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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报仇看电影-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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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拯救，就等于反省过了，于是又可以安然地、惬意地活下去。当真要做点实际的让步，谁都不愿意。
让我记住你的姓名
波兰电影大师安杰伊·瓦依达的作品《卡廷惨案》，给我的触动点之一是：他们都有名字。
“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波兰战俘，在无理性、无秩序的战争状态下，两万多名波兰军人，在卡廷森林遭到屠杀，但即便在那样的状况下，他们的名字还是留了下来。后人都知道他们是谁，有多少人，甚至有人冒着风险保留他们的档案和遗物，使他们不至于湮没和被遗忘。
记住他们，知道他们姓甚名谁，是最好的纪念。因为，记忆，也需要命名，也需要语言文字为它们划出边界，像熊秉明先生所说，画家给自己的画作起个名字，其实是“像扎下一个木杆拴住一头羊”。文字，是没有边界的时空里的木杆，拴住记忆所针对的那些真实存在的往昔。
“南京大屠杀”，对我们而言，曾经是没有边界的，曾经只是一个模糊的“三十万”，但我们终于开始让他们的面目清晰起来。在“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整理方面：“第三批《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于2009年年底出版面世，至此该史料集总卷数有望达八十卷、字数达四千万，成为世界上最详尽、最系统描述南京大屠杀的原始历史资料。”其中，由学者用七年时间整理的八卷《遇难同胞名录》在几年前就已出版：“该名录采取卡片的形式，以档案文献、口述资料及群众来函等为基础，收录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较为详尽的个人信息，目前已收录遇难者信息卡片14961张，除重复调查者外，本次史料集共收录13000余名遇难者的个人信息。”
尽管与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6200万份各类和大屠杀有关的文件、档案，近27万张照片，数千份录像带等影音资料”相比，与他们所提出的目标“直到每个遇难者都有名字”相比，我们做得还不够。但《遇难同胞名录》的出版，说明我们终究进了一步，我们开始尝试，记住他们每一个人，使他们不至沦于湮没和遗忘。
不止战争，即便是灾难中的遇难者们，我也想知道，他们都叫什么名字，是叫“田五妹”，还是“张阿毛”？我想知道，他们都在什么样的年纪遇难，有没有留下什么话，有没有亲人在纪念他们。知道他们的名字，记住，并传下去，是最好的纪念，是最好的缅怀。
真的，时光在飞逝，记忆在逐渐模糊，幸存者已经濒临死亡，战争或者灾难留下的废墟被推倒建上了新的房屋。一次又一次的情景再现，让痛感也变钝了。何况，一直以来，个人体验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细枝末节，常常被挟裹在“集体痛感”中下落不明。于是，战争和灾难仅仅成为一个凄美的象征物，我们意识到了要“痛”，却不知道该如何去“痛”。
也许，“痛”的方式之一，就是把“痛”落实在和我们一样的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记住他们的名字，并且传下去。在没有边界的时空里，给他们一个坐标。
让他们在我们的记忆里，继续活下去。
一种生物性的隐喻
我的朋友柏邦妮，作为作家及编剧，梦想之一，就是拍一部《蓝色大门》那样的电影。一部干净的、清爽的，能让人想起十六岁的早晨的那种电影。
但我觉得非常非常难，最难在，内地的十几亿人里，恐怕找不出一对陈柏霖和桂纶镁那样干净的脸。内地也不是没拍过青春片，但男女主人公，总是有种令人如鲠在喉的感觉，或者腮帮子太大了，或者眼神不干净，或者声音沙哑，或者衣服穿得很可怕，或者身体语言不过关——某个当红的青春偶像，总是含肩塌背地走路，双腿呈“X”型。或者太胖了——像是上个月还在吃野菜，这个月突击地吃了几天肉之后的那种胖，显得腻、脏。总之，总是有哪里不对劲。培育出林青霞和陈柏霖、桂纶镁，至少还得两代人。
年轻的都不对劲，老的是不是好一点？作家大会现场走一圈，无论如何找不到一张福克纳、保罗·奥斯特、麦克尤恩或者奥兹那样的脸，那种适合拍摄黑白照片的、可以印在书里的、“仙人掌般不动声色坐落在时间荒原”的脸。要想得到诺贝尔奖，大概先得长一张诺贝尔获奖者的脸，因为“从最高意义上说，一个人的相貌就是他的人”。
台面上的人是这样，台下的又如何呢？因为住在海边，夏天经常可以去海滩上看人，轻易地，就能把我们内地人和香港、台湾及韩国人、日本人分开。穿再贵的衣服都没用。我的朋友宋毅曾经痛斥欺骗过他的某人的相貌，认为“不正常的外貌是一种生物性的隐喻”，其实，所有的相貌都是一种生物性的隐喻。
别的事物，也足以构成这种隐喻。比如春节，拜年回家的路上，车走在高速路上，收音机里放出某位当红民谣女歌手的新专辑。她已经竭力地空灵清澈了，但还是哪里不对劲——还是“不干净”。歌的曲调、编曲也都疙里疙瘩。而上世纪的台湾民歌运动中，声音干净的女歌手，实在太多了，包美圣、陈明韶、刘蓝溪、王海玲、郑怡、银霞、徐晓菁、杨芳仪，都拥有最干净的、“水晶一样的声音”。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大陆校园民谣，处处模仿民歌时代，但却从来没能提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干净的女声，女歌手们的声音形象都十分奇怪，不清澈，也不通透，似乎感冒没有好，似乎咽炎正发作，又似乎哪里哽住了。总之，总是会有些不对劲。
还有建筑的样式、书籍的封面、报纸的字体——有段时间，所有的报纸都一股脑地使用舒同体，而我苦苦思慕的，却是香港台湾的华文报纸用的那种精致的宋体字。其实只差那么一点，但就是差的这一点，就要用尽全身力气去追赶上三五年。还有照片的色调、风景的气息、甚至天空云彩的排列——我总能轻易地看出哪些风景壁纸是在国内拍的，哪些不是。一切一切，总是有点不对劲。而一件事物，真正取得合法性的标志，是已经取得了美学上的合法性。不美，就不合法。
美，或者不美，或者那种不对劲的美，那种差一点的美，都是生物性的隐喻，所有这些隐喻合起来，其实就是我们时代的面貌。谁都没可能走出独立行情。
俗套的重要性
前几年最火的几部戏，不论《木乃伊3：龙帝之墓》，还是《命中注定我爱你》、《十全九美》，全都由大俗套累积而成。
《木乃伊3》开始十分钟之后，我已经猜到了后面的故事。我猜想杨紫琼扮演的紫媛肯定会死，李连杰扮演的龙帝肯定获得了邪恶的力量，却最终被打倒，插科打诨的配角一定活到最后，甚至成为替故事画上句号的人。而《命中注定我爱你》，只要知道是一出台湾电视剧，就可以想象到人物设置，灰姑娘式的女主角，除了温婉可人，似乎没有别的优点，英俊多金但却花心的男主人公，照例被她驯服，其间还有一个浑身上下无不完美的千金小姐，以刁蛮的性格给两人添堵，为剧情添上一点波折。至于《十全九美》，我甚至能想到它会有一首怎样的主题曲，在何时出现。
它们照例招来了批评，但，从来只见到人们骂俗套，却没见人论证过俗套的必要性。对于一切文艺作品，俗套是头等大事。俗套的重要性在于，它制造出了一个不易改变的世界，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料和掌握之中。我们知道，剧中人听到噩耗，手里的碗一定会掉到地上；缝衣服一定会扎到手，被害人还没来得及交代凶手或者藏宝地点，就会死去；未婚的女孩子突然奔去呕吐，原因只有一个，她怀孕了；发誓再做一次就金盆洗手的善良盗贼，一定会死得很难看；得了绝症的男女，一定要设法把自己的爱人气跑。对这个世界，我们的有把握程度远远超过现实生活。我们在电影、电视里，要的压根不是新鲜感、惊奇、意外，我们求的只是一个放心。
编剧的想象力，其实也是我们的想象力。我们集体培育出了这些情节，这些情节也反过来影响着我们的想象习惯，我们习惯了这些套路，并且热爱这些套路。好人跌下悬崖就死去，战火中分开的情侣终于没有重逢，未必能伤害到我们的感情，却损害了我们对那个世界的自信。
俗套，像走了十年，永远也不会走错的那条路，像是摸了二十年，也不会摸错的门后的电灯开关，像不用吃就知道是酸是甜的水果。然而，世事多变，一条路渐渐不可能让我们走十年了。门后的电灯开关不可能永远在那里——连房子都在拆迁大潮中动荡，电影电视小说里的俗套因此尤为重要，因其虚拟，它们反而成为最少变动的、最可以依傍的。什么都在变，但至少它所蕴含的价值观没变，或者变化极为细微。所以，那些漫长的电视剧，诸如《再见阿郎》、《意难忘》、《人鱼小姐》反而更受欢迎。因为它们总在那里。换一个电视剧去追看造成的心理动荡，不比换一个工作来得小。
我完全理解一个老太太或者主妇，或者一个中年人，面对时间流逝、世事变迁时候的困惑。外面在拆迁，很可能明天就拆到楼下了，做了十年的公司，很可能明天就关门了，唯有电影电视里的套路不变。看着看着，终于安心地睡着了，屏幕上的画面变换着，给屋子染上忽明忽暗的光与色，有种小而温暖的圆满。
下一个孩子只好裸奔
同样是欧洲导演，同样以底层生活为作品题材，我喜欢比利时达登内兄弟，却讨厌意大利导演伊托·斯高拉。后者有一部著名的电影《讨厌，肮脏，下流》，讲述意大利棚户区贫民生活。伊托·斯高拉因此片获得了1976年的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但我看过它之后，却觉得异常反感。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反感的由来，直到我看到了长平的文章《假如穷孩子穷得连故事都没有》。
文章里的穷孩子，是云南山区的孩子，因为没有新鞋子穿，每个冬天都要挨冻。他们的老师拍了一组照片，写了动情的文章，发到了网络上，引起了注意，由此得到了捐助，孩子们收到了许多鞋子。长平认为，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一个人要穷出故事来”，才有可能引起媒体的注意，才有可能得到援助。我们不过根据这些故事，来决定我们的帮助。所以，重大疾病患者的家属，到报社求助时，编辑和记者会帮助他们策划一些故事，卖身、卖肾、卖终生当牛作马，是好心，也是无奈。不然，就没有新闻点，不然，就没有故事。人穷可以志不短，却不能短了故事。
从那时候，我懂得了达登内兄弟和伊托·斯高拉之间的区别，达登内兄弟是从底层角度出发拍电影，他们的作品因此缺少故事性，而伊托·斯高拉是从底层之外看底层，因此热衷于故事性，甚至是怀着兴高采烈的态度去发掘故事。《讨厌，肮脏，下流》让我反感，是因为那里面的所谓底层充满故事，他们偷情，他们乱伦，他们互相下毒，他们把孩子圈在栏里胡乱地养大。他从他们身上取得的，无非是一个又一个让人惊骇的故事。他固然是一个艺术家，他也是一个掠夺者。
由内往外看和由外往内看，从低处看和从高处俯瞰的区别，大概就在这里。而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我们总能看到故事。前段时间，有个十一岁的女孩，母亲患了肾病需要换肾，这个从六岁就开始练习书法的小女孩，打算靠书法作品的稿费为妈妈治病，终于感动媒体，一个义卖会为她而办，她通过卖自己的书法作品，终于筹到医药费。
她确实是幸运的。贫穷是容易的，找到故事是艰难的，请求帮助的人是众多的，被发掘出故事的求助者是寥若晨星的。如果再有一个需要帮助的家庭出现，就只好像长平指出的那样：“除非你再找到一个更好的角度，讲述一个更动人的故事，否则你不要指望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体给出同样热情的相助。”这个孩子已经用掉了写书法这个素材，下一个孩子，只好画画。
没有经常性的、更普遍的救济制度，只依靠同情，结果就是这样。我们的同情不是针对贫穷，而是针对故事，我们有同情心，我们同时也是掠夺者。我为我们对故事的渴求感到反感，但却无能为力。于是，下一个孩子只好画画，下下一个孩子只好裸奔，下下下一个孩子，只好横渡大西洋。人生在世，必须努力成为有故事的人。
遭遇量身定做
科恩兄弟的新片《阅后即焚》的卖点之一，是所有角色都是为参演的巨星量身打造的。约翰·马尔科维奇演的CIA分析员，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演的健身房女员工等等。
但最出彩的，还得数布拉德·皮特演的健身教练。他好动，喜欢耍酷，头发总抹了过多的发胶。出去敲诈，也要在穿西装的同时，蹬上他最喜欢的那辆自行车。他恐怕也不读书看报，所以对国家敌人的想象，还停留在早期007电影所依附的冷战时代，于是兴冲冲地跑到俄国大使馆去卖藏着机密资料的光盘。还有他最经典的喝水动作——朝天举着瓶子，用下嘴唇包住瓶子嘴，傻乎乎地咬着瓶子，眼睛瞪着别处，整个人简直像是一只吸在瓶子上的傻水蛭。我简直不能不有这样的疑心：科恩兄弟是不是觉得布拉德·皮特其实就是那样傻，才邀请他出演的？布拉德·皮特自己也觉得了：“在看完影片的剧本后，他们告诉我，这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傻瓜’角色。我一时难以确定，这究竟是奉承，还是嘲讽呢？”
对演员来说，量身定做角色是最高礼遇，如好莱坞为秀兰·邓波儿量身定做的一系列电影，拉斯·冯·特里尔为妮可·基德曼量身定做的《狗镇》，《似水年华》里为刘若英量身定做的那个“英”。有些角色未必是依据某个演员的特质创造出来，一旦贴合度太高，也形同量身定造，例如莫文蔚从《堕落天使》、《走到底》，一直到《秘岸》中所扮演的那类女子。量身定做的角色，最能反映出别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你以为自己是姑射山神人，别人却定做了凤仙金花的角色给你，而且眼巴巴地等着你演，不做二人想，简直真诚得让人恼羞成怒。
传言和谣言是另一种量身定做。谎话能被编造出来，能够广泛流传，说明总有与社会人心契合的地方，有着广泛的现实心理基础。一个谣言一旦流传开来，基本就等于是真的了，那说明了群众是怎么看待自己的时代的。即便现在没有这样的事，不等于过去没有，也不等于将来不可能有。这样的传言，从古到今都不罕见，在时代巨变、四面楚歌的前夜里，人们传说梦中有耳语，风中有消息，夜里有神兵天降。“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能够一呼百应，也说明那不过是群众期待的外化，迟早会变现。而对于那些美丽的但却早早夭亡的事物，人们更不吝惜他们的想象，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化成了蝴蝶，牛郎与织女变成了星星。传言和谣言未必是真的，却最接近真实的操行评定。
我们那个城市，有家著名的包子店，生意火暴到买一屉包子要排队两小时的地步。他们的竞争对手于是散布谣言说，他们是和火葬场联营的，并编造了一个《一双绣花鞋》那样的故事，包子店一夜之间生意一落千丈。当时我气恼群众竟这样愚蠢，这样的谣言都有人信！现在我明白了，对于我们的食物，任何离奇的谣言都不为过。当孙二娘的店遭遇吃出人指甲这样的谣言时，实在应当退而自省，而不是忙着呼吁“是梁山人就顶”。
不替周慧敏叫屈
每年都要收到电视杂志发来的关于电视剧的调查问卷，今年也不例外。
问题包括：“您看不看国产电视剧？”“您认为国产电视剧为什么这么烂？”“中国电视剧怎样才能抓住年轻的观众呢？”等等，面对这份意向十分明确的问卷，我只需要对国产电视的烂做点生动的控诉，并且归罪于审查制度，就可以顺利交卷，但今年我不这么看了，我说：“这是一种精英焦虑。”
提出问题的人，一定认为，人们普遍拥有高度的鉴赏力，而现在的国产电视剧一定不合他们的胃口，不能俘获他们的芳心。他们觉得，为数众多的观众，没有看到他们想看的电视剧，没有等到他们配看的电视剧，他们焦渴地期待着一部像美剧那样制作精良的电视剧，将他们拉回电视机前。
但事实上，我的整个家族，看美剧及《武林外传》的，只我一个。我所在的单位，绝大多数同事从不看“没有配音的片子”，办公室众人每天早上都匀出半个小时，热切地讨论着头天播出的国产三角恋爱电视剧。如果这个标本只标注了我所在的层次，那么，朋友的碟店似乎是个更好的样本。三百万五百万美金一集拍出来的美剧，永远没有国产烂电视剧的光盘卖得好。所以他永远慷慨地把店里的美剧套装碟送给我们看，因为卖不掉，不如做个人情。国产电视剧是适合群众普遍的观赏水平的，绝大多数人的口味不过如此。编剧导演也不过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给的，就是大多数人要的。混乱的剧情，完全应和观众的内在逻辑；粗糙的光影，亦在呼应这个不够精细的时代。
那些人恨铁不成钢地以为观众没看到好电视剧，是一种精英焦虑，一种高高在上的焦虑。
我甚而离奇地想到一些不相干的事。五百年前的明朝，杨金英等十六个宫女，悲愤地说出“咱们下手了罢，强如死在他手里”，并试图勒死荒淫残暴的皇帝朱厚熜的那个晚上，别的宫女和卫兵，为什么不是帮她们加把劲，而要去逮住她们？慈禧站在井边的时候，太监们为什么不把她推进去，而听从了她的命令，把珍妃推了进去？还有无数历史节点上，那些稍一咬牙就有逆转的节骨眼上，群众本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他们选择了最坏的一种？因为，当时当地，他们只能做出那样的选择，他们也是那个选择的一部分，选好了，恐怕都消受不起。我们只是站在较为开明的今日，怨叹他们竟然有肉不吃，而要吃粗粮野菜。
由此我也怀疑，那些更有智慧的人们在焦虑的事，对电影、电视剧、世界、制度的焦虑，恐怕也只是一种精英焦虑，一种高高在上的、悲天悯人的焦虑。那些他们以为是被强加于人的，恰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此时此地，能做出的，恐怕只是那样的选择，此时此刻，他们也正配得上他们的选择。
就像我们大可不必为周慧敏叫屈一样。我们看到的周慧敏，就是真正的周慧敏么？文隽在解释周慧敏那句“没有倪震，成就不了今天的周慧敏”时说，她是在“邂逅倪震之后，被对方刻意包装打造。‘玉女’形象到今天仍然深入人心”。原来，她是他塑造出来的。而我们把她的形貌和她内在的精神、人格混为一谈，更不愿意相信，在某个层面上，他可能是完全适合她的，甚至是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替她叫屈，为她着急，多半是基于一种高高在上的臆想和“完美焦虑”。
要看到真正好的电视剧，还是要等，要等到热爱这些“烂电视剧”的上一辈人都慢慢离去，甚至我们身体内的“国产烂电视剧”因子也都一一死去，我们才配看到制作精良的好电视剧。
成为神话
真没想到，海伦·米伦主演的《女王》，是一出可以为《乌合之众》、《狂热分子》、《群氓之族》做注脚的电影。
电影里伊丽莎白女王，生性低调矜持，不幸的是，她的儿媳是戴安娜，被群众和媒体塑造成神话人物的戴安娜。戴安娜死于车祸之后，伊丽莎白并不打算出席葬礼，也不打算有别的表示。她认为，这是她的家事，她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遵从自己的感情来低调处理。何况，戴安娜已经不是王室成员了，尽管她也知道，现在的人们，更喜欢看到那些“在电视上发表激情四射演讲”的人。结果，她遇到的是报纸连篇累牍的声讨以及支持率的下降，甚至有四分之一的群众意欲罢黜她。于是，伊丽莎白女王不得不出现在戴安娜的葬礼上，并且在电视上发表了讲话。
《女王》中的布莱尔首相，理解伊丽莎白女王的处境，他说：“他们以为，群众会看到他们所看到的。”但群众更需要传奇，需要神话，需求量大得惊人，大到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在这种需求的驱使下，他们只看到他们愿意看到的。他们只愿意供奉一则神话，谁也别想破坏，或者夺去。
神话就是这么造成的：时间，距离以及对神话的渴求。而渴求，是造就神话必不可缺的要素。
那些历史上的名人轶事，就是在这些要素的联合作用下，成为一则则神话的吧。那些如我们一般欲海沉浮的男女，大概也是这样被时间过滤和塑造成姑射山上的仙子的吧。他们只不过在侥幸留下的片言只语里，看到一些端倪，显出一点真身，例如周氏兄弟的纠葛，冰心和林徽因的口水战，徐志摩和陆小曼，徐悲鸿和蒋碧薇等。他们的故事，如果发生在我们周围，恐怕也就是办公室女同事之间的嫉妒与争斗，或者报纸上的“小裁缝偷情酿就血案”的花边新闻。我们甚至胆大包天，由他们映射开来，对别的神话有了怀疑，就好像有人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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