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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报仇看电影-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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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对她知道太多，她就会变得立体，甚至获得同情，“蛇蝎美女”这一称号就难得成立。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中，米雪演的那个红姨，其所作所为，就符合“蛇蝎美女”的特征。只是作为电视剧，它的篇幅，它的叙述方式，都不得不给她太多描述，我们于是看到了她的遇人不淑，她的深爱女儿，她的坏事做绝，却也难得快乐。我们原谅了她。总是这样。那个背景复杂的公司力推的女明星，我们都讨厌她，可一旦知道了她有个不负责任的父亲，抛妻弃女与年轻女人同居，开下等酒吧，用女儿的照片招揽顾客，我们顿时就理解了她。那个陷入不名誉纠纷的男明星，我们都嘲笑他，可一旦知道了他的身世，看到他博客上对家乡的热爱，我们顿时就明白了他。当一个人不属于彻底的黑，也不见容于自命的白，而是存身于一个灰色地带时，他是被同情，还是被鄙视，关键在于我们对他知道多少。
知道了一个人童年的稚态，看过他咿呀学语时候的笨拙，旁观了他投身世道的艰难，参与了他不为人知的血与泪，似乎也就介入了他的生活。于是他的一切作为都易于理解，易于被原谅。不相干的人的疾病是污秽，亲人、熟悉的人的疾病却永远不在传染期；远处的错失永远骇人听闻，身边人的恶行却值得惋惜，而这一切，都源于我们的“知道”。知道就是原谅，知情即是牵连。
我们也都在努力地让这个世界知道自己，似乎这个世界知道了我们，就不可能做到全然无视，似乎知道就是救赎，知道就是祈求大爱。犹如迷路的羔羊发出鸣叫，让牧人找到自己，或者一片水让另一片水知道自己，用汇合来免于干涸。
《双重保险》一九四四年
我变成这样，都是你害的
不光疾病会传染，他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也有可能传染蔓延。
立陶宛电影《罪之密语》中，女心理医生，收了一个有性瘾及自杀倾向的年轻女病人。每周听她倾诉，听她讲自己如何纵欲，如何陷在与牧师的爱情里不能自拔，听久了，纯洁如羔羊一般的心理医生倒陷进去了。她被这种危险的生活吸引了，她穿着整齐的衣服，寻找女病人去过的屋子，学她的方式勾引流浪汉，亦步亦趋，似临摹，如描红，像一部拙劣的山寨电视剧。然后，故事就在这里断了。她的不能回头就是她人生尴尬的高潮。
然而，美剧《六尺风云》的一条副线，倒像是接着把这个故事讲下去了：女作家为表示自己胸怀宽广，与一个妓女做了朋友，整日向她取经，并努力在陌生人身上实践，以至于影响到了婚事。她于是以师出有名之姿找到妓女，把指头指到对方脸上去，愤怒地指责她教坏了自己，如果不是被她腐朽堕落的生活浸染，自己也不会落得如此境地。怎奈该妓女一双眼睛远比她明澈，冷冷地告诉她，自己虽然是妓女，到底公私分明，私生活远比她自律。话毕，扬长而去，留下歇斯底里的女作家，不知还能向谁追究。
做了坏事，或者人生的列车出了轨，总要辩解，向自己，或者向别人。通行的办法之一，是找个替罪羊，说明自己的坏，都是学来的。飞进了苍蝇，是因为打开了窗户；官员落水，是因为思想被侵蚀；进了股市赔尽全部身家，全赖亲友招呼；染上隐疾，都怪同事聚会那天的气氛太过淫靡。
在近旁找个诱因，着实不难。看：“2005年，她在呼和浩特市交了男朋友，没想到男朋友是个瘾君子，谢某受引诱染上了毒品。同年4月，她因为吸毒被公安机关抓获，被强制戒毒六个月。”还有更可怕的，这是起点中文网上的玄幻小说：“茱丽原本是纯洁善良的女孩，但遇人不殊（淑），误交了其实是血族的男友罗伯特。在被强迫变成吸血鬼后，罗伯特更是押着她出来攻击人类，以彻底断绝她的人性。”总之，我变成这样，都是你害的。
但“黑暗哲学家”克里夫·巴克对这种人就一点也不客气。从著名的《猛鬼追魂》系列到新近上映的《午夜食人列车》，总有一个对魔鬼的踪迹着了迷的普通人，丢下工作和生活，去追查魔鬼的行踪，说是要实行正义，行径倒更接近粉丝。最后魔鬼现身，冷冷地告诉他，别装了，其实你也热衷于杀戮，你也喜欢血腥事物，你内心深处黑暗无比，你也是此道中人——加入我们吧！
作为成熟的成年人，务必务必，慎重选择影响自己的人，慎重决定自己接受什么样的影响，最后，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午夜食人列车》二零零八年
情感方程式
《西雅图夜未眠》中，男主人公萨姆的妻子去世了，葬礼后回到公司，同事过去安慰。有人给了他一张名片，说：“这是我的心理医生，联络他吧。”萨姆掏出一大把名片，一一数给他看：“丧偶互助会、芝加哥癌症家属组织、单亲父母、失亲夫妇……”他甚至念出上面的口号：“拥抱自我、拥抱朋友、拥抱心理医生，埋头苦干、拯救自我，以工作消除哀恸……”他已经被无数次地安慰过了，而且方式如出一辙。
铁凝小说《遭遇礼拜八》中的女主人公朱小芬，明明是主动离婚，并如释重负地摆脱了乏味的婚姻生活，但周围的人一定要认为，像她这样一个年纪的女人离婚，肯定是被弃的，于是对她空前地和气和小心翼翼，高姿态地向她倾泻无休止的同情和安慰。她喜乐如常，别人认为她是在掩饰自己，她在院子里跳绳，所有人都以为她是痛苦得发狂。最后，她终于流泪了，大家于是满意了，尽管那是她被尿憋的。
人和人之间的空间，有时候太宽了，有时候又太狭窄了。人和人的关系，有时候太稀薄，有时候又过分厚实。当某种变故将人拉近时，最可怕的不是突然而至的过度关怀，而是情感表达方式的机械化和程式化。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表达的必要，却并非发自内心，更缺乏鲜活的情感表达方式，于是只好依照既定的情感方程式来进行表达，不但要求自己，还强迫别人，努力把所有人纳入同一轨道。如果有人没能依照这个方程式进行，也一定要得到方程式范围内的解释。就像《遭遇礼拜八》，离婚对朱小芬是解脱，但要别人理解这个，实在太难。他们只愿意按照自己理解能力范围内的方式进行理解，她必须是痛苦的，她看起来欢乐开怀，那也是她痛苦得失常了。
但情感方程式和各种表达方程式常常通行无阻。因为它快捷便利，不给使用者和周围的人制造理解上的麻烦，大家省时省力，是最安全的。时间久了，就酿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我有个朋友每在博客上贴自己的照片，马上就有人骂自恋，有次又贴了，居然没人骂，等了好几天也没等到，像踩空了一节楼梯。结果终于有一天，有个女性ID上来留言骂“自恋”了，他终于释然。我想象那个ID的主人，有一双漆黑喑哑的眼睛，觉得自己有拥有灵魂的必要，却又不知道怎样才算有灵魂，于是在周围空气作用下，做点通行一致的事。
但也未必所有人都能做得入眼。以前在西部生活，只在报纸上见过职业哭灵人和葬礼上的脱衣舞，自打到了这个海边小城，总算一一见识了。有天在一个小区，看到一家人排成两列守在灵堂前，面无表情，一个高大的男人，大概就是这类职业人士，沉痛地走一步，嚎哭一声，没有泪，哭声仿似戏曲表演，说不出的怪异，我走过去了，却觉得背上毛扎扎的。情感趋于干涸的时候，连通行实用的方程式都只好请人代劳，以便让周围人看得过去，就会造就这样怪异恐怖的结果。
人海孤鸿
科内尔·怀尔德 （Cornel Wilde）在1966年拍过一出电影，讲述一个落单的美国人在非洲的遭遇，电影名叫《裸杀万里追》。
故事主人公和来自大都市的同伴一起在非洲狩猎，众人聚在一起，尽情吹嘘着自己的勇猛，但就在此时，他们遭遇了土著居民。因为沟通不畅，土著居民将他们抓了起来，挨个处死，有的砍头，有的糊上泥巴放在火上烧烤，主人公则在猎杀游戏中侥幸逃生，在茫茫非洲草原上展开逃亡，身后是一群始终不肯放弃追杀的土著们。
尽管它的主旨，仍是展示主人公的勇敢和多谋，比如他的野外求生技能，他的无畏精神，基调仍是对美国精神的颂扬，但当主人公赤身裸体在荒原上奔逃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无比恐慌。那一刻的无援无助是真实的，那一刻的恐惧也是真实的。在那样一个时间地点，只要落了单，只要沟通失效，只要他原本的社会身份被剥离，每个看似无懈可击的人，都会被谪返荒原，成了人海孤鸿，甚至成为被猎杀的对象。
这世界庞大复杂，人的分量却始终如一地轻如鸿毛，所以每个人都需要被打上种种烙印，才能够被辨识、归类、放置，才能有重量。我们并不是我们，而是一堆号码、证件、档案的附庸，被它们锚在某个位置上。我们的属性不是天然就拥有的，而是被外界赋予的，一旦离开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些身份烙印的环境，一旦落了单，我们立刻成了荒原上的裸人。
如果华尔街的金融决策人漂流到食人部落出没的荒岛上，他不过是人家的一顿晚餐，掌握再多的金融战术也于事无补。如果我那颐指气使的上司在去欧洲旅游的时候脱离了团队丢失了护照，他不过是一名语言不通的黑人，在乡下的餐馆剥蒜、在餐馆后堂洗上很久的碗碟。如果我在某个火车站遭遇小偷，丢失了所有的证件和钱物，在亲戚朋友赶来救助之前，我不过是“火车站广场上那个捡汽水瓶子的小伙子”。
这种打击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到来，“身份”所能提供的保护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缝隙：被送进医院，成为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在街上被车撞倒，无人施以救援的刹那，那荒原立刻出现在了身边。而当某位明星在风光无限的舞台上突然遭遇暴力的时候，一篇最切中要害的评论中说：“她也是一个人海孤鸿。”
所以每个人都要伸出自己比章鱼还多的触须，努力和这个世界产生尽可能多的联系，让“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每个人都要牢牢抓住可以抓住的一切，作为自己的坐标、支点、标记，谨防丢失。
《裸杀万里追》的最后，主人公又回到了美国人筑起的小城堡，追在他身后的土著们，看着他被救走，露出了悻悻的表情。但即便他回到他的世界，他仍有可能，在某个时间，成为人海孤鸿。
《裸杀万里追》一九六六年
人似海底针
连续看到两部电影，为里面的寻人手段感到迷惑。
一部是巩俐主演的《汉尼拔的崛起》，青年汉尼拔在战后重建的混乱局面中为亲人复仇，他所获得的旧日仇人的讯息，不过是“某某现在在枫丹白露”、“某某在加拿大中部”这样的只言片言，而他凭借如此不够精确的线索，居然也准准地找上门去，美美地完成了复仇大业。另一部是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新片《布鲁克斯先生》［ＷＷＷ。ＷrsＨＵ。ＣＯＭ］，主人公一面是被选为“年度风云人物”的成功人士，另一面却是杀人成瘾的“瘾君子”。他搜集被害人的一切讯息的工作，基本全在网上完成。和汉尼拔时代相比，考虑到美国的网络普及程度和在美国人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布鲁克斯先生的寻人手法，还稍具现实意义。
而现实中的寻人，完全没有这么顺利。百度的寻人吧里，众多的“中国寻人网”里，有数十万个寻人的帖子，涵盖了寻人的各个方面：寻找失踪的家人、朋友，寻找离家出走的孩子，寻找失散多年的战友同学，寻找当年的初恋情人，寻找在危难中帮助了自己的恩人，绝大多数无人回应。从而印证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是六个人”的理论，在确知对方方位的情况下是成立的，而在那些需要寻找的人面前，是完全无效的。
现实中经历过两次寻人，一次是帮助亲人寻找欠债不还举家外逃的白眼狼，至今未果；另一次，是中学同学的失踪，他在某天早晨突然在学校宿舍消失，刷牙杯上还架着挤好了牙膏的牙刷。在他的家人倾家荡产寻找了半个月后，终于知道了他的下落，原来他只是临时起意，去朋友家住了几天。后一次寻人，证明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那就是，任何一个事件，任何一个决定，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精密和有迹可循，恐怕都是多方力量作用下的偶然产物，甚至和当天的空气、天气、环境、一个突发的念头等等皆有关系。就像那些UFO事件，绝大多数在事后都被证明，是光线、环境、角度、目击者心理状态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所以，美剧《寻人密探组》（《Without A Trace》，又名《离去无痕》）中，FBI纽约失踪人口小组的用以寻找失踪人士的唯一工具，就是高级心理分析技术，或者说，是一项环境和心理状态的再现技术。
而在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似海底针，在某个时刻、某个刹那，在某些力量的合作下，轻易地就失去了自己的坐标。
《汉尼拔的崛起》二零零七年
脱节不是一种罪过
倪萍说，她之所以从主持人的岗位上退下来，是因为自觉与时代脱节了。
她曾是最紧跟时代的典范。电影的黄金时代，她演电影。她浓眉大眼，有种粗粝但异常清新结实的美，几乎是应着那时候的审美标准而生。《山菊花》、《祁连山的回声》里，她能文能武，妩媚也有，刚毅也有；电视综艺节目刚刚兴盛起来，她成为最具亲和力与知名度的主持人，进入几代人的影像记忆；刚流行明星出书，她就写了《日子》，连当年我们那毫无文艺风气的单位都人手一册。图书室里进了一本，半个月就被翻看得稀烂，不得不再去补一本。熬过了女演员最尴尬的年龄，可以去演母亲或者嫂子了，她又及时地回到电影和电视世界里。但现在她说，她觉得她和时代脱节了。
这就对了。每个时代捧在手上的都是青年人，兢兢业业奉行的，是青年人的价值观。一个人，如果一直跟得上，一直在潮头，一直兴致勃勃，像打了鸡血，几十年如一日，倒有点不寻常，有点妖异。
几十年，绝不如一日，这中间，有无数变化、反复、波动，即便在同一天里，内心也云蒸霞蔚瞬息万变。“几十年如一日”即便作为修辞，也还是不够恳切。这是个圈套。就算当事人愿意静止不动，还有时代在一边催逼。所以人最渴念的幻境，也是漫画和美剧必备的，就是一个时间静止、拥有无数平行空间的幻境。豆豆一直六岁，丁丁永远年轻，白雪永远不会成为一只流哈喇子的老狗，《欲望都市》中的几个女人，永远光鲜美丽，《六人行》里的六个朋友，永远欢聚一堂，分享青春的甜糖。那些显示了时间流逝，人生进展的情节，例如结婚、生孩子，除非收视率下降，或者负责扮演他们的演员在现实中的真身再也无法承载这个幻象，否则绝不会出现在剧情里。
但在美剧以外的世界里，在不是作为漫画人物存在的我们这里，盛年过去，与时代脱节是迟早的事。适当地脱离时代，适当地老去，适当地显露真身，都是迟早的事。只看当事人是不是愿意接受。
所以，看到一个人这样自然地承认自己与时代脱节，坦然地接受自己的盛年已去，而且这个人还是倪萍，让许多人附加在脱节感上的犯罪感减轻了一点。
我也要勇敢地承认，iPod上很久没有加新歌了（音乐追求的停止是最能显示脱节度的金指标）；《风云决》上映，在电影院里，周围的年轻人放声大笑，而我茫然四望，不知道笑点在哪里。
那也就不必强笑，就不如带着还剩3。5G空间的iPod，静静沉入时代的最深处。
倪萍 一九七九年
所谓「皮格马利翁效应」
又到了年底，我原来的单位大概又在忙着组织冬季培训班了。管理学的培训班肯定少不了，从商学院请来的教授，大概又要讲一遍皮格马利翁的故事。
那个擅长雕刻的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爱上了自己倾注全部精力、热情来爱恋雕塑出的美丽少女加拉泰亚。他每天凝望、痴守，倾注思念及爱慕，终于感动爱神阿芙洛狄忒，她于是赋予雕像生命，让加拉泰亚成为皮格马利翁的妻子。皮格马利翁的故事和由此萃取出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年年冬天讲一遍，领导者要传递积极的期望给下属，老师要寄予积极的期望给学生：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对人生要赋予美好期望，肯定能获得回馈。
老教授如果看过萧伯纳戏剧改编的电影《窈窕淑女》，大概也会欣喜若狂，直接拿来播放，完全可以省却宣讲的辛苦。故事中的语言学家希金斯教授，在街头遇到了卖花女伊利莎，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为了说明仅仅是语言和仪态的改造，就能造就一个贵妇，于是和别人打赌，将伊利莎作为试验品进行改造。在这个过程里，他爱上了她，尽管他本来是憎恶婚姻和女性的，但对于自己塑造出来的完美女性，似乎大可以网开一面。
“皮格马利翁效应”似乎总有好结果——但仅限于电影和商学院教授的课程里。现实中的例子恰恰相反，流行音乐界的制作人和女歌手的关系，就仿似皮格马利翁和加拉泰亚，他们对她们倾注期望，帮助她们塑造形象，渐渐爱上她们。例如李宗盛和林忆莲，区丁玉和陈慧娴，李正帆和赵咏华，还有陈佳明和许美静，但所有的恋情都以失败告终，尤其是许美静，她最后疯掉了。陈佳明对许美静有期望，但许美静对陈佳明何尝没有期望？她何尝不期望他专一、守信，何尝不希望他回馈她的不顾一切、泥足深陷、飞蛾扑火？她也相信她的期望会落实，但显然“皮格马利翁效应”没有逆向发生，她的期望全部落空。
可见，“皮格马利翁效应”只是强势那一方对弱势方的效应，是强者对弱者期望的印证。在情感关系中，它通常是男人对女人的效应——那个神话中的人物性别设定已经说明了这种效应的基本模式。它之所以产生效力，与其理解为是弱势方的积极回应，倒不如说，弱势方不回应都不行。强者对弱者的期望，支配者对被支配者的期望，无论如何都会落实，而反过来，一定不行。是的，我们也曾对这个世界赋予期望，我们至今也在凝望、痴守、爱慕、信任，我们期望房市不要如此凶残，相信食物不会有毒，但这些期望均没有落实。所以，制作人和歌手的感情都不长久，因为“皮格马利翁效应”是不平等的效应，是单方面契约。我们跟这世界那种情人般的关系，也都不会长久，因为我们的期望从来都石沉大海。管理班上的老教授们，大概从来都不会深入探讨，所谓“皮格马利翁效应”，到底是什么效应。
倾国倾城的只是机遇
我常想，多年前的某一天，如果李康生常去的那家电玩店停电，现在的他，会是什么样？
他可能结婚、生孩子，在某个公司谋得一个职位，安安静静地上班。或者自己开起一家店铺，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他现在照旧四十一岁。但现实的情况是，1991年，导演蔡明亮在西门町的那个电玩店里发现了他。他祖籍湖南，生于台北，高中毕业后，参加大学联考落榜，从此开始打工。他做过保险，当过服务生，平时经常去电玩店，就在那里，在人声鼎沸的电玩店里，蔡明亮看见了他。以他内向的性格，被陌生人反复打量，可能会感到十分不自在，他可能别过头去，也可能横了蔡明亮一眼——这照旧是我的猜想。
遇到蔡明亮之后，他成为蔡明亮的安托万——不，比安托万更完整地将人生交付给了电影，他主演了蔡明亮的全部电影，《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河流》、《洞》、《你那边几点》、《天桥不见了》、《不散》、《天边一朵云》，以及最新的《脸》，并在1994年凭《爱情万岁》获法国南特影展最佳男演员大奖。他也出现在其他导演的电影里，王童的《无言的山丘》、林正盛的《春花梦露》、许鞍华的《千言万语》。他甚至有了自己的导演作品，2003年导演的《不见》和2004年导演的《帮帮我》，都曾在电影节上获奖。
而与他同时被发现的，还有陈昭荣，他那时正在餐厅勤工俭学，遇到蔡明亮后，与李康生一起主演了《青少年哪吒》。他现在是台湾电视界的“本土一哥”。
如果电玩店那天停电，如果那个餐厅那天没有营业，这一切恐怕都不会发生。但我感兴趣的不是命运的偶然性，而是，当机遇送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也顺利地接了过来，并且胜任了它。当时如果不是他们，也有可能是别人，接过机遇，改写人生。我不否认他们的资质，但有这个资质的大有人在，就是说，其实谁都可以，只要相貌、智力在水准之上，只要得到某个机遇，即便那个机遇与自己一向的理想、经验离题万里。
我们的想象还可以继续蔓延下去，如果十五岁的流浪儿特吕弗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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