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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报仇看电影-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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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蝴蝶扇动翅膀等于一场风暴，一步棋等于十步棋，一个谎等于十个谎加上天意。在做坏事的可能性之前，使我们悚然止步的，通常都不是道德、法律，而是后续的那十件坏事。而不畏这十件坏事，毅然做下去的，不是蠢材，就是强人。
对他说， 听他说
《潘神的迷宫》导演吉勒莫·德尔托罗监制的影片《孤儿院》曾创下西班牙电影的票房新纪录，并获得戈雅奖14项提名，但它的故事实在让人心碎：女主人公带着儿子回到当初她居住过的大屋子里，想把那里办成一个孤儿院。住进去不多久，她的儿子告诉她，自己交了一个新朋友，她认为那是他的幻想，并不多加理会。孩子有天又告诉他，他的新朋友有个神秘的小屋，要带他去玩。她正忙着操办招待孤儿的派对，依旧急忙打断了他。派对后孩子却失踪了，直到六个月后，她才在楼梯下一间隐蔽的地下室找到他小小的尸身，原来他所说的神秘小屋，就是这个地方，而她也正是在那个派对中间，无意间将地下室的门给堵死，以至于将孩子困在了里面。她如果能耐心地听他说话，甚至跟他去那个地下室看一看，后面的悲剧可能都不会发生。
我的朋友宋晖非常受小朋友欢迎，每次聚会，朋友的孩子都和他喁喁地说个没完。每到朋友家里，大家同样向孩子们张开怀抱，小孩子却总是率先扑向他，留下我们尴尬地收回手臂。他后来向我们介绍跟孩子相处的心得，其实并不神秘，他说：“小孩子其实都是很寂寞的，很想和大人说话，但大人总觉得孩子的话很傻，不愿意听他们说话，要想和他们相处得好，只要跟他们说话就够了。”
大部分父母和孩子的问题就在于不肯对他说，不肯听他说。儿童教育教程往往教导父母“蹲下来和孩子说话”，但不管采取什么姿态，和孩子说话才是核心，“叽叽咕”是什么东西？怎么说一句“啊乌子就要来了”，就像按到了某个按钮，会让他笑个不停？四年的本科教育，到头来，难道就是为了和小孩子讨论“啊乌子”到来的问题？人每天都难免有几个刹那会精神崩溃悲从中来，和孩子说话可能是其中之一。
但你不说，自然有人会跟他说。比如《孤儿院》里那种神秘的朋友，再比如《犯罪现场》第七季中的一集，社区里有两个孩子失踪了，最后找到的嫌疑人是潜伏在社区里的恋童癖。他的屋子里有饼干糖果，有漫画玩具，他总是耐心地听孩子说话。他比孩子的家长更知道孩子们喜欢什么。破案后的警察举出一项数据，调查显示，父母和孩子每天说话的时间，平均少于二十分钟。所以，每每看到广电总局一系列与电视动画片播出有关的新规定，特别是对境外动画片播出时间的限制的一再扩大，觉得这和跟孩子说话的道理相同。你不和孩子好好说话，自然有人跟他说，你不肯占领的地方，自然有人会去占领。
《孤儿院》二零零七年
俗世的网
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里，主人公九莉对邵之雍动了杀心：“厨房里有一把斩肉的刀，太沉重了。还有一把切西瓜的长刀，比较伏手。对准了那狭窄的金色脊背一刀。他现在是法外之人了，拖下楼梯往街上一丢。”
让弱女子敢于畅想谋杀的，不只有他不爱她对她所造成的伤害，还有他的“法外之人”身份。“法外之人”，是人际关系断裂的人，是没有过去的人，是挣脱了俗世之网的人。丢失了，没人过问；被害了，没人报官；进入法律程序了，没人打点和追问；无论如何敌不过有俗世之网在背后撑腰的人。“法外之人”的身份，是一个人随身携带的虚拟安全防护网上一个严重的裂缝，让最柔弱的人，也敢于畅想施加侵害的可能。
电影里的连环杀人狂，瞅准的都是这种没有防护网的“法外之人”。《X市民》里的前苏联杀人狂，瞄准的对象是游荡在火车站的孩子；《黑暗中的孩子》里跨国贩卖人口集团的罪犯，目标人群是流浪儿和贫民窟里的孩子；《美国精神病人》里的中产阶级杀人狂，也会瞄准街头的流浪汉。黑夜里，他走到那蜷缩在角落里的身体旁边，给上一刀。现实中更常见的，是贾樟柯电影中那些没了故乡的人。他们的故土沦陷，他们没了过去，被抛在世界上任由处置，尊严、生命安全，全都不获保障，要辱，随便就可辱得，要死，轻易便死了。所以，一个人，只要在“贫穷”和“流离”中占上任何一项，都会彻底成为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说的“赤裸的人”，以一种“赤身悬浮，身心无处安顿”的形式存在。他们想要这张网，却也无力经营。
即便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一张俗世的网，在那些内心挣扎的关头，对自己进行防护，保证自己不致脱轨。当年，海子去世，西川悼念海子的文章里，有一段话发人深省：“海子的死使我对人的生活方式颇多感想，或许任何一个人都需要被一张网罩住，而这张网就是社会关系之网。……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婚姻关系，还是社会关系，都会像一只只手紧紧抓住你的肩膀；你即使想离开也不太容易，因为这些手会把你牢牢按住。但海子自杀时显然没有按住他肩膀的有力的手。”
那些在紧要关头阻止了当事人世外之念的，就是这张网。张柏芝前阵子上电视接受访谈，这样谈及艳照流出时她的反应：“我好惊好惊，立即进入宝宝房间，他当时只有七八个月大，我抱起他时真的惊到脚软，差一点摔倒。”“好像我婆婆，那么难堪的事很难去讲个究竟，她只是送了一个娃娃给我，是两个娃娃抬着一块荷叶，刻着‘风雨同路’四个字。”她被这张世俗之网拦住了，她还能继续生活。
使得人金贵起来的，就是这张网。人若有位置，也不过是人在网中的坐标。我们都得努力经营这张网，在一切外力和内力使自己动荡的时刻，将自己牢牢地网在原地。
愈救赎愈作恶
我常常给人留下阅历丰富的虚假印象，因此免不了被人请教该如何为人处世。前几天，有行将离开校园的小朋友诚恳地问我：“将来，最该提防的是哪种人？”我认真地想，艰难地措辞，然后告诉他：“得提防那种找到了持续的赎罪途径以及建立起了良好的自我宽恕机制的人。”
比如《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众人，他们都是在清醒的状态下作恶，却也清醒地为自己找到了赎罪的途径，因此可以持续地坏下去。女骗子金永花的方法，是不断告诉自己和周围的人，自己是为生活所迫，一念至此，她顿时原谅了自己，下次照旧哼着小曲去碰瓷。老骗子潘知常的方法则是做痛苦的负荆请罪状，骗光了姨妈的钱，却还要以无辜的面貌找上门去，陪了发烧的她一个晚上，顿时就浑身轻松了。崔卫平先生谈起这个电影，认为这里面众多小人物的道德逻辑是“作恶——偿还——再作恶——再偿还”：“当一个人作恶时，他知道自己是有后路的，是能够提供偿还的；而当他偿还时，他放松了对于进一步作恶的戒心，甚至同时正在准备着下一次作恶，如此往返，乃至无穷。”
再比如《沉默的羔羊》里，剥人皮的连环杀手，最怜惜小动物；《无路可退》里邪恶的法官，一边收黑钱、草菅人命，一边却在电影院里为伤感电影泪流满面；在路上大声斥责殴打妻子的男人，还助养了若干孤儿，时不时带着鲜花和糖果去看望他们，连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这些手段，是他的偿还，是他为自己的道德焦虑找到的释放之地，是他为自己捐的门槛，是他为自己购买的虚拟道德货币。
中国历史上的例子，也多得很。越是刮地三尺的贪官，越是要写异常恬静的田园诗；越是穷凶极恶的刽子手，越要画毫无烟火气的山水画。一边作恶，一边抒怀，一边为非作歹，一边寻找救赎，一边做bitch，一边香烟缭绕地祭着一个人工处女膜。因为有了寄托，因为有了救赎的手段，因为在另一个地方完成了自己的人格镜像的塑造，作恶更加没有后顾之忧。
近一点的例子……勉强可以算上倪震，他在信箱专栏里警告少女远离四十岁的已婚男人，离开烂泥扶不上墙的阿斗男友，但他所奉行的，绝不是他在专栏里所称道的人生观。文章是文章，人是人，他分得清清楚楚，他是兰桂坊常客，最喜与少女兜搭，他的经典承诺是，如果女孩子有事找他，“十五分钟即到”。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设定，是林青霞；实际的形象，是芙蓉姐姐。这样的人身边也有。家财来路可疑的A，每每在饭桌上抨击丑恶现象及社会不公；行事乖张的小人B，天天挂在嘴边的是“明镜菩提”。他们，我从来只敢远远地鉴赏，可惹不得——人家是最没有后顾之忧的。
《沉默的羔羊》一九九一年
愈扭曲愈快乐
演过《天使爱美丽》的奥黛丽·塔图还演过一部让人难忘的电影《天使爱过界》。
故事里的天使是美术系女大学生，偶遇住在她家附近的医生路易克，从此开始了疯狂的暗恋。暗恋改变了她的世界观和她所观看到的世界。她觉得，他笑，一定是为了她；他在某处停留，肯定也是为了她；连他的存在，可能都是为了她。于是她陷入痴狂状态，对着任何模特儿，画出的都是他的肖像；出门去旅行，她觉得是得到了他的邀约；她甚至为他谋杀控告他的女病人，为他开煤气自杀。但直到最后我们才知道，他根本不曾和她有过接触；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一切，都出于她单方面的狂想，这是一种名为“被爱妄想症”的精神疾病。
但看电影的人，恐怕都会有相同的疑问：她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他，不设法与他接触，而宁肯意淫之、偷窥之、假想之？以她的年轻貌美，即便冒失地找上门去，也应该会被他接受；如果她设计个小场景与他搭讪，效果可能更佳；即便他有妻子，恐怕也不要紧，中年男人个个都有危机感，天上掉下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证明他还有魅力，简直是种知遇之恩。她为什么不？
因为，她与我们有异。她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所认定的只有这一种扭曲的方式，她爱上的就是这种扭曲的过程。虽然这导致了扭曲的结果，但这扭曲的方式，这过程，另有一种价值，一种趣味。吞吞吐吐，自我设障，歇斯底里，在旁人看来令人抓狂，甚至被归为精神疾患，但当事人未必是没有快感的。
就像张曼玉有次接受法国的《Elle》杂志采访，“不但大大方方谈论前夫，也不避忌提起现任男友。”林迈克称：“这篇访问，香港传媒看见要尖叫的……以窥秘为己任的传媒代表，绝对没有胆识一本正经地问：‘影片里你的角色是双性恋者，你本人可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也不会得到磊落的‘性行为上没有，但感情上我大概爱过我一些同性朋友’这样的答复。”坦荡提问，可能也能得到坦荡的结果，但这样一来，就失去了趣味性。媒体更习惯跟踪之、偷拍之、假想之、找线人，在卧室对面山头架设高科技偷拍设备，过程愈扭曲、方式愈曲折、快感愈强烈，所得到的结果，似乎也愈有价值。对这种扭曲方式的热爱，大概是普遍地存在着的吧，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多多少少都有点精神病。我参加的豆瓣小组里，组长披星戴月地删掉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朋友的所有发言，终于酿成风波。有人呼吁：“不如坐下来吃个饭好好谈谈？”但，那又有什么趣味，那实在太不扭曲了。
《天使爱过界》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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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赫兰道》后遗症
大卫·林奇导演的电影《穆赫兰道》，曾经给我带来一项后遗症。
这部晦涩迷离的电影出现后，观众都表示，既觉得它迷人，却也觉得它难以看懂。这时，网上出现了一篇题为《梦的解析——剧情全解析》的文章，作者疯狂钻石在文章里，全面分析了《穆赫兰道》，认为这个电影所描绘的其实是一个梦，而它对梦境和现实关系的梳理，遵循的是弗洛伊德的释梦方法。女主人公在现实中满足不了的愿望，在梦境中都得到了补偿和达成。比如，现实中的女主人公是个相貌平平、演技平凡的女子，闯荡好莱坞并无多少成就，只得到若干跑龙套的机会；在梦境中，她却光彩照人，处处受人瞩目，演技也令所有人折服。现实里，是她雇人杀死自己的亲密女友，梦境中，这项罪责却被推给电影公司的幕后黑手。现实中，导演夺去了她的亲密女友，梦境中，这个导演就处处碰壁，甚至惹祸上身。总之，她所期望的，在梦境中全部落实，现实中那些帮助和伤害她的人，在她的梦境中都各得其所。
《穆赫兰道》是个梦！被晦涩的电影折磨的影评人们茅塞顿开。《穆赫兰道》于是造就了一项日渐蔓延的后遗症，凡是解释不了的电影，都可以用“它是个梦”的方式进行破解。大卫·林奇的电影固然全部是梦，《死亡幻觉》、《太阳照常升起》也是梦，《堕落之地》更是梦。不但那些晦涩的新片可以用梦来解释，即便那些成为影史悬案的电影，也都被翻出来重新诠释。《美国往事》何尝不是一个梦？《穆赫兰道》里那段电话铃声，何尝不是在向《美国往事》致敬？再推而广之下去，其实所有的电影，都可照此办理，电影的虚拟性，对感官需求的设法达成，都和梦境近似，所有的电影，都是一个梦，错不了。
找到这样一个通用的、万能的公式非常不容易，就像中学时候，我数学不好，后来课堂上老师讲了一套痛快淋漓的解方程组的方法，就被我牢牢记住，屡屡用来破解所有的方程组。不论什么题目，强行套进去拆解，竟然也成功了几次。从此，我固执地把所有的方程组都和这个方法联系在了一起，几乎成为一种情结。这种万能公式其实并不罕见，我有个学画的朋友告诉我，看画展时，要想装内行，只需要挂着一点脸，面无表情地说“什么都好，就是调子有点灰”，就足够吓住许多人。不管国画西画、写实先锋，甚至不管它是否色彩浓烈、情绪昂扬，只要慢慢地说出这样一句“调子有点灰”来，都错不了，足可以全身而退。
处理社会事件时的“××是一小撮”，其实都是这种万能公式，套在哪里都可以的。虽然有泛滥的势头，也有草率的嫌疑，但好在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居家旅行、打工创业、卖艺卖身，都可随身携带，总算有一招傍身。
希亚马兰是否应当坚持？
三十岁以前，我时刻铭记励志杂志上的教诲：“坚持自己！”三十岁后，却有了怀疑，坚持自己？你怎么知道自己是正确的，正确到非坚持不可？比如奈特·希亚马兰（M。Night Shyamalan）的坚持自己，就叫旁观者心惊胆战。他最新的“坚持自己”的成果是新片《灭顶之灾》。这部片子在北美上映后一个月的时间里，获得了来自主流媒体的如下评价：“灾难片拍成灾难”、“希亚马兰已站在好莱坞的悬崖边上！”、“仿佛在欣赏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或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罹患老年痴呆症之后的作品！”但那年六月最后一个周末的北美票房榜上，《灭顶之灾》累计票房还是达到了5906万美元——是万幸，也是侥幸。
他是坚持自己的典范，坚持认为自己适合拍电影，坚决保持对超自然和灵异题材的执著，坚持在自己的家乡费城取景，坚持在自己的电影里客串各种小角色。像他的偶像希区柯克那样，他也曾证明了，自己的坚持是正确的。他的《第六感》、《不死劫》和《惊兆》在全球一共获得了十三亿美元的票房收入。但就在他最风光的日子里，已经有人认为他的电影剧情单一，经常自我复制，在铺张的悬念之后，往往得出一个软弱的解释，更有大段的、虚张声势的关于生命的所谓思考，令人不胜其扰。但他坚持认为，看不懂他电影的都是呆子，迪斯尼对他《水妖》的剧本有异议，他宁可带着它另投华纳兄弟，结果让投入了7500万美元的华纳，只收回了4200万。
所以，《灭顶之灾》的出品方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小心翼翼地为自己做了打算，他们把影片在印度的发行权出让给了宝莱坞，让他们负担一半的投资预算。原来，一个坚持自己到了偏执地步的人，不过像一只闯进瓷器店的大象，让自己和周围的一切都陷入既危险又难堪的境地。
坚持自己，想一想，已经是最奢侈的事情，遑论身体力行，坚持拍自己要拍的电影，坚持写自己要写的文章，坚持要和自己心目中的伴侣在一起，一个个“坚持”，都有几千斤重。坚持之前，要有足够的本钱，坚持之后，又要勇于承担。但凡要“坚持”，已经有了违背、忤逆的意味，最后的结果，总有不祥的气息。
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凡人，又怎么知道，自己的坚持一定是对的？更何况坚持之后，还要匀出力气承担自己的追悔和反省。
人一定要足够强大，强大到知道自己是对的，强大到可以负担自己坚持的后果，才可以坚持。所以，每看到有人说坚持自己，总觉得他有点自视为神的意味，而奈特·希亚马兰，应当为自己的每次坚持配上一行字幕：“危险操作，请勿模仿。”
全都拍下来！
这几年，好些电影把用DV拍摄当做引人注意的噱头，西班牙的《死亡录像》、美国翻拍的《死亡录像》、美国的《科洛弗档案》，甚至恐怖片大师罗麦洛的《死亡日记》都是用DV拍摄的。有消息称，《科洛弗档案》已开始筹拍第二集，当然，DV拍摄手法是不变的法宝。
其实都是拍熟拍滥了的题材，《死亡录像》、《死亡日记》是改装了的丧尸故事，《科洛弗档案》讲的是怪兽袭击城市——而且毫无意外地袭击了在电影里被毁灭过最多次的纽约。卢米埃兄弟发明电影三四十年后，怪兽便努力袭击纽约，纽约便努力负责被毁灭，“怪兽与纽约”几乎成为重要的电影题材支流。
但DV拍摄却刷新了陈旧的故事，更让特效显得无比真实——现代人都是“DV神教”信徒，宁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也要相信DV。DV拍下的，还能不是真的么？更让人觉得亲切的是，几部电影中，摄像机后面那位仁兄，在身边人逐一变成丧尸、纽约变成废墟、朋友挨个血洒当场的状况下，竟稳如南山不老松，紧抓DV不放松，一直拍到他自己也身首异处。
这一点，始终被当成这类影片的硬伤，却很容易获得我们的理解。也许，这才是这两部电影最让我们觉得亲切、不愿去质疑的部分。《娱乐至死》中说：“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对我们来说，这句话中的关键词也可以用别的东西来替换：“真正的危险不在于生活已经成为DV（网络、博客、播客）生活的内容，而在于DV（网络、博客、播客）成为生活的内容。”如果我们是当事人，奔逐逃命的同时，大概也不会忘记拍摄，甚至心里可能兴奋地想，这要是传到Youtube、土豆、优酷上，肯定上首页。
钱钟书在《围城》中提出“语文狂”，持有此癖，不但执著于表达的狂热，甚至于连生活的样式、感悟的形态都是提前按照语文表达的形式来进行。现在这癖好还可以扩大下去，“DV狂”、“博客狂”、“豆瓣狂”、“Facebook狂”。生存既已落入空茫，总要寻找点依傍。所以，《死亡录像》中的女主持人一次再一次地说：“快！拍下来！全部都要拍下来！”在临死前，她仍然挣扎着向DV伸出手去，而最后的旁白也是：“全部都要拍下来！”
快！拍下来！快！发到博客上！快！与Youtube的观众分享！但是，即便如此，又能怎样？
《科洛弗档案》二零零八年
蛇蝎美女
上世纪四十年代发端的黑色电影里，常常有一个标志性的角色，叫做“蛇蝎美女”。她们金发、妖艳、毒辣，诡计多端，坏男人都未必狠得下心的那些时刻，她们却扑了上去。
比如雷蒙·钱德勒编剧、比利·怀尔德导演的那部《双重保险》，其中那位金发女郎，即是典型的“蛇蝎美女”。为了得到丈夫的人身伤害保险赔偿，她色诱保险业务员，设下毒计将丈夫在火车上谋害，那位保险业务员虽为她驱使，却也渐渐发现，她丈夫的前妻，也是她杀的。她还将继女的小男友勾搭上手，并行将一同远走高飞，可怜的保险男准备除掉她，她却先开了枪。
阴郁的四十年代过去了，“蛇蝎美女”这形象却留了下来，经过无数导演的发扬光大，至今还活跃在银幕上。但创造一个“蛇蝎美女”，最重要的前提是，必须要让观众对她所知不多，她必须来历不明，生平欠奉，只负责美丽、投毒、勾引，款款地从楼梯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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