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红色年代激情泛滥的侵略性青春-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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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麦收就可以坐花轿了，好事好事，车老板摇了摇鞭子，牲口又颠颠地跑起来。

你看，连大爷都说是好事，你干吗还嘟噜个脸子呀？准新娘的女伴说道。

你们少说两句行不行，准新娘说。

不要我们说，你就笑一笑，准新娘的女伴说。

我实在是笑不出来，准新娘说。

牺牲你一个，救了你全家，这有什么不好？准新娘的女伴说。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说着说着，准新娘哭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闺女家出门子不是喜事吗，怎么弄得哭哭啼啼的？车老板纳闷，就问准新娘的女伴。

准新娘的女伴告诉他，准新娘原来有个相好，是民办教师，可是成分高了点儿，出身富农，而准新娘家原本出身就不怎么根红苗壮，再攀上个富农，那将来还有什么指望？

她家里叫她把民办教师蹬了是不是？蹬了就蹬，回头再找一个就是了，车老板站着说话不腰疼。

家里又给她找了。

找了不就省心了，还哭什么哭啊？车老板不解。准新娘的女伴说，新找的这个是民兵排长，出身倒是不错，就是为人鲁莽，整天舞刀弄棒，不招人待见。

这还不算，年纪也大呀，周岁都三十八了，准新娘突然说。我仔细端详了准新娘一下，顶多二十来岁，在城市，她这个年纪还在学校读书呢。她还嫌他老不洗澡，喝大酒，不大精通农活，识字也不多，准新娘跟开控诉会一样，把民兵排长的不是排着队一一列出来，显然憋了很久了。

他这么差劲儿，别嫁他就是了，我说。

我这么一多嘴，立刻引来一阵口诛笔伐。

你一个小毛孩子知道个屁，嫁谁，不嫁谁，那是一辈子的大事，而且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大家子的事，能不好好掂量吗？她们七嘴八舌，差一点儿把我给嚼了。

他一个城里的学生哪懂这些个，你们吵吵他干啥，车老板替我打抱不平。

不懂就少插嘴，老实一边呆着呗，她们说。我还是头一回领略到乡下女子的厉害，真正是伶牙俐齿。

我挪挪屁股，离开他们远一点儿，省得她们总拿我出气。好在很快她们就把我忘了，聊得更欢了。

嫁了他，谁还敢翻你们家的老账呀，你说是吧？一个说。

谁翻，这个民兵排长还不扒了他的皮！另一个则说。

这么一想，准新娘心里大概平衡了一些，脸上的表情也舒展多了，她擦掉眼泪，问她的女伴，灯芯绒现在好买不。她的女伴说，夜个还有见来着，两种颜色的都有，一个是黑，一个是红。

搁以前，我一定坚信只有爱情才是婚姻的基础，现在不了。

现在我现实多了，这一趟出来，长了见识，相信婚姻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性婚姻才是最有价值的婚姻，才稳当，才能持久。至于爱情嘛，太空洞了，周围人一人一口唾沫星子，就能叫它摇摇欲坠，甚至分崩离析。

离驻马店还有多远啊？我问车老板。

也就一袋烟的工夫了，怎么，你饿了，想找饭馆子？车老板弯腰要给我找馍馍。

不是饿了，是我想直接奔车站，回家去，我说。车老板问我，出来多少日子了？我说两个多月了。车老板点点头，是该回去了，出来日子长了，家里也不放心。没等我搭话，他就又补充了一句，你瞅现在都乱成什么样了？

你给我随便撂在什么地方就行，我说。

我还是直接给你送到长途站吧，就是不知道几点有车，现在火车、汽车都没个准时的，他说。

一进城，先下车的倒是那仨闺女。车上只剩下我跟车老板的时候，车老板给我一把刀，一把跟餐刀不相上下的刀，开了刃的，留着防身使，遇见个坏人，你就拿出来吓唬吓唬他，别来真的。我想我一个人赤手空拳，万一遇到什么麻烦，还真是束手无策，带这么玩意儿起码可以壮胆。

谢谢你，我请你吃一碗面条吧，我说。

算了，揣俩钱备着吧，谁知道啥时会用得着，车老板和气地拍了拍我的脑袋。

我是真心的，我说。

我也是真心的，车老板乐呵呵地说。他把我送到汽车站，摆摆手就走了。我瞅着他和他的牲口晃晃悠悠地远去，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知道，这辈子我再也见不到这位善良的老汉了，蓦然一个成语在我脑子里闪了闪——萍水相逢。

我跟这位车老板就是。

你要去什么地方？长途车的站员问我。

郑州，我说。我想到那里再倒火车。

排队去，就在栏杆后边，站员指了指前边的一大溜人。

什么时候会有去郑州的车？

也许一刻钟，也许四个钟头，没准。

最后，我还是乖乖地排在队伍的末了一个……

38

接到杨东升的请柬，我确实很是吃惊，这么多年，尽管我们就在一个城市里，但是素无来往，相忘于江湖。三十二开的请柬，金边银字，只注明是个展览，并没注明展览什么。我只迟疑了片刻，终于还是去了，隔老远，我就认出站在展览厅门口豪爽大笑的那个人是他，是杨东升。

几乎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他穿了一套剪裁考究的华服，大红的，映得脸庞也是粉嘟嘟的，跟我比起来，我简直就是个糟老头子了，特别是牙，都掉得差不多了。

杨东升展览的是他私家珍藏的纪念章，各式各样的，有许多我见都没见过，真是大开眼界。他应酬的间隙，过来问我，如何？我奇怪地问他，这些像章你都是怎么淘换来的？他带着我，指着镶在玻璃框里的纪念章说，这些都是我花了三十年时间四处寻访来的，那些呢，是我在咱们大串联时，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拿北京生产的像章跟当地人交换来的。这时候，我想起来，难怪他每到一处都鬼鬼祟祟地失踪一会儿，原来他是偷着换像章去了。我给他胸口一拳，你小子，原来这么有心。他嘿嘿地笑着说，我不是图它们能升值，我是真喜欢，打小就喜欢。我信他的话。我们俩聊天期间，他不时地还要去跟熟人寒暄几句，我见他忙得够呛，就准备告辞。他说，急什么，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去喝两杯。我说，我可以改天再来。突然，他对我说，你瞅瞅，那边是谁来了？我扭过头去，见一对男女挎着胳膊缓缓地走来，他们是谁？我问道。哈哈，你真的认不出来了？他一阵大笑。

我说我真的认不出来。

杨东升告诉我，你再睁大眼珠子瞧瞧，那男的不是江晓彤吗，至于那个女的，我想你肯定不陌生。女的到底是谁呀？我仍是稀里糊涂。她是尤反修，现在改名叫尤其，杨东升说。

他们俩怎么会在一起，我问。

人家是两口子呀。

这是多咱的事啊？

他们结婚好几十年了，孙子早都有了。

我倒真没有想到。

你没想到的事多了。

那倒是，他们俩现在做什么差事？

尤其在艺术院，江晓彤搞房地产。

不错不错，我说。

杨东升要带我过去打个招呼，我还是推脱了，算了，以后找机会吧。杨东升冲着我怪笑，都是陈年往事了，你有什么可怕的？我说，我不是怕，是懒得废话。不等他再劝阻，我就赶紧走出展览厅，临出门，我又回头望了一眼，见尤反修穿了一件黑色连衣裙，露着白皙的肩头，依然显得很年轻，也很漂亮。

39

排了六个小时的队，我才坐上去郑州的车，而且还没个座，打了张票，我就站在司机的后边，这样还能瞅瞅沿线的风景。开车前，售票员带领着乘客念了两段语录，又唱了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才上路。

往后出来别忘了带上红宝书，售票员提醒一个五十好几的大婶。

家里那本，我二丫头带到学校去了，偏巧大丫头坐月子，叫人捎话让我去帮着操持，一赶罗，就忘了跟乡亲们借一本了，大婶絮絮叨叨地说。

下回要注意带呀，售票员说。

大婶满口应承。车上的人都笑了，他们大多是庄户人，不善言谈，倍憨厚，可是售票员锐利的眼睛还是不肯放过任何一个人，最后落在了我头上，你去哪儿？我告诉了她。她又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学生。作为一个售票员，她实在是管得太宽了，奇怪的是，一车厢的人居然没有一位提出异议，仿佛理所当然。俗话说入乡随俗，既然人家都愿意接受她的审问，我也别出幺蛾子了，问什么答什么吧。也许坐了两天老牛破车的缘故，再一上汽车，就觉得速度惊人，简直是风驰电掣。

窗外的玉米地、高粱地和一片片的烟叶地一闪而过。

他奶奶的，这伙子人又来捣蛋了，司机突然骂了一句，踩了刹车，我差一点儿摔了个跟头。

车门一开，上来一群戴袖标的人，挨个儿询问，你去哪儿？干啥去？问完了还不算，有介绍信的要拿介绍信，没介绍信的要工作证，工作证再没有的，就让你找出熟人作证明，我是两手空空，要什么没什么，自然就成了嫌疑对象，车走了，把我却留下来，继续审查。

这小兔崽子还带着凶器呢，戴袖标的人搜我身的时候，发现了车老板送我的那把刀。

把他绑起来，领头的吆喝一声。

他们就跟绑粽子似的把我绑了个结结实实。

老实坦白，你究竟是做什么的？我一看你就不是个好小子！他们的头头审问我说。说来真是讽刺，这个长得歪瓜裂枣，三角眼，八字眉，他居然还配褒贬我的形象。

我说我是个好人。

你要是个好人，全国山河就一片红了，就没阶级斗争了。那个头头嘲笑我一句。我发现他的衣襟都是油，显然是吃了肉，懒得到水缸边上去洗手，顺便在衣襟上擦的擦。我纳闷，在场的哪个人的五官都比他搭配得顺眼，怎么就偏偏选中他来当领导呢？

我跟他解释，我是出来串联的，半路掉队了。

那个头头双手插在口袋里，围着我转三圈，把我看得浑身发毛，他说，出来串联的人我见多了，人家都是驮着背包，举着语录，唱着歌，你再看你，耷拉着两手，任啥不带，还褪着脖子，怎么看怎么像个偷鸡的一样。

我跟他说，背包和语录本来我都带着了，半道给丢了。

丢哪儿了，怎么丢的，别的能丢，红宝书能丢吗？就是丢了脑袋也不能丢了语录呀！这个头头连珠炮似的问题，一下子把我给问懵了。

丢了就是丢了，我说。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看来我得给你提个醒了，他说。

他让他手下给我松绑，却又在我腿上捆上两口袋谷糠。

给我跑圈吧，啥时你记起在啥地方丢的红宝书，啥时候停，这个头头命令我。我不敢违抗，活动活动被绳子绑得发麻的胳膊，绕着场院跑起来。

仅仅跑了两圈，就觉得两条腿迈不开步了。

跑快点儿，磨蹭什么，我们这的瞎驴拉磨都比你跑得快！那个头头冲我嚷嚷。我猜我腿上捆的口袋，一只起码有十斤，比运动员训练时捆的沙袋要重得多。

很快，我就一身的汗。那个头头冷眼旁观，嘴角挂着嘎笑，估计这样捉弄人的把戏，这兔崽子没少干。

终于，我跑不动了，一头栽倒在地，呼呼喘大气。那个头头叫手下把我腿上的口袋解下来，薅着我的脖领子拖到他跟前。怎么样，想起红宝书在哪儿丢的了吗？他问我。我不敢说是武汉，万一他们要到武汉去外调，就麻烦了，只得说不知道。这话再次惹恼了那个头头，他使劲儿咬着后槽牙说，来人，把他的头剃了，我看见留这么长头发的人就觉得不顺眼。马上有人过来按住我的脑袋，我拼命挣扎，只有那些牛鬼蛇神才被剃成秃瓢，我没罪，凭什么叫他这么侮辱？可是，架不住他们人多势众，而且个个还都是膀大腰圆，我哪里是他们的对手，一个留山羊胡子的半大老头嘁哩喀喳就把我的头发剃了个精光，我被他们按着脑袋，只见头发哗哗地掉在地上，心里的火苗子腾腾地往上蹿，可惜，寡不敌众，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不得不让他们为所欲为。半大老头的手脚不太利索，几次啃在我头皮上，生疼，疼得我叫出声来，半大老头还骂我，吵吵个啥？

嘿嘿，这下子看着就干净多了，那个头头上下打量着我跟狗啃似的脑袋，笑眯眯地说。我一边抖着脖颈里的碎头发碴儿，一边指责他是法西斯。他似乎不知道法西斯是什么，就将脸凑到我跟前，问我，你说我是啥，你说我是啥，再说一遍？

我说你是混蛋王八蛋，我跳着脚破口大骂，也许是因为太愤怒了，我豁出去了，痛快痛快嘴巴再说。

给我把他绑起来，嘴也堵上！那个头头给气急了，招呼他的手下把我给绑在一根电线杆上。绑我的这家伙肯定是个牲口把式，拴的都是死扣，怎么挣都挣不开。

你将来不会有好下场，我撒狠似的诅咒着他。

堵上他的嘴！他说。

我叫你骂，我叫你骂，他们将一个破毛巾塞进我的嘴里，毛巾很脏，一股子汗味，闻着直恶心。他们还戏谑我，咋不闹哄了，接着闹啊？

我现在只能冲他们干瞪眼，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

我们吃饭去，饿死这小子，那个头头说。

他们吃的时候故意吧嗒着嘴，其实，也没吃什么好东西，不过就是普通的枣饽饽而已。

就的是冰凉的井水。

我要是这么吃，早闹肚子了。

跟那小子说，他要肯交代问题，就让他吃饭。

那个头头吩咐他的手下说。他的手下走到我跟前，拍拍我的脑门说，我们司令问你交代不交代问题？

我根本说不出话来。

你要是愿意交代，就点点头，假如企图顽抗到底，就别言语，那个头头也凑过来，对我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先叫他把堵我嘴的毛巾拿下来，我都憋得喘不上气来了。我就势点点头。那个头头自然不知道我是缓兵之计，还以为得逞呢，就叫他的手下将我松开。被捆绑得早已麻木了的胳膊，一活动，跟针扎一样的疼，我只得使劲儿地甩，以便让血液回流，恢复知觉。

别磨蹭了，赶紧交代吧，那个头头跷着二郎腿坐下来。

我突然翻脸了，我没什么交代的，是你们诬陷好人！

好小子，跟我耍二皮脸，那个头头一下子色变，眼露凶光，他一挥手，过来四五个他的手下，我一边躲闪，一边叫骂，尽量不让他们薅住我。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伙子人呼啦闯进来，个个都穿军装、戴军帽。他们见一群人围攻我，就扑过来，将那个头头的手下驱赶开，问我，刚才是你在喊？我说是。来人又问，你是北京人？我又说是。我听出他们一口的京腔京韵。

来人冲着那个头头说，你吃熊心豹子胆了，竟敢欺负我们北京人？

后边的人一拥而上，来呀，教训教训这群地头蛇！双方就拉开架势厮打在一处。

你是哪个学校的？在厮打的间隙，我的北京同乡问我。我告诉了他们。他们又问我张三李四认识不认识，我说我认识张三，李四则不熟。因为他们是奇兵，那个头头和他的手下毫无思想准备，很快就溃不成军，慌乱之中都跑了，钻进了庄稼地。我的同乡也不乘胜追击，干脆见好就收，整理好队伍，清点了人数，一分钟没耽误，就撤了。

我们怎么不痛打落水狗啊？我不解地问道。

万一我们中了埋伏呢？我的同乡说。

我想，也对，毕竟这是人家的地盘。

你怎么一个人流落在这了？我的同乡问。我只能说我掉队了，还捏造了一些具体细节，至于其他，我都秘而不宣，藏在肚子里，自己消化。

我们别走大路了，我提议。

为什么？我的同乡很不理解，顺大路走二十分钟，就可以直达漯河。我说，怕那些地头蛇不肯死心，又追上来。

这样，我们选择了一条跟大路并行的小径，收起旗帜，三十多人悄然地前行。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不一会儿，那一伙子地头蛇出动大队人马，开着手扶拖拉机尾随而来，个个举着铁锹铁锨和铁耙子，气势汹汹。

真够险的，我的同乡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他们虽然是大学生，其实只比我大一两岁，刚上大一。这个队伍清一色都是秃小子，行动更方便。大伙儿隐藏在灌木丛后边，等地头蛇都过去了，才直起腰来，保持着沉默，继续赶路。

到漯河，我们就可以乘火车直奔北京了，我说，漯河好歹是个大站，车次多些。

我们不坐火车，一路都步行，像当年红军一样，用自己的脚步来丈量祖国的山山水水，杨军说。这个杨军是他们的领队兼向导，因为他读的是地质，中国地图烂熟于心。

他还让我看他的脚底板，上面已经长出厚厚的一层老趼，估计起码走过几千里地才能磨炼成这样。我不禁有点儿佩服他们了。他们大串联的目的，更像是一次地质勘察，走的多是名山大川，还有革命圣地。

如果搁在以前，我可能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现在不了，现在我觉得他们这样做，也许更有实际的意义。

我这一趟出来，不但没有任何收获，反倒变得心灰意冷了，我说。我说的是实话，不知对方会不会回去把这话传出去，那将对我很不利。

我们都是这场运动的逍遥派，杨军说。

眼下这时候想要明哲保身，恐怕没那么容易吧？我说。

我们不去斗别人，也不想被人斗，就这样安安静静地活着，难道也有错吗？杨军理直气壮地说，尽管这样的理由一点儿也不理直气壮。

四十分钟以后，那伙地头蛇又顺着公路回来了，因为扑了个空，一脸的悻悻。我们这才敢走大道，旗子也重新举起来。我突然想，这时候，江晓彤他们可能已经回到北京了吧？要是有人跟他们问起我来，他们会怎么回答呢？我想不出来。附近有一条小河，我离队跑去喝水，杨军问我，你不怕闹肚子？我说我太渴，顾不上卫生不卫生了。他又问我，是不是你一直没吃东西？我因为丢了行李，一无所有，也不想给人家添麻烦，就赶紧说，吃过了，吃过了。可是我的肚子不争气，一个劲儿地咕咕叫唤。杨军说，你跟我们客气什么，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来，我这有。

杨军招呼大家休息，把他的饼干给了我，叫我垫补垫补。

我三两口就把杨军的饼干吃个精光，感觉还是个半饱，不过，不再饿得心慌了，仿佛听了一首安魂曲，清静了许多。

我冲杨军拍拍自己的肚子说，好了，可以继续赶路了。我想，我回到北京，一定要加倍报答杨军，还他两包或者三包饼干，还要是夹心的，最高级的那种，以酬谢他的雪中送炭。

你们怎么走得这么慢？我问杨军。

走快了，还怎么看风景呀，杨军说。他们的心态跟我截然不同，我恨不得长上翅膀，赶紧飞回到北京，拿个马扎，坐胡同里听收音机，早早过安然自得的日子，而他们还怀着满心的浪漫，期待着后面的行程。这一次的旅行，给他们的印象可能充满了阳光雨露，叫他们牢记一辈子，就跟我记忆中惶恐而苦难的印象一样，永远也忘不了……

杨军他们的队伍似乎过于自由散漫了。

有人会停下来拍一张照片，或是画一幅速写，更像观光旅游团。

他们有的想当摄影师，有的想当画家，杨军跟我介绍说，而我呢，很想将来从事文学创作。

难怪你们显得这么从容呢，我说。

救助你，是我们此行做得最出圈的一件事了，杨军说。

是不是因为我，破坏了你们一路上的美好心情了？我问杨军，内心不免有那么一点愧疚感。

也不至于，杨军说。

我挺羡慕你们的，我很认真地说。

我们没什么值得羡慕的，不过是不随波逐流而已，杨军说。

要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说。

在北京要做到这一点，很难，而在外面流浪，就容易多了，不能读万卷书，却能走万里路，杨军一脸的超凡脱俗，显得心满意足。我想，只要一回去，他的这种舒坦日子也就宣告结束，就身不由己了，想逃避现实也逃避不开。

你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出来播撒革命的火种？杨军问我。

我是出来找失踪的秀园，能这么回答他吗？当然不能，我只好随口敷衍道，出来长长见识呗。

好在杨军也没太追究真伪，只是笑一笑。

你该刮刮脸了，杨军说。我没有镜子，不知道自己憔悴成什么样子，可是用手一摸，就能感觉到胡子拉碴的。

我没有刮胡刀。我这有剪子，闲下来，你剪剪，杨军说。我这个年龄，还没到刮胡子的时候，可是，出来这一趟，好像我突然间长大了，甚至有点儿未老先衰了。

那天，我们在许昌安营扎寨，过了一夜，结果好几个人被偷了，被偷的东西都是吃的，这让我觉得非常别扭，生怕人家怀疑我，所以早晨起来，我掏自己的腰包，请大伙儿吃了油饼，花了我多半的积蓄，就是想坐火车回北京，路费也不够了。很难想象一个人慷慨解囊，舍得请三十多口子吃油饼，这一举动让大伙儿对我刮目相看，多了些好感。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他们对我热情了很多，说这说那，反倒叫枯燥的旅程变得轻松了，我觉得生活在一群人中间是件幸福的事情，起码不再孤独，心里总是暖融融的。回想我在武汉所遭受的一切，不禁作呕。

可惜，其乐融融的气氛很快被打破了，问题出在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