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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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有时候也让德国人难以回避。

债权人vs债务人

　　抛开国别斗争以及党派利益，希腊退欧的事件，其实不仅仅是德国和希腊的斗争，更是一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恒久斗争，是贫困国家与富裕国家的斗争，也是国家内部的贫富之争。　
　　如果理解欧元区分歧是贫富差距在国家层面的体现，希腊的诸多表现也并非不可理解。国家债务总是被认为可靠，其实国家在过去数百年中的信用记录也不怎么好，主权债务风波总是隔一段时间就会风起云涌，这在美国经济学家莱因哈特与罗格夫的系列研究中已经可以看到不少教训。

雅典街头，一个亚洲移民拉着废弃汽车零件准备去交易

　　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战斗无休无止。面对纷争，在统一欧洲的梦想之下，欧元区过去最擅长的事情就拖延，这一次，危机可以再次拖延么？如今，希腊被丑化为赖账者，而德国的形象变为催命人，这种对契约的道德化的简单解读，并不利于希腊现实问题的解决。　
　　莎士比亚的名篇《威尼斯商人》揭示一个或许令人不快的现实，大家通常认为夏洛克贪得无厌，但事实上他的索债要求非常合理；反观今日，大家对希腊千夫所指，但反过来说，难道债权人对于坏账就没有责任，难道不应该对于过度放贷给予检讨？　
　　情绪之外，仍需理性。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流行，金融全球化升温，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愈加明显，但是二者之间谁为因果难以断言，是因为没有全面拥抱全球化而导致增长停滞，还是因为拥抱全球化过度导致竞争力受到损害——从更务实的角度而言，二者都有可能，面对危机，最不需要的就是将经济政策过度政治化甚至意识形态化。　
　　有序退出还是拖延留下？　
　　早在2011第一次希腊危机期间，不少学者已经觉得希腊状况难以维持，但是欧元区的政治力量最终使得希腊得以拖延。费尔德斯坦早就断言希腊难有活路，2011年希腊政府负债相当于GDP的150％，经济陷入崩溃，政府更是常年存在赤字，希腊的出路其实就是主权债务危机国家常常的选择，那就是违约同时贬值。　
　　这代表了典型经济学的思路，简单直接，切中要害，可以说清晰正确，但是现实之中总有经济之外的政治、文化考量。希腊最近几年持续紧缩，但紧缩并未带来增长，这也导致债务阴霾愈加严重。2014年底希腊公共债务达到了其GDP的178％，标准普尔2015年2月将长期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从B下调至B…，且还可能进一步调低。标普强调，希腊流动性不足决定了希腊新政府没有宽裕的时间来同债权人就融资方案达成协议。　
　　如今希腊债务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希腊这样退出，将使自己在国际市场中期内无法恢复信用。希腊主要借外债，其债主不少是德国与法国的银行。希腊违约，对债主会造成重大影响，引发国际连锁反应，甚至引发对于希腊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违约的猜测，如果意大利与西班牙也步入这一黑色链条，整个欧洲金融市场即使不会崩溃，也会陷入艰难的清算。　
　　上述情况还是假定希腊有序违约，如果希腊以及其他国家无序违约，那么更是一场噩梦，其后果将是N个雷曼兄弟倒闭的冲击。也正因此，欧元区的最好出路在于两条，要么彻底对希腊债务达成一致，希腊留在欧元区，整个欧元区来消化这些债务，要么就是希腊退出欧元区，但以有序的方式退出，如果机会合适也可以重新回来，这就要求欧元区有明确的退出以及加入机制——对于这些国家而言，退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也许是重拾竞争力的机会。
　　这是欧元区近期面临的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案，但是具体落实与操作仍旧需要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如投资家索罗斯等人就多次提议，在欧元区建立共同财政机构。此时此刻，欧洲央行的作用应该得到加强。

欧洲央行走向国际最后贷款人

　　早在2010年，欧洲央行（ECB）的角色已经出现转变，危机给予其机会。　
　　当时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为金融市场稳定四处奔走，“它撑起了欧洲银行业体系的大半江山；它在国债市场采取了干预行动；它推动银行公布‘压力测试’的结果，并获得了成功；针对面世11年之久的单一货币，它提出了大胆的政治改革建议。与此同时，它的掌门人一直在不知疲倦地游说政界人士采取紧急行动，并重视财政纪律。”

2014年2月11日，希腊雅典，希腊前财长斯图纳拉斯（右二）和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左二）进行会晤

　　当时《金融时报》如此描述特里谢的角色，也说明欧洲央行影响力增加是危机对欧洲的最显著改变之一。　
　　反过来说，欧洲央行影响力增加的另一面，其实也是欧洲央行去德国化主导的转变。欧洲央行总部设在法兰克福，过去德国主导，是一家专注通胀的保守甚至乏味的机构，如今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与斡旋，欧洲央行似乎而变得无处不在。　
　　随着德国与其他国家的分歧愈加明显，德国人接替法国人特里谢的计划也落空，最终是是意大利人出面。　
　　事实证明，这位比前任更加出色。在混乱之中，欧洲央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不仅使得欧洲央行作用扩大，他本人也被视为拯救欧元的人。　
　　他反复强调在欧洲央行职能范围之内竭尽所能保卫欧元，并且频频向欧洲领导人喊话，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欧元的愿景“我们必须一起为欧元指明一条前进道路，即我们对10年后的愿景是什么”。欧债危机之后，欧洲央行中德国的影响力已经受到削弱，它也更多介入金融稳定，甚至在2015年终于迈出量化宽松的一步，但是这还不足够。　
　　从往昔的通胀守望者到如今的拯救欧元者，今天的欧洲央行可能已经和欧元设计者以及其奠基者的初衷有所背离，可是世界毕竟也与他们的时代有所不同了，这是危机的时代，危机需要欧洲央行承担更多责任，这也是全球央行的大趋势。　
　　不可否认，金融危机暴露了欧洲金融系统的短板，市场普遍认为今后欧洲金融体系将会出现新变革，共识之一在于欧洲央行的地位显然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欧洲央行大动作之一是2012年宣布建立银行业联盟，这项动议赋予了欧洲央行（ECB）对欧元区银行进行集中监管的权力；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新任主席容克　（Jean…Claude　Juncker）宣布“资本市场联盟”动议，并将其视为推进欧元区非银行融资发展的努力。彼得森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布勒哲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维纶认为欧洲央行的银行业政策和欧盟委员会的资本市场立法，二者最终将重塑欧洲金融体系。　
　　二者的背景都是基于欧元区银行系统缺乏统一监管，因此欧元区金融系统也做了相应调整，一方面在中短期加强银行系统监管，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从长期培育资本市场，降低对于银行的依赖——话说回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与其说像美国，不如说更像欧洲，那就是更依赖银行体系而不是资本市场，即所谓“主银行体系”。　
　　在财政以及货币协调之中，欧洲央行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一起，勇敢承担其国际社会的“最后贷款人”角色，这将继续是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三驾马车”未来的使命之一——这不可忽视，国际社会要从大萧条历史中汲取足够的经验教训。

欧洲的危机与机遇

　　从经济上看，希腊在2008年之后紧缩其实已经初见成效，但是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希腊经济增长仍旧低迷，债务比例还是居高不下。从政治上看，希腊极左派与德国强硬派的碰撞一触即发，而且欧洲各国各种极端理念也在滋长，对于欧洲主流政治构成挑战。　
　　观察家吉迪恩·拉赫曼曾总结，2015年欧洲陷入三大危机，对外是好战的俄罗斯和混乱的中东，对内则是欧盟政治、经济和外交紧张与日俱增，“欧盟大部分国家出现经济低迷，促进了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民粹主义者赖以壮大的不安全感，受到中东冲突溢出效应（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大规模非法移民）的进一步推　动。在希腊和意大利等国，来自（或经由）中东地区的移民大量涌入，强化了社会危机氛围，使得移民问题几乎与紧缩政策一样备受争议。”三大危机本来是独立存在，随着局势恶化，三者很可能交织助长，有人将之比拟为上个世纪的30年代。

雅典街头，大门紧闭的商铺。经过了3月9日简短的讨论，欧元集团最终还是没能向希腊发放资金

　　最终来看，欧元区问题因为政治而起，表现形式为经济，最终解决出路还是政治。欧洲政坛倾向的方式是拖延，这对于经济来说是缺乏远见，但在现实考量之中，不失为务实之举，在拖延中协调，以时间来换取空间。不过这一举措在过去五六年已经频繁使用，未来是否还应该这样呢？除了政治上的协调一致，在各国国内恐怕还是得继续展开更为严峻的改革，紧缩或许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却是为过去的高福利不得不付出的迟来代价。　
　　相持之下，其实没有赢家，欧元也迎来历史性的打击。欧元疲弱不仅促成欧元汇率降低美元走高，而且使得欧元的储备价值随之降低，主要机构投资人对于投资欧元缺乏兴趣。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2014年第三季度，全球以欧元持有的外汇储备减少了8。1％，而欧元兑美元下跌7。8％。——　这与过去不同，如今央行等机构持有欧元比例下降幅度高于欧元下跌幅度，这意味着大家对于欧元的前景相当悲观。　
　　欧元区的演变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历史，人类制度设计的机心合作与贪婪无知的本性都彼此相得益彰。从政治而言，欧盟内部各种政治协调纷争不断，分分合合犹如肥皂剧，或许对于中国人来说过于繁琐没有效率最大化，类似印度裔作家奈保尔初到伦敦看到各类政治辩论新闻的感受——“过家家”。奈保尔对于自己这种缺乏政治好奇心也有自我检讨，认为这源自文化的深层次原因，“一旦我开始审视这些事，就看出了自己的这种无知（没有别的词可以名之）。这种有局限的观念，也是我们的历史及文化的一方面。从历史上说，恒河平原的农民无权无势，我们曾经被各个暴君统治，经常是被远远地统治，那些暴君来来去去，经常我们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在此背景下，没理由会对公共事务感兴趣——如果这种事情可以说存在的话。”　
　　换而言之，欧元区是欧盟一体化急于求成的结果，而处理欧元区危机的过程，正是为欧洲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扫除障碍。如果解决得当，这不仅是欧洲的骄傲，也堪称人类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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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霄峰不是要去布鲁塞尔吗？

作者：吴琦　字数：7113
　　
北京

　　认识任何人都需要经过一个“历史过程”。在看过李霄峰写的一本书（散文、短篇小说集《失败者之歌》）、主演的一部电影（张元导演的《达达》），听说他成了《南方人物周刊》的专栏作者，还是一位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之后，我终于和这位采访对象有了正面的交流。去年，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少女哪吒》入围了韩国釜山电影节和台湾金马奖，某种程度上我有点庆幸他最后没有得奖，这证明我的采访不算太功利，而是前面所说的那种偶然的“历史过程”最终走向了必然。　
　　认识他的人可能还不多，但他给那些认识他的人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的朋友、《少女哪吒》原著小说的作者绿妖说，当年李霄峰远赴比利时求学，“聚会时总有人谈起他，像个传奇。”发小虞晓毅看完电影之后说，里面有“谜一样的气氛”。这都加剧了他身上的神秘感。　
　　世纪之交的时候，第六代电影导演们正摩拳擦掌准备登台，三十几岁的贾樟柯整天和娄烨、王小帅等人混在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室里。那时李霄峰是最早在互联网上开电影专栏的影评人，打着谎言的名号写文章（他的笔名是Liar），迎来送往，混熟了半个电影圈，至今仍然不断有人告诉他，“我看过你以前写的东西。”贾樟柯对李霄峰的第一印象是，“上世纪20年代刚从苏联回来的革命家”，他接受李采访，被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今天的访谈你可以说实话吗？　
　　而当我坐到李霄峰的对面，忍不住观察他躲在衬衫里的小腹。他曾在书里写过自己的一位朋友，“坐在沙发上，肚子像一朵祥云一样飘了出来。”现在他36岁，依然瘦，穿一身黑，像绿妖记忆中的那副样子。他的公寓依然没有久居的气息，窗帘紧闭，桌上只摆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沙发上坐着一只硕大的玩偶机器猫，地上的行李箱平摊开来，像时光机咧开的口子，随时准备让他的主人跳进去。　
　　他现在住在北京——“北京，旧称北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中心，也是中国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总部的所在地。北京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数条铁路、公路和高速路穿过这个城市，它也是许多飞往中国的国际航班的目的地。”电影的开头，在一座县城图书室里，一个年轻的女声朗诵了这样一段话，银幕下方同时打出了英文翻译。看《少女哪吒》的时候我把这段话抄了下来，本来准备用作文章的开头。我想应该有很多人都曾诵读过类似的句子，并且把他们内心对未来的想象和这座听起来无所不能的城市联系起来，当然其中大多数没有经历过北京叫作北平的年代，自他们懂事以来，北京就是北京。　
　　李霄峰从安徽来到北京上学，去比利时晃悠了两年之后，又回到这里。从他散落在网上的文章中，我读不到太多关于这座城市的悸动，他形容自己像“一只巨兽身上的跳蚤”、“一个刚从精神病院出来茫然看着眼前世界的孩子”，都是理智上的困惑。不像绿妖，她说，初到北京像遇到一段“激烈糟糕的男女之情”。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李霄峰的目标比绿妖明确。绿妖说那时并不知道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而李霄峰想拍电影，他在网络论坛里建了一个“晃膀子联盟”，集合了一群年轻人，等在“人生的候场区”。影评越写越任性，最后索性写自己，“本能地想搞创作”。　
　　他说当时有一种“与时代同台”的感觉，事实上他正好与改革开放同龄。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的成功，离不开电影学院和制片厂体系，而这些成长于八九十年代的“晃膀子”，依靠录像带、VCD和互联网，就可以看到全世界最好的电影。那就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市场初开，文艺徐来，谈电影的时候不用把钱挂在嘴边，就算现实起来，也没那么艰辛。2001年，稿费每千字几百块人民币，和十几年后的今天差不多。绿妖在网上看到别人招募写手，一篇千字文章，配图，合格给10元，优秀给20，“现在回想，当时的北京，许多文艺青年就靠给时尚杂志或者其他市场类媒体写点稿子养活自己各种疯疯癫癫的爱好。”李霄峰们在网络写作上初获成功就得益于此。“电影它还不改变人吗？它其实已经很深刻地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和我周围人的关系，”他说，“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安徽

　　初看《少女哪吒》几个字，很多人以为这是个同性恋故事。李霄峰对此苦恼不已，他说，这个时代出了问题。“看到两个男的在一块儿就觉得同性恋……反之就是异性恋”，人们迅速地一分为二，下判断如同应激反应。流行的星座分析至少把人分成12种，已经显得复杂一些。好友虞晓毅用星座来解释李霄峰，也动用了二分法，他说李在日常交往中热情周到，私底下又深沉地忧国忧民，“天蝎嘛，就像他的书，颓丧中的向上，一方面可以无尽地黑暗，另一方面也向往光明。”这倒很符合他的形象，寸头，小眼睛，不是正气凛然的相貌，但一笑就咧嘴，给人一种孩童的感觉。　
　　当我试图通过采访进入李霄峰的童年，又遇到了某种对立统一。初中时他成绩不错，爱好广泛，有表现欲——学过钢琴，日记本在全班、全校甚至其他学校的小圈子流传。高中进入合肥八中，学校位于闹市区，旁边就是一家音像店，他的数学成绩直线下滑，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生存之道——打架、偷考卷、作弊、偷家里的香烟、离家出走，过得像杨德昌的电影。　
　　虞晓毅回忆，初中第一次班会，李霄峰讲完之后，突然唱了一段美声，然后张开双臂从课桌中间的走道冲下来，像是冲进一个充满鲜花和掌声的观众席。当事人已经不记得这个细节，但这一幕悄悄潜入了电影：女孩在卫校的第一堂课上自我介绍，笑着说，我希望能在这里交到好朋友，台下的同学散落在一个阶梯教室，所有人面无表情。李霄峰只说，这种漠然，在他的中学时代屡见不鲜。　
　　我误以为这位初出茅庐的导演一定会忍不住在处女作中发泄对这些坏青春的记忆，结果，故事中的女孩保守一生的秘密，不过是在文具盒里藏着自己偷偷抽掉的烟嘴。他说如果再年轻几岁，自己可能会把这部电影拍得更“坏”。26岁时，他帮导演张元写过一个剧本，一帮十几岁的孩子组成一个层级分明的犯罪组织，抢劫两百多起。故事改编自真实案件，最后没有通过审查，名字叫《无法无天》。
　　但他还是用电影完成了对大人的“报复”，片中的父母师长总是出现在固定的特写镜头中，言行刻板，宛如在记忆中定格的脸谱。很多同辈对这些“无趣的大人”感同身受，大家好像都遇过一位脾气很大的女老师，一不小心就面目狰狞，抄起粉笔擦砸学生。李霄峰现在可以体会那种成年人的压抑，但他没有在电影中拯救他们。这可能是90年代留给他的胎记。　
　　90年代初，社会提速，流行文化席卷内地，李霄峰迎来了自己的文艺启蒙。他翘课去机关单位的电影院看港片，拿着零花钱去买磁带。而对父母那辈人来说，经过80年代的释放，此前接受的传统教育和革命改造分崩离析，伴着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中国迎来了空前的离婚率。用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关系跟不上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重新组合，“爱情是一个最高尚的理由，实际上是这个时代人的欲望的延伸，延伸得无穷无尽。”用一首歌来概括，就是《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就意味着你拉着老婆的手在路上走，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个漂亮女孩，就可以马上松手。”　
　　李霄峰此时流露出他谈论北京时所缺少的那种痛切，他形容那是高速列车下的粉身碎骨、把人撕碎的张力，撕掉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描写上一辈人时的那种刻板，其实也是一种卡在传统与现代中间不能动弹的尴尬——电影里，爱写诗又写不出好诗的语文老师，被老公抛弃又寻得新欢的母亲；书里，一位因为离婚被前妻泼了一脸硫酸的叔叔……“从90年代到21世纪，我经常觉得自己活过很多次。”小时候还站在自家脸盆里拧着毛巾洗澡，现在已经住进北京的大房子——果然坐上了时光机。　
　　“说白了，我也不是什么他妈的道德模范，但我始终觉得电影还能做点儿什么。”因此他交出的处女作不是关于坏青春、同性恋，连男欢女爱也很稀薄，更没有性——年轻的时候满不在乎，现在他有点排斥在电影中直接展现性。“我们打架，难道是好的吗？难道是对的吗？我们好像也欺负过弱者，也被人欺负过。电影难道就是图一时的痛快吗？”他欣赏谢晋电影中那种天然的道德感。他不欣赏跟着感觉走的人和电影。　
　　片子里有个名叫徐杰的男孩，10年以后依然等着已经远走的初恋，一个人在家乡开武馆。原型来自李霄峰的朋友，以前在学校里当混混，后来在合肥教跆拳道。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他也是导演的影子，在救起溺水的女孩之后，带着他“回不到的过去”和“理想化的自己”，湿漉漉地从县城的河里站了起来。

电影《少女哪吒》剧照

李霄峰与李昕芸主演的电影《达达》

比利时

　　不要轻易把人视作道德模范，就像李霄峰自己说的，电影和生活不同。片子里有一句凌厉的台词，说“爱情能把人变成鬼”，而朋友说起他的生活，“缺点是用情太多，软肋是用情太深。”父亲在国企工作，母亲是大学物理系的老师，李霄峰从小大方、时髦，讨女生喜欢。“你看着他吧，就觉得很想帮他”，有女性朋友说。20年前，官方话语体系管这种现象叫作“早恋”。　
　　在他的一篇小说中，我又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生物课上，“他”错把花的子房叫作子宫，老师脸都红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