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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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读？

　　“思用之于来日”
　　于公于私，于情于理，蒋经国都有充分理由留恋赣州。蒋经国旧居的墙上，悬挂着一位赣州姑娘的照片，她是章亚若——蒋经国来到赣州之后一次婚外恋的主角。1942年1月，被送往桂林的章亚若，为蒋经国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七个月后突然去世。或说死于急病，或说死于暗杀，至今仍为历史之谜。六十年后，双胞胎之兄蒋孝严访问赣州，曾挥毫题词：“千丝万缕情，海枯石烂坚。二○○三年十月十一日，赣州忆母。”这一情景，这一幅题词，不妨说是儿子替父亲蒋经国写下的赣州渊源的最后一页。
　　晚年蒋经国将赣南称作“第二故乡”，这份深沉情感中，当然包含着他与章亚若的爱情，他在这块土地上有过的快乐。不过，就一个政治家的从政道路而言，他的这种“第二故乡”的情感，恐怕在更大程度上需要另一角度的解读。
　　严格计算的话，蒋经国在赣州主政不到五年，但这却是他迈出的从政第一步。前往苏联留学时，他只有十五岁，离国十二载，一直生活在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度。抗战爆发后，二十七岁的蒋经国一回到中国，就被蒋介石送回到故乡奉化，让他读《孟子》，读曾国藩家书，读孙中山全集，读《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父亲要重新塑造儿子，用传统的书、新的理念，给儿子“洗脑”，让他完全摆脱曾经接受的教育。两年后，蒋经国被派到了赣州。于是，赣州真的如同一个摇篮，让一个年轻人有了在政治舞台一试身手，脱颖而出的机会。
　　1984年，曾发生过一件轰动海峡两岸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大事——旅美华人作家江南（刘宜良），刚刚出版《蒋经国传》一书，即在美国被暗杀，后查明，系台湾军事情报部门指使台湾黑帮所为，起因或为江南书中对蒋经国和蒋家颇为不敬。即便如此，江南谈及蒋经国归国后的最初从政经历时，仍多有褒扬。江南说，蒋经国在赴赣州之前担任江西“新兵督练处”处长时间虽短，“却留下令人刮目相看的名声——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共同吃大锅饭，官兵一体，亲如家人。”显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与其他国民党官员大大不同的新形象。
　　1943年，前来赣州采访的美国记者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目睹了蒋经国参加群众集会的场景，看到他如何用类似于列宁、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喜欢采用的演讲方式，来鼓动民众。福尔曼在当年美国《柯里尔》（Collier’s）杂志七月号发表的报道中，有如下描述：
　　蒋经国也有能力让大批群众情绪激昂。有一天夜里，赣南童子军营火大会在赣州大操场举行，他站在讲台上率领数千名群众高呼口号：“中国万岁！打倒日本鬼子！”接下来，小蒋问：“我们应该怎么对付叛徒汪精卫？”群众高声喊叫：“烧死他！烧死他！”“我们就这么办！”汪精卫的胸像被推到操场上，点上火。小蒋敲起大锣，群众高呼：“杀！杀！杀！”同时，数千名年轻人赤膊上阵，在三座营火火光闪烁中，舞出一条长蛇阵。小蒋由讲台跳下，跟着长蛇尾巴舞动起来，他沙哑的呼喊已被群众的喝彩声所淹没。
　　相似的方式与场面，几年后，当蒋经国在上海负责“打虎”、惩治经济犯罪时，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说：上个星期，他让上海的大腹便便的商人们害怕了。他对青年军们发表演讲时说：“猪肉和香水从市场上消失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民众不饿死，哪怕高级商店和大饭店都关门也不要紧……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次社会革命运动。”
　　这里提到的青年军，正是蒋经国主政赣南期间所组建的一支队伍，他们是他的从政本钱。青年军在抗战胜利后解散并复员，此时，蒋经国奉命“上海打虎”，便重新召集旧日部下来到上海，使之成为自己得心应手的队伍。他再次以自己在赣州运用过的类似于苏维埃革命的方式，点燃这批青年军人的“打虎”热情。
　　如此看来，蒋经国后来的从政理念、风格、经验等，无不源自赣州最初的尝试。他将这种留恋，旋而转化为另一层面之上的思索。显然，赣州经历让他有了从政的自信，也有了更倾心的从政情结。在《东望章贡合流》中，他写下这些反思：“再以亲自接见民众来说，这种办法不能说对于政治之修明，没有相当的贡献，但是一切事情倘使都由自己直接处理，则一定会破坏制度，造成人人可以不负责的现象。我们要知道，凡是一时见效的药方，并不一定最好，同时倘使只有求好的心愿，而没有稳重的步骤和正确的办法，那么无论你的存心怎样慈悲，而事业的结果，一定是落空的，而你自己最多不过是一个口念阿弥陀佛的老婆婆而已！……我在赣南期间，是抱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态度，而从事于行政工作的。今天并不否认，自己在赣南，得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经验，但是有许多经验，就是一种人民受苦的代价。因此，一面自感有过，而觉时时不安；同时亦因此而更将尊重此种经验，并思用之于来日，庶几在将来服务期间，方可减少错误，并使得人民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
　　可以说，有意无意中，蒋经国已将赣州五年主政经历的反思，变成了自己走向未来的另一种资本，“思用之于来日”。他称赣州为“第二故乡”，其意义大概正在于此。

　　“白头相见江南”
　　蒋经国的一些赣州故事，最早还是从黄永玉先生那里听到的。赣州也是黄永玉念念在兹的地方。抗战爆发后，赣南与闽西、浙西等地一起，形成抗战时期南方地区的一个“小后方”。大量文化人从上海等沦陷区流浪而来，使这一“小后方”地区的文化艺术得以滋生、交融与发展。1943年，19岁的黄永玉从福建漂泊来此，在这里度过了具有人生转折意义的三年时光。
　　刚到赣州，凭着福建朋友的一封推荐信，黄永玉成了“教育部戏剧教育二队”的见习队员。蒋方良喜爱戏剧，是演剧队的常客，她曾邀请这些年轻队员到家里去，与蒋经国一起包饺子，有了一次愉快而难忘的家宴。
　　黄永玉印象中的蒋经国，朴实，平易近人。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日，身着便装的蒋经国走在江堤上，忽听有人落水高声呼救，他一边跑，一边脱掉外套，跳入江水，将人救起，不等获救者言谢，他穿上外套匆匆离去。
　　黄永玉的赣州三年，除在赣州城逗留短暂几个月之外，主要分别在信丰、上犹两个县度过。抗战胜利前，在信丰县民众教育馆工作；抗战胜利后，在上犹县编辑《凯报》副刊。七十年过去，无论信丰还是上犹，县城面貌早已改变，欲说寻访，恐怕只能借助于想象了。
　　旧景虽难寻，当年信丰的《干报》和上犹的《凯报》，却为我提供了感受赣州抗战文化的机会。在当地的档案馆里能找到这些报纸，颇让人兴奋。特别是信丰县档案馆，抗战期间的《干报》几乎完整地收藏一套，一个县级档案馆能够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有意思的是，两份报纸的“副刊”名称，居然与我还有了意想不到的关联。《干报》副刊名称——“收获”，我这些年经常为之写作的杂志叫《收获》；《凯报》副刊名称“大地”——我供职二十多年的《人民日报》副刊也叫“大地”。这种巧合，为寻访平添了另一种快乐。
　　读《干报》，读《凯报》，我感受着“小后方”赣州的文化氛围。两张报纸均为八开，我没想到当年赣州的县级报纸，居然办得如此大气活泼，版式美观，内容丰富，从国际新闻到国内动态，应有尽有。尤其是副刊，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和开阔视野，坦率地说，无论从作者队伍到作品，这两份县级报纸副刊的水准，一点儿也不亚于当今许多报纸。据档案馆介绍，像《干报》的发行量居然达到六七千份，由此也可见当年流亡于此的各界人士之多，报纸影响之广泛。1943年10月10日的《干报》副刊，通栏标题为：“中华全国双十木刻展览会（赣南区）”，以一整版篇幅刊发了这次展览的部分作品，另有关于举办展览的说明：“中国木刻研究会应县府邀请主办。”
　　人总爱说故纸堆是枯燥的，其实，在寻访中，翻阅它们能带来新鲜生动的感觉。至少，当我坐在档案馆的桌子前，翻阅泛黄的报纸，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与陈旧的事件、地名在眼前接连不断地蹦出来，历史顿时就活了。一切，印证着黄永玉念兹在兹的赣州记忆。这一种念兹在兹，与蒋经国回忆赣州时所说到的“情感和精神”，有着相通之处。
　　三十几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黄永玉曾受邀画一幅画转赠蒋经国。一幅《江南图》，一片水田，远景为一条河，近景为白墙黑瓦的南方老房子。他在画上题写王安石的名句：“三十六陂春水，白头相见江南。”他听说，这幅画后来真的送到了台北蒋经国面前。
　　很想知道，看到黄永玉的这幅《江南图》，令蒋经国想到的是故乡奉化，还是“第二故乡”赣州？远景的那条河，他想象的是溪口故居门口的小溪，还是赣州旧居城墙外的章水，或者章贡合流的赣江？
　　许多人的故事，恐怕只能如此这般随水而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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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离家的“北方蒙娜丽莎”

作者：周冉　字数：3514

　　如果你此生不去荷兰，可能再没机会看到那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画中的少女“踯躅于明暗之间，仿佛此去即与我们永别。”
　　2014年6月，名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结束长达两年的世界巡展，和其他馆藏名作一起回到装饰一新的海牙莫瑞斯皇家博物馆。馆方表示，画作将永远不再出借展览。《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成为继巴黎卢浮宫的《蒙娜丽莎》、乌菲齐画廊的《维纳斯的诞生》、索菲亚皇后博物馆的《格尔尼卡》之后，又一幅永不离家的名作。
　　这幅绘制于17世纪的肖像画作品，是荷兰黄金时代艺术的代表之作，作者约翰内斯·维米尔被誉为继哈尔斯和伦勃朗之后最杰出的荷兰美术大师，但在画家辞世后的一百多年里，没有人认识他是谁。

　　家乡没有一幅作品
　　17世纪是荷兰绘画的繁荣时代，经历过1609年的尼德兰革命，荷兰摆脱西班牙统治，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当时欧洲最富强先进的国家。荷兰美术开始摆脱宗教和宫廷的束缚，将笔端对准普通民众，同时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大量订购油画作品，作为彰显自己身份和财富的标志。那些描绘日常生活的小幅作品成为他们的最爱，有不少画家专门从事这样的绘画，德尔夫特的约翰内斯·维米尔就是其中一员。
　　荷兰的德尔夫特是个只有23000人口的小城，无法和阿姆斯特丹那种人文主义荟萃的大都市相提并论，但经济富足，生活舒适同样催生了油画定制产业。1632年，约翰内斯·维米尔出生在这里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经营着米什兰客栈，也兼做卖画生意。
　　由于史料缺乏，维米尔的从艺经历一直是个谜，1654年，德尔夫特曾发生过一件著名的火药库爆炸事件，画家雷尔·法布里蒂乌斯被炸死，这位伦勃朗最有才华的学生当时已十分有名望。他的朋友、印刷商人阿诺尔德·邦为他写下一首悼念的四行诗：“……归天的法布里蒂乌斯正在光荣的顶端，幸而维米尔追随他的足迹奋力向前……”因为这首诗的存在，人们相信维米尔应该是法布里蒂乌斯的学生，也就是伦勃朗高徒的学生。
　　维米尔20岁时继承了父亲的旅馆生意，有了殷实的经济基础，他开始专心作画，后来娶了自己的模特卡特琳娜。1653年，维米尔加入圣路加公会，成为正式的画师。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维米尔生活的遗物，基本都是举债和贷款的字据，虽然继承了父亲的生意，维米尔生活却一直十分拮据，很可能生前没有卖出过什么作品。1672年，他不得不卖掉父亲的旅店，同时搬出老房子，维米尔的很多画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1675年，维米尔去世，他一生没有离开德尔夫特，死后留下大笔债务。
　　在1696年5月16日阿姆斯特丹的一次拍卖会上，出现维米尔的21幅画作，其中的《德尔夫特风景》卖价最高，为200荷兰盾。画家的36幅作品在他死后纷纷被出售或拍卖，源源不断运送到世界各地，这些作品分散在从曼哈顿到柏林的17家画廊，有三幅在距离德尔夫特最近的海牙莫瑞斯皇家博物馆，《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其中之一。德尔夫特没有存放任何维米尔作品。

　　老房子里的光影大师
　　维米尔的画作总是透露出一股清新恬静的气质，多以女性为蓝本，所有的肖像画中共出现了40位女性和13位男性，每一幅画作都有透明的颜色，严谨的结构和对光影的巧妙运用。
　　他作画非常细致，不论是画面构图，人物比例还是光影效果都与照片一样逼真，他的每一幅画作都要修改很长时间，通常需要两三年，但每幅都是精品。也因为这样，有评论者甚至认为这不是艺术，而是一种技艺，维米尔至多算是位杰出的工匠。
　　现代英国画家大卫·霍克尔提出一种观点：“1402年起，西方油画突然变得精密细致起来，它具有完美的构图，无可挑剔的透视画法和神奇的光影效果，这些是借助透镜和投影仪进行观察和描摹的绘画过程。透镜的传播最先可能是在比利时，然后流入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然后是意大利的其他地区，然后是更广泛的地区。”在他看来，画家能够做到丝毫不差地捕捉现实画面，除了高超技艺，还要感谢现代科技。在维米尔所处的十七世纪，使用针孔投影仪作画成为画坛公开的秘密。当然霍克尔的观点也遭到不少人的质疑，还处在一种假说阶段。
　　世界美术史中，把约翰内斯·维米尔和其他三位同时代画家称为“荷兰小画派”。小画派尺幅小，题材小，多半描写荷兰本土的人物风貌，画家主要服务于市民阶层，以描绘静物、风俗、人物为主，对生活细节的描绘细致入微，很适合悬挂在居室或客厅。
　　约翰内斯·维米尔留存至今被鉴定为真迹的36幅，只有《德尔夫特风景》和《小巷》两幅风景画，其余如《倒牛奶的女仆》、《花边女工》、《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等都是描绘普通市井女性，人物神情安闲自在，衣着朴素，画面多使用蓝色和橙黄等暖色调，画面中常有一扇开着的窗户，阳光洒进房间，轻柔和煦，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维米尔画中的室内景物始终是那些：“米什兰”老屋及新居的房间；左侧的窗扇；土耳其桌毯、蓝天鹅绒靠背的椅子、镌刻着“音乐是欢乐的伙伴、是医治忧伤的良药”一语的那架古钢琴及其他几件乐器、墙上挂着的荷兰地图，以及不同质地的日用器皿……但每幅画的光线都不一样，都有晨昏昼夕和强弱明暗的变化。
　　作品中的常见结构是，纵向透视的窗子，从画面左侧的窗子投射下自然光，近景比远景暗淡。在《画室》中，维米尔用暗色调的帘子作为前景，画面更有纵深的张力，被帘子遮挡的一角在视觉上也给人神秘感。
　　维米尔所有画作对光的描绘形式都不尽相同，有时还会将高光藏在暗处，作品中多使用白色、灰色、褐色和柠檬黄等，这些色彩都由画家本人亲自调配。

　　成名走了两百年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创作于1665年，是一幅只有46厘米×40厘米的小画。一位少女头部裹着蓝色头巾，似乎在向画面深处走去时回眸一瞥，双唇微张，露出些许皓齿，耳垂的珍珠耳环散发着光泽，你会觉得她似乎想跟你说点什么。整幅作品采用黑色背景，一束暖光从画面左侧射进来。珍珠耳环轮廓并不清晰，连形状都难以识别，但就是这一点亮色格外璀璨夺目，画家对光的娴熟运用可见一斑。
　　很多评论家认为，画中少女顾盼的眼神和含蓄的双唇唯有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能与之媲美，荷兰的艺术评论家格史叶德将其誉为“北方的蒙娜丽莎”。
　　而创作此画的1665年，30多岁的维米尔刚刚被选为画家公会的会长，还没有沉重的家庭负担（11个孩子），生活充满明媚的光彩。没人知道这位少女的真实身份，女作家崔西·雪佛兰把她想象成一位家境贫困却极富艺术天分的女仆葛丽叶，她是维米尔在孤寂压抑生活中的情感知音，也是画家的灵感缪斯。在小说中，为了完成这幅画像并顺利出售，维米尔的岳母偷偷拿出女儿的珍珠耳环借给葛丽叶作为画中的重要道具。嫉妒心极强的维米尔妻子怒不可遏，险些毁掉这幅名作。最后，葛丽叶离开维米尔家嫁给屠夫的儿子，女仆与画家的这段隐隐情愫戛然而止。
　　当然这个故事只是作家一厢情愿的猜想。崔西·雪佛兰1962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1984年迁居英格兰，1994年获得英国安哥拉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学位，她的第一本小说《纯蓝》获得1997年史密斯年度新人奖。她看过维米尔的大多数作品，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遍他的36幅画作，1999年，雪佛兰看到了这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触发强烈的创作灵感，同名小说随之诞生。
　　英国导演皮特·韦伯看完小说立刻决定投拍电影，他寻访了小说中描写的维米尔家乡德尔夫特，在维米尔老宅中寻找灵感。摄影师埃德瓦多·塞拉精心复制了维米尔标志性的用光。电影贯穿使用了维米尔钟爱的柠檬黄色调，连室内戏都不使用灯光。每一个镜头的设计都如油画一般细致，充分展现了17世纪荷兰的社会风貌、画家的工作环境和创作细节。2004年电影获得奥斯卡多项提名。
　　由于成为奥斯卡热门电影，《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幅17世纪的大师绘画一跃为全球最受欢迎的作品。2012年它在日本东京“荷兰古代大师绘展”亮相时，平均每天有1。05万人前去观摩。
　　如果你来到今天的德尔夫特，可以在老教堂找到一块墓碑，上面写着：约翰内斯·维米尔，1632—1675，这是画家在小镇的最后留存。1921年教堂经历大火，所有墓碑都被重新安放，现在墓碑下都没有任何尸骨。18世纪的传记作家们没有记录下这位了不起的光影大师，19世纪开始陆续有人注意到他，20世纪时维米尔的名字已经大放异彩。从籍籍无名到荷兰小画派的一员，再到与伦勃朗、哈尔斯并列成为荷兰三大绘画大师，维米尔用了两个世纪。

詹姆斯。考克斯的精妙钟表世界

作者：陈茫　字数：4090

　　英国制表的五百年历史，沧海桑田之间，钟表从庄重巍峨的教堂塔钟一直演变为口袋、腕上精巧绝奇的手工精品。我在前两篇文章里概括性地回顾了这段历史，英国钟表制造自16世纪发端，之后三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直到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英国借助国力之盛，将钟表从遥远的英格兰岛屿，运送到了中国明清宫廷的皇家庭院。而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里，选取一个代表性的制表具象，也是我乐意呈现给大家的，便是英国著名制表师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　1723…1800）。

　　睿智的艺术家
　　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生前有着多种身份，并享有盛名。他既是一名充满创意的企业家，也是著名的身体力行的钟表制作者，而他自己则乐意自称为珠宝匠。旺盛的精力、广泛的兴趣和相当出众的才华，加上深谙宣传之道，这位200多年前的创业与手工机械奇才，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探寻的故事。今日关于他生平的记载多是些大事件，他生活和工作的许多细节仍然不为人知。通过查阅许多资料，我对这位可称是“睿智的艺术家”的英国制表大师生平，有了一定了解。
　　詹姆斯·考克斯于1723年左右出生于伦敦。他的父亲亨利·考克斯（Henry　Cox）是一位裁缝，并以自由雇员的身份就职于伦敦Girdlers　公司。1738年1月，考克斯开始了在Haberdashers公司的七年学徒生涯，师从“金匠”汉弗莱·普格（Humphry　Pugh）。普格实际上是一名“纺银工人”（即银线制造者），也从事玩具商的业务。所以比起学到金匠手艺，考克斯在这里学到的可能更多的是玩具商的零售技巧。考克斯于1745年出师后，就立即在伦敦弗利特街拉齐特场设立了自己的店铺，但最终于1756年夏天以失败告终。
　　1756年后不久，考克斯便在金匠协会注册成一名金匠手艺人。但在此后的职业生涯中，考克斯却往往自称为珠宝匠，这也是一个他掌握了可观技能的领域。1767年与考克斯相识的朋友塞勒斯·纳威尔（Sylas　Neville）就表示，“仅凭借他罕见的天赋，考克斯已拥有对宝石的大量渊博知识”。
　　在这段时间里，考克斯开始了自己的钟表与自动机械玩偶之类产品的制造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