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林的回忆-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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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受伤了！”旁边有人插话。

“我知道！”

“你怎么还不下去？”连长改口责问着文书李仁定。

“连长，我不走，我跟着你们！”文书口气坚决的回答。

“不行！下去，赶快跟着担架队下去！”

“连长，我能坚持，我伤得不重，我能帮着大家做很多事，我还可以压子弹啊！”李仁定争辩着。

“压个球！你给我下去，我命令你立即给我下去！”

“杨云风，你送他和民工们一起下去，然后再参与清点人数！把伤亡搞准确！”连长不容辩解的说。

“走吧！文书。”我对着李仁定说。

“连长要发火了，不要再说了。”我小声的给文书递着点子。

“李仁定，回去后好好养伤！不要多想了。”连长语气缓和了下来，安慰着文书。

“恩、恩，连长，你们要多注意安全啊！”他哭了，用抽泣的声音回答着，黑夜中他流下了惜别的眼泪。临走时，他从裤兜里掏出个东西递给连长。

“连长，这个给你们留下。”

连长接过一看，是上午发的一个苹果，他没有舍得吃，一直为连长留着。

“你带着路上吃吧！”连长把那苹果又递了回去。

“不！你们现在比我更需要它！”文书态度坚决，似乎发了脾气，在这之前没人敢在连长面前说“不”啊！

连长手中拿着苹果，几乎掉下了眼泪。说了声“路上小心”后就把头转了过去。

他不愿意看到这样儿女情长场面，他更不愿受到这种情感的影响，他握着苹果，非常难过。但他是一连之长，怎么能这个时候流泪呢？怎么能在全连战士面前表现出他内心里的情感呢？

文书扭头走了，他不敢再与连长争辩，只能服从命令。

在路上，我问了他受伤势情况。

他说在战斗打响后，连长命令他与三连的友邻进行联络，他向右边跑去，可刚一露头就被一枪重重的打倒在地，他在地上滚了两圈，开始以为是被树枝挂了一下，可接下来的疼痛和鲜血让他知道是中弹了。子弹从他右肩锁骨下打进，从右后的背阔肌中穿出，没有伤及骨头，也没有击中内脏，伤口干净而简单。

受伤后是卫生员袁学高给他包扎的，包扎得很好，可后来卫生员却牺牲了！说到这里他又是一阵的难过。

“别说了，我知道了。”

“你就放心回去吧，好好的养伤！”我叉开了话题。

我牵着他向后面的林中走去，把他交给了上来抬伤员的民工。

“老乡，这个伤员跟着你们回去，注意保护他哈！”

我和他做了告别，叮嘱他注意安全后转过身，向我们的无名高地走去。黑夜中他在我身后小声的喊着：“云风，你一定要注意啊！”

我回到丛林中，开始进行伤员清点的工作。

在距离敌阵较远，无名高地反斜面的一处山凹里，那里有一处相对平坦的丛林，我们的伤员都被安置在那。我进到丛林后才发现情况是如此糟糕，漆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寂静地让人恐怖。

我一脚下去就踩着了一个人，他没有叫，也没有动。我赶紧收回了脚，试探着站稳了身体，再也不敢贸然的前进。我慢慢地蹲了下，开始用我的手去触摸脚下的战友，寻找我迈腿的空间。

当我蹲下摸到那人后，才知道自己方才踩到了一位烈士的大腿，他的身体冰凉并已经僵硬了。

我一下非常内疚，蹲在地上，手抚摸在战友的胸前，半天不知道干什么。我想问他是谁？踩着了疼不疼？可他永远也不会说话、永远也不会回答我。我只有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亲爱的战友，对不起呀！”

为这事，我到今天想起来都很难过，因为我不知道踩着了连队里牺牲的哪一位战友。

左前方的一位战友听见动静，小声的说话了。

“注意哈，这里全是伤员和烈士！”他提醒着我。说话的是炊事班的战友罗培荣，他负责守候伤员和烈士。

我再也不敢站起来走路，只能蹲在地上一点、一点的向前摸去。在我的四周躺满的全是人，没有一点声音，寂静地让人可怕。我一边摸着，一边向前爬着，一边清点着人数。

黑夜中我看不见他们是谁，也无法准确地判定谁伤了、谁牺牲了。我只能用手去触摸他们的身体，去感受他们的体温，以此来判定谁是生还者、谁已经死亡……

我的这个做法并不科学，也不准确。因为受伤的战友中很多人的温度极低，尤其是那些失血过多的重伤员，他们的体温与牺牲的战友差不多。

重伤员们昏迷不醒，他们即不呻吟，也不动弹。不得已，我只能用脸来靠近战友的脸，在他们的鼻子前去感受呼吸，在他们的脸上去感受体表温度。

在爬行中，我的左手被东西扎了一下，我赶紧收回，以为是炸断的树桩，可仔细地一摸不由得使我不寒而栗。那是一位战友折断的左手臂，手臂的前端已被越军的炮弹炸得没了踪影，只剩下10多公分长的手臂僵硬的矗在那里，根本无法把他放平，折断的肱骨白花花的露在外面。

“啊！这个怎么没有包扎？”我小声喊了起来。

“是石现怀，他已经牺牲了。”旁边的战友罗培荣，冷静地向我回答。

石现怀？他是年初才到我们连的新兵啊，是班用机枪副射手，就是他在战前训练时，反复地问我该如何保护自己。当时我们两人还讨论训练呢，我自认为‘只有消灭了敌人，才能真正的保护自己’，其实这并不是我的高见，而是电影《地道战》里的台词，只是我背得很熟，他听得也很认真。

想到这里，那一幕幕情形瞬间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他不停的起身、卧倒，推着机枪匍匐前进，浑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当我看着他向前爬动身躯，内心里不由得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可现在，他再也不会问我问题，汗水再也不会把衣服湿透，他再也不会向前爬动了……

“安息吧，兄弟！”我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左手放在他的胸口上，轻轻的摇了摇他，他僵硬的躯体被我轻摇的动了一下，仿佛是已经听到了我对他的祈祷。

他被炮弹炸伤，按理来说炸断了一支胳膊是不会立即死亡的，可怎么他就牺牲了呢？

也许是长时间的昏迷使他根本无法自救，只有依靠别人的救护。可那时他身边没有人，没有人给他止血，没有人为他包扎，血液流干后他就再也不会醒来了。

别说是被炮弹炸断了手臂，就是被弹片划伤的口子，如果没有很好的止血，也会危及生命的。要不然从古至今的那些痴情美女，怎么会用割腕的方式来殉情呢，拿着小刀片在手腕上划一道小口，就香消玉殒了，更何况现在是刀枪挥舞的战场啊。

止血，是非常重要的抢救手段！　有很多伤员现在还扎着止血带，止血带要求每5…10分钟要松弛一下，否则会使肢体坏死。这些没有被敌人炮弹炸断肢体，也会被咱自己的医生截肢，在那一时刻，抢救生命更重要。

我不仅清点着伤员，还不时地提醒看护伤员的战友们，要为那些扎有止血带的伤员们做检查，防止因长时间捆扎后肢体坏死的情况发生。

当过兵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

在连队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不管是老乡，还是同学，还是一起入伍的战友，还是有着共同兴趣、有着共同语言的战友，他们常会聚在一起，形成相对要好的伙伴。

我也有这样的朋友，在连队中除了重庆老乡外，六班长李锦勇就是其中一人，他是我的好朋友。

今天，我们已经有近30年没有见面了，但我依然想念他。

他是78年入伍的西安城镇兵，比我晚一年入伍，父亲是个工程师，长期在国外援助建设。他长相俊秀，很像演英俊小生的电影演员，虽然是中等个头，但身体素质好，军事技术过硬，是连长非常喜爱的战士之一，战前就担任了班长的职务，进步很快！

我们两人虽不在一个排，可我们时常互相关心、互相鼓励。自卫还击战开始后，我们更是每天都要提醒一下对方，每天都要关心一下对方的安全。

现在才提到他，是由于那天他也是受伤的战友之一，听说他伤得不轻，所以我非常为他担心，急于想在战斗的间隙里找到他。我在伤员和烈士的人堆里爬着，不停地轻声的叫着他的名字：

“李锦勇，李锦勇在哪里？”

经过看护战友的指点，我向他的方向爬去，嘴里依然不停地在叫喊他的名字。

“我在这……”一声微弱的回答在黑暗中响起。

当我向他爬去的时候，他已经伸出了手来迎接我。

黑暗中我抓住了他的手，那一刻我感觉到他的手冰凉，而且无力，已经没有平时间男人握手的那种力量了。

我抓住了他的手，跪在了他的身边，心里难过的不知说什么好，又不敢随便碰他的身体，担心碰痛了他，只好轻声的问他：“你伤那儿呢？”

“右腿！膝盖上，好像把我的膝盖打碎了。”他的语气无奈，但又很平静，反倒让我也平静了许多。

“是子弹打的吗？疼吗？”

“是的，不疼，现在已经麻木了。”

我试着轻轻地抚摸着他受伤的腿，查看伤口包扎的情况。

经过检查，我放心了。他的伤腿包扎得很好，腿被绷带和小木片固定着，膝关节被保护的很好。

“当时怎么受的伤，你就没有注意吗？”我有点埋怨他。

“没有注意呢。我当时正指挥第二组从右边上，喊完口令我站起来向前冲时，就感觉谁在我腿上猛砸了一砖头，好狠呀，把我向后摔了好几个跟头。”

“那一刻很疼吗？”

“到不觉得，只感觉力量很大，我晕了过去，但我很快又清醒过来。我知道自己受伤了，第一反应就是去找我的枪，奇。сom书可自己怎么也动不了，只好四处乱摸……”

黑暗中我们轻声的交谈起来，他躺在地上，头靠着一棵小树干，全身松软无力，但声音清晰，我虽然看不见他的表情，但能感觉到他神情自若。

“你还找什么枪啊！”

“是啊，我手摸了半天也没有摸着，只好自己来包扎，我在草丛里躺了好久，他们才把我抬下来。”

“这是你自己包扎的吗？”我怀疑他在受伤的情况下，能把伤口包扎的这样好。

“不是，这是后来他们为我包扎的。”

“也不知我们班里还有哪些人受伤了。”回答我的同时他也牵挂着同班的战友。

“你别想那么多了，现在你就安心吧，下去后好好的养伤。现在伤员多，民工们还忙不过来，你要多等一下了。”我开始安慰他。

“没关系，我现在死不了啦！先把重伤的抬下去吧，我能坚持。”

听着他说话的声音，我真不知怎样来安慰他，看到他还不至于是我想象的那样悲观，我悬着的心也落了地。

“我要走了，还要去清点伤员和构筑工事呢。”我很难过、也舍不得离开他。

“你去吧，不要为我担心，反倒是你自己要注意了。”　（一）

第十四集　忍不住的血色悲情（二）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感觉他露出了笑容。那种笑容好像是在对我说：你自己还没有结果呢，应该多关心一下自己；又好像是在对自己说：结束了，已经不会死啦。反倒是安慰我不应该表情那么沉重。

是啊，我很理解。想一想也的确是那么回事，他受了伤，标志着在那一刻他的任务已经结束，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有了结果。他就要回国，担心的只是伤残的问题，已经不会再有生死问题了。而你们这些完好的战友，更应该注意，因为战斗还没有结束，你们还将在越南战斗，明天是谁死、谁伤、还是未知数呢！他似乎又有些解脱，并没有我那么难过的感受。

我想他是对的，虽然在那一时刻我没有身体上的痛苦，但随后又会发生什么呢？明天自己又是怎么样呢？我们又能在什么时候回国呢？

看着满地躺着的战友，我不愿意再去联想了，在和好朋友分开之前，我不知用什么方式和他说再见，毕竟我心里还是很沉痛，万一我在明天的战斗中牺牲，那以后就没有与他再见的机会了……

一想到这里，我不知不觉的弯下了腰去拥抱他。我想，只有用拥抱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分别的情感。

我感觉到，他对我的拥抱没有准备，但他没有犹豫和惊诧，他迎接了我的拥抱。那是一种男人间真诚情感的拥抱，那是一种生离死别式的拥抱，我们把脸轻轻地贴在了一起，动作很轻，相互的说道：

“保重啊，朋友！希望我们能再见！”

那时候很少有人用拥抱的方式来表达男人间的友谊，或许是中国人没这个习惯，或许是把搂搂抱抱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在连队里，除了摔跤打架和开玩笑以外，没有谁会去拥抱谁。可现在不同了，男人们为了友谊，为了庆贺，为了真诚，毫不掩饰地用拥抱的方式来表达，可在那个年代，这种作风是要受到批判的。

当时，我认为只有用这种方式能表达我心中的感受！

我离开了李锦勇，又向其他的战友爬去。

“七班长钱广平也牺牲了。”看护伤员的战友自语的说道。

“啊！”我吃了一惊！迅速地向他所在的位置爬去。

七班长是四川云阳人，他平时乐观，喜欢和战友们说笑，拥有“二球班长”的绰号。“二球”是川军中的语言，比喻吊儿郎当的士兵。由于他的名字和电影《青松岭》里的一个反面人物钱广相近，所以大家都叫他‘钱广’，至于《青松岭》里的钱广是什么人，我在这里就不费口舌了吧。

当我爬到他的面前，确实无法判断他是死、是活。他头部中弹，至于打中了什么位置谁也不知道，他的整个头部完全被包了起来，从包扎的手法来看，一定是卫生员袁学高所为，可以肯定的是，他受伤时卫生员还在！可现在卫生员牺牲了，更没有谁能了解七班长的伤情。

七班长躺在那里，没有任何反应，唯一能感觉到的是他的肢体还有温度，从被包裹头部的出气孔中，你还能感觉到有微弱的气息呼出。

“他没有死！快！先把他抬下去！”

战友们督促着民工放下其他轻伤的战友，把七班长抬上了担架，并一再嘱咐民工兄弟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把七班长抬下去抢救，要让后方的医生们全力抢救他！

一遍一遍地嘱咐，使民工们也深知情况的严重，他们没有犹豫，四个人立即抬上钱广平踏上了那崎岖的山路。

经过清点，此次战斗全连共有35人伤亡，10人失踪，其中8人牺牲；配属分队82无，重机枪和喷火器共有12人伤亡，3人失踪，其中2人牺牲。加上第一天战斗的伤亡，全连近有60人失去了战斗力。

失踪的人员大都是我们二排和喷火班的战友！

连长听完我们的汇报，心情沉重的不知说什么好，一个人在那里沉默。

周围的许多战友忍不住抽泣起来，其中包括了指导员张良满，作为军官，此时他比谁都伤心，他消瘦的脸颊上挂满了泪花，甚至哭出了声音，在那种场合下，在那种气氛中，在那黑丫丫的树林里躺着几十号弟兄，谁又能控制得住呢？

不要说是在黑夜里、也不要说是伤员和烈士，就是平时，你让几十号人都躺在操场上，那架势也够让人吃惊的！

张指导员边哭边小声的唠叨着：谁是怎样牺牲、谁又是多么痛苦、谁又是多么地可怜，他们绿色的军装全部变成了红色、就像是一支特殊的部队……

当大家沉浸在痛苦中的时候，民工又一次上来，给我们带来了那天晚上最大的噩耗——副指导员刘增武牺牲了！同时还有我们的“二球班长”钱广平！他们都是在抢救搬运的过程中牺牲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而牺牲的。

民工们说，第一个抬下去的重伤员没有走出阵地多远，就已经没有了呼吸，当他们抬到前线包扎所的时候，医生就断定他已经牺牲！我们清楚的知道副指导员是第一个抬下去的，他那时还有微弱的呻吟！

悲痛又一次的向我们袭来！我们所有人的心情就像“怀念战友”那首歌里唱到的那样难过。

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

好像雪崩飞滚万丈！

啊！亲爱的战友，我再也看不到你雄伟的身影，和蔼的脸庞！……

仿佛那歌声在寂静地高地上空来回的飘荡！思念战友的情绪弥漫在整个阵地上！

我们非常的悲痛！那是我们的军官，那是我们的连首长啊！更何况他有一身的武艺，他有我们很多的精神依靠呀！

阵地上痛哭的人更多了！泣嘘声也更大了！

“哭个球！”连长开始骂人了！

他被这样的气氛激怒了！他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气，他再也不愿意看到连队里的悲观情绪在蔓延，看得出他是强忍着难受，骂出这句话的。

要说悲痛，他比谁都悲痛，因为全连的弟兄都是跟着他，都把他作为大哥，他就像家长一样对待大家。

作为一连之长，他能俯仰由人吗？他能够跟着大家一块哭吗？

有人也许会问，那天晚上你哭了吗？

那天晚上我的确没有哭，不是因为我不悲痛，而是我已经麻木，脑子里是一片的空白！我已经不再害怕，对死亡我没有任何恐惧！唯一的情感是愤怒！

我双膝跪在地上，手中的56式冲锋枪无力的放在我的双腿上，满目惆怅，但我不迷茫！我注视着黑夜里的前方，因为在黑夜的那端还有我们的敌人！

我断定他们也不好受，他们也有伤亡，他们也会哭泣！但我想得是如何让他们更痛苦，更悲伤！我想要让他们跪在我们的面前求饶！痛哭！

我面无表情，但谁都能看得出我内心里流着泪水！

或许有人会问：你怎么能控制得住？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我还将战斗，我们还会有伤亡，哭不能缓解我心中的恐怖和愤怒！也丝毫不能排除我心中的悲伤！

至于七班长钱广平是死、是活？谁也说不清，因为那天晚上抬下去的伤员太多了，民工们根本不知道姓名，也说不清顺序，他到底如何，还是让我在后面的篇幅里去讲述吧。

换句话说，在那天晚上的清点中，谁也无法准确统计到底有多少人牺牲、有多少人负伤。尤其是在敌阵上还有我们的战友、那些被列为了失踪的人员。

“还有很多人失踪，也许他们还没有撤回来，大家要提高警惕！注意接应！不要伤到自己人！”

“快！通知所有人，继续找他们！”连长继续指挥着他的连队。

“眼睛睁大点！注意不要伤着我们自己人！”的口令在阵地上悄然的传递着，我们所有的人睁大了眼睛，不停地在发着夜晚联络的暗号。

全连还派出了好几个战斗小组前出阵地去接应，他们悄悄地向215高地方向摸去。

大约在深夜2点时分，在我们阵地右侧山坳里的丛林里，有几声蛐蛐的叫声响起。当我们听到“四川的蛐蛐”声时，大家欣喜若狂，又十分的紧张，全部注意力转向了右侧的山坳。

在我们回应了联络暗号后，丛林中有了响动，随后是口令的问答。由于那天晚上激烈的战斗，上级并没有下达新的口令，大家仍然沿用着前一天的口令。

山坳中的响声更大了，随后听到失踪的四班长杨乐文小声喊了起来！

“别开枪！是我们！”

其实，那个时候哪里需要对什么口令呀，自己连队里的人，只要是说中国说，还能听不出是谁吗？一听就知道是四班长的声音！

“快上来，四班长！”接应的战友回应着，并向山坳里的战友伸出了手，把失踪的战友拉回到阵地。

“我们没有子弹了！”这是四班长回到阵地后的第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边向我们说着，左手还不停地抓着胸前的空空的子弹袋，把它提得很高，似乎是想让我们看清他空空的弹袋，似乎又想向我们说明着什么？

“是啊！我们都打光了！”

“我就剩一颗手榴弹！”跟在他身后的4、5个战友一起附和着说道。

“我的弹匣全部用完，现在枪里就剩两发啦！我留着准备给自己用的。”四班长杨乐文继续解释着，还试图把枪上的弹匣卸下来给我们看。

“我想万一回不来，也不能被小越军给抓住，老子就用最后两颗子弹自己解决自己！”四班长继续向我们解释。

“别说了，快去见连长！”有战友阻止了他。

四班长这小子虽然不象七班长钱广平那样的“二球”，但也是连队里出名的人物，是那种军事技术好，喜欢高声说话，大声嬉笑的小个子四川人。

四川人嘛，个子都不高，重庆万县人。他不仅个头小，脸也不大，最大特点是笑起来喜欢把舌头伸出来放在上下齿之间，头还向后歪倒着，发出“嘶嘶”的声音，一脸的坏样儿，但人却机灵地很！

我当时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回来就冲着我们说“没有子弹了！”为什么还反复地向我们解释！后来我才想明白，他是怕我们后面的人埋怨他们为什么要退下来？为什么不继续战斗？

作为我们在后面的人很好理解，这是上级的命令啊！但是对他们呢？他们并没有听到我们撤退的信号，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撤下来了！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215高地上，集中在他们面前的越军上，近在咫尺，哪有时间容得他们去听我们的信号呀！

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