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步-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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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的都是旨在培养严肃认真的职业习惯和作风的训练，所以我觉得他这么做是很卑鄙的。这位演员知道那天我有重要的台词要说，他还是朝我作那些倒胃口的鬼脸来分散我的注意力。这么做也未免太不替他人着想，也太不正直了。

很久之后，马龙·白兰度告诉我，人们一直都是这么对待他的。

能和黛安娜一起工作，和她那么接近，是我莫大的幸福，和这相比，拍这部电影所遇到的困难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她是个既漂亮，又有才干的女性，和她一起演这部电影是我的一段非常特别的生活。我非常爱她，我一直非常爱她。

尽管我对自己很满意，但拍摄《新绿野仙踪》的整个过程仍是紧张和焦虑不安的。我还清清楚楚的记得那一年的七月四日。那天，我在哥哥杰梅恩海边的家里，那里离大海约有半个街区那么远。我正在海边沙滩上散步的时候，突然感到一阵窒息，就觉得一点儿空气都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我竭力控制住恐慌，跑回到房子里，找到了杰梅恩，他把我送到了医院。这太吓人了。我肺里的一根血管破裂了。这病后来再也没犯过，但我却时常感到那个部位有抽搐和被挤压的感觉，这多半是心理作用。后来，我知道了这种症状是由胸膜炎引起的。医生建议我做事要尽量放慢些节奏，但我的日程表不允许我这么做，紧张的工作仍然是我生活的主题。

我像喜欢老的《绿野仙踪》一样的喜欢新的剧本。和百老汇的作品相比，新的剧本在它所涉及的范围上的变化比主题上的变化更大，它比老电影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并且回答了它们。那部老电影的氛围是个充满魔力、童话般的王国，我们的电影却恰恰相反，布景均采用现实事物，让孩子们一眼就能认出来，比如校园啦，地铁车站啦，还有我们的多萝西家的真实的邻居啦等等。直到现在，我还喜欢看《新绿野仙踪》，喜欢重温那段生活。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镜头是：黛安娜问：“我怕什么？难道我不知道自己是用什么做的……”，因为即使在我生活最顺利的时候，我也多次产生这种感觉。她唱那种战胜恐惧、昂首阔步前进的歌，她自己和观众都相信，没有什么艰难险阻可以阻挡她。

我演的角色也有很多台词，有很多东西要学。我被一根杆子支起来，一群乌鸦在嘲笑我，这时，我唱《你赢不了》（You　Can't　Win）这支歌。

这首歌给你一种孤立无援，羞愧自责的感觉——许多人都或多或少的有过这种感觉——就像别人并没有做什么来阻止你，只是默默的干着自己的事情，却使你因为没有安全感而痛苦，最终自己使自己失败的那种感觉。这个剧本写得很巧妙，我能从身上的草中抽出各种信息和引语，但我实际上并不知道怎样使用它们。我的草里能找出所有的答案，但我却不知问题是什么。

这两部关于术士的电影之间存在一个很突出的区别，就是在旧的版本中，给多萝西做出所有答案的是仙境里的好女巫和她的朋友们，而在我们的电影中，多萝西是自己做出结论的。她对三个朋友的忠实，她在血汗工厂中那惊人一幕里与埃尔维纳战斗时的勇敢无畏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黛安娜的歌声、她的舞姿、她的表演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她是个出色的多萝西。当邪恶的巫婆被打败以后，我们大家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在那部电影中，和黛安娜一起跳舞，就像在对自己的经历进行简短的回顾。——那种两腿向内弯曲、全脚掌着地的旋转恰似我早期的舞蹈，而在血汗工厂那一幕中我在桌子上跳的舞则体现了我当时的水平。一切都在向前，向上。当我告诉父兄我已经得到这一角色时，他们觉得我未必能够胜任，但事实恰好相反。《新绿野仙踪》给了我新的灵感和勇气，剩下的，就是看我如何最好的利用、驾驭它们了。

正当我盘算着下一步该做些什么的时候，和一个与我走着相互平行道路的人在拍摄《新绿野仙踪》时相遇了。一天，我们在布鲁克林排演，互相大声的读着台词。我当时觉得背台词是我做过的事情中最使我头疼的了，但使我惊喜的是，每个人对我都那么和善，鼓励我说，那比我想象的容易得多。的确如此。

那天，我们排演“乌鸦”那场戏，因为别的人都穿上了乌鸦的服装，所以根本看不见他们的脑袋。他们好像对自己的台词都能倒背如流，我也背好了我的，但只大声的读过那么一两次。

导演让我从草里抽出一张纸，然后读它。这是段引文，作者的名字是苏格拉底，但我从未把他的名字读出声过，这样，我就读成了“休格拉底”，因为我一直以为它是这么发音的。我读过之后先是一段很短的沉默，接着，我听到有人低声说：“苏－格－拉－底”。我看了看说话的这个人，觉得好像认识他。他不是演员，但好像是剧组人员。我还记得当时我想，这人看起来很自信，也很友善。

我笑了笑，为读错了这个名字感到有些难堪，同时也算表示对他的感谢。我觉得此人很面善，并很快断定过去曾见过他。他证实了我的猜测——伸过手来自我介绍道：

“我是昆西·琼斯，这部电影的曲作者。”
　　

第四章　我和Q　（1）

实际上，我第一次见到昆西·琼斯是在洛杉矶，当时我大约十二岁。后来，昆西告诉我，那时小萨米·戴维斯对他说：“这个孩子将成为切片面包问世之后最了不起的东西。”他的话大意是这样。昆西当时惊叹道：“哦，真的？”那时我还小，但我依稀记得是萨米·戴维斯把我介绍给Q的。

直到拍摄《新绿野仙踪》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友谊之花才真正盛开了，它渐渐发展成了一种父子关系。拍完《新绿野仙踪》后，我打电话给他，对他说：“告诉你一件事，我要录制一张唱片，你能给我推荐些制作人吗？”

我并没有对他作什么暗示，我的问题提得很直率，尽管有些幼稚。我们谈了一会儿音乐，提到了一些歌的名字，有时还不知不觉的哼出了声。最后，他说：“为什么你不让我做你的制作人呢？”

我的确没有想过这一点，在他听来，我好像有所暗示，但我并没有，我没想到他对我的音乐会这么感兴趣。所以，我结结巴巴的应付了几句：“当然可以了，多好的主意呵！我从来也没想到过这点。”

直到现在，昆西还常常以此和我打趣。

但不管怎样，我们立刻就着手筹划一张唱片，那就是《疯狂》（Off　the　Wall）。
我和我的兄弟们决定成立自己的唱片公司，并且开始考虑给它起个什么名字。

在报纸上，很少能见到关于孔雀的文章，但在那前后，我却发现了唯一的一篇。我一直觉得孔雀特别美丽，在贝里·戈迪的一所房子里，养着一只孔雀，我非常喜欢它。所以，当我读到那篇文章时，感到很兴奋。那篇文章配有一张孔雀的照片，并用文字大量的介绍了这种鸟的特征和习性。我觉得我找到了我们寻觅已久的那种形象。这篇文章讲得很深入，很透彻，有的地方有些枯燥，但总的来说很有趣味性。作者写道，只有当孔雀发情的时候，它的羽毛才全部张开，这时，彩虹上能见到的颜色都集于孔雀一身争奇斗艳，熠熠生辉。

我立刻被它的美丽形象以及它所包含的深刻意义吸引住了。它的美丽的羽毛不正表达出了我正在寻找的那种寓意吗？它表现了我们兄弟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兴趣、爱好，同时也表现了我们之间强烈的挚爱之情。我的兄弟们都喜欢我这个主意，于是，我们就把我们的新公司命名为“孔雀唱片公司”。这样起名，可以避免过多的依赖“杰克逊”这个姓，它的局限性太大。从第一次环球旅行的时候开始，我们就致力于用音乐把各个种族的人们联合起来。当我们说起要通过音乐把所有种族的人们团结到一起时，有些我们所认识的人对这个口号表示怀疑，因为说到底我们还是黑人音乐家。我们对此的回答是：“音乐是不分肤色的。”我们看到了，在每一个夜晚，特别是我们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访问的时候，我们所到之处，那里的人们都喜欢我们的音乐，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肤色，我们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对他们来说都无所谓。

我们想成立自己的公司，是因为我们想有所发展，想在音乐界为自己树立起一个崭新的形象，我们不仅仅是歌手、舞蹈演员，还要成为词作者、曲作者、配器者、制作者，甚至出版者。我们的兴趣是那么广泛，需要一个起保护伞作用的公司来扶持我们的事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经同意我们制作自己的唱片，是因为我们当时的两张唱片销售量很大，但《不同的女性》表明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只有他们认为值得时，才会同意我们发展。他们对我们提了一个条件，既由他们为我们选派一名验收人员。此人名叫鲍比·科洛比，曾经和“血汗泪”乐队一起干过。他来监督我们，时时看看我们怎么干，也看看我们是否需要帮助。

我们明白，五兄弟还需要别的音乐家的提携，从而使我们的音乐达到最佳效果。我们有两方面的弱点：一是键盘乐器的演奏方面，一是磁带两面歌曲的安排方面。我们虔诚的把最先进的技术引进我们在恩西诺的录音室，但我们使用起来并不得心应手。虽然作为一个职业录音专家，格雷格·菲林根斯显得太年轻了，但他解除了我们的忧虑，因为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对新事物、新方法持开放态度的人，而不是我们在过去那些年遇到的因循守旧的家伙。

他来到恩西诺，为我们做录制前的准备工作。我们彼此对对方的工作表现都喜出望外，相互之间的成见也烟消云散了。这真是令人欣慰。我们向他介绍我们新歌的创作意图，告诉他我们想像费城国际唱片公司那样，对音响的合成格外重视，可是，当我们把各种乐器配在一起演奏时，总是觉得它们在互相干扰，所有的弦乐声和打击乐声乱作一团。我们想让音乐更加清晰，节奏感更强，低音部分更强有力，而管乐部分更加嘹亮。格雷格创作的音乐节奏非常美妙，正像我们向他描述的那样，而且还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意图。我们觉得，他好像能看透我们的心思。

那时，从鲍比·科洛比那儿来了一个新的成员和我们一起工作，他叫保林豪·德科斯塔。他的到来使我们很担心，因为这好像意味着兰迪一个人已经担负不了全部打击乐器的工作了。可是保林豪带来了来源于古代巴西桑巴舞的打击乐器，这种经过改进的，根据需要而设计的乐器很简单，往往自己就能制作。当德科斯塔的乐声使兰迪的传统演奏方式增添了新的活力时，我们觉得我们的音乐已经征服了整个世界。

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讲，我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在摩城公司，在费城国际唱片公司与我们共事的都是世界上最聪明，最优秀的现代派流行音乐家，对我们来说，如果不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多的吸收有益的东西，是非常愚蠢的，但我们又不能做模仿者。值得庆幸的是，鲍比·科洛比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名叫《怪罪摇摆乐》（Blame　it　on　the　Boogie）的歌使我们得以走上新的起点。这首歌节奏明快，正好适合我们所致力培养的乐队的风格。我特别喜欢轻快的唱那句主旋律：Blanme　it　on　the　Boogie，我可以一口气把它唱下来，嘴唇都不用合拢一下。我们觉得那张唱片内套上写的东西特有意思，《怪罪摇摆乐》这首歌是英国的三个家伙写的，其中有一个也叫迈克尔·杰克逊，这真是惊人的巧合。其实，我自己写写迪斯科歌曲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过去经常在我唱的主要的歌里插进去一些供跳舞的间奏。

我们的未来还有那么多飘忽不定和令人兴奋的东西，我们正在经历着许许多多事业的和个人的变化——我们的音乐、家庭，我们的愿望和目标。所有这些，使我更严肃的思索应该怎样度过此生，特别是在处理和同龄人的关系方面。我一直承担着很多责任，可是突然之间，好像每个人都想替我分担一些。我没有那么多东西要别人替我承担，我要对自己负责。我要好好审度一下我的生活历程，然后搞清楚人们需要我的什么，我应该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谁。我还必须学会小心防备我周围的某些小人，虽然对我来说，这是件困难的事情。在我的心目中，占据最高地位的是上帝，其次就是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我想起一首克拉伦斯·卡特唱过的老歌，名字叫《二亩三分地》（Patches），唱的是当一个农民的父亲死后，大儿子承担起照顾农场的责任，他的妈妈告诉他，她就全靠他了。当然，我们不是农民，我也非长子，但在如此沉重的负担下，我的肩膀显得太赢弱了。由于种种原因，我总是感到，对我的亲人，对我所爱的人，我很难说出一个“不”字。有时，他们请求我做某件事情，或照顾什么，即使我担心也许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却还是一口应承下来。

我感觉到我是处在沉重的压力之下，我常常是易动感情的。压力是件可怕的事情，你不可能长时间的抑制感情。那时，因为我演了一部电影，许多人在得知了我在电影方面的新兴趣之后，便对我能把多少精力继续投入到音乐之中表示怀疑。这也许暗示了我没有选择好成立新乐队的时间，因为在局外人看来，好像我刚作出这个决定，又跑去拍电影了。其实，这正是好时候。

《谦受益》（That's　What　You　Get　for　Being　Polite）这首歌表达了我的想法，我意识到自己并非生活在世外桃源。如所有将近二十岁的大孩子一样，我的处境险恶，内心疑虑重生。我担心的是，正当我奋力向事业的顶峰攀登时，却受到上帝和世人的冷落，被这个世界淘汰掉。

我们在Epic录制的第一本专辑中，有一首甘布尔和赫夫创作的名为《梦想家》（Dreamer）的歌，它就有这样的主题。当我学唱这首歌时，我感到他们是一边读着我的思想，一边创作的。我一直就喜欢梦想，我为自己树立了很多目标。我注视着这些事情，设想做到它的可能性，然后，又希望能超越那些界限。

一九七九年，我二十一岁了，开始完全掌握自己的事业了。我父亲作为我的经理和我签订的私人合同这时到期了，虽然很艰难，我还是决定不再续签。

解雇自己的父亲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可是，我不喜欢按常规办事，把家庭和事业混为一谈，干事业就好比在走钢丝，可能干得很好，也可能干得很糟，这全取决于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但即使在一帆风顺的时候，要处理好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这样做改变了我和父亲的关系吗？我不知道他是否耿耿于怀，我自己当然没这么想。我明白，这是必须迈出的一步，因为那时我已经开始感觉到，与其说是他在为我工作，还不如说是我在为他工作。而且，在歌曲创作方面，我们的意见完全不同。他提出的想法我总是完全不同意，因为它对我不合适。我所想的是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我走了这一步，我不能不这样做。每个人或早或晚都要迈出这一步，再说，我干这行已经干了很长时间了，在二十一岁，我已经是有了十五年经验的老手了。

我们渴望使我们的《命运》（Destiny）的演出和录制计划很快走上正规，但由于过多的演出和歌唱，我的嗓音嘶哑了。我们必须取消一些演出，当我作出这个决定时，没有人反对我，但我觉得是我拖了哥哥弟弟们的后腿，大家在一起干得正起劲，却又要倒退了。我们采取了一些权宜之计作为调节的手段，这样可以减轻点儿我嗓子的负担。马龙代替我唱一些需要一口气唱得很长的部分。专辑中一首名叫《（彻底）抖动你的身体》（Shake　Your　Body　（Down　to　the　Ground））的歌在舞台上帮了我们的大忙，这是这张唱片中最好的一首歌。我们还在录音室里制作了许多歌曲来做后盾。我们实现了创作自己音乐的梦想，然而，只是在舞台表演方面我们干得还不错，我们的歌称不上是新颖的，我们无法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这真让人沮丧。可是，不要心急，我们的辉煌时代就要来临了。

回顾过去，我觉得也许我比我的兄弟们所希望的要更有耐心。在制作《命运》这张唱片时，我们删掉了一些歌的某些段落，我没和兄弟们商量这事，因为我不敢肯定他们跟我一样对裁裁剪剪感兴趣。Epic公司已经和我签了合同，根据合同，我决定要制作的所有独唱唱片他们都应接受。也许他们作了两手准备，如果杰克逊兄弟不能创作出新的音乐作品，他们将按照他们的方式塑造我，把我剩下的生活彻底改变一下。我这么想也许是疑心太重了，但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明白生意人总要清醒的分析形势，研究前景，并且得知道怎样才能收回投资。他们那样想当然是合乎逻辑的。按照当时的情况，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想，可我那会儿就是这么想的。

《命运》这张唱片是我们专辑中最成功的作品，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真正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那就是，人们买我们的唱片，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唱得好，他们知道，我们会在每一张唱片的每一首歌里尽力而为，为他们奉献出最好的音乐。我希望我的第一张独唱唱片取得最好的效果。

我不想把《疯狂》搞得跟《命运》好像如出一辙，因此，我打算从外面聘请一位制作人，这样，他在设计它的音响时，脑子里就不会有什么先入之见。我还需要一个有很高鉴赏力的人为我挑选素材，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写一张唱片中的十来首好歌，听众是不会满意的，特别是那种拉长了伴奏供跳迪斯科用的歌。我的愿望是使歌迷们感到满意。

从各方面来看，事实证明昆西是我能聘请到的最好的制作人。昆西·琼斯的朋友们为简便起见都叫他“Q”，因为他特别爱吃烤全猪。后来，我们完成《疯狂》之后，他邀请我去好莱坞圆形剧场参加他的一个管弦乐音乐会，但我那时太不好意思了，竟像小时候那样站在舞台的侧面观看演出。他说，他对我的期望可要比这高得多，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努力争取达到彼此的标准。

在我打电话给他，说我要请一个制作人，征求他的意见那天，他就开始和我谈起从事娱乐业的那些人，什么样的人可以和他共事，什么样的人会给我添麻烦。他对音乐界了如指掌，告诉我谁已经被别人雇用了，谁又太清闲了，谁干起事来风风火火，急急忙忙。他比布莱德利市长还要更了解洛杉矶，正因为这样，他能时刻掌握事态的进展。他是爵士乐家、管弦乐家、电影音乐家，一些人认为，在流行音乐所能涉及的各个领域，他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导师。我太高兴了，我的外来助手既是我的好朋友，又是我的制作人的最佳人选。在他的社交圈中，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朋友可供选择。他还很善于倾听别人的谈话。他真是一个奇才。

一开始，我们本想把《疯狂》这张唱片起名为《女朋友》（Girlfriend）。保罗·麦卡特尼和琳达·麦卡特尼夫妇在还没有见过我的时候，就和我不谋而合，写了一首名叫《女朋友》的歌。

保罗·麦卡特尼总是对人们说，是我打电话给他，说我们应该合作写一些好歌。
其实，我们第一次相遇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

我第一次见到保罗是在“玛丽女王”号船上举行的一个舞会上，当时这条船停泊在长滩。他的女儿希瑟从一个人那儿得到了我的电话号码，便打电话邀请我参加这个盛大的舞会。她喜欢我们的音乐，我们一块聊了聊。很久之后，当保罗的“飞越美国”巡回演出结束后，他和家人到了洛杉矶。他们邀请我参加了在哈罗德·劳埃德庄园举行的一个舞会，我和保罗·麦卡特尼的第一次会面便是在那次舞会上。我们在鼎沸的人群中握手致意，他说：“你知道吗？我给你写了一首歌。”我很吃惊，谢了他。在这个舞会上，他为我唱了《女朋友》。

于是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并商定不久就开始合作，可是，我们都被各自的事业和生活缠身，以致几年都没有再提起这事。最后，他把这支歌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伦敦城》（London　Town）当中。

我们制作《疯狂》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昆西来找我，说：“迈克尔，我有一首歌，对你非常合适。”他为我演奏了《女朋友》，当然，他不知道保罗本来就是给我写的这首歌。我告诉他那段“插曲”以后，他非常惊喜，之后不久，我们就把这首歌录制下来，并把它收入专辑中。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巧合。
杰克逊自传《太空步》

第四章　我和Q　（2）

我和昆西一起讨论《疯狂》，细致的研究怎样设计音响。当他问我制作这张唱片最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收获时，我告诉他，我们必须让它的音乐风格完全区别于“杰克逊兄弟”时代的风格。想想看，我很难用语言形容我们当时是怎么奋斗才成为“杰克逊兄弟”的，但昆西理解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