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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历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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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像现在小学这样很整齐一批人一批人这样，比较乱”，即指各个年级的学生都混在同一个班中学习。师资力量方面，瑞金医院、后方仪电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当时均有下属学校，不过这些学校的老师都是单位里的员工，属于“业余”教师。师资薄弱的现象在后方普遍存在。
为了能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很多小三线职工不得不把孩子留在上海学习、生活。然而，从小与父母聚少离多，这些孩子缺少应有的关爱与管教，便有甚者走上歧途。譬如原后方前进厂一对夫妇，出于不让孩子跟着他们吃苦的考虑，他们把3个幼子留在上海独立生活，每年双方见面的时间只有1个月。后来，这三个孩子中有两个因犯罪进入监狱。因此，在后方广为流传“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说法，无不流露出员工们消极、失落的心情。三线职工对现状的不满、对未来的忧虑，使得后方不安定因素日益滋长。
其次，是未婚青年比例失调而导致的婚姻问题。军工厂的性质促成了小三线工厂里男多女少的局面，刚迁往小三线时，他们还是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小伙。又鉴于军工厂为保密单位，职工常年住在山里，与外面世界接触甚少。因此这些年轻小伙到了适婚年龄时，便出现了找对象难的问题。在与原后方仪电公司工会副主席贺兴根先生的聊天中，他提到曾为公司里的男青年刊登过征婚广告。无独有偶，在1981年的《文汇报》上，后方22个企业集体刊登招收未婚女青年的广告；1980年11月，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团委成立了24个婚姻介绍所，并在上海《青年报》上刊登招收女职工启事，“把婚姻的大门向全国各地打开”。一年多后，整个后方已有569对青年领取了结婚证，其中126对已调到后方基地工厂，还有833对男女青年建立了恋爱关系。
当时在后方有个有趣的现象，小三线的男员工到医院看病时，“都是活蹦乱跳地过来的，用一辆大巴士或大卡车，一车一车地运来，厂里女的很少，小伙子很多，他们把到东方红医院（后方瑞金医院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叫东方红医院）来看病，当作是一种透气，一种来开眼界来玩一样的感觉，都很开心，我们里面有不少的护士都通过牵线搭桥等方式和他们结婚了。”
可是，刊登征婚广告成就婚姻的毕竟在少数，尤其来应征的都是市郊女农民以及在农场工作的女青年；医院的护士在小三线所有员工中也只是占一小部分。后方男多女少的局面使得众多男员工的婚姻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第三，后方生活不便，且单调乏味。在就医方面，后方虽先后建造四所医院，却远不能解决后方将近十万名员工及家属的看病难的问题。由于医院与小三线厂之间距离远，交通不便，因此很多厂的员工每周仅有一次前往后方医院看病机会。在饮食方面，由于上海与皖南相隔四百多公里，小三线用的原材料，甚至连职工吃的酱油、萝卜干，都要靠上海运去。这种畸形的工厂从开始建设就成了上海沉重的包袱。
尤其到了上海小三线建设后期，大部分工厂军工任务下降，民用产品无法大规模生产，员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在封闭的环境下，员工又处于较为空闲的状态，使他们更加感到生活单调、乏味。“小三线职工的文化娱乐活动不够活跃，特别是单身职工普遍感到业余生活枯燥。”
第四，户口问题和工资问题。从1972年以来，后方小三线职工新生小孩户口申报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些孩子的户口，安徽不给报，理由是母亲户口在沪；上海又不给报，理由是父母或母亲已去三线工作，小孩户口不能报，户口问题关系到员工子女的升学问题、员工的工资问题等，影响着员工的切身利益问题。原后方683运输车队员工谈先生从小跟随父母去在后方协作厂生活、读书，户口也迁到了后方。虽学习成绩优异，却因为户口在当地，只能考当地高中。面对这种情况，他最终放弃了上高中就学的机会。我们采访过的一位倪先生原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被调到上海小三线后户口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因此他只能拿山东的53元的工资，而上海的工资则是59元。他和另外一位被采访者吕先生的情况相同，两者均在小三线待了8年，两人的工资却始终没有涨过。这从一个侧面滋生了后方员工的不满情绪，使得后方的矛盾日益尖锐。
最后值得提出的是，小三线职工的优秀才学在后方得不到发挥。1978年恢复高考后，不少有志青年觉得再在小三线待下去是浪费时间、浪费青春，他们纷纷为自己的未来寻找新的路子。比如，在后方瑞金医院搬到皖南时，要求有30名高级医师（相当于现在的主任医师）一起迁往内地，其中唐振铎和魏珂等医生无论是在后方还是回上海后，其医术都是赫赫有名的。但他们若一直留在安徽，没有先进的设备来做实验、没有完整的图书馆翻阅资料，则其精湛的医术得不到提高，甚至退化。
上海小三线建设的起始与终结都与时代紧密相连。小三线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生成，在完成其历史赋予的使命后，却随着时代的变迁，滞后于时代的洪流，其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的。1988年，上海市政府决定让这些小三线厂与上海郊区的一些厂进行联营，上海的员工全部迁回到上海、分配到上海各个与三线厂联营的厂中，而在后方的所有固定资产全部无偿移交给安徽。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著、徐有威主编的《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6月第2版）
锦江厂，一个三线企业的传说
作者：倪同正 字数：7193
当战争的阴霾逼近时，重新构建中国的经济布局，把军事工业向西部转移成为当时国家建设的大方向。在那个年代，有国家意志的贯彻执行，有人民群众大无畏的精神，三线建设在“文革”动乱之中照常推进。在千军万马建三线的洪流中，从上海来到成都平原西部丹景山麓的锦江油泵油嘴厂，从蓬勃兴起到苍凉落幕，仅仅用了37年。
选址折腾了三年
1966年3月，八机部办公室主任刘昂，基建司司长邢安民来川和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的程子华、阎秀峰共同研究为“三江厂”选定厂址，当时由刘、邢率领上柴、锡柴、杭齿和八机部洛阳设计院的代表，驱车深入成都市北部的彭县（今彭州市）白水河地区考察，根据当时中央提出的“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选定了“三江厂”的厂址。
为什么要把这些农业机械企业安排到这样的地方呢？据说二战时期德军专门搜寻轰炸苏联的轴承厂和油泵油嘴厂，把这类工厂破坏掉，就能以较小的代价使得对方飞机、坦克、各种战车难以动弹，收到最大的效果。“三江厂”到了战时就是军工厂，因此要找个特别隐秘的、可靠的地方。
最初的方案是锦江厂在最外边，靠近白水河镇，地形、位置算最好，令其他两个兄弟厂的同志羡慕不已。湔江厂在响水洞，坡陡沟深，条件最差，岷江厂在中间。后来建厂指挥部考虑到湔江厂是铸锻专业厂，摆在最里面不利于运输，就将锦江厂和湔江厂来了个对调。这一变动，无疑使另外两个厂的同志从心理上得到安慰，因为人家从大上海来的人都能在深山老林里安家，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于是湔江和岷江二厂抓紧搞三通一平，首先破土动工干了起来。
1966年10月，当锦江厂第一批30多名职工到达响水洞时，看到这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几乎没有一块平地的山窝，感到在这里制造技术密集型的油泵油嘴产品简直是开玩笑。等到设计院把施工图交给承担基建任务的省建六公司三处的同志一看，他们连连摇头，说是从来没有在这种高低落差达百米的山地上建过厂，叫我们通过上级另请高明。矛盾反映到部里，曾担任过洛阳拖拉机厂厂长的杨立功副部长亲自到现场进行查验。锦江厂的刘汉生厂长搀扶着他边爬坡边介绍，老人家连拖带爬还没到主场地就下坡不看了，他批示另选厂址。为了不影响另两个兄弟厂的情绪，规定范围不超出10公里。于是我们厂选到了小渔洞镇附近的梅子岭沟。
梅子岭沟的实际情况并不比响水洞好多少，四面环山，山略低，河略小，仅有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平坡地，工程同样浩大而复杂。设计院的同志为了搞一份布置总图，真是绞尽脑汁，比如什么镶、钻、贴、嵌，缆车上下，能用的手段都用上去了，但就是拿不出一个相对合理的总图。当时现场已陆续从上海、天津调来几十名员工，同志们面对工厂无法合理布局、生活区无从着落、湿度太大、运输费用过大、对外联络闭塞等实际问题，认为这儿也不能建厂，必须另选地点。为了说服部里同意另选厂址，大家仔细分工，搜集资料，包括地貌、地质、水文、气象等，还购置了自动温湿度测绘仪日夜监测并做好记录 。同志们将搜集来的材料整理好，数次进京向部里汇报。那时部里已经实行军管，1967年11月部军管会派陈国华等五人专家组来现场考察，陈是赴阿尔巴尼亚援建工业回国的专家。他们到实地一看，当即表示问题确实严重，最好另选地点，但是要向部军管会汇报，由他们来决定。
1968年5月，费尽周折，部里终于下达了文件，同意锦江厂“缓建”，可以另选厂址，原则是不超出关口丘陵地带。这消息震动了里边的两个兄弟厂，尽管他们也开始“造反”，并在部里闹得很凶，但是由于他们已经破土动工，造起了一些工厂建筑，部领导以主管经济建设的李富春、李先念同志的“凡已开工项目原则上不再变动”的指示，驳回了湔、岷二厂迁址的请求。1968年11月19日，四川省革委会下文批准锦江厂在关口选定的新厂址建厂，想不到遭到了邻居四机部属下的913厂的反对，理由是他们是为解放军总参生产军品的保密厂，周围建民用厂不利于该厂保密。官司打到部里，四机部把球踢到总参说是总参反对，总参推到国家计委，计委转到国家建委，建委又把矛盾交回到机械部，最后由四川省召集有关方面协商，四机部作了让步，规定锦江厂的围墙与913厂的围墙必须间隔500米。这一扯皮，又把锦江厂址的正式批复推迟了一年。直到1969年11月李大章根据李富春批示，再次确认锦江厂在关口砖瓦厂旧址上建设工厂。尘埃落定，锦江人欢腾雀跃，经过三年多的折腾，锦江人终于有地方安家了。
第一件产品：“七一”牌喷油嘴
珍宝岛的枪声，吹响了加快三线建设的进军号。1970年3月23日，锦江厂在丹景山下破土动工。那时候，政治挂帅，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很少有讨价还价。当然，各人的支内动机不尽相同，但报国情怀占了主流。一时间，推土机的轰响和高音喇叭的歌声共鸣，大吊车的铁臂和扁担、铁锨、十字镐争雄，随处可见年轻人矫健的身影，“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修反争时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标语牌和铁人王进喜的巨幅画像环立山头。
锦江厂的第一座建筑是一间简易厂房。当年5月上柴厂100多名工人奔赴现场，开始产品试制。那时贯彻“先生产后生活”、“边基建边生产”的指导方针，宿舍楼还没修建，干部们都住在用芦席毛竹搭建在泥巴地上的油毛毡房子里。工人们借住在离厂区3公里外的一个破旧教堂里。
初期没照明电，就用蜡烛和手电筒；没自来水，就打河沟水用明矾净化；没厕所，就到老乡的茅房方便，那臭气和蠕动的蛆虫让女孩们非常害怕。几个月后当男女单身宿舍和两栋三层楼的土打垒家属楼造好后，食堂、供电线路和水泵房也随之开通，生活状况才得以改善。
1970年7月1日，我还在上海柴油机厂实习，中午吃饭时听到广播里传出：“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锦江厂第一批‘七一’牌喷油嘴生产出来啦！向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我们伟大的党的生日献上了一份厚礼！”要知道柴油经过高压从喷油嘴呈雾化喷进油缸燃烧才能产生动力，故油泵油嘴有柴油机的“心脏”一说，是精密度要求很高的产品。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我们的机械配件几乎全部依赖苏联。那时用一头肥猪才能跟老大哥换回一副喷油嘴。若干年后，一位领导同志刚到四川主持工作，就询问四川有没有油泵油嘴厂，可见他对农业大省和战略后方有无专业化的油泵油嘴厂是多么关注。
被命名为“七一”牌的献礼产品，其实是从上柴老厂拿来的半成品到锦江现场做几道最后工序后装配而成，其政治意义远超其经济价值。自那以后，上柴厂不断有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被动员上三线，机械部也在全国系统内为锦江厂配备管理人员和定制机械设备，并花巨额外汇从国外进口精密检测仪器仪表。机械部重点骨干企业、西南地区最大的燃油喷射系统生产基地、因选址问题被延误三年多才开工建设的锦江油泵油嘴厂，就此铆足了劲，大干快上，誓把损失了的时间夺回来。
当时新到现场的年轻人都被编入基建连参加工地劳动，下设两个排，每排三个班：男子抬砖班、女子挑砂浆班、混编拌浆班。我当时任基建连一排排长，每天跟大伙一起在工地抬砖、预制板、鹅卵石、水泥等。我们主要为建造宿舍楼的建筑队当小工。一天下来，个个都疲惫不堪。厂区建筑由正规施工队包建。但厂区道路、车间地坪都由我们去加班完成。加班没有加班费和调休，只有两个馒头，偶然也会有猪肉萝卜馅的包子吃。
由于宿舍楼依山而建，坡度较陡，卡车把建材送到坡脚，然后由我们往上扛。一栋四层楼房，往往一个月就能结构封顶。那阵势简直是拼命了！一年中我连参加了四栋宿舍的建造，许多人落下腰疼病，就连当了两年知青的当地小伙子也喊吃不消。
1972年，工厂竣工验收后不久，一机部在我厂召开了西南片区三线建设现场会，把我厂立为三线建设多、快、好、省的典型，充分肯定了我厂的成绩。通过基建验收后，全厂的工作重心正式转移到以生产为主的轨道上来了。从此，工厂生产逐步走向正常。这期间，上海、无锡来的师傅们成为生产骨干，也言传身教带出了许多徒弟，为工厂的生产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加工资的悲喜剧
中国工人阶级在担当国家使命上毫不含糊，但他们的经济收入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未能得到调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更是中断了调资工作。1972年4月各单位按上级指示给低工资人员作适当调整，这类人员较少，影响不大。此后一直未动，到粉碎“四人帮”一年后的1977年11月，终于传来调整工资的消息，但上面定了比例，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能加。这可给工厂出了难题，将近两千职工，手心手背都是肉，加给谁好？别小看加一级工资才6元钱，那时的物价低，四川这里的猪肉、食用油、白糖、鸡蛋都是6毛8分一斤，米才1毛2分左右一斤；锦江厂食堂的荤菜如大排、大肉、狮子头、炒猪肝都是2毛钱一份。而且当时从上海支内的小青年都到了结婚生子的阶段，这六元钱的用途可大呐！尤其是沿海来的三线人，背井离乡，意外支出更多。比如上海家里一有情况就得往回赶，一个来回的路费等于两个月的工资没了，还不算人情世故方面的开销。如果探亲假用完只好请事假，事假要扣工资，所以有句话说三线人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铺了铁路”，这是千真万确！有好几位上海同志甚至连父母辞世都未回去奔丧。我曾做了一个统计，我爱人从1975年到1996年，21年间回上海14次，平均一年半回去一次，其中生孩子得了肝炎请了将近一年事假。那日子过得紧巴程度只有自己知道。
一听说要加工资，大家谁也不相让。有的车间没法子，按比例把名额下放到工段，工段只好采用投票决定谁加。某日，段里开会投票，一边唱票一边在黑板上画“正”字。某兄是无锡来的，已有两个孩子，盼了多少年才有这一回加工资，他工作表现还好，对自己也抱一定希望。谁知唱票已过半数，他的得票数始终忽进忽出，气氛紧张到极点。突然，他脸色发白，呼吸急促，一下子瘫倒在地。那边唱票还未完，这边赶紧把他抬到职工医院抢救。经医生紧急处理，他苏醒过来，是过于紧张引起的心脏异常，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唱票结果，他滑出名单之外。厂领导考虑再三，从别处挤出一个名额给他，算是对他的特别关怀。
这次调资，把工厂搞得乌烟瘴气，各级领导也被弄得头昏脑涨。1978年底，上级又下达了百分之二的调资名额，这次有许多条条杠杠，对少数工作表现特别好的同志加了一级工资。这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扩大企业自主权，由企业根据工厂效益好坏来确定调资方式，与以前相比，各级领导的压力小得多了，职工的受益面也大多了。
像打架一样的探亲
锦江厂设计规模为2000人，从上海、无锡来了780多人，加上其他渠道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约100人，外来人员近千人。当时单身职工居多，一年可享受一次20天的探亲假（含路程假）。而探亲大多放在每年春节。故春节前那段日子，人走得比较集中，尤其是上海方向，人最多。由于工厂到成都火车站60多公里。交通非常不便，厂里也还没开通到成都的交通车，于是厂后勤部门提前登记，统一买票，届时厂里用解放牌卡车，浩浩荡荡地把大家送到成都火车站。那时候都是座票，根本买不起卧铺，因为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才31块5毛，而成都到上海的硬座票要34块钱，比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还多。成都到上海的182次车要开48小时，晚上8点开车，经常晚点。有一年后半夜才到上海，已没有公交车，外面又下着大雪，只好在火车站等到清晨坐头班车回家。
火车上大多数人自带干粮，解决吃饭问题。大家挤在一个车厢里，说说笑笑、嘻嘻哈哈，倒也觉得很热闹。人困了，有同事带了雨衣，就轮流穿在身上，钻在座位底下呼呼睡一觉，觉得也蛮高兴。回上海带的行李不太多，买些花生、土豆、巴山豆（一种当地产的小赤豆）、中药材、风鸡（把鸡杀了，只去内脏，不拔毛，挂外面风干，到家后再处理）等。还有些同事，买活鸡藏在火车上带回去，火车是不允许带的， 就捂在纸板箱里放在座位下。后来发现这个鸡已经半死不活了，咋办呢，赶快杀了放血啊。那么火车上就热闹起来了，有人去打开水，有人给它放血。尽管是冬天，车厢里也很闷热，就用绳子把鸡拴好，吊在窗子外边。有的同志一觉醒来发现鸡没啦，变成了飞鸡，飞掉了，那个心痛啊！也有人给鸡灌酒，让它也睡觉，免得叫唤给列车员发现。还有人带公鸡回家，鸡在车上打鸣的，往往吓出一身冷汗。
那时探亲，最头疼的是返程。上海到成都就这一班车，上海是支内大户，从陕西到四川沿途又有那么多三线厂，往往又集中在春节正月半后的一、二周。一是票难买，上海北京东路的火车票预售处每年这个时期都拥挤不堪。我从1972年到1975年每年都是去通宵排队买票。1975年结婚后就只能四年享受一次探亲假，还是一样排通宵。后来这条线路班次多了，但大量农民工的出现，让火车更挤了，哪怕买卧铺，也是那么紧张。而上了火车抢行李架那就像打架一样。
那时四川的物资供应很差，几乎什么东西都要从上海带，比如香烟、打火石、白糖、糖果、饼干、乐口福、麦乳精、肥皂、卷子面、烤麸干、萝卜干、咸肉、砂锅、煤饼炉，甚至女同志用的草纸，加上厂里同事托带的诸如“765”皮鞋、的确良衬衫、金兔牌羊毛衫等等，每次回厂至少七八个大包小包。多的人二三十只包也不稀奇。送进站时家里倾巢出动， 先着一人拿着小包冲在前头，找到座位后朝行李架上一躺，抢好地方，不一会主力到了就把东西朝上摞。经常有为争行李架吵架甚至打起来的。往往放好行李，人已大汗淋漓，嗓子冒烟。一般出发前早已给厂里发了电报，都要关照“行李多，多人接”之类。来接站的人有会动脑筋的提前到汽车队联系到成都提货的卡车，顺带把到站的人和行李带回厂。司机那里给包烟就解决了。有些没路子或不愿麻烦别人的，往往在成都住一晚，第二天费许多周折，乘成都到白水河的长途汽车到关口下，再背着行李步行三四公里回厂。
有时回想起当年探亲那些事，真不知道那时是怎么挺过来的。
“村中城”的“上海味道”
三线建设，对国家而言只是一次决策，对个人而言则是拿出了他们整个的人生。因此，这些来自大城市的迁徙者，对这块将赖以生存的土地是认真对待的。
锦江厂职工加家属四千多人，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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