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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报仇看电影-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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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色彩狂人不只阿莫多瓦一个，蜷川实花、中岛哲也、张艺谋、印度宝莱坞电影、梵高、弗里达，都是将浓烈的主观色发挥到极致的佼佼者，即便看过以后不记得情节画面，也一定有一片热情的颜色在脑海中烙下烙印。但这种配色如果落脚在现实生活中，效果一定非常骇人。朋友A性格热情奔放，一次失恋后，服装的配色风格更加往阿莫多瓦的路数上走，完全不顾所有的服装书上都会有的告诫：“全身上下颜色不能超过三种。”只见她身着深枣红色夹克，配着火红色大摆裙，脚上是黑色镶着金丝的靴子，还缀满小零件。我们都疑心她有点色弱，而且失恋之后真的疯了，暗地里称她的衣服为“交通安全服”，因为穿着这样的衣服过马路，如果还出交通事故，责任一定在司机。
朋友B认定了自己循规蹈矩的生活需要改变，并认为自己其实是一个热情浪漫的人。在读了几本色彩书后，她以极大的热情对自己的房子进行了装潢，风格完全近似阿莫多瓦电影。尤其是那个让人充满色情幻想的鲜红的大沙发，暖房时去坐过一次，此后的几天时间里，总感觉大腿还热乎乎的。但她住进去没多久，面对着粉红色的卧室就感到精神紧张，几个月后，她发展到一进屋子就胸闷气短，买一棵碧绿的青笋放在厨房紫红色的橱柜柜面上，她顿时就没了吃它的勇气。她又开始重新收拾屋子了，这一次她走到另一个反面去，所有的墙壁都是白色，连地脚线都是白色的。
我则在金融危机到来之际，努力地买了许多鲜艳的衣服和两双鞋，一双大红，一双艳绿，我猜想我以前的朋友和同事看到我，脑海中一定浮现出“性情大变”四个字。其实我只是在最近频频想起那些大萧条电影，都有阴沉压抑的颜色，萧瑟枯寒的调子，想竭力破除那种色彩诅咒。我们经常随便地抓点救命稻草，来使自己安心：色彩、门神、避火图、经济学家、新总统，或者爱情、塔罗牌，甚至周围人笃定的神色。
缺胜于丰
《破碎的拥抱》二零零九年
《看电影》杂志访问刘镇伟，并做了一个题为《刘镇伟电影中的乱世桃花》的小专题，检点他电影中的桃花。
他的电影中，总会有桃花出现，从《新精武门》、《东成西就》、《方世玉II谁与争锋》、《花旗少林》、《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到《天下无双》、《情癫大圣》，总有桃花。桃花不多，有时候不过一枝，多时不过一丛，有时候是在窗前，有时候是在门外，有时候是画在信封上。有时候，只见花瓣纷纷地洒下来，却看不见桃花树。而且，那些桃花，出现的时间也不多，眼开眼闭之间，桃花已经不见了。但只要想起刘镇伟的电影，就会想起桃花，莫名的明艳、不知由来的欣喜，一起袭来。记者问起桃花意象的由来，他答：“可能我觉得桃花是很开心的象征，我小时候每到过年，爸爸拿桃花回来放进瓶子，我就觉得‘哇，跟着这十来天是很开心的，有红包给我了。’”令我既感惊讶又感同身受的就在这里，如此固执的关于桃花的景象，起因竟是瓶子里的一两枝桃花，而这一两枝桃花，在若干年后蔓延开来，竟成为那样明艳盛大的景象。大陆的导演也好、作家也罢，看见桃林的机会，大约远远多于生长在香港的水泥森林间的刘镇伟，但大陆艺术家自然情怀的丧失、季节感的缺失，一向为人诟病，没有人会这样执著于一枝桃花。有段时间，评论界集中开火，为的竟是现今的中国小说家完全忽略景物描写。但《三国之见龙卸甲》的导演李仁港与郎天对谈，谈到他的山水画，谈到大陆画家总在奇怪生活在城市中的香港人如何画山水画时，这样说：“因为我们平日不得见（名山大川），所以一旦见到了就会有比他们更深刻的震撼和感受，从而画出比他们更好的山水画来。”
这或许不是根本的原因，但有时候，真的是“缺胜于丰”。因为不够，因为俭省，因为只得一点引子，所以身在其中的人，要时时动用自己的经验、想象去填补，要时刻准备调动自己感受力的储备，让眼前的一切扩大、蔓延，在内心丰盛起来，并深深镌刻下印迹，所以，“缺胜于丰”。
小王子只得一朵玫瑰花，所以他悉心培育，倾注深情，使这朵玫瑰成为只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玫瑰。如果他有一座玫瑰园，他或许连一朵玫瑰都不曾真正拥有。就像是丰子恺的漫画所描述的：“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丰盛的世界，或许只是便宜了情感的钝者，感受力的懒人。所以，物资匮乏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竟比今日还显得丰盈，点点滴滴，因为得之不易，反而使我们反复深究，获益良多。而我所生活过的小镇，在今日的我看来，竟像一个缤纷深邃、无可比拟的异域，而这都只因为“缺胜于丰”。
钓鱼钓到白鲸
《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一九九五年
《西雅图夜未眠》中，汤姆·汉克斯告诉朋友，他即将和网络上结识的女性见面，遭到了朋友的恐吓：“可别是《致命的吸引力》里的那种女人！”汤姆·汉克斯被吓到魂不附体，声音都在颤抖：“全美国的男人都被它吓死了！”
这部把全美国的男人都吓坏的电影，出现在1987年，以极端的方式展现了“一夜情”后遗症。电影中，男主公已婚，与偶然结识的女编辑春风一度后，本以为可以轻松离场，却随即遭遇痴女的电话恐吓，邮箱里被扔进血淋淋的死猫，孩子也遭绑架，发狂的女人最后甚至杀上门去，被夫妻俩摁进浴缸，竟还能悍然破水而出。《致命的吸引力》吓坏的可不只是美国男人，里根时代的后半段，它不但为女权主义退潮助了一臂之力，更为捍卫家庭鸣响警钟，甚至有人认为，痴女隐喻的是刚刚开始肆虐的艾滋病！其余威多年犹存，斯蒂芬·金《丽赛的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遭遇丈夫的读者恐吓时，就疑心那位变态读者会效仿《致命的吸引力》，往邮箱里扔死猫，那读者果然没辜负她。《致命的吸引力》的影响力和普及程度，由此可见。
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话，可以作为《致命的吸引力》的注脚。她说：“出来找乐子的男人，碰上用情太深的女人，犹如钓鱼钓到白鲸。”就像陈佳明对许美静，他只是像男人一样爱她，而她却分明是像女人一样爱他。他希望她理智、适可而止、希望这段关系愉悦身心、希望事态在不可收拾前款款止步；她却像古往今来许多女人那样，为爱不顾一切，带着所有的悲郁、期望、神经质、甚至歇斯底里去爱他。而男人并不是神、不是天，男人也是人，既然从这段感情中得不到愉悦，很快就悚然退却了。
但，白鲸这意象，仅仅适用于女人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萨宾娜，听说弗兰茨要为她离婚，披星戴月地逃跑了。白鲸亦有可能是男人。但米兰·昆德拉意不在此，他借助萨宾娜的选择，表达了一种更久远的恐惧，对于“重”的恐惧。有人身世惨厉、气息沉重，与他相处，犹如重拳打在脸上，有人却毫无负载、吐气如兰，所谓如沐春风，大概就是和这种人在一起时的感受。有的人从来都躲不过这些选择——家与国、生与死、爱与恨，不由人不沉重，有人却从来不曾面临这些抉择，一味轻盈，轻盈到让人嫉恨。与前者相处，就要分担那些“重”，与后者相处，却有可能分享“轻”，到底选谁弃谁，很容易做出抉择。
所以，《致命的吸引力》其实是“轻”与“重”的较量，不过刚好发生在两性之间。而在别的地方，这种较量也依旧存在。我有两个朋友，一甲，一乙，都很穷，甲身世凄厉，有轻度听觉障碍，人生故事里满载家族罪孽、阴森的大屋、病房里发毒誓、手臂上刻字、为磨炼品质冬天洗冷水澡之类的桥段，我被他吓怕了，换句话说，我被他身后拖拽的“重”吓怕了，我闪；乙也穷，但来历简单，懂得及时行乐，有钱就去买醉，甚至敢于对热脸贴上来的富女友忽冷忽热，我倒天天与乙混在一处。我的势利，不在于穷与富，而在于轻与重。
人都在本能地回避“重”，趋向“轻”，遇过于“重”的人，其实都如钓鱼钓到白鲸。
爱被启迪未必是福
法国人用三岛由纪夫的小说《肉体学校》改编了一部电影，由那个专演神经质女人的伊莎贝拉·于佩尔主演。
剧中人叫多梅尼克，服装设计师，住大房子，穿好衣服，过上等生活，已经人到中年，欲望却没死。她偶然在不大名誉的地方结识了一个英俊性感的服务生，开始是金钱交易，渐渐成了半信半疑的交往，终于过渡成尔虞我诈的同居。他们是不平等的，在欲望的世界里，他比她富有，所以他以为是他在支配她，敢于不羁地说：“我经常会出去，我们是否能继续，取决于晚上我是不是回来。”但人的世界里，她比他富有，她知道怎么收拾他，她把他赶了出去。几年后再在街上遇见，他落魄潦倒，生了一个女儿拖在手里，穿着一身廉价的不合身的衣服。但糟糕的是，就像半路的瞎比天生的瞎更痛苦，他已经见识过更好的生活、更强烈的欲望、更细腻的情感，却无力延续。没有比这更恶毒的报复了。
让人知道这世界上有更好的、更强烈的、更丰富的人和事，是不是一件好事？若那人有能力追求，有资格延续，是造福；若那人没办法得到，没可能经营，就是造孽。知道比不知道更糟。《长恨歌》里就有这么一段，被选成“上海小姐”的王琦瑶和外婆回到乡下去，外婆看着王琦瑶，知道王琦瑶的日子将会很难了，而且会越来越难，因为“一个人如果长得好，是最怕她自己知道的，偏偏在上海那样的地方，人人都要争着抢着告诉你”。人一旦知道这些，又怎能甘心于落地生根呢？
王琦瑶还算是有资质的，尚且如此，那些没资质的呢？看《今生今世》，逃亡路上的胡兰成，一路留情，到处招惹小地方有点小秀丽的女人，认真地启发她们沉睡的感情，但他注定是要走的，她们还得留在原地，情感阈值却已经被调校到了半空中，却再难遇到这么体贴入微、这么会说话、这么懂情调、这么会调情的主儿。从此，普通的男人都难入法眼，再好的人都得被她们捡起来和那个影子进行比较，她们得用剩下的半辈子做个怅望窗外的包法利夫人。她们的日子从此也很难了，而且越来越难。
我有个女性朋友是服装设计师，年纪轻轻已经成名，但她却和一个出身平凡的保安恋爱。她毫不介意他的出身，带他去看服装，引他认识圈中名流，小保安渐渐也获得某种自信，甚至能就服装设计发表一些意见，聚会上，他坐在她身边，显得十分快乐。然而我却想，他如果和她分开了呢？他恐怕再难有这样的机遇，获得她这样身份的女孩子的垂青，也难再获得这样强度的、自觉的、细腻的、有建设性的爱。他如果能忘记还好，但恐怕他多半忘不了，那种爱，常常是一生的最强音，要在将来可以预见的孤寂中被无数次咀嚼。也不必像爱情那么强烈的刺激，有时候，让别人知道外面的世界，知道有更多的可能，从此生出不安稳的心思，也是福祸难料。我有个作家朋友到小地方体验生活，大力夸赞房东的儿子“聪慧”、“是个天才”，他本是无心，在北京圈子里的饭局上，有的是比这更夸张的赞美，但过了几个月，那个孩子捧了自己写的小说来了，并且还打算继续写下去。他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地在小地方结婚生子，实现他开一间超市的梦想的，这下全毁了。
所以，爱被启迪未必是福，欲望始终沉睡未必是祸。有时，唤醒欲望，启发精神，需要智慧；而不动声色，静观其变，任它自生自灭，需要更大的智慧。
她说不的时候
这条新闻非常彪悍：“台湾桃园县三十九岁王姓男子去年5月认识酒店李姓女服务生，以载她回家为借口，中途反锁车门企图性侵李女，遇李女顽抗近五小时，护卫贞操成功，王也被折腾到筋疲力尽，才叫李女‘滚下车去’，桃园地方法院将追究刑责。”
后面的留言也非常彪悍：“这说明，如果你坚持不肯被别人强奸，别人是强奸不了你的。那些被强奸的，估计就是后来不反抗的了。” “所有的强奸，除了受害者被打懵，都是诬告。”
留下这种言论的人，该去看看《末路狂花》。电影中的路易丝和赛尔玛周末出去旅行，赛尔玛在小酒馆里和前来搭讪的陌生男人拥舞，给了他错误的信号，于是他挟着醉酒的赛尔玛去停车场，试图对她进行强暴。就在此时，路易丝的枪抵住了这个男人，她带着激动的、惨痛的、无限挣扎的语气说：“当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想要！”这个男人犹自不干不净地骂着脏话，“砰”的一声枪响后，两位狂花走上不归路。后来我们知道了，路易丝曾被人强暴，而对方却逃过了制裁。
《末路狂花》被认为是一部女权主义的电影，但由此我怀疑，我们印象中的女权主义，都是被夸大和妖魔化了的。央视有一个午间节目叫《全球资讯榜》，随机采访国外街头的男人，让他谈谈对女权主义者的认识，该男愤然回答：“她们丢掉工作，抛弃丈夫，离开家庭，走上街头，最后还会杀死自己的孩子，成为女同性恋者。”真正的女权，哪有这么夸张？她们不过是在原子弹坑里盖起楼房，在庞大负资产的基础上用储蓄罐蓄资，她们所争取的权利，真是可怜得很，不过是：“当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想要！”
男人们容不下女人说一不二到这般地步，男人们总是按照自大的、利己主义的方式塑造女性，女人不是妖姬，就是外表贤良、内心放浪的荡妇，双手叉腰，嘴巴里叼着一朵野玫瑰，唱着《给我一个吻》。从明清世情小说到张资平到白灵、卫慧，女人表现得比男人还想要，即便不想，也是假的，是个男人，就理应在她们渴慕的范围里。他们大概从没打算分清“不”和“嗯，不嘛”的区别。男权社会里，这两者是一个意思，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想也是想，不想也是想。
所以，强暴路易丝的男人会脱罪，而赛尔玛后来也有了这样的觉悟：“他弄痛了我。若不是你站出来，他会严重伤害我。而他会没事的——大家都看见我们跳舞，他们会说成是我自找的，我的一生会比现在来得不堪。”抵抗是个体力的、技术的问题，即便放弃抵抗，也不等于证明前面的挣扎是另一种迎合，“不”和“嗯，不嘛”是两回事。看来，文明社会的男性生活指南里，在“不穿过紧的裤子”、“不要挤青春痘”、“多从事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之外，还应该加上这样一条：“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想要。”
《末路狂花》一九九一年
过期的阿修罗
李仁港导演的《三国之见龙卸甲》中，赵子龙两次冲入曹营，结果完全不同。
第一次，他尚年轻，在凤鸣山，率二十个常山人，雨夜冲入万人驻扎的曹营，大获全胜。第二次，是三十二年零四个月后，同样在凤鸣山，他白发苍苍，单枪匹马冲向曹军，想来必是“只见君去不见君还”。所以电影就在这里戛然而止，担任故事讲述人的罗平安说：“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子龙。”王怡先生这样解说同样地点两次征战的不同下场：“为什么赵云第一次冲入曹营，可以七进七出；第二次就必死无疑呢？必然得连影片都不再给一个画蛇添足的镜头。经验主义的回答是，年老体迈；逻辑主义的回答是，身中剧毒；儒家世界观的最玄妙的回答，则是气数已尽。”
亦舒小说《阿修罗》有相近的寓意。主人公吴珉珉年轻时，几乎像是一个身怀异能的魔女，令她嫉恨的，必然遭遇劫难含恨而去，为并不以为意的她腾出一个清净的小世界；不如她意的，必然平地生变被命运打懵，让她的视野里再无一丝瑕疵；与她碰撞的，则必然遭受重创，遭她诅咒的，更是绝无善终。她刚烈，她嗜战，她气息凌厉，她所向披靡，在命运的沙场上，→文¤人·¤·书·¤·屋←从来不战而胜。然而，多年后，她晋升为主妇，新一代的少女长成了，上门来找她丈夫，傲然挑衅地说：“我叫阿修罗。”她脸上变色，脚步踉跄，修罗战场仍在，但她的气数是否还没用尽？
青春是一种异能。拥有这种异能，如同变身阿修罗，这异能使人特别地震慑他人，使人总能翻身——因为有的是时间，也总能得到帮助，赢得期待，获得原谅与纵容。这异能甚至有累积和叠加效应，已经有了，还会引来更多，渐渐制造出一个强大的磁场，所到之处，死伤无数。破坏这个磁场，令这种异能消失，只有一个办法，静待时间流过。时间过去了，青春没了，磁场弱了，异能不见了。阿修罗的黄金圣衣，不过是年轻，熠熠生辉的小宇宙，不过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映在玻璃窗上的光（《走近科学》有一期，山村小屋窗户上的神秘光晕，原来不过是远处光芒的映射）。所谓异能，所谓气数，都能得到《走近科学》式平易近人的解释——不过是青春。
这解答了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伊能静在“牵手门”后为何不能获得原谅，因为阿修罗也有期限，她已过任期，却依旧手执阿修罗的权杖行事——青春也是一种权重。我也明白了我的朋友包子为何一蹶不振，从前他开店就能迅速成为大户，跑广告就能拉来巨额业务，中秋节在商场下摆摊卖月饼也能赚上三千块，而现在他是努力戒酒的中年人，喃喃地说：“钱真的很难赚，房子真是很贵。”最近他总算得到一笔投资，供他拍摄一部小电影，我很想告诉重新开始酗酒并无休止推迟拍摄日期的他，这是他最后一次冲下凤鸣山的机会。
谁不曾是一个唇红齿白、剑眉星目、所向披靡的阿修罗？但紧跟阿修罗的气场总会散去，异能总会消失，一切不动如山的也都会动摇。
阿修罗卸甲于二十九岁的最后一天。
与谁同笑
纪伯伦说：“你可能会忘记和你一起笑的人，但却不会忘记和你一同哭过的人。”但我的感受是，要找到能够一同哭的人，倒也不太难，而想要找到能够一同笑的人，却十分艰难。因为，笑有时候是稍高的智慧反应，特别是在看电影电视的时候一起笑，是对身边人的智慧和朋友间默契度非常严格的考验。所以，和我一同为电影电视笑过的人，我反而都记着。
笑比哭要难。和菜头就曾说过，在看《那一晚，谁来说相声》DVD的时候，“台湾观众的素质之高给我很严重的冲击。相声里有一段说到父亲要打包行李回大陆，这时候滚落出了两个橘子，父亲急忙去捡起来。演员在台上说：‘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台下立即笑成一片，因为这是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里的句子。演员这么说不恐怖，导演那么编不恐怖，而从演员念白到观众大笑之间时间间隔之短，让人感觉非常恐怖。我们除了讲黄色笑话的时候，很难有那么高领悟力的观众。”
用这样的领悟力标准要求家人就更行不通了。过年回家的时候，家里六口人，只有我喜欢看《武林外传》。我霸占了电视，逐台转换追看的时候，别人看不懂，都陆续走掉，只有我父亲默默地陪着我看，不出声，也不笑。我忽然想到，他是老了，才对我有这样的容忍，又怕我难堪，宁肯忍着陪我看，我一下子就非常难过起来。我倒宁愿他还像我少年时候一样，气势汹汹地把台换掉，然而他没有，所以我也笑不出来了，赶紧换个有《狼毒花》的频道。《我爱我家》要比《武林外传》通俗些，生活气息也更浓郁，是不是好点呢？也不一定，我大姨提起《我爱我家》就非常愤怒：“这家人闲话咋那么多！还吃得那么好，每顿饭都好几个菜！”她多年前就从纺织厂下岗，又生了重病，她大概永远都笑不出来了。笑比哭需要更多的生活情境支撑。
用这样的领悟力水准要求朋友，也非常苛刻，笑与不笑间，为谁笑之间，一下就分出两个世界。同样是为小女孩舞蹈的场面发笑，看《这个杀手不太冷》里娜塔莉·波特曼唱《Happy Birthday to you》时懂得发笑的和看《阳光小美人》最后那段小女孩模仿艳舞时发笑的，就不是同一群人，因为前者用典而后者没有。同样是在看动画片时发笑，看《功夫熊猫》能笑的，和看《机器人瓦力》时会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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