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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报仇看电影-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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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七年，人生没有他，究竟有什么不同？有一些人，注定成为无数人往昔岁月的标杆，成为过去时光的见证，只要他们还在，时光仿佛随时可以倒流，昔日仿佛随时可以重来。如果他们不在，就像是失落了重新下载过去时必须要引用的一颗种子，想回到过去，似乎就没了迷宫里的线头，黑森林里的白石子，也没了灯塔，没了坐标，没了航向。
所以，我们确实相信目击者所说，他没有死，只是在七年前，搭上了去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游轮（希望他没忘记带信用卡）；三毛也没有死，她只是如传言所说，习惯戏剧化的生活，导演了撒哈拉的故事，也导演了自己的葬礼；黄家驹更没有死，是他的歌迷替死，帮他躲过黑道的追杀；“猫王”没有死，玛丽莲·梦露也没有死，只是藏身某处，在花园里剪着玫瑰。甚至，我们过去最好的时光，也不是真的流逝，只是搭上了去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游轮。
滋养灵魂的风景
我曾去过陇东的平凉，许多许多次。那是赵季平先生出生的地方。粉红色的荞麦花一直开到天边，墨绿的玉米林子穿插其间。偶然有树干黝黑的老柳树站在田地间，在大地上投下暗影。村庄里多的是老房子，褪色的淡红的春联贴在木头门上，房前屋后都是果树，并不怎样精心修剪。隔不了多远，就会有一汪水塘，塘边种植着粗壮的芦苇，而小小的山冈上，有黑瘦的汉子牵着一匹马，身影被背后淡青色的天空衬着。远处有唢呐在呜里哇啦地响——这里的民风质朴，热爱艺术是传统，甘肃省的大学里，学艺术的学生，几乎有一半来自这个地方。
还有一些地方与他有关，例如宁夏的沙湖，金黄的沙漠中间，一片浩荡明亮的碧水，在正午的阳光下波动着，芦苇在水中央轻轻摇动——那是紫霞仙子撑着船出现的地方。《大话西游》里最动人的那段音乐，就在那时出现。另外，还有镇北堡西部影城里，《红高粱》中的月亮门，还有陕北，《黄土地》的外景地。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地理环境也在决定着艺术风格”，而赵季平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长大，他全盛时期的影视音乐作品，大多和这些地方有关。
而现在，在歌手大赛的评委席上，当他在雪亮的灯光下发言的时候，恍惚间，是不是会想起这些滋养过他的风物呢？
曾经滋养过我们的那些景色、那些悠长缓慢的早年生活，对我们至关重要。对艺术家来说，那就如同植物根须上的根瘤菌、冬眠动物身上的脂肪一样，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提供养分以供消耗。而当赵季平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些目所能及的风景，从此也就宣告了他的消耗将大于积存。更何况，赵季平与别的音乐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戏剧性的、有画面感的，他的天赋需要音乐以外的人和事来开启——这也许是由他的画家父亲赋予他的。他需要颜色、画面、情节给他调动与刺激，需要命题，需要设定的情境，甚至，需要一点点的催促，一点点限制——在别人那里或许成为束缚的东西，在他这里却是灵魂的鼓点，是培育专注精神的发酵室。他的特质，决定了他就是为一九八零年代的中国电影而生的，他是那个蓬勃、浓郁、热情，并对西部投以热望和理想的年代的配套设施。
而现在，八十年代过去了，那些滋养过他灵魂的景色渐渐淡薄了，他的灵魂和生活伴侣（他所有作品的第一个听众）去世了，曾经激动人心的中国电影变得苍白。他有了职务，他演出他的大型交响京剧《杨门女将》、民族交响乐《和平颂》，但时代却不能把他真正需要的给他——一部热情厚实的电影，在那部谨慎的《梅兰芳》里，他谨慎的存在几乎难以觉察。
一城风絮中，满腹相思都沉默。红幔落下，戏已终止，他被眼下的幸福牵连着，再也回不去，而“八十年代”和滋养过他灵魂的那些风景，成了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重逢刘蓝溪
搜集到一套《邵氏电影珍藏》，抽出其中一张《邪完再邪》，刚看了片头，就赫然发现，女主人公竟然是刘蓝溪。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民歌运动，对歌手的声音格外重视。民歌之前，四、五十年代的“时代曲”，因为录音技术的不完备和风气所趋，是对歌手本来声音的歪曲，而到了六十年代才坐稳江山的台湾电影歌曲，脱不了夜总会的泥胚，又是对歌手声音气质的歪曲。台湾民歌虽然是从这样的鸡窝里成长起来，却坚持“在泥泞中仰望星空”，像《十八春》里的顾曼桢，虽是被顾曼璐养大，却多少有点不领这个情，一定要忘本，一定要走到另一面去。民歌时代的歌手，声音一要干净，二还是要干净，不论是声音的质地，还是声音的气质，都力求干净清澈，而编曲和录音，也都极力突出歌手声音的那股“真”气。乐器在后面，只是遥遥地有个影子，民歌时代，真是“人”在唱歌。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时髦声音，是残破的、剥蚀的、隔着一层纸的，是机器的一部分。我们时代的歌手，放到民歌时代，恐怕有一半不能蒙混过关。
刘蓝溪的声音完全符合民歌时代的声音美学标准，所以才十六岁就被人迫不及待地发掘出来唱歌，加上形象甜美，深得人心。她的第一张唱片《夕阳恋曲》就引人注目，在台湾唱片工业当年低制作成本大量出片的策略之下，短时间内就出了许多专辑。唱而优则演，而她十分幸运，立刻被琼瑶邀了去演电影。《梦的衣裳》里，她是曹宜娟；《聚散两依依》里，是钟可慧；《却上心头》里，是李韶青；《昨夜之灯》里，是林雨鸢。只是，在林青霞、吕绣菱的星光遮掩下，她演了十几部电影，却始终在小家碧玉、女主人公的闺中密友之类的角色上兜圈子，成了“永远的第二女主角”。此时已是八十年代初，台湾爱情文艺片走了下坡路，女主人公眼看都将不存，闺中密友又将焉附？于是她转去香港发展，终于有机会演主角，《邪完再邪》是其中之一。
红到尽头便成灰，乱花迷过眼睛之后，就难免蓦然回首，分花拂柳，找寻归程。在美国学习了五年佛法后的1991年7月，她获得家人、尤其是丈夫的成全，正式出家。剃度时，她的父母都立在一旁。她跪着，一遍遍默念：“不要哭！千万不要哭！”半年后，适应了新生活的她，对人说，学佛使她“内心清静恬适，连做梦都会笑”。
1998年，滚石唱片出版一套《重逢·民歌精选》，其中有一张，就是《重逢·刘蓝溪》。
她曾在《金缕鞋》中唱：“再为我歌一曲吧，再笑一个凄绝美绝的笑吧”，却还是渺无声息，只是“走呀，走回去，在他们的眼上，像一片楚楚的蝴蝶”。
《重逢·刘蓝溪》一九九八年
霸王花
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生长着一种阿诺尔特大花，因它有着植物世界最大的花朵，因此又被称为大王花或者霸王花。1988年，胡慧中因为出演电影《霸王花》，使得“霸王花”成了她专享的称号，那部电影，在1988年的票房，是一千六百万。
那之前的胡慧中，是著名的文艺片女星。1979年，她还在台湾大学夜间部读书的时候，就因主演《欢颜》成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台湾文艺片走向下坡，但还没到末路穷途，还有最后一点时间空间供女明星长发飘逸地在夕阳下谈情。胡慧中出演的一系列电影，大多是文艺片，请看片名：《寻梦的孩子》、《我歌我泣》、《候鸟之爱》、《飘零的雨中花》、《秋千上的小精灵》、《雨，哪会下个不停》……
1985年，她去了香港，开始转型。在洪金宝导演的《福星高照》、《夏日福星》里扮演女警司“霸王花”，虽然也有打斗场面，却只是点到为止，但是，“福星”系列电影创造了票房奇迹，也引发山寨热潮，同类影片大量出现。洪金宝另辟蹊径，迅速开创了以女警为主的“皇家师姐”系列。《皇家师姐》拍到第三部的时候，1988年，由成龙担任监制的《霸王花》问世，胡慧中担任主角，在一声声的“Madam”里，她脱胎成为打女。然后是《神勇飞虎霸王花》，以及“霸王花”加“僵尸”的《霸王花遇鬼》。
意外发生在1989年，拍《猎魔群英》的时候，影片最后，需要吕良伟、李赛凤和胡慧中伴随着爆炸，从窗子里跳出来。因为吕良伟提前跳出，导致工作人员提前引爆了汽油包，三人均被不同程度烧伤，以胡慧中最严重，在1989年，那是娱乐圈最轰动的大事。
但艺人，必须是打不死的小强。几个月后，她奇迹般复出（并捎带着替一种有“换肤”功效的化妆品做了成功的宣传）。在《横冲直撞火凤凰》、《皇家赌船》、《梦醒血未停》、《中华警花》里，继续扮演女警、女侠、女拳师，直至1997年退出。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警察这样一个高危的行业里，是不是那么需要女特警？《霸王花》里，董骠扮演的警界高层，给出的理由是，女警可以在特殊场合执行任务。比如，在阿拉伯王室访问并且遇到暗杀时，可以扑到贵妇们身上保护她们，或者假扮成模特出现在珠宝展的现场，消解现场的杀气，使劫匪放松警惕。这些理由，大概也是女子特警、女骑警在此后遍地开花的原因。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是，像胡慧中这样的女星，是如何胜任打斗场面的？一个言简意赅的解释是：从一窍不通中苦练出来。
一个心理上的问题是，人们为何愿意看见女人开打？因为悦目，而且那在现实中不大可能。女性充任本该男性充任的角色，因此完成了一种奇异的审美。那种威风凛凛的形象，其实还是寄生在男性目光下的。
就像“阿诺尔特大花”，花开时绚丽而又壮观，但到底还是一种寄生植物。以“霸王花”命名这种银幕形象，或许是巧合，却也十分吊诡。
最后的浪漫
她抱着吉他出现在舞台上，脸庞酡红，头发浓密乌黑。灯光从背后打来，给她的头发镀上一层柔和的金光，那是那年头最流行的打灯的方法。然后，她开始唱：“飘落着淡淡愁，一丝丝的回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这是1979年最重要的一部电影《欢颜》中最重要的一个场景：歌手齐盈在舞台上唱歌。无数人看这部电影，似乎就只为等着胡慧中扮演的齐盈歌唱和忧郁地微笑，而“只要你轻轻一笑，我的心就迷醉”。
在此之前，在齐盈开口歌唱之前，与这部电影有关的人，也都已经准备多时。导演屠忠训曾以武侠片《龙城十日》、《黑道行》、《刺客》扬名立万；编剧宋项如，在颠沛流离的生涯之后，于1958年凭编剧处女作《冬暖》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汪洋中的一条船》也是他的作品；主演胡慧中，生于1958年，那时正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夜间部三年级读书。
《欢颜》中那些歌的出现，略早于电影，它们来自李泰祥为齐豫制作的专辑《橄榄树》。曲目包括《橄榄树》、《走在雨中》、《欢颜》，那是齐豫的首张专辑。作词者有三毛、罗青、蓉子、沈吕百，那首在日后获得了第十六届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奖的《欢颜》，出自沈吕百笔下。这张专辑，被称为“史诗巨作”，在台湾文艺界选出的百张最佳专辑排行榜上名列第三。
但这可能是台湾文艺片最后一次浪漫了，甚至有可能是电影人物最后一次如梦如幻地在舞台上唱歌了。爱情文艺片造就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传统正被现实的台风猛烈清除。《欢颜》中的女主人公，尽管一样留长发穿白裙，却完全不符合霸占了台湾电影界二十年的女主角形象。她宽衣解带，甚至未婚生子，自力更生也不是为着等待富少搭救。而随后出现的歌舞片《搭错车》，尽管一样由宋项如编剧，却在描绘更为惨烈的现实。从《欢颜》到《搭错车》，所有的情节都在透露一种迹象，那就是，“未来”已然君临，“蛙鸣蝉声”都已成为过去，而过去，必须被忘记，过去的人必须被埋葬和从记忆里剔除。
浪漫，很可能只是时代更替时的烟雾弹，用以缓蚀人们情绪上的跌宕。甚至，浪漫有可能恰恰是剧烈动荡的时代的产物，而当时代的更替一旦完成，所谓浪漫，就被弃如敝屣。
此后，屠忠训在1980年因车祸去世，宋项如在1988年创作了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胡慧中由玉女转成了打女，李泰祥在和疾病抗争，齐豫还在唱，三毛已逝，而扮演富家鳏夫的张国柱，有了一个声名大振的儿子，他叫张震。
1986年，《欢颜》在大陆公映，并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表演特别奖，而那也正是我们的浪漫年代，剧烈动荡，但却仓促。《欢颜》特别能引起那个年代的共鸣，尽管这共鸣只有短短的一刹。
须兰会怎样去做？
《投名状》看到最后，字幕表里有一个令我惊奇的发现，担任本片编剧的有八人，而打头的一个竟是须兰。后来看到陈可辛在采访里说，须兰给了他很多灵感，包括“投名状”的概念都是须兰提供的。
有了这个发现，再回想起《投名状》。几乎可以确定，其中莲生被杀前，那段又紧张、又恍惚、又血腥的独白，一定并且只能出自须兰笔下：“我要把这个窗帘弄好，你见过这么好看的纱帘吗？我都十几年没见过这样好看的纱帘了，我昨天在铺里还看了一个红色的，我想要绿色的，也想要红的。我问二虎怎么办呢，二虎说，今年绿的，明年红的……”
须兰是谁？百度百科上的解释如下：“性别，女；出生年月，1969年；上海嘉定人。大专毕业。1990年参加工作，任上海汽车齿轮厂宣传部干事。199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武则天》，中短篇小说集《须兰小说选》、《樱桃红》、《思凡》、《宋朝故事》，中篇小说《闲情》、《纪念乐师良宵》，短篇小说《石头记》、《少年英雄史》等。”
非常简单，却也并不简单，她二十三岁就已成名，作品数量、质量都很惊人。1993年，张艺谋想要拍摄《武则天》，向苏童、格非、须兰、赵玫等人布置下同题作文，导致市面上同时出现五部名为《武则天》的小说。其中须兰和赵玫的《武则天》合集封面上，印着“张艺谋为巩俐度身定作拍巨片，两位女性隐逸作家孤注一掷纤手探秘”这样的字句。
“隐逸”两个字用在须兰身上，是准确的。在文艺烟尘滚滚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她的作品却在渐渐减少，行踪日趋飘忽。1999年11月，她在四川郫县参与电影《诗意的年代》的拍摄。2001年6月与上海作协签订《签约作家协议》，此后就绝灭了音讯。在小范围传播的小道消息里，她去了香港，成为某位财经女作家的枪手，偶然在一些编剧作品上署名，例如《我要活下去》。而《投名状》之前她的最近一次露面，是前两年出版的随笔集《黄金牡丹》，由发表在《万象》 上的文章结集而成，不过六万字，专事考察古代器物。
这些经历是不是让人想起另一个人？上海，二十三岁成名，突然消失，香港，成为编剧，隐逸生活，详勘古籍古物，这些关键词是不是让人想起张爱玲？事实上，须兰的所有文字，都酷似张爱玲，而她和张爱玲的其他女弟子不同之处，在于她渐渐连自己的生活都在向张爱玲靠拢，让自己的半生成了一部“仿事体书评”（国内书评家创造的书评术语，藤原琉璃君原创，黎戈意会为“就是用平行于所评书籍的行为，来外围阐释此书”）。
过度关注一个人，是不是会让自己的一生亦步亦趋，形成一条平行的轨道？就像陈晓旭对林黛玉的关注，开始是假的，渐渐成了真的，后来成了要命的。而我们那些所谓的命运，是否也不过是心理暗示，是对历史上那些人生涯的戏仿？柏拉图会怎样去做？饭岛爱又会怎样去做？保罗·奥斯特会怎样去做？海克特（保罗·奥斯特《幻影书》中人物）又会怎样去做？
对于生活，我们一向是有样学样，摸着石头过河，所谓命运，或许不过是我们学习的结果。
蝴蝶的纪念日
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之所以选定这个日子，是因为多米尼加的米拉贝尔三姐妹多年前在这一天遇害。
米拉贝尔三姐妹生于多米尼加的小康之家，家中有三个女孩，她们分别是老大、老三和老四。三女儿米娜瓦在家庭和多米尼加现实的催化下，早早觉醒，进而影响到大姐与小妹。但热衷于在公共事务中露面的米娜瓦，却被当时的独裁者特鲁希略看中，他在贪婪暴虐、穷兵黩武之外，还异常好色。“他坚持要占有每一个部长的妻子，据说是让她们明白‘谁才是真正的主人’。”特鲁希略派人将一封舞会请柬送到米拉贝尔家中，邀请他们全家参加舞会，毫无意外地，米娜瓦在舞会上拒绝了特鲁希略，全家人还趁一场骤雨逃脱。但第二天，米拉贝尔夫妇和米娜瓦就被逮捕，两周后，他们被释放，但这还没完，此后他们又几次入狱，这最终导致了米拉贝尔老先生的死亡。
三姐妹后来都陆续和反特鲁希略统治的青年结婚，并成为民众的精神领袖，人称“彩蝶姐妹”。他们的组织甚至在1960年策划了一次刺杀特鲁希略的行动，行动宣告失败，成员陆续入狱，特鲁希略迫于国际压力将女性成员释放。此时特鲁希略已经七十岁，身陷四面楚歌、风声鹤唳的局面。他理所当然地，将这一切都归罪于反对者，尤其是拒绝了他并且反对他的女人们。
1960年11月25日，三姐妹去监狱看望她们的丈夫，回家＇文＇路上遭到＇人＇劫持，死于＇书＇乱棒之＇屋＇下。凶手随后伪造了一个车祸现场，官方报纸也说，她们死于车祸后坠海。特鲁希略则在事后去了三姐妹丧生的悬崖上，得意地说了一句后来被载入史册的话：“米拉贝尔姐妹们就死在这里。她们是多么好的女人啊，但她们却是如此不堪一击。”
但不堪一击的未必是这三个弱女子，半年之后，特鲁希略被暗杀，他的政权宣告瓦解，让多米尼加在地狱烈焰里炙烤了三十年的特鲁希略恐怖统治总算过去。虽然特鲁希略垮台更多是因为他的过分暴虐导致的内外交困（美国抽去了对他的扶持和支持），但人们更愿意理解为，是三姐妹之死，为他添上了最后一根稻草，并理直气壮地将三姐妹之死和他的垮台视为因与果。
三姐妹的生平在2001年被马里亚诺·巴罗索拍成了电影《蝴蝶飞舞时》（In The Time Of The Butterflies，又译作《蝴蝶女郎》，或《烈焰飞蝶》），由萨尔玛·海耶克主演。电影囊括了三姐妹生平大事，上述情节，在电影里都可以看到。最后一幕，是乱棒与三姐妹躲闪的身影，随即画面上就飞起一群蝴蝶，也许是比喻香魂化作了蝴蝶，给愤懑难平的观众一点安慰。2005年的电影《山羊的盛宴》则再一次提到了三姐妹的故事，而这个电影的主人公，却是一个足以与米拉贝尔姐妹的命运进行对照的女子，她耿耿于怀的，是父亲竟会把自己作为礼物献给特鲁希略政权的当权者。可见，世事艰难时，最艰难的还是女性，在暴虐和淫靡的气氛之中，女性的命运也常常趋同。
命运如此沉重，如此无可避免，但为什么我们乐于用轻盈的、美丽的、脆弱的蝴蝶作为一切坚韧的女性的象征？也许是因为我们能以蝴蝶之轻盈，比照出现实的污浊，以蝴蝶微弱的力量卷起的风暴，说明现实的沉重也并非难于撼动。
这风暴还在继续，但远远没有终止。从1981年起，妇女问题活动家就将米拉贝尔三姐妹遇害的11月25日定为反对暴力日。199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这个日子定为“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
这是个蝴蝶的纪念日。
遥看《窗外》
在台湾地区禁映三十五年之久的1973版《窗外》，被林青霞以“意思意思而已”的价格买下版权，在2008年7月的“宋存寿电影文物暨作品回顾展”上重见天日，想要领略林青霞十九岁芳容的人立刻在电影院外排了长队。
1963年，二十五岁的琼瑶凭半自传体小说《窗外》一举成名。1964年，陆建业的中国育乐公司买下了《窗外》电影版权，拍成黑白电影，由崔子萍导演，吴海蒂和赵刚主演。电影上映后，琼瑶的母亲对自己被描绘成不近情理的母亲极为不满，绝食几天几夜。1972年，陆建业再组八十年代有限公司，又要重拍《窗外》，害怕家中再起波澜的琼瑶与陆建业打了一场一波三折的官司，最后双方各退一步：琼瑶同意继续拍摄《窗外》，但不同意在台湾公演。由宋存寿导演、林青霞和胡奇主演的《窗外》，最终只在香港及东南亚上映。所以，林青霞的处女作是《窗外》，台湾人第一次看见她却是在她的第二部电影《云飘飘》里。
为什么是1973年呢？为什么要在1973年前后重拍《窗外》呢？1973年，在台湾电影史上，是特别的一年。这一年，台湾将胶片进口税率降低为13％，台湾影片娱乐税不得超过30％，在这样重大的利好消息刺激下，台湾当年的电影总产量第一次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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