瑞环，从来都不买他的帐，如果没有宋平保驾，他在常委里的实际地位会更低。

至於李鹏，他最怕的其实是田纪云进常委而不是朱熔基。因为他心中十分明白，若邓主张田纪云进常委，虽然没有直接谈到九三年春天全国人大上的总理人选问题，但田纪云到九三年已经两届副总理任满，按照他的资历，他不可能出任国家主席、政协主席或人大委员长，唯一的可能就是接任总理。

出於这一分析，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