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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步-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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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些走红的唱片仍使我们感到自豪，并且，我一到台上，便再也不想这些事情，所有的忧虑烟消雾散了。然而，每当我走下舞台，我又不得不面对那些镜子。
情况终于有了好转。我对自己的处境开始有了别样的感觉，也学会了如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怎样去寻找良好的自我感觉。最重要的，是我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这是关键。
一九七一年的秋天，我录制了我的第一首独唱歌曲《必须去那儿》（Got To Be There）。那首歌唱得很出色，并成为我最喜爱的歌曲之一。这是贝里·戈迪出的主意，他说我应该去录制一首独唱歌曲，因此我就成了摩城公司的这个演唱小组中脱颖而出的第一批人之一。贝里还说，他觉得我应该去录制一盘独唱专辑。几年后，当我这样做了的时候，才知道他是正确的。
在那个阶段曾有过一次小小的冲突，作为一名年轻歌手，那是我所克服过的困难中典型的一个。要是你年轻又有些见解和主张的话，人们常常会认为那不过是孩子气的蠢话而已。一九七二年，就是《必须去那儿》一举成功的那一年，我们仍在旅途中；一天晚上，我对负责旅程事务的经理说：“在我唱那只歌之前，让我到台边去一下，把合唱专辑封面照片中我戴的那顶帽子拿来。如果观众看到我戴着那顶帽子，他们一定会兴奋的发狂的。”
他觉得这是他听到过的最荒唐可笑的想法。他没有允许我那样做，因为我年纪小，而且，他们居然全都以为那是一个蠢主意。事后不久，唐尼·奥斯蒙德在全国各地演出时开始戴一顶类似的帽子，人们对它简直喜欢得不行。我对自己的直觉很满意；我想到过它会产生什么效果。我看到过马文·盖伊在唱《让我们戴上它》（Let's Get It on）时，就随手戴上一顶帽子，观众们便也如痴如狂；他们欣赏马文戴上那顶帽子。它为演出增添了热烈的气氛，也在演唱者和观众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从而使观众把更多的热情投入到演出中去。
一九七一年，当“杰克逊五兄弟”被制作成卡通片，开始通过全国电视网在星期六早间的卡通片节目中播出时，我已经成了电影和动画片的忠实观众。黛安娜·罗斯教我作画时，我对动画造型艺术的欣赏能力有所提高，但能作为一个卡通角色被搬上电视屏幕，使我对电影和沃尔特·迪斯尼首创的动画影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日益喜爱起它们来。我对迪斯尼先生以及他在许多天才艺术家的帮助下创造出的动画艺术充满了敬畏之情。我一想到他和他的同事们为全世界的少年儿童——还有成人——带来的乐趣，就不由得佩服的五体投地。
我喜欢被制成卡通角色。星期六起个大早，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动画片，盼着在屏幕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形象，这可真是妙趣横生！对我们大家来说，这恰似梦想变成了现实。
我第一次真正参与电影制作工作是在一九七二年。那会儿我为电影《本》演唱主题歌。
《本》对我来说可是件大事，还从没有一件事像走进录音室，把自己的声音留在电影里这样让我如此激动过。那一段时间我过得快活极了。后来，电影开始上映了，我就跑到影院去，一直等到电影结束，看着演职人员表一行一行的跳出来，上面写着“《本》——由迈克尔·杰克逊演唱”，那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喜爱这支歌，也喜爱这个故事。实际上，这个故事和《ET外星人》很相象，讲的是一个小男孩和一只老鼠成了好朋友，而人们却不理解他对这个小生命的爱。后来，他得了一种病，眼看就要死了，身边唯一的一个真诚的朋友就是本他所居住的那个城市里老鼠的首领。许多人认为这部电影有些离奇怪诞，可我并不这样看，这支歌后来被评为第一名，到现在我仍很喜爱它，我一直很喜爱动物，喜欢读关于他们的文章，也喜欢看讲他们的或是他们主演的电影。
第三章 跳舞机器（1）
新闻媒介总是为我编出一些离奇古怪的故事，这种歪曲事实的做法让我很厌烦，我一般不怎么去看那些印刷出来的玩意儿，可我还是经常听到些荒唐的传闻。
我真不明白，他们有什么必要去杜撰那些关于我的事情。我猜也许是因为如果没有什么丑闻可供报道的话，他们就必须编出一些能让人感兴趣的事情。总的来看，我还算一帆风顺，每当我想到这点，总感到有点儿自豪。许多从事娱乐业的孩子都是因为吸毒而最终毁了他们自己，比如弗兰基·林蒙，鲍比·德里斯科尔等等一批童星。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去吸毒；你想想，他们这么小的年纪，就要承担那么巨大的压力，这该是一种多么艰难的生活呵！这些孩子中很少有人能像普通孩子那样生活的。
我本人从来没有吸过毒品——没吸过大麻，没吸过可卡因，什么都没吸过。我是说，这些东西我连试都没试过。忘掉它吧。
这并不是我们从来没有被诱惑过。在我们这些音乐家所处的这个时代里，毒品的使用是很普遍的。我并不想对此做出什么评判——甚至对我来说，这也算不上什么道德问题——但是，我已经看到，毒品毁掉了太多的生命，毁掉了那些拿它当儿戏的人们。我确实不是天使，我也许有自己的坏习惯，但吸毒不包括在其中。
《本》开始上映后，我们得知要去作环球旅行了。就像牛仔裤和汉堡包一样，美国黑人音乐已经在别的国家流行起来。我们被邀请进入这个大世界，成了它的一员。一九七二年，我们访问了英国，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海外旅行。虽然过去我们从没有去过那儿，也从没在英国的电视节目中露过面，但人们知道我们所有歌的歌词；他们甚至有印着我们相片的宽大的围巾，上面用很大的字母写着“杰克逊五兄弟”。
英国的剧场比我们在美国演唱的剧场小一些，但每次我们唱完一首歌，观众的狂热都使我们异常兴奋。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随着我们的歌声叫喊，这样，英国的歌迷便可以听清蒂托的吉他声，他们知道他弹得有多好。
我们把兰迪带在身边，让他看看怎么样演出，以便积累些经验。他并不是我们的正式成员，但他呆在后面敲邦戈鼓。他有自己的“杰克逊五兄弟”装束，因此，每当我们把他介绍给观众时，人们同样报以欢呼。等我们下次再到英国时，兰迪已经成为乐队的一员了。在他之前，邦戈鼓是由我来敲的，而在我之前，是马龙。这样，就几乎形成一个传统：新手总是要从那些疯狂的鼓点声中闯出来。
第一次欧洲之行前，我们已连续三年保持不败，因此我们有足够的把握使人们高兴，其中既包括那些追随我们音乐的孩子，也包括英国女王陛下。在应英国皇室要求演出时，我们见到了她，这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过去，我曾见过别的乐队在御前演出后受女王接见的照片，比如“甲壳虫”乐队，但我做梦也没想到过我们也能有为她演唱的机会。
英国是我们的起点，它跟我们过去到过的任何地方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到过的地方越多，这个世界看起来就越是奇特动人。我们看到了巴黎宏伟的博物馆，看到了瑞士美丽的山峦。欧洲，给了我们西方文化根源的教育，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访问东方则需要做更多精神上的准备。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东方人看待金钱和物质要比看待自然的东西轻。举个例子来说，中国和日本是帮助我成长的地方，因为这些国家使我明白了，在生活中，除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外，还有更多的内容。在所有这些东方国家里，人们都听说过我们，也喜欢我们的音乐。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英语国家是我们的下一站，我们在那里的内地见到了仍然生活在部落中的人们。虽然语言不通，但他们像对待亲兄弟一般欢迎了我们。如果需要我来证明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兄弟的话，那么我的旅行就确实可以作证。
接下来我们到了非洲。我们已经读了很多关于非洲的书，因为我们的老师法恩小姐为我们准备了有关我们所访问的每一个非洲国家的历史和风土人情的专门课程。我们虽然没有能见到非洲更美丽的地方，但我们在住处附近见到的那海那沙滩，还有那里的人们都美丽的令人难以置信。有一天我们去一个自然保护区游览，看到成群的野生动物在四处闲逛。非洲音乐也使我们大开眼界，它的节奏出色极了。我们下飞机的时候正是拂晓时分，机场上已经有了一长对非洲人，他们穿着民族服装，敲着鼓，在我们周围跳起舞蹈，迎接我们的到来。他们真是陶醉在其中，这需要有点儿天赋才行。这是一种多么好的欢迎方式，我永远也不会忘了这些。
场上工匠们的手艺也令人瞠目结舌，他们当着我们的面儿一边做东西一边出售。我记得有一个人，做得一手漂亮的木雕。他问你要什么，你说：“一张人脸”。于是，他就从一节树干上取下一块木料，把它切开，雕出一张不同凡响的脸。你可以面对面地看着他干。我就坐在那儿，看着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过来，让他做点什么东西，他就一遍一遍的做着。
对塞内加尔的访问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使多么幸运，也使我们明白了非洲文化传统对我们的熏陶。在戈尔岛，我们参观了一间奴隶住过的被遗弃了的旧茅屋，我们被它深深感动了。非洲人民给了我们勇气和耐力这两样礼物，我们永远也报答不了。
我猜想，如果摩城公司能够按他们的想法随心所欲的摆布我们的年龄的话，他们会让杰基停留在他们成名时的年龄上，而让我们其他人赶上他。——我想，他们也还想让我们再小一岁，甚至更小些，这样我就仍然是一名童星。这些也许听起来像胡言乱语，但这些话并不比他们过去一直用来塑造我们的方式更牵强附会。他们一直在阻挠我们，不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有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观追求方向的乐队。我们在长大，我们的创造力越来越强，我们有许多自己的想法，我们想要试一试。然而，他们总认为我们不应该拿成功的准则当儿戏。好在他们至少还不像某些人预言的那样，当我们的嗓音一变就抛弃我们。
需要指出的是，与公司其他的部门相比，录音间里似乎有更多的家伙，任何时候，都可能碰到一块儿，指手划脚，对我们的音乐品头论足。
我们忠实的歌迷们一直很喜欢像《我便是爱》（I Am Love）和《空中作家》（Skywriter）这样一些唱片。这些流行歌曲的旋律热烈激昂，加上有复杂的新式弦乐器伴奏，的确是歌曲中的上乘之作，但它们对我们已经不合适了。当然，我们不能唱一辈子《ABC》——那曾是过去我们企望达到的最高境界——但是，即使是年长的歌迷也认为它需要有所发展，我们也不能靠它吃一辈子老本。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我们已经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而那时我还不到十八岁呢。
当杰梅恩和我们老板的女儿黑兹尔·戈迪结婚时，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说我们这回要常常得到照顾了。其实，当一九七三年《积少成多》（Get Tt Together）出来时，贝里对待它就像对待《我要你回来》一样。你也许会说，这跟我们的第一张单曲比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了，《积少成多》中有强有力的、动听的低音和声，有更加尖利的吉他声，还有像萤火虫振翅一般嗡嗡的弦乐声。广播电台喜欢这支歌，但更喜欢它的还是新产生的迪斯科舞俱乐部。摩城公司对这首歌逐渐适应以后，便把过去：“有限公司”中的哈尔·戴维斯重新要了过来，为《跳舞机器》（Dancing Machine）这支歌的写作班子注入了活力。“杰克逊五兄弟”从此再也不是“一百零一根弦（注：一种老式乐器）”或者是无论什么东西的陪衬了。
摩城公司从漫长的道路上走了过来，过去你会发现，演播室中出色的音乐家不得不到街头巷尾去参加小型演出以补充收入。通过《跳舞机器》，一种新型的音乐渐渐成熟起来。这首歌中采用了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最好的管乐器，间奏时加入电子合成器的伴奏，一边制造出一种合成的音像效果，从而使这支歌不至于完全脱离时尚。虽然有些人极力贬低迪斯科音乐，但对我们来说，迪斯科就像是我们过渡到成人世界的仪式。
我喜爱《跳舞机器》这歌，喜爱它流畅的旋律和它给人的感觉。一九七四年这首歌问世后，我决心要找到一种新的舞步来增加它的魅力，能把它演唱得更加激动人心——我希望，观众在看时更加兴奋。
所以，当我们在“灵魂列车”节目中演唱《跳舞机器》时，我采用了一种从大街上学来的舞步，这种舞步叫“机器舞”。这次演出使我认识到了电视的巨大威力，一夜之间，《跳舞机器》红到了极点；几天之内，好像全美国所有的孩子都开始跳“机器人”舞，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摩城公司和“杰克逊五兄弟”在一件事情上意见完全一致，就是：让我们的观众随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成长。我们有两个新成员逐步成长起来：兰迪已经跟我们一起旅行过了，珍妮在她的歌唱和舞蹈课程中也显示出了才能。我们不能把兰迪和珍妮吸收到我们旧的阵容中来，就像我们不能把方木塞塞进圆洞里一样。我无法贬低他们显著的才华，他们浑身上下都是娱乐业的细胞，好像天生就知道该怎么做，就跟我们早已在乐队中替他们留出了位置一样。他们干得挺卖力，在乐队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他们之所以没有成为我们的正式成员，是因为我们朝夕相处，太亲密了，也许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如果只凭天赋，那么可以说，我做一名吊车司机的才能跟做一名歌星的才能不相上下。这些东西是无法衡量的。爸爸总是让我们努力干，在他心中有一个目标，他梦想着有一天理想成为现实。
迪斯科舞厅看起来似乎不会使一个少年的乐队变成成人的乐队，同样，在充满剧场的拉斯维加斯，并没有一丝摩城公司最初培育我们的那种家庭气氛。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决定就在那儿演唱。在拉斯维加斯，如果你不去赌博，你就无事可做，可我们总是把城里的剧场看成大俱乐部，就像我们早年在加里和芝加哥城南部那些大俱乐部里度过的时光和那里的常客一样，所不同的是，这里还有很多的旅游者，有些旅游者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的老歌，也愿意看我们的短剧，听我们的新歌，从不感到厌倦。有那么一两次，当小珍妮穿着她的梅惠丝服装（注：以美国电影女演员梅惠丝的名字命名的紧身服装）出场时，观众的脸上现出那么高兴的神情，真太棒了！
我们过去曾演过短剧，那是在一九七一年，我们制作了一个特别电视节目——《回家》，以庆祝我们的第一次重返故里。那次，我们所有人都决定回去。自从我们最后一次告别家乡后，我们的唱片已经震动了整个世界。
九个孩子一起演出比我们五个演更有意思，我们往往还要加上碰巧来的客人。我们阵容的扩大使爸爸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想想那时，我才明白，在拉斯维加斯演出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再次获得的经历。我们的观众不是那些只想听我们所有的劲歌，别的什么都不要的“高压观众”，我们从那种不得不照别人意志行事的压力下暂时解脱出来。在每次演出中，我们都要加上一两首民歌来开发我的“新嗓音”。那时我才十五岁，就已经不得不去想这些事情了。
我们在拉斯维加斯演出期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来人找我们，想让我们为即将到来的夏天演一台节目。我们对此很感兴趣，也很高兴，因为我们再也不仅仅是个“摩城演唱小组”了，而受到了更广泛的重视。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把这种荣誉丢失。因为我们已经创造性的控制了在拉斯维加斯的演出，所以一旦我们回到洛杉矶，重过那种创作音乐和演出自由受到限制的日子就会感到更艰难。我们一直致力于在音乐领域发展，这是我们生活的依靠，可我们总感觉到被什么东西压抑着，有时，我觉得我们受到的待遇就好像我们仍然生活在贝里·戈迪的家里，和已经做女婿的杰梅恩在一起。我们受到的阻力越来越大。
当我们开始考虑我们自己的演出时，摩城公司的其他一些音乐已经有了变化的迹象。马文·盖伊只管自己那摊事，创作了他杰出的专辑《发生了什么》（What's Goin'On）；斯蒂维·旺德对电子键盘乐器已经比录音室雇的专家还要精通——他们都要来向他请教。我们关于摩城公司的最后一个深刻印象是斯蒂维·旺德带领我们唱他那首有争议的歌曲《你并非一事无成》（You Haven't Done Nothing）。虽然斯蒂维和马文仍在摩城，但他们经过奋斗赢得了录制甚至出版自己唱片的权力。摩城公司对我们的态度一如既往，对他们来说，我们仍然是孩子，尽管他们已经不再“保护”我们，也不再把我们打扮成孩子的模样。
我们和摩城公司发生矛盾始于一九七四年左右。当时，我们以坚决的口气提出了我们想创作专辑歌曲这一意见，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对当时自己的音乐很失望。我们有一种强烈的竞争冲动，我们感到有被其他乐队的更加顺应时代的音乐吞没的危险。
摩城公司的人说：“不行，你们不能写自己的歌，应该有人为你们创作歌曲，有人为你们出版唱片。”他们不仅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而且还告诉我们，即使是提出要创作自己音乐的要求也是不应该的。我感到太沮丧了，开始讨厌摩城为我们提供的一切材料。最后，极度的失望和烦恼使我想到要离开摩城。
第三章 跳舞机器（2）
如果我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我就非得说出来不可。我知道人们大多认为我并不固执，那只是因为他们还不够了解我。终于，我们兄弟几个和摩城公司的关系到了使我们感到痛苦的地步了，但谁也没说什么。我的哥哥们什么都没说，我爸爸也什么都没说，因此，我只好去见贝里·戈迪，并和他谈了谈。是我不得不对他说，我们——“杰克逊五兄弟”要离开摩城公司。我去他那儿，见到他，和他面对面的谈了这些。这是我所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之一。要是我们之中只有我一人感到不快，那么我也许会缄口不言，可在家时，大家全都说出了心里是多么的不高兴。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去找他谈，告诉他我们是怎么想的，让他知道我们心中的不快。
别忘了，我爱贝里·戈迪。我认为他是个天才，是音乐界了不起的伟人之一。我对他只有尊敬，然而那一天，我就像一头凶猛的狮子。我对他抱怨我们一点儿创作、制作歌曲的自由都没有。他告诉我，他仍然认为我们需要由别人为我们创作唱片，这样才能走红。
我知道得很清楚，贝里生气的想说服我，那是一次困难的会谈，但我们又一次成了朋友。对我来说，他仍像一位父亲，为我自豪，也因为我的成功感到欣慰。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会永远爱贝里的，因为他教给了我人生中一些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他告诉我们“杰克逊五兄弟”将被载入史册，而且的确让他言中了。那些年里，摩城公司为那么多的人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成为贝里亲自介绍给公众的乐队之一，我觉得我们是非常幸运的。我对他真是感激不尽，假如没有他，我的生活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们都感到摩城是我们的起点，他支持了我们的职业生涯，我们的根在那儿，我们都希望能留下来。我们感激他们为我们做的一切，但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我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我不能不问：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将要发生的事情对已经过去的事情会有什么影响？
作为一个艺术家，保持对生活和工作的自我控制至关重要。在过去，艺术家被人利用一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认识到，只要一个人能坚持他（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而不去考虑由此产生的后果，他（她）就能避免被人利用。我们也许可以留在摩城，可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的乐队就该进博物馆了。
我知道到了改变的时候了，因此我们就按直觉行事；当我们决定找另一家公司来尝试一个新的开端时，我们赢了。这家公司就是：Epic。
我们为终于能表达出自己的感情，斩断束缚我们的绳索而感到轻松愉快，但杰梅恩要留在摩城的决定折磨着我们的心。他是贝里的女婿，他的处境要比我们的复杂的多。杰梅恩做事一向都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他觉得留下来比走掉更重要，这样，他离开了我们的乐队。
我清楚的记得他退队之后我们的第一次演出，这对我来说是异常痛苦的。自从我初上舞台——甚至自从我们在加里的起居室里排演节目——起，杰梅恩就一直拿着他的低音贝司站在我的左边。在他们的身边，我就感到有了依靠。而当我们第一次在没有他，没有他站在我身边的情况下演出时，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丝不挂的站在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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