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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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宝石的大量渊博知识”。
　　在这段时间里，考克斯开始了自己的钟表与自动机械玩偶之类产品的制造生涯。我没有找到更确切的史料，以显示他在机械手工制造与钟表制造上的学习过程，而他似乎一出手便不凡，考克斯在1760年代初的钟表制造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他并不仅仅自己生产，后来还代理了瑞士日内瓦著名制表师雅克德罗等人的钟表产品。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他开始大力开拓自己的产品市场，将钟表与自动机械玩具出口到了印度和中国以及其他远东地区。
　　当时的远东贸易必须通过东印度公司。这段时间的许多细节在我查阅的许多资料里都语焉不详。但可以确定的一个细节是，考克斯在1766年与东印度公司签订了一项合同，承造了两只献给清朝乾隆皇帝的自动机械玩偶钟。目前仅剩一只，就是这尊“中国人推行金马车”自动机械钟，其上镶嵌钻石、珍珠及其他珠宝，钟的表盘为白色珐琅瓷，黄铜机芯，部分镀金。钟高25。4厘米，设计巧妙，工艺精美。尤其人偶还设计成清朝中国人的形象与装扮，巧思令人赞叹。这可以说明当时考克斯的工艺风格已经极受中国皇家的欢迎。据记载，1772年乾隆皇帝曾驳回了一位商人远洋运来的货物船，转而一次买下标记有“James　Cox”制造的一整船的英国货物。1773年的一项记载显示，考克斯在这个时期向国外出口了超过50万英镑的钟表及自动机械玩偶产品。

　　考克斯的钟表与机械玩偶
　　18世纪60年代，考克斯向远东出口的产品包含钟表、活动玩偶、机械鸣叫鸟、音乐管风琴等等。考克斯当时出品的大部分产品均是出口贸易中的常见货品，这样的成品通常采用后期洛可可风格，包括黄金或镀金音乐钟、镶嵌玛瑙的小匣子，以及采用“摩卡石头”或“苔藓玛瑙”制成的鼻烟壶或表壳等等。若不是表盘上的标识，很多产品很难与其他制造商的产品区分开来。同样，考克斯的自动音乐时钟也与知名钟表出口商厄德利·诺顿（Eardley　Norton）的产品类似。但考克斯产品里最为著名的，其实是那些结合了大型自动机械，或者饰以精致珠宝的大型钟表产品，这些风格极为繁复精致的钟表往往才最能凸显他的个性。比如现存于圣彼得堡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的大型孔雀活动人偶钟，造型富丽堂皇，到正点的时候孔雀会开屏转一圈，公鸡打鸣，猫头鹰眨眼。
　　在产品大量出口的同时，考克斯的自动音乐盒以及其他装饰华丽的“艺术品”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便为世人所熟知。在精致程度上，考克斯将这些大型的机械玩偶与钟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目前存世的考克斯作品来看，他们都结合了当时的多种工艺技术，无疑也融合了考克斯本人的审美品位。在生产程序上，考克斯与他的助手很可能是自己提供作品思路，先形成详细的产品设计图纸，继而投入生产。为了实施他的想法，并提供更加规范的产品，考克斯雇用了一支由工匠和供应商组成的“小型军队”。这一时期，他的雇用工人竟达到了800至1000人的规模。

　　开设春天花园博物馆
　　18世纪70年代初期，英国政府发出了针对中国的出口禁令，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考克斯开始了他的另一项大计划。为了提高自己的钟表与自动机产品知名度，当然也有在英国本土的商业目的，考克斯于1772年2月在伦敦Charing　Cross　开设了“春天花园”博物馆（Spring　Gardens　Museum），在这里他展出了精心挑选的自己最好的装置作品与首饰，主要展品有22件，它们立即成为伦敦一景，成功吸引了上流社会和文化名宿的参观和认可。他的博物馆展品强调艺术性和教育性，并面向学校开放。现在我们已无法确知当时展览的盛况与具体细节，但在记载中，丰厚的门票收入足以说明其吸引人的程度。3年后他以“博彩”的方式出售了一些展品，通过这样的展品传播，考克斯的盛名在英国本土和欧洲也达到了巅峰。
　　而在此后不久的1778年，他也终因政府的出口禁令及出口贸易的资金困难而再度破产。尽管如此，考克斯仍然着迷于远东地区的发展机遇，继而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考克斯的中国市场钟表
　　在18世纪的欧洲，表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而在当时的中国，远渡重洋而来的西方钟表除去代表财富与地位，它的稀缺性与奇巧技术也更为皇家所钟爱。中国这块大市场的出现，也给当时的英国制表业开启了一块新“版图”。而在博得中国皇家喜爱，占领中国市场方面，考克斯无疑是当时最为成功的西方制表师之一。1933年故宫博物院出版了由故宫印刷的史密斯的英文专著《故宫收藏钟表目录》，其中记载，仅18世纪的英国钟表就有约70件，它们出自于约30位钟表匠师之手。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詹姆斯·考克斯。
　　事实上，据史料记载，考克斯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业务，大部分都与印度有关。尽管在考克斯刚开始建立生产网时这种机械钟表及自动机械玩偶仍被禁止向广州私人出口，但禁令在1764年10月解除，面对这块市场，考克斯准备了一些非同寻常的货品，其中最早的便包括东印度公司赠送给乾隆皇帝的两只新奇钟。1766年12月出版的《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对此还做了描述，将其归结为“英国艺术家”之作。现在其中一只钟幸运地留存了下来，表盘上清晰地显示了詹姆斯·考克斯的签名。这些应当也是考克斯首批以华丽的珠光宝气而著称的自动机械钟。
　　1780年代初，考克斯派遣儿子约翰·亨利·考克斯（John　Henry　Cox）前往广州，在那里建立了商铺，向中国市场启动了生产和销售，这也是考克斯在18世纪下半叶成为中国市场上销售钟表最多的英国制表商的重要原因。由此，考克斯最终在中国市场上也赢得了很大的知名度。
　　在钟表的造型品位上，就怀表而言，中国人欣赏的英国风格大多是纯金外壳，镶嵌珍珠、黄金和次等宝石，并绘有精细的瓷釉画。钟表内部拥有复杂的机械系统，可以报时或者模仿鸟儿的叫声。除此之外，各类音乐盒和自动装置也很受欢迎。而将钟表置于日常用品中的做法也深受中国人喜爱。考克斯可以说是敏锐地抓住了中国市场的这一喜好。他在1765年制作了一把扇子，扇面打开后一面展示希腊神话场景，一面则是乡村田园风光。扇骨由金、银和象牙制成，并嵌有红宝石和绿宝石装饰。扇子的轴心镶有一块很小的金表。这把扇子后来作为礼物送给了中国皇室。这些迎合中国品位的钟表一般要比销往欧美的手表华丽得多，这也使得制表的工艺复杂性大大增加。制表师必须利用许多不同的技术，与瓷釉画师、金匠、银匠和宝石匠分工协作。想来，这也是考克斯的工坊雇员众多的原因。另外，约翰·亨利·考克斯在广州同样经销雅克德罗的产品，但往往产品上仍会打上“James　Cox，London”的标记，因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落款考克斯的钟表及自动玩偶古董，很可能并不是来自英国的考克斯制品，而是瑞士产品。
　　如今，考克斯仅有少量最具个性的创作存世，比如博斯博物馆中的天鹅自动钟，还有收藏于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的孔雀钟，及2001年在德国Dr。Crott拍卖行以60万马克拍出的太平象音乐自动钟等等，这些精美的机械钟表艺术品，不但代表了英国钟表与自动玩偶的设计审美精髓，在今天也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与财富。
　　考克斯的一生，以卓越的经商头脑和远见，在18世纪欧亚贸易的领域内创造了自己的品牌和独具特色的钟表、自动机械玩偶产品。他以自己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与设计能力，在钟表、自动玩偶与珠宝首饰等领域的辉煌成就，与他在欧亚贸易上的成就同样令后人瞩目。作为一个18世纪远东市场上“宏伟机械和珠宝”的制造商，他在去世200多年之后，还因为那些散落于全球各地的精美钟表为人们所铭记。
　　（感谢德国Dr。Crott拍卖行、大英博物馆、英国博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俄罗斯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对本文在图片资料搜集上提供的帮助。）

不必把我看成文化符号

作者：任姗姗　字数：6021

　　广州，绵绵细雨的午后，《国家人文历史》特约记者对面坐着的，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著名导演许鞍华。
　　这位四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两次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以及亚洲电影大奖终身成就奖的女导演，好像永远都是那个样子——冬菇头是几十年保持不变的发型，一副眼镜，白底蓝印花的中式衬衫，牛仔裤，运动鞋以及谈及会心处爽朗的大笑。
　　许鞍华，祖籍辽宁鞍山，父亲是国民党文书，母亲是日本人。香港人习惯叫她“阿Ann”。还在香港大学英文系读书时，Ann就是个活跃分子，当学生剧团的同学们还老老实实用美术字印刷宣传单时，她已经用美女俊男的图片来拼贴海报。学校兴起嬉皮风，她反其道行之，穿上扎染的印度式长衫。和同学们谈到未来，又很担心60岁时的穿衣，想到不能穿牛仔裤和运动鞋就觉得郁闷。现在，67岁的她仍然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她笑说：“我的生活很简单啊！”
　　我们见面是因为一部叫作《黄金时代》的电影。差不多20岁的时候，她就想拍萧红，但那时没有资金支持，只好等一等。到了57岁，她认识了编剧李樯，二人一拍即合为萧红做传，但她拿着剧本在香港找了一圈，大大小小的公司都不愿意投，只好又等了8年。开拍时，她已经65岁。一般人看来，这已经很难称得上是创作的“黄金时代”。可是，Ann的骨子里有种“逆”的性格，如同萧红一般。
　　《疯劫》是许鞍华在做胡金铨助手之后的出师之作，也是她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一时引领香港新浪潮的风气之先。就此，她走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香港资深影评人列孚写过：1984年，许鞍华如日中天，比今日的王家卫更红。其实不论境遇如何，迄今35年从影路，她始终没有离开，20多部电影足以见证她的坚持和勤奋。对过去历史的执迷、对漂泊人间的关怀怜惜、对个人与城市变迁的审视，使她的作品成为香港影坛罕见的能平衡个人表达与类型取向的示范。而女性导演、关注女性命运、香港本土叙事、聚焦边缘人物，诸多的符号也被集中在她的身上。我去向她求证，她笑笑说：“我拍电影第一是凭感觉，不喜欢我是不会去拍的。”
　　不论早期的合作者关锦鹏、黄碧云，还是这一次的李樯、汤唯、冯绍峰，在他们眼中，Ann始终是个行动派，凡事事必躬亲，总是将很多担子独立挑起来。看景她是不放心交给美术指导的，要自己看过才安心。这次，在零下35摄氏度的东北，她冷得有些恍惚。拍摄的后半期，她的身体也有些支撑不下去了。她说：“我习惯一个人拼命很多年了，但现在没有精力再去那么拼命。以后再拍大型作品，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分配出来。”顿一顿，她接着说：“必须信任别人。”
　　Ann对于电影票房的贡献是零敲碎打，但她在香港影坛的位置却是有目共睹。香港电影导演协会会长、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陈嘉上说，“香港电影之所以能够撑着，是因为我们幸运，因为我们还有王家卫，还有许鞍华，而不是因为有我和王晶。”
　　与她两度合作过的编剧李樯说：她不但是个导演，也是自己一生的导演。她不断在调整，调整自己人生的故事，越来越炉火纯青，越来越接近电影的本性。在香港，她出门依然习惯搭地铁，在内地，她极不习惯被路人认出来。平平淡淡，安之若素，最好。她说自己不是女权主义导演，但承认自己电影里的女性角色要比男性有光彩。显然，独身主义的她读不懂男性。
　　关锦鹏首次独立拍摄电影时，Ann对他讲：选择拍电影这条路，就回不了头。在残酷薄凉的电影工业中默默苦战30多年，电影就是Ann的人生关怀，一切因此的辛苦，她都坦然面对。也许因了这一切，才成就了她坚韧却低调达观的人生。
　　在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中，有这样一幕：贵姐的母亲感叹道：做人真是难啊。贵姐却答：有多难呀？
　　是的，读懂了许鞍华的电影，也便会读懂她。文人小说下载
　　国家人文历史（以下简称国历）：您从12岁开始读鲁迅、老舍，后来又将张爱玲的《半生缘》《倾城之恋》改编拍摄成电影。作为一个香港人，为什么会对这段历史这些作家感兴趣？
　　许鞍华：最开始的时候，我对这段历史并不是特别有感觉。我们一直在香港念书的人会觉得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宗是鲁迅、巴金、老舍、冰心，他们的一些文章是被收入教科书的。因为在课本上读过《呐喊》、《彷徨》、《四世同堂》的节录，所以在小学六年级的暑假，我去图书馆读了许多五四作家的作品。那时，我很有兴趣去读他们的文章，但实际上并不能懂得他们所讲的那个时代。七八十年代，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又读到了张爱玲，她笔下的香港非常灵动，她所写的香港就是我所知道的香港，很让我触动，所以陆续拍了两部电影。这一次拍摄《黄金时代》，因为牵涉到很多人物、历史和地点，所以又读了一些作家的作品和回忆文章，算不上了解很深，只是比较认识而已。
　　国历：您讲到因为很喜欢张爱玲，于是改编了她的作品。那么，萧红如何吸引您为她拍摄一部传记片，不光讲她的文学，也讲她的人生？
　　许鞍华：萧红是文学与人生合一的作家。电影导演其实也是某一种作家吧，同为创作者的我很想知道她面对生活、面对创作的心态。
　　我自己认为，她是一个一流的作家，她的作品文学水准非常高，写作的方式也是超前的。70年代的时候我看传统的外国小说多，第一次读《呼兰河传》根本不能接受，她写得好像散文一样，但现在重读萧红就越来越觉得好。她的人生也是很前卫的。她拒绝被安排的婚姻，反抗父权社会，第一次离家出走之后整个人生都是反抗的一生。她怀着王恩甲的孩子与萧军恋爱，但没有结婚，后来又怀着萧军的孩子与端木蕻良在一起，这些事情即便放到现在，也是很前卫的。
　　而且，民国时代大家都没有经历过，所以可以凭借自己的认识和想象去发挥，对我来说就不会成为一个文化上的缺陷。如果让我来内地拍摄农村题材，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拍。但拍摄民国，我觉得自己是可以胜任的。
　　国历：其实除了萧红的感情故事，《黄金时代》也描绘了一幅大时代的文人众生相。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鲁迅、聂弩、胡风、丁玲等十几位响当当的作家在电影里悉数登场。您想通过他们传达怎样的观念？
　　许鞍华：没有，我拍这个不是想要教化别人，我只是想拍他们的生存方式、人物关系，以及与现在有哪些不同，让观众自己去看，自己下判断。
　　国历：那他们的生存方式与现在有哪些不同呢？
　　许鞍华：首先是没有网络了！当然，因为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是比较强大、封闭的，所以他们有一种反抗的意识，反抗的目的性更强烈，现在的人则比较混沌，不知道反抗什么，好像一些枷锁都是自己给自己的。比如，我拿着手机，没有人打给我就会觉得很寂寞，打给我又觉得很烦，就是这种感觉。可是这也没办法，时代不一样，时代有很多方面也是进步的，所以很难说过去一定比现在好。可是如果以前的很多东西可以承继下来的话，我们的社会和生活会好一些。
　　国历：生活质感和敏锐细节是您电影美学中的一大特色。在《桃姐》、《天水围的日与夜》等影片中，您对于生活的观察和捕捉打动了很多观众。而通常想象中文人群体的生活是比较精神化的，您如何把握到那时那地那些人的生活质感？譬如将文学巨擘鲁迅变成人间的鲁迅。
　　许鞍华：我不敢这么说，只是把他们的语言动作、生活状态，具体地表现出来。让观众会觉得，这些人不是活在“听说”里面，不是一尊肖像。最容易找到生活感的是鲁迅家。上海的鲁迅纪念馆就是鲁迅的家嘛，你进去大概就会知道他的生活——他在二楼的桌子写作，在一层的长条桌与萧军、萧红吃茶，墙角的花盆里栽着万年青。当这些具体的东西还原出来时，他的生活方式就很明显了。但是一些日常的交往，就需要我们根据已有的文献去揣摩、想象。
　　国历：好导演的一条标准在于善于发现演员、调教演员，发现演员与角色靠近，但容易被忽视的一面。《黄金时代》里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观众在观看的时候其实是希望符合期待和认同的，您选择演员的标准是什么？
　　许鞍华：王志文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反叛的，聪明近乎有点狡猾，我感觉鲁迅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外形可能不一定非常像，但是有一个特质蛮像的，就可以了。像汤唯在想事情的时候，眼神就好像看向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是自然的东西，是很多演员学不来的，而萧红就是这样，好像不是活在现实里。郝蕾与丁玲的相似在于，她们性格里那种决断、聪明跟表面上的乐观。
　　国历：《黄金时代》大量采用实景拍摄，摄制组先后在哈尔滨、上海、武汉、香港等取景拍摄，据说在哈尔滨拍摄期间最低温度达到了零下35摄氏度。为什么如此钟爱实景？
　　许鞍华：这根本是我自己的一个偏好，我一拍实景就觉得安心，我喜欢这些场景带来的现场感。对我来说，真实是很重要的。但真实不真实，其实是一种自己的感觉。可是如果连你自己都觉得是做出来的，不真实，想必观众也很难接受。我们在室外一直工作着，也激发了演员表演的真实感。比如在哈尔滨零下35摄氏度，那个冷让演员很亢奋，各种反应也是很真实的。
　　国历：这部电影表现的是民国时期的作家精神以及生活状态。在当下内地也蔓延着一股“民国热”，一些创作者以及文艺青年会对那个时代特别憧憬，他们的某些想象也不乏美化的成分。您了解这种现象吗？
　　许鞍华：我看到了一些文章，也听说了一些观点，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想通过这种对比来批评现代人，来达到一种平衡。比如，那时候，鲁迅和萧红的关系其实没有一个钱字。而现在人常常觉得，如果我不算钱就亏了。比如，我接一个工作，常常想让自己保持一个平衡，如果这个收入能维持生活，我就接。但很多人想的是必须花很少精力又能赚到很大一笔钱，才会接这个工作。我感觉这是有问题的，因为你会失去很多东西，比如这个工作带给你的满足感，如果从事文化方面的，尤其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我想，民国时期那些人可能没有这么多讲究，社会动荡，他们生活也不富裕，那么他们的价值观在哪里呢？都是情分、文化修养啊这些。
　　国历：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那个时代也可以称为“黄金时代”。　萧红有自己的黄金时代，鲁迅、萧红等一批作家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什么样的时代可以称为“黄金时代”？
　　许鞍华：我不知道。这牵扯到两个东西，一个太个人化，一个太宏大。因为每一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而从社会角度来看，又涉及政治、经济、国防、思想好多范畴，我是不懂的。
　　国历：比如从文学和电影层面来看呢？
　　许鞍华：文学我就不敢说了，我的文学修养还不足够给出判断，但我的感觉是现在还没到黄金时代。通常文学的黄金时代要在苦难中才会产生。像萧红那个时代社会动荡、生活困苦，所以才激发了他们的精神生活。而现在国家太富足了，大家都过得挺好的，就很难有伟大的文学。
　　从经济指标来看，中国电影可以说已经进入黄金时代，可是从电影的艺术文化水准来看，可能还没达到。内地电影界正在经历着新的变化，一些青年导演的作品票房很高，可是遭遇不同的评价，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情况。任何新事物的出现，一定会产生纷争，而一个健康的电影市场一定是可以容纳多元作品的。但不论你做商业片，还是艺术片，一定要认清自己，容得下别人的意见。我想，一个导演灭亡的先兆就是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当然，我们还是应该多鼓励一些新人，而不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竞争的对手。每个人都多做些事情，整个行业自然会变得更好。
　　国历：对于香港电影呢？您是香港新浪潮电影的代表，您的创作其实也经历了香港电影从衰落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了衰落的30年。您怎么看待香港电影的现状？
　　许鞍华：我觉得，新一辈的电影人会继续拍香港题材的电影，我们有机会有题材也一定会拍，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资本都不在香港，没有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