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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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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告诉我，现在婚礼一类红事的规矩已经改变很多，白事的改变相对少一些。家中有成年人亡故，按礼俗须操办长达3天的丧事，通常要请阴阳先生及鸣锣人，彻夜念经，超度亡灵，在“开吊”这天办酒席，接受邻里亲朋的随礼。
无论红事白事，都是乡邻间盛大的聚会场合，亲近的邻居和亲朋要贡献的包括自家的条凳、木桌、餐具以及人手。在母家河村，两百多户之间几乎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酒宴的规模难免超过百人甚至更多，场地受限的，就办成了流水席。康县人把自酿的粮食酒称为“二脑壳”，后劲较大，乡邻间很少拼酒的传统，他们更愿意在酒桌上交换信息与感受。除了家长里短，外出务工也是重要的话题，比如你那边干活累不累，有没有休息日，工钱多少，怎么结算，有没有拖欠工钱。当那些外出务工者回到夹杂着陕、川、甘三省特征的方言之中，回到花椒味儿浓重的土菜的香气中，神情中透着一股生命舒展开来的惬意。
虽然已经62岁了，何明德还是经常要去邻居家帮忙，既有红事白事，也有杀猪、修屋一类。村委会主任母云庆说，以往都种地的时候，需要各家之间共享生产资料，也需要协同劳动，这也是“合作社”的意义所在，现在协同劳作没必要了，遇到大事相互帮忙的做法还是得保留，“肯定要去帮忙，自己家有事时，也是需要大家伸手的。”
大家·小家
腊月的母家河，“新货郎”的身影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们开着皮卡、面包或农用三轮车，支起的喇叭播放着叫卖声以及《小苹果》这种流行歌曲，在河坝上走走停停，售卖着果蔬、糖茶、被褥等商品，喧闹之极。到了腊月二十七八，不再有卖年货的车开来，班车也停运了，除了少数几个遇到特殊情况，能返乡的外出务工者都回来了。
某种意义上，家乡对40岁的何廷武而言是一个伤心地，两年前，他参与一种叫“翻饼子”的赌博，一周时间输掉了十多万，他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债主不停追债，普通的乡邻见面时也态度冷淡，害怕他借钱似的。何廷武很快走上打工之路，赚钱还债，“想过春节不回来，担心心里别扭。”但他还是回来了，西北人故土观念浓重，春节团圆是他们格外在乎的。
乡亲毕竟是乡亲，春节的气氛慢慢平复了何廷武的怨气。正月初二的下午，何廷武所在的强家坝社有一场家庭聚餐，他接受了邀请。场面还真不小，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十四五个家庭各出代表，带着自家炒的菜、酿的酒，你若不把每家斟上的酒都尝尝，就像欠了天大的人情。这是传统的过年方式，称为“团年”。
母云庆告诉我，以往的团年，多是以合作社为单位，各家即使不是全部出席，至少会派个代表。记忆中，团年几乎从大年三十儿闹到正月十五，乡邻们竞相发出邀请，“现在团年没那么热闹了，很多人回到小家庭了。”
强家坝社是按灾后新农村的规划图重建的，28户庭院整齐地排列着，走动起来方便，团年的味道保留得更多一些。对岸的肖家坝是这几年才聚合的居住带，老习俗很难把新邻居招呼到一起。正月初三晚饭之后，三户邻居带着花生、糖果和小酒壶而来，围坐在何礼智家的茶炉间，家长里短地聊到半夜，算是过了个微型团年。
我还在腊月里参加了一次有趣的杀猪酒席，一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从早晨7点忙碌到下午两点，共宰杀了4头家猪，太阳快下山了，四大塑料盆猪肉炖萝卜一起端上来，二十多个人像一个评审团，七嘴八舌地谈论着谁家的猪味道更好。这种差别，我没品尝出来，只是可以确认，这是地地道道的乡村的年味儿。
聚合·分手
冬季里，河坝上居住的人们闲暇时间不少，“来，烤火”是最常听到的招呼声，就如同男人们见面总要递烟。许多人家喜欢把火盆摆在门口，家人或邻居围着一盆炭火，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其中自然少不了蜚短流长。妇女们烤火、聊天的同时，喜欢拿一对细针，用毛线织一种保暖鞋的鞋帮，然后与买来的橡胶鞋底缝在一起。沿街走动，到处是叽叽喳喳的声音和上下翻飞的手指，有的女人一个腊月就织了十多双，而且春暖花开也未见停歇。织鞋帮属于生活所需，却也不尽然，它多少透露出大把时光无处打发的寂寥。
丈夫务工、妻子留守的现象在河坝上极为普遍，家庭长期不完整，伤害的绝不仅是孩子的心灵，对于婚姻关系也是不小的威胁。正月十三那天，东风小客车经过母家河村，一位打扮时髦、戴着耳机用微信对话的年轻女子下了班车，被家人接上一辆橙色农用三轮车，突突突地沿土路开进山里。从交头接耳的乡邻那里得知，年轻女子在城里打工，这次回来要摆酒席定亲，但不是第一次，其与原配的孩子已经五六岁了。在第一段婚姻里，先是在外地打工的丈夫有了外遇，她便在本地感情出轨，其情人正是这次定亲的男主角。
这种打工导致的情变每年都不止一例。
何家山上一位老人的女儿，在附近金矿找了份做饭的工作，不久与矿上男性传出绯闻，丈夫不肯原谅她，二人抛下两个儿子，分别离家而去，孩子的母亲好几年都没有回来。
河坝上一对同居多年的准夫妻，男人外出打工，女人经常与邻里打牌，关于她与人有染的风言风语传了出去，男人回家之后开始报复，见她与其他男性闲聊、开玩笑，回家以后就会动粗。
我在乡中学体验生活期间发现，父母感情破裂导致孩子心灵的创伤，往往比留守本身严重得多，更不要说二者的叠加。一位六年级女孩的父母正在闹离婚，她平日里显得比谁都嘻嘻哈哈，当同学说了一句“你妈要走了”，女孩当即大放悲声，持续了足足20分钟。
打工而生情变的例子一多起来，夫妻间的猜忌跟着泛滥。在留守女性看来，假如外出务工的丈夫没有带回多少钱，就是感情出轨的证据。出门的丈夫也无法安心，一个在工地打工的青年告诉我，工程队里有的人天天给妻子打电话，察看对方状况，“可是有什么用呢？”
春节的短时间团聚，对于有矛盾的夫妻是微妙的契机，有的因为相聚而亲情加持，也有的相见之后反而引爆冲突。假期是家长里短最有市场的时候，一些男人刚过完年就赶紧卷起行李，出门找活儿——受不了四处飘散的闲话。某位村民告诉我：“有时与别的村、别的乡的人遇到，他说你们那里谁谁谁不检点吧，我马上说你们那里的谁谁谁‘偷人’了吧。”对于许多保守的村民而言，亲人出轨的道德压力是巨大的，曾有男子承受不住乡邻对其妻子出轨的议论，喝农药自杀了。
一位村委会成员发出这样的疑问：感情问题越来越多，社会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何明德老人则用了一个很严重的词：无法无天。
传续·消亡
腊月的一天，何礼东快速吃完一碗豆浆面，早早开工，他今天要把“老爷子”画完。
36岁的何礼东原本姓李，是何明富家的上门女婿，从山西的工地返乡后，他的业余画师身份就恢复了。所谓画“老爷子”，就是为失去亲人的家庭画神像，画面上神态各异的诸神仙不下20位，正当中分量最重、骑白马的将军就是“老爷子”，亦即亡故之人。按照民间说法，亲人的亡灵成为白马将军这样的神仙了，就不会化为鬼魂，活着的家人也就“安宁”了。
“都是封建迷信。”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笑了笑。
画布贴在被烟熏黑的土墙上，何礼东进行着最后两道程序：先是用黑笔细细勾勒人物的眉眼，诸神形象立刻鲜活起来，然后，在盘子里调出比较干的肉红色颜料，他用笔把肉色涂到预定区域，再以舌尖把笔润湿，仔细地在人物脸上抹匀肉色。
何明德家就在旁边，这天他接到一个乡亲的电话，说是家里有人生病，要向他求符祛病。何明德是乡村里的端公，家里有好几册手抄的“符本”，什么样的病该如何向神明求医，都有对应的一套说辞。烧上三支香，燃几叠草纸（用以向神明“捎话”），他就可以念念有词地陈述病情，并请求神仙前来“降妖除魔”。
当天晚上，端公与画师围着腾腾的火苗喝起小酒，聊聊国家的土地政策，也聊聊“讲迷信”（他们确实这么称呼自己业余从事的职业）的事情。端公对白天的求符者有些不满，大意是“讲迷信”不能太草率，以为打个电话就可以，家人到底什么病征，家中盖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地方搞错，都应该见面详谈。画师则算起经济账——画一幅“老爷子”才收300元，至少要画3天，而且一管颜料就40元，不划算，“工地小工一天还一百多呢。”不过，既然有这个手艺，乡亲相求的时候，没法拒绝。
除了画“老爷子”神像，何礼东还画家谱，十多年前，年近九旬的师父把手艺传授给他，如今老人已经过世。何明德也曾带过几个后生，可惜他们出去打工以后忙于挣钱，失去了兴趣。春节前夕，新收的徒弟拎着一只鸡上门了，那是一个正在卫校学习医学知识的17岁青年，师徒相处的3天里，何明德兴致极高，滔滔不绝地讲到很晚。对于“讲迷信”，何明德认为非常灵验，但自己不否定现代医学，卫校学生的看法则是，有存在的必要，“起码对病人和家属是一个安慰。”
还有一些乡村文化，很难再找到传承者，比如唱山歌，比如“唱书”。母云庆记得，在电灯都没有的童年，村里的长辈会在晚上给邻里“唱书”，就是用说唱的形式讲历史故事，杨家将封神榜之类的，“现在电视、手机都有了，当然没人听唱书。”
母家河所在的康南地区，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男嫁女”的习俗，百分之七八十的婚姻都是男方落户女方，改用女方姓氏。“男嫁女”沿袭了百余年，应该与隐匿在康南山峦间的一段段前尘往事不无关系。零散的史料显示，太平天国最后在四川战败后，一部分太平军且战且逃，最后隐姓埋名，落脚于这一带的大山之中。而据康县党史记载，1936年秋天，红二军十七团在同一片高山深谷间陷入绝境，未能完成长征的最后一程，就地解散。那些消失的太平军与红军，相当一部分会隐姓埋名，落地生根，康县民俗研究者也倾向于认为，“男嫁女”始于大批太平军藏身康南，一些老人颇为肯定地说，（康县）太平乡就是因此得名。
这个春节，我听到的订婚、结婚的消息中，有女孩嫁到河南、山西的，有男女双双落户北京的，打工生活让年轻一代的择偶面开阔起来，在可以想见的未来，“男嫁女”会成为更稀罕的事情。
何明德家的老屋，都是用黄土垒起的，兴致高的时候，他会用粉笔在外墙上写诗，其中一首还能辨认得清——
真好是真好，
时运又来了。
有吃又有穿，
宝贵真到老。
对于自己的降生之地，母家河人大多持负面评价，觉得这里不值得书写，他们总是对我说：“我的个家家（相当于“我的天啊”），北京人，跑到我们这穷乡僻壤，给你不少钱吧？”不过，对于打工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他们全都给予积极评价，接近于何明德诗歌中抒发的情感。这是巨变中的故乡，没有人表达哀伤或惋惜，连母红礼也没有。母红礼是一个高中学历的小伙子，戴着眼镜，喜欢下象棋和阅读网络小说，他不大参与年轻人的那些娱乐活动，看上去略显另类。母红礼没有利用漫长假期写一篇《回乡记》，而是做好了未来的规划——过完年，不会再去相对轻松的东莞工厂，要去工地干几年重活，多挣点本钱，将来不再以打工为生。在母家河村，这样的想法很另类。
一个国家是如何破产的
作者：费雪 字数：8147
2月15日，英国伦敦，当地民众举着海报、条幅以及希腊国旗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让希腊呼吸”的集会，声援希腊民众反紧缩的斗争，支持希腊反对党左翼激进联盟Syriza以及新当选的希腊政府的反紧缩政策
Grexit如同一个幽灵，每隔一段时间就闪现一次。
这一单词源自 Greece exit（希腊退欧）的缩写，最早由花旗集团分析师Willem Hendrik Buiter等人于2012年2月提出，却在2015年再度走红。
这一词语的重新流行，也对应希腊风波再起，而让希腊回归旧货币德拉克马 （Drachma）的口号总是重新燃起。一切都让人恍如隔世。
希腊危机到底怎么了，这几年什么变了，什么没变？
欧元困境
希腊的悲剧追溯起来，根源在于欧元。
欧元曾经备受期待，寄托了国际储备货币与欧洲一体化等诸多想象，例如《彭博商业周刊》把欧元列为85年来最重要的85项创新之一，1999年诞生的欧元被认为是欧洲罗马时代之后最重要的货币改革。欧元的优势显而易见，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推进欧盟一体化进程；可是欧元自身的问题也难以回避，那就是欧元区有统一的货币制度，却无统一的财政制度。
欧元成立之前，对此并非没有考量，曾经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亦名《欧洲联盟条约》）等条文，对欧盟国家加入欧元给出了条件，其中基本门槛就是各国都必须将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之下，将债务与GDP占比保持在 60％之下。
欧元诞生之日的欢呼，其实已经种下阴影。在经济不均衡的情况之下，欧元一体化之路可谓漫长。希腊等本来达不到欧元区入会要求的国家，在投行高盛的帮助下对国家报表进行包装，“瞒天过海”进入欧元区。可是即使进入欧元区，一方面德国等强势国家的竞争力使得弱势国家竞争力更显孱弱，另一方面则是欧元区边缘国家享受了与核心国家相差无几的信用条件，导致这些国家过度举债。
最终，马太效应在国家之间呈现，“强国越强，弱国越弱”。有国外媒体统计，截至2015年，希腊自2001年加入欧元区以来，实际GDP下跌了4。5％；意大利下跌3％，葡萄牙GDP增长1％。
诞生不到四分之一世纪，欧元区成为世界的一个雷区，可谓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20世纪的两次大战，都是从欧洲内部发生而将世界倒转颠覆。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从90年代就开始呼吁欧元存在的问题，他在2012年更是撰文宣布欧元的实验失败，“自1999年启用欧元开始，仅在十几年后就面临惨败，这并不是一个意外事件，也不是官僚机构管理不善的结果。”
希腊：从黑天鹅到灰天鹅
如今，欧洲从理念到经济不再是世界的唯一中心，那么欧元区的灾难又将带来什么呢？要探究此问题，还是先要回到希腊。
希腊退欧过去被认为是概率极小的黑天鹅事件，如今则被视为小概率但并非不可能的灰天鹅事件，再往后，是否会变成一个大概率事件呢？一切不得而知，投行瑞银报告2015年2月预测希腊近期退欧概率20％，违约概率更大，这并不算极端预测。
在欧债危机之中，希腊曾经有多次风波。上一次的最大风潮是2011年，当时希腊情况危险，各类激烈交涉相持不下，欧元也被认为命悬一线，不过最终希腊获得债务减免，据悉债权人损失高达1000亿欧元。
到2012年，希腊风波暂时消停。希腊政府获得私人债权人对债券置换计划的足够支持率，从而避免出现债务违约。通过债权人的让步，希腊继续获得欧盟、欧洲央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二轮援助贷款。更早在2010年前，希腊已经获得特殊待遇，与欧盟以及 IMF达成延长贷款期限条件，这一待遇后来也延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
2015年，希腊风波卷土重来。即使最近几年紧缩已经开始奏效，政府缩减开支已经有明显效果，但成本却是全体国民承担，希腊民众开始厌倦紧缩，“民主的故乡”的公民用自己的选票再度做出让世界震惊的选择，极左翼联盟（Syriza）在2015年上台取代原执政党，该政党的纲领之一就是反对紧缩，债务重组，减少外债，这对于欧洲来说意味着新的冲突，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是如此。
既然希腊极端左翼政府的竞选口号之一就是反对紧缩，那么必然和以往政策有所切割。希腊新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甚至表示，要求德国赔偿希腊二战损失。根据媒体报道，希腊知名政客格列索斯说，历史证据显示德国应赔偿希腊1620亿欧元。德国强硬表示不存在上述赔偿问题。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这个据说“从不参加失败的战役”的政坛新一代铁娘子，对于希腊的挑衅性言论给予强硬回复，强调与希腊的目前方案是任何讨论的基础。从随后市场反应来看，金融市场对于希腊退欧反应很大。，2015年2月希腊3年期借贷成本涨至21％之上，创下3年以来高位，雅典股市也下跌6％。
希腊的诸多言论，其实是为2015年初欧元区财长紧急会议制造舆论声势。2015年希腊新政府与国际债权人的谈判中，二者最终达成了妥协。对于欧元集团主席杰伦·戴塞尔布卢姆的申明，希腊政府在距离最后期限只有45分钟时向他发送了改革方案的电子邮件。而希腊的救助协议延长6个月的请求，最终被批准为4个月。
希腊财政部长Yanis Varoufakis （左）在3月9日的欧元区财政部长会议上。会议最终未通过向希腊发放资金的方案
矛盾的德国
德国的态度对希腊至关重要。
作为欧元区的核心国家以及强势分子，德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恢复不错，成为支撑欧元区的重要力量，总理默克尔在2011年拯救欧元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默克尔和现在一样面临希腊是否退欧的局面，强硬者认为可以接受，因为希腊留下来代价很大，而另一边则觉得未知风险可能大，在确定的代价与不确定的风险之间，核物理博士出身的默克尔选择了支持希腊，这代表了一种理性的政策权衡。
事到如今，希腊国内的极端左派上台，这与德国的强硬派形成了直接冲突。这对于欧洲以及世界来说，不仅是一个坏消息，更是一个趋势性的警示：当经济问题在经济上无法妥善解决，政治主流就会遭遇民众质疑，这也给予极端派可乘之机。历史并非没有先例，想想大萧条的灾难以及随后纳粹德国的兴起吧。
剑拔弩张之下，欧元区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从经济蔓延到政治，默克尔和希腊的对决成为下一个爆发点。在2011年到2012年第一次希腊危机中，物理学家出身的默克尔最终选择希腊留在欧元区，一方面使得欧元区继续存在，甚至在2013年到2014年欧洲洋溢最多的是“欧元得救”的乐观情绪；另一方面，希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欧洲救援方案的苛刻使得希腊人民最终忍无可忍，不仅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中极端派的政治力量也在成长，欧元区的离心力开始骤然增加。
德国的立场不仅决定希腊，也决定了欧债危机的走势。德国人总认为自己是为欧债危机买单，但事实总有两面性。一方面正是欧元的成立助推了德国的繁荣，因为德国在一体化的欧元区内相当于获得一次性货币低估，其竞争力得到加强与扩大，在欧元区的广大市场支撑之下，德国得以避免了日本和美国的空心化，成为发达国家中以制造业立国的特例。另一方面，如果欧元解体，德国的出口将遭遇打击，其制造业的未来也将岌岌可危。而德国强硬派的做法，其实也激发了希腊之外的国家的一些反对声音，除了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声音，德国退出的声音也出现了，这是欧元区离心力的情绪反应。
汇丰（HSBC）集团首席经济学家Stephen King曾经将以德国为中心的欧元区形容为“地心说系统”，当外围国家深陷经济活动疲软，甚至经济活动已经迅速萎缩，而位于欧元区中心的德国，仍继续维持低利率以及正常财政水平。换言之，过去的欧元体系确实存在不合理性，除了外围国家的过度举债，也有德国等核心国家汇率低估又恪守低物价带来的危害。
德国在实际上已经成为欧洲的领头羊，却因为历史等原因不愿意承担领导义务。如何破局，既取决于德国国内意见与德国领袖雄心的平衡，而国际责任有时候也让德国人难以回避。
债权人vs债务人
抛开国别斗争以及党派利益，希腊退欧的事件，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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