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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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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朱熔基真的给邓小平当过一段时间秘书，在中共对外公布的朱熔基简历中也不会公布。
首次接受《人民日报》专访
一九七五年，朱熔基曾感慨自己虽然从五一年大学毕业即担任了副科级职务，但二十四年以後，仍要从这个起点上从新开始。可是，此後的一段时间里，他仅仅用了五年多的时间，就从副科级跃进到了副部级。
套用中共地方干部序列比较的话，则相当於五年时间从一个副乡长升至副省长。这个升迁速度的确是够快了，而之所以能有这个结果，除了个人能力、客观机遇等方面的因素外，擅长宏观经济理论，也是朱熔基职务上升的重要前提。
朱熔基在经委副主任的职位上徘徊较久，前後达四年半时间。但这段时间的工作经历，却给他日後主持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工作，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经验。
多年来，中国大陆货仓里积压著不少货品，朱熔基在经委工作时，发现在这个问题上能做一篇大文章，一度很重视清仓和考核工作，以改善企业营利、提高经济效益。
在一九八七年初，朱熔基曾对一九八六年中国大陆钢材的情况作了一次清库调查。他发现，一九八六年底全国钢材比前一年底增加百分之二十二点八，周转期达六点三个月。超储二百万吨，超储资金十亿元人民币。一九八七年第一季库存又增加一百九十万吨。
他当时认为：一方面钢材供不应求，市场价格猛涨，一方面库存又大量增加，这是极不正常的。造成这种现象乃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生产单位为索取额外好处，不按品种、合同交货，而不少用户单位并不按需要，乱买乱进，储贷待涨。
朱熔基怒斥：这是一种不正之风。中共的刊物为此宣传说：朱熔基的工作细致，还在於他要求各主管部门找出超储积压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安排好清仓工作和其他工作（包括运输、市场、企业经营的配合），一举改善积压问题。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国内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今年经济效益为何波动》的文章，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首度专访朱熔基。
这篇报道给朱熔基一次以政府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身份，同公众陈述他的经济观点的机会。到他实际主持国务院工作时，文中所陈述的经济形势，已经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朱熔基对付所谓「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的大概思路，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九一年一到国务院工作，就坚持设立生产办公室（後改为经贸委）的原因。
一九九一年，外界评论大都认为，朱熔基当了副总理以後坚持要设立一个由自己亲自挂帅主持的生产办，就是为了向李鹏通过邹家华所控制的国家计委分权，即纯粹是出於政治斗争，或者说权力斗争的需要。
晋升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
事实上，朱熔基坚持设立生产办并不像外界所传说的那样简单。如果仅仅是出於权力斗争的需要的话，那麽在中共十四大上朱熔基已经在党内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国务院则取代了原来姚依林的地位，且手中分管的权力机构，也比当年的姚依林揽在手里的还多，为什麽还要在保留生产办建制的基础上，将其扩大成经贸委呢？
八七年十月，朱熔基在中共十三大上被提名中央候补委员，虽然中选，但所得选票数较低，在一百一十名当选的候补中央委员中，他名列九十一。究其原因，最大的可能是朱熔基虽然在国家经委机关很有影响力，但在全国基本上没有什麽知名度。
当时大多数人都不曾想到朱熔基不久会主政上海，更没有想到他会被人认为是「中国的戈巴契夫」。导致四年後朱熔基成为国家领导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党内的职务还只是一个候补中央委员。
八八年四月在中共七届人大上，李鹏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随即著手对国务院的机构进行了一次较大幅度的改革，在撤消原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统一发挥此两委功能的新的国家计委，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继续兼任国家计委主任。
撤消国家经委的决定，在八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即已确定，而且也不可能是李鹏一个人的主意。＇网 //。517z。＇
根据当时的设想，撤消经委，将其职、责、权归於计委，是为了建立一个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具有中国特色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以体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
按照中共政权的权力运作规程，政府机构的重大变动，从来都是先要由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然後在党的某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对这些政府机构的变动及新任领导人的人选，进行「投票表决」。
在决定国家经委撤销时，因为年龄的关系，中共政治局事先已经决定经委主任吕东「退居二线」，所以让他在十三大上，只「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而经委的其它几个副主任，则根据其年龄及工作能力分别被安排到其它部门或地方工作。
大概是从一九八七年六月左右开始，朱熔基已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张劲夫问他是否愿意到香港出任港澳工委主任许家屯的副手（仍是副部级），朱熔基表示非常乐意。於是，张劲夫向许家屯推荐：「朱熔基有水平，能力强，思想开放。」
张、许二人商量好，由许家屯向中央要人，张劲夫向中央推荐。但过了一段时间，中央没有消息，许家屯这才知道朱熔基已经另谋高就了。
在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大期间，赵紫阳和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宋平，已经约见朱熔基正式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调时任上海市委记芮杏文进中央书记处工作，时任上海市长兼市委副书记江泽民将改任市委书记。因此，中央决定调朱熔基去上海，接替江泽民的市委副书记职务，待上海市人大召开时再正式接替江泽民的市长职务。
第四章 是赵紫阳亲信还是陈云知己
经委撤销，其机构归入计委，而计委副主任编制，早已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决没有朱熔基等几个原经委副主任插足的位置。更何况中共国务院机构设立，只要计委和经委并存期间，两家的矛盾就从来没有中止过一天，所以计委收编了经委後，即使副主任的职务还有空缺，也不会允许像朱熔基这样的原经委主要负责人：到计委去抢别人嘴里的馒头。
至於由上级安排朱熔基升官，进计委当正主任则更没有可能。当时中共国务院的委级机构，在干部组织架构上大都比各部高「半格」，而计委更是国务院所有「超部级机构」中的老大，几乎是国务院有什麽名称的部或总局机构，计委就有与之相对应的司或局的设置，所以计委的人，一向认为他们的司和局，就可以给国务院的部或总局下令，故自称他们的机构为「小国务院」。
正因为如此，计委的第一把手在那个时代及在此之前，向来都由国务院副总理级的领导人兼任，十三大时更将兼任计委主任姚依林的党内职位，晋升为政治局常委。
所以，从副部级直接跳升副总理级，对当时的朱熔基来讲根本没丝毫可能。他自己无论有多麽强烈的政治野心，当时还没有敢觊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位置。
赵紫阳向上海「掺砂子」
撤了经委，又进不了计委，下一步的出路在什麽地方？朱熔基自己著急，中共组织部门也在为他著想。因为他当时毕竟还没有到离休年龄，按照中共的惯例，即是一个各方面表现平庸的副部级干部，也要给他安排一个位置，何况当时即使是不喜欢朱熔基的人，也不敢闭著眼睛给他一个「工作能力平平」的评价。
关於当年中共高层为什麽看中了朱熔基，决定由他接任上海市长的职务，海外有各种猜测，中共内部及上海方面也有各有不同的说法。
一位对朱熔基比较熟悉的大陆经济理论界人士说：在国家经委工作期间，朱熔基与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赵紫阳在胡耀邦下台之前，早就强烈地感到上海市是他这个国务院总理说话，最没有人要听的地方。无论是哪项工作，赵紫阳亲自或派人插进一手，总会被莫名其妙抵挡回去。所以，在上海安排自己亲信，安排自己感觉得力的干部向上海「掺砂子」，是赵紫阳蓄谋已久的事情。
待赵紫阳取代胡耀邦出任党中央总书记，在中央组织问题上比过去有了一定自主权以後，就立刻开始付诸实施这件事情了。
当时上海的干部情况是，原上海市委吉记芮杏文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任职後的一个月，中央调时任国务院电子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江泽民任市长。江泽民的脱颖而出，主要是因为有党内元老人物李先念的得力推荐，再加上江泽民本人有过一段上海工作经历，和他对工业管理在行（因为上海的经济布局是以工业为主）等因素。
但是，江泽民到上海以後，与芮杏文两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工作配合远谈不上默契，上海的工作也因此不见太大的起色。
江泽民其人由於处事油滑，除了与邓、陈两派政治老人都保持著良好的关系以外，还奉行了一条上不得罪中央改革和保守的两派在位领导人，中不开罪以陈国栋为首的上海地方元老，下不得罪从上海市党政机关到区县一级的大批基层官僚的为政方针。所以两年下来，他在上海的政绩虽然不显山不显水，但日子比芮杏文好过得多。
而芮杏文虽然不如江泽民在上海的日子好过，但由於他具有较鲜明的改革意识，颇受赵紫阳的赏识。所以赵紫阳权衡再三，还是在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前，决定让芮杏文回到北京，到中央工作，把上海市委书记的位子让给江泽民。
既然赵紫阳做出如此牺牲，上海方面无论陈国栋等元老，还是江泽民等人，自然也没有理由反对中央派干部接任上海市长职务。赵紫阳在同朱熔基谈了相互之间对改变上海市工作局面的看法之後，赵终於认定朱熔基既能够解决上海的经济困境，同时也能适应当地的复杂政治环境。
投石问路
持这种说法的还举出具体例证说：赵紫阳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曾经多次派朱熔基以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名义，以研究大中型国营企业的改造为借口，到上海从事调研。其实当时的这种安排，就要朱熔基在上海「投石问路」。
决定作出後，中共高层将朱熔基列入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赵紫阳即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宋平约朱熔基正式谈话。
赵紫阳对他表示，今天的改革政策决定了中央已经不能完全用过去计划经济的老办法，用行政措施给上海的振兴提供方便，中央所能做的就是马上给上海以财政包干的政策。
朱熔基恰恰要的就是这一点。因为他明白，只要得到了财政包干的承诺，他这一任市长的自主权，就要比过去历任市长的自主权大得多。
朱熔基到上海工作是否原由赵紫阳提名，众说不一，不过反对朱熔基是赵紫阳亲信的人认为：如果朱熔基是赵紫阳的亲信，那麽他在「六四」之後怎麽会顺利接替江泽民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而且成为当时唯一一个党政职务「一把抓」的省、（直辖）市级领导？
提名朱熔基去上海工作，能够顺利在中共高层获得通过的另一个可能背景是，当时刚刚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不久、主要负责省部一级干部考察与提升工作的宋平，在这个问题上起了推动作用。
当朱熔基的政治行情日益看好後，海外媒体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把他评价成政治上的开明派和经济上的改革派。那麽，宋平其人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和经济上的僵化派，又是早已事实证明了的。所以，中共十四大之前的很多政论文章，都把宋平和姚依林，并列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内，坚决反对提拔朱熔基的两大障碍人物。
其实中共内部的派系划分和权力争斗，还不似许名海外政治评论家所想像的那样简单。比如海外大都把在中共十四大上，跃升为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评论成政治上十分开明的青年干部，但无论胡锦涛是否真如外人评价得那样开明，他成为「接班人」的确是宋平极力举荐的。而且宋平在举荐胡氏的时候，真正是不遗余力，比如宋平曾专门为胡锦涛与中央系统的「太于党」成员们之间的既往矛盾，同薄一波等中共元老一一解释，以消除「误解」。
宋平其人虽然资格比朱熔基老得多（三七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但他与朱熔基同出於一所学校，又是先後在这所学校里参加了中共的赤色学生运动，这是朱熔基能够被宋平看好的笫一个因素。
宋平与朱熔基的历史渊源
此外，宋平与朱熔基的私人关系，虽然暂时无从可考，但工作关系，则可以一直追溯到朱熔基刚刚参加工作的五十年代初。当时，宋平曾同朱熔基有大致相同的经历，先是供职於中共中央东北局，後来国家计委成立後，宋平，马洪和朱熔基一同被调进北京共事於一个机关。所以，对於朱熔基这样出身计委的懂业务的干部，宋平应该说有天然的好感。
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即宋平和马洪五十年代初在中共国家计委工作期间，都是计委委员，而作为计委主任办公室负责人的朱熔基，自然与他们两人都有工作上的密切接触。
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马洪因为高岗的原因，在反右斗争之前已经倒台，而宋平则在计委工作一年多以後调往国务院劳动部任副部长，回到计委任副主任时是一九五八年，朱熔基已经成了右派。所以马洪和宋平两人，在把朱熔基打成右派的问题上，都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朱熔基与他们两人之间，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也没有什麽积怨。
虽然，宋平的僵化和保守在大陆，是人所共知的。远至他在甘肃省主政期间，就曾对万里和赵紫阳分别在安徽和四川搞的「那一套」颇为反感，。以至甘肃省落实农民包产到户政策的速度，远远落後於许多省份。甚至於在政治观点上，宋平更是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白由化的急先锋，尤其在「六四」以後，对於成立「反对和平演变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十分热衷。
但是，朱熔基在政治上，即使真的是像海外媒介所评价的那样开明，起码在一九八七年还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当时宋平以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身份考察朱熔基，在政治问题上，只能以朱熔基青年时代热心赤色学运和被打成右派之後对党的忠诚，仍然「坚定不移」为主查依据。而朱熔基在右派的问题上，确实经常把「母亲错打了孩于，孩于怎能恨母亲」这样的比喻挂在嘴边上，自然会今宋平十分感动。
朱熔基去上海是否是宋平提名（或宋平与其他人共同提名）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不管是谁最先动议派朱熔基去上海的，其冠冕堂皇的理由都离不开如下几项说词：朱熔基是既有经济理论，又有经济管理经验。尤其当时上海的最大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而朱熔基在国家经委任职期间主抓的就是这项工作，已经总结出确实能够以道理服人的企业改造办法，只等待实践机会。朱熔基担任地方领导人最大的欠缺是不懂农业，但去上海这样的工业区恰好又能让他扬长避短……。
多的不举，仅这几条理由足以证明朱熔基是上海行政领导人的难得人选，无论宋平也好，还是其他什麽人也好，找不出什麽具体的道理，来反对朱熔基到上海任职。
没有派系问题
朱熔基九一年被调进中央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後，有政治经验的人，立刻意味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人事安排。让一个党内职务仅仅是党中央候补委员的人，突然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这中共建政史上还是第一次。但因为当时任命的另一名副总理邹家华排名在前，所以人们因此臆测说，这是陈云一派与邓小平一派进人事平衡的结果。
这一分析其实是没有什麽道理的。邹家华在提升副总理之前行政职务已经是国务委员，党内职务也比朱熔基高，那麽两人双双成为副总理後，把邹家华排在朱熔基前是很自然的事情。若要把朱熔基排在邹家华之前，必须要先把朱熔基的党内职务提到邹家华之上才行。
一位曾经长期在中共高层供职，最近才从中共高层圈淡出的人士，根据他对朱熔基的了解及中共高层组织运作的常识判斯说：朱熔基能够升迁到今天这一步，除了许多别的原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中共高层中哪一派也不是。
他有地方行政工作的领导才能已经是被事实证明了的，但这个领导才能是在上海工作的几年中方真正表现出来的，而当初他之所以被派到上海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他的条件与其他候选人比起来更显得「对口」。
陈云其人是否对朱熔基看好也是一个海外媒介讨论过的问题。事实上，像上海市长这样一个重要位置，如果没有陈云吐口，尤其是如果陈云反对的话，即使朱熔基真的当过邓小平秘书也是通不过的。
著名大陆政治评论家，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先生九二年八月曾在《民主中国》撰文指出：「邓小乎在南巡讲话中说，没有把上海及早开辟为像深圳那样的特区，是他的一个失误。其实他的这个检讨并不实事求是。上海的并末开辟为像深圳那样的特区，并非由於邓小平的无意的疏意，而是由於陈云蓄意的抵制。」
一九八零年开放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特区时，专家学者中就有人提议开放上海为大特区，并认为其意义将大大超过那四个特区，胡耀邦也有此意。然而，当时陈云及其控制下的计委、经委对那四个小特区都处处设卡，横加刁难，开放上海特区一事只得作罢。
到了一九八四年，邓小平提出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在北京召开会议，除陈云外，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这十四个沿海城市中最重要的就是上海。会议期间，胡耀邦专门找上一海代表前来中央出席会议的一位副市长谈了一个上午，阐明上海改革开放的战略意义，要他在会上带头讲一讲。谈毕，这位上海副市长向陈国栋通电话汇报了胡耀邦的意见。
陈云操纵上海
陈国栋冷冷地说了七个字「上海不为天下先」，这位副市长只好在会上闷声不响，因为陈国栋的背後就是陈云。陈云拒不出席北京的中央会议，都躲在上海冷眼观察呢。会议的最後一天，邓小平讲话，还叮嘱姚依林向缺席到会的陈云通报一下。邓小平也未必知道陈云不出席会议，照样在同会议斗法呢！
中共高层中一位因为「同情和支持资产阶级白由化」而遭到贬黜的开明派人士，在私下里谈及中共高层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矛盾斗争时说：当初开放深圳、珠海等四个特区，完全是邓小平硬顶著陈云等人的反对声浪，强制推行的，所以当时根本没有开放上海的条件。
上海是国营经济的巨镇，中共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陈云要控制住化那个计划经济的鸟笼，必须首先抓牢上海这个笼把。陈云又是从上海起家的，所以他几乎年年要去上海，处心积虑地在上海培植他的亲信，陈国栋就是他在上海的主要代理人。现在上海当权的吴邦国、黄菊等人，都是陈国栋在上海主政时提拔起来的，九三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前，陈国栋还担任著上海顾问委员会主任，一直保持著他的政治影响力。
阮铭先生认为，上海派不可能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热心於改革开放路线，他们总想在邓小平与陈云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中间派的政治特色。从历史上看，上海派从来就没有偏向过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总是躲在中问。如果要说有所偏向的话，无宁说是中间偏陈。这也是上海的历史地位决定的。
其实，阮铭先生的这番评论甚至已经被朱熔基认可。朱在正式出任上海市长以前，曾经在全国人大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上海一直是计划经济的「模范执行区」。
一位原来参与过上海如何改革争论的大陆经济学者宏悟先生九二年八月也曾在《民主中国》杂志上撰文说：在第一个十年改革中，上海的作用与影响是十分独特的，这种独特性来自於上海经济改革中的战略地位和上海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特徵。同时也来自改革派和保守力量在上海改革与发展问题上的「博弈」。
改革伊始，上海就成为关注的重点。一九七九年夏季，根据北京有关方面的意见，由一批学者和专家组成了一个调研小组前往上海，对上海的产业结构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形成了若干结论。其中包括：上海的产业结构是落後的，因为上海是一个产业品种俱全的区域，没有形成自身的重点产业，技术密集形产业比重低，第三产业（广业的服务业）落後於加工工业，基础设施（交通、通讯）严重滞後於其他产业的发展要求。能源产业相当薄弱，与此同时，上海众多的中小企业技术落後，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技术改造的任务十分紧迫。
总之，上海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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