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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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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境地。
更使李煜伤心懊悔的是,赵匡胤竟把他的特使、七弟从善当作人质扣在汴梁,又暗中施展反间计,假手他们兄弟俩除掉南唐名将林仁肇,令亲者痛、仇者快。
那是在南汉灭国之初,李煜慑于北宋连灭长江以南的荆南、后蜀、南汉等国,害怕祸及南唐,特派从善为进奉使北上汴梁朝贡祝捷。赵匡胤趁势再向李煜施加压力,软禁了从善。表面上还以从善自幼潜心习武艺、研韬略为由,堂而皇之地封了一个泰宁军节度使的官衔。
如果循名责实,泰宁军节度使理应出镇兖州(今山东兖州),但赵匡胤却将他羁留京师,并在汴河南岸的汴阳坊为他安排了一处豪华的宅第久居。李煜念于手足之情,又恐夜长梦多,惹事生非,几次上表赵匡胤,乞请从善回归,均遭拒绝。李煜无可奈何,只好和泪吞咽这枚苦果,派户部尚书冯延鲁代他前去汴梁为从善受封向赵匡胤谢恩。
时隔不久,有消息从汴梁传到金陵,绘声绘色地说什么从善如何被赵匡胤赏赐的艳姬所迷,终日沉溺酒色,乐不思归。虽然李煜心中有数,知道从善不是那种薄情负义的人,但是从善妃却坚信不疑。她为此常闯宫向李煜哭诉其日夜独守空闱的凄苦,埋怨李煜不该派从善出使汴梁,使他身陷虎口。一向以手足情为重的李煜,深为弟媳思夫之情所感染。
一次,李煜送走从善妃之后,心情长久不能平静。他想极力把她倾诉的春日阑珊,妆残发乱,黄昏倚阑,独对夕阳的情景嵌入词中,遥寄从善,盼他早日回归。为此,他写了一首《阮郎归》:
东风吹水日衔山,春来长是闲。落花狼籍酒阑珊,笙歌醉梦间。 珮声悄,晚妆残,凭谁整翠鬟。留连光景惜朱颜,黄昏独倚阑。
在从善滞留汴梁期间,赵匡胤又施离间计,通过从善再通过李煜杀了南唐名将林仁肇,为后来北宋攻取江南排除了一大障碍。
林仁肇身材魁梧,膂力超群,胸前刺有猛虎图案,人称“林虎子”,是南唐屈指可数的一员骁勇善战的虎将。此人行伍出身,虽为名将,却能与士卒均食同服,和衷共济,在军中颇孚众望。早年,后周兵马入侵淮南,他曾率部援寿州,破濠州,又带领千人敢死队乘风举火焚烧正阳浮桥,为保卫南唐立下过汗马功劳。因其东拼西杀战功卓著,被李授以润州节度使,后移镇长江中游咽喉之地武昌,肩负隔江御宋的重任。
李煜即位后,林仁肇继续留任。当北宋灭掉南汉尚未班师回朝时,他曾上疏李煜,恳请“独对”。这次单独的面奏,既是献策,又是请命。林仁肇虔诚地向李煜提出,趁北宋连年出兵,平荆楚、破后蜀、取南汉,千里征战,淮南防务空虚,他愿率领精兵数万渡江北伐,先立足寿州,发动北宋统治下的南唐民众征集粮秣,收复淮南各州,然后扩充兵马渡淮北上攻取汴梁。为了替李煜开脱“罪责”,他又请李煜待他起兵之日,先将其眷属佯装拘捕下狱,然后再向赵匡胤上表指控林仁肇窃兵叛乱。如此办理,李煜则可进可退。事成,君臣家国均可受益;事败,林仁肇甘愿蒙受杀身灭族之冤,借以说明李煜对北宋忠心不二。一言以蔽之,他誓用一腔碧血、满门忠义代李煜受过。奈何李煜不敢冒此风险同北宋较量,生怕林仁肇弄巧成拙,引火烧身,便将林仁肇调往洪州,任南都留守、南昌尹。
可悲而又可叹的是,这样一位披肝沥胆的忠臣,竟然落了一个“不忠”的下场。起因乃在于赵匡胤暗中作祟。
一次,赵匡胤召见从善,煞有介事地出示了他派人潜入南唐用重金贿买的林仁肇画像,诡秘地问:“卿可认识此人?”
从善半惊半疑地回答:“似曾相识。但一时说不准他的姓氏和身份。”
赵匡胤笑着说:“卿可谓贵人健忘。这不是江南鼎鼎大名的武将林仁肇吗?他已经同朕约定了归服日期,并以此画作为信物。朕念他对本朝的一片忠忱,拟在汴阳坊特赐美宅一处,以示嘉勉。不知卿以为然否?”
从善闻听此言,不知如何回答,但又须极力掩饰与克制惶恐之态,只好连说“陛下英明”。回到下榻之处,从善忙将这番谗言写成密信,第二天派人专程送回金陵。
李煜接到密信,徘徊苦思,犹豫不决,他不能相信林仁肇真会背叛,又不能怀疑从善平白诬陷林仁肇,最后在妨贤嫉能的枢密副使张洎煽动下,李煜还是以“不忠不义”的罪名,赐林仁肇一壶毒酒,令其自赴黄泉了。紗紝矠
李煜虽然替赵匡胤除了一块“心病”,可是他自己的心病却有增无减,难以消除。因为赵匡胤依然如故,还是不准从善南归。这对自幼就珍爱手足情谊如命的李煜来说,是异常痛苦的事情。他不时地想起六年前同从善一道为八弟从镒出镇宣州送别的情景。当时,他在绮霞阁设宴,邀请诸王、近臣为从镒饯行,席间即兴赋诗一首,倾诉兄弟间的依依惜别之情:
且维轻舸更迟迟,别酒重倾惜解携。
浩浪侵愁光荡漾,乱山凝恨色高低。
君驰桧楫情何极,我凭阑干日向西。
咫尺烟江几多地,不须怀抱重凄凄。
徐铉在旁击节赏析,深为末联“咫尺烟江几多地,不须怀抱重凄凄”所倾倒,随即奉和一首,题为《御筵送邓王》:
禁里秋风似水清,林烟池影共离情。
暂移黄阁只三载,却望紫垣都数程。
满座清风天子送,随车甘雨郡人迎。
绮霞阁上题诗在,从此还应有颂声。
宴罢,李煜觉得,席间一觞一咏,仅仅停留在畅叙惜别之情,尚不足以尽兄长之意,于是,他又草就一篇《送邓王二十六弟牧宣城序》再赠从镒,就如何为人、为政等事宜,作了一番殷切的叮嘱。通篇是劝勉之辞,其中又不乏告诫之意。中心则强调:要确保一方平安,安抚一地吏民,执政必须公平、清正。“刑惟政本,不可以不穷不亲;政乃民中,不可以不清不正。”而要建立文治武功,又必须加强自身修养,“武惟时习”,“学以润身”,“无酣觞而败度,无荒乐以荡神”。兄弟间推心置腹的无限真情,如润物无声的春雨洋溢在字里行间:
秋山滴翠,秋江澄空,扬帆迅征,不远千里。之子于迈,我劳如何。夫树德无穷,太上之宏规也;立言不朽,君子之常道也。今子藉父兄之资,享钟鼎之贵,吴姬赵璧,岂吉人之攸宝?矧子皆有之矣。哀泪甘言,实妇女之常调,又我所不取也。临歧赠别,其惟言乎?在原之心,于是而见。
噫!俗无犷顺,爱之则归怀;吏无贞污,化之可彼此。刑惟政本,不可以不穷不亲;政乃民中,不可以不清不正。执至公而御下,则佞自除;察薰莸之禀心,则妍媸何惑。武惟时习,知五材之难忘;学以润身,虽三余而忍舍。无酣觞而败度,无荒乐以荡神。此言勉从,庶几寡悔。苟行之而愿益,则有先王之明谟,具在于缃秩也!
呜呼!老兄盛年壮思,犹言不成文。况岁晚心衰,则词岂迨意?方今凉秋八月,鸣长川,爱君此行,高兴可尽。况彼敬亭溪山,畅乎遐览,正此时也。
对于从善,李煜也是如此牵肠挂肚。自从从善出使汴梁遭到羁绊以来,李煜整日忧心如焚,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有时临窗北望,不禁涕泪沾襟。有一年重阳节前夕,一些近臣出于为他排遣忧愁的美意,联名上疏奏请李煜辍朝一日秋游,饮酒赏菊,登高望远。没想到这道奏章勾起了李煜内心的隐痛,使他联想起晚唐诗人王维的七绝《九月九日忆山东诸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从而,更加重了他因手足离散而滋生的痛苦与伤心。为了婉言谢绝臣下的盛情,他在无法驱逐的愁苦缠绕中,挥笔写成了《却登高赋》:
玉澄醪,金盘绣糕,茱房气烈,菊蕊香豪。左右进而言曰:“维芳时之令月,可藉野以登高。矧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褒乎?”余告之曰:“昔时之壮也,情乐恣,欢赏忘劳。恫心志于金石,泥花月于诗骚;轻五陵之得侣,陋三秦之选曹。量珠聘伎,纫采维艘。被墙宇以耗帛,论邱山而委糟。岂知忘长夜之靡靡,累大德于滔滔。怆家艰之如毁,萦离绪之郁陶。陟彼冈矣企予足,望复关兮睇予目。原有兮相从飞,嗟予季兮不来归。空苍苍兮风凄凄,心踯躅兮泪涟。无一欢之可作,有万绪以缠悲。於戏!噫嘻!尔之告我,曾非所宜。”
在这篇饱含深情的怀亲赋中,李煜酣畅淋漓地回味了往日兄弟共享钟罄诗骚之乐,豪饮遨游之欢,发泄了而今彼此天各一方、望穿秋水的思念之苦。临近末尾,情感的升华则如火山喷发,岩浆直泻苍穹,倒尽了满腹愁怨:“空苍苍兮风凄凄,心踯躅兮泪涟。无一欢之可作,有万绪以缠悲。”
秋去冬来,冬去春来。李煜在多事之秋的日子里熬过了一个严冬,跟着又在愁肠百结中跨入了一个暗淡的阳春。一日,他在案牍劳形之余,信步走到阶前庭院的一株梅树下。此时节令已届春半,正是落花时节。尽管这日晴空万里,天无雨丝风片,但是枝头繁花却像冬日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无声无息地翩然飘落。他在树下驻足没有多久,花瓣就落满了全身。他轻轻地用手刚刚拂去,接着又落了一身。望着这拂不尽的落花,他自然又想起往年春日与从善踏青赏花的情景。恰好在这当儿,长空又传来一阵雁鸣。李煜抬头仰望,只见一队大雁正排着“人”字形队列,亲密无间地向北飞翔,这更加诱发了他对羁留汴梁,久无音讯又归梦难成的从善思念之情,不禁难过地垂下了头。俯视地面,他又仿佛觉得,每一棵春草都是自己的一缕情思;那伸向天涯海角的离离春草,就是自己无法排遣的离愁别恨。这纷乱的思绪,引导着他在树间长久徘徊低吟,不知不觉地吟出一首《清平乐》: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讯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似春草,更行更远更生。
然而,李煜的眼泪和愁情岂能软化赵匡胤进军江南、统一天下的铁石心肠?赵匡胤正是抓住李煜这个致命弱点,才处处寻衅,步步进逼,强迫他最后自献金瓯的。
开始,赵匡胤对南唐并不想兵戎相见,他希望通过优厚礼遇,促使李煜像吴越王钱那样纳土归降。为使李煜及其妃嫔降后生活舒适,乐不思蜀,赵匡胤诏令工部先在熏风门外皇城南、汴水滨大兴土木,营建一幢俨若皇家宫苑的花园式府第,赐名“礼贤宅”,虚苑以待。他又特殊关照经办官员,这幢府第规模要超过当朝相府,相当李煜在金陵的宫室,外观既要精美考究,又要雄伟庄严;建筑样式必须充分体现江南园林特色,尤其是后苑,要凿池堆山,修渠引水,筑造亭台水榭,移植奇花异石,再现南国山色空蒙、波光潋滟、小桥流水、曲径回廊的景观,好让李煜赏心悦目,徘徊留连,忘却家山故国。
礼贤宅竣工之后,赵匡胤遂命从善连续修书,规劝李煜尽早纳土入朝。李煜虽说懦怯庸弱,但也深知降王生活的艰难。他对“入朝”事宜,时刻存有戒心。任赵匡胤有千条妙计,他却有一定之规,就是绞尽脑汁,拖延“不朝”。而赵匡胤则是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想方设法非使李煜就范不可。
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赵匡胤遣使两下江南,以“礼”相邀,敦促李煜前往汴梁观礼。第一次是派门使梁迥口传圣谕,谓“天子今冬行柴燎礼,国主宜往助祭。”这里所说的“助祭”,就是要李煜以降王的身份亲赴汴梁,陪同北宋天子去南郊举行祭天大典,并借此机会强迫李煜对天盟誓,滞留京师,永做赵匡胤的不叛之臣。梁迥动身之前,又与随从策划调虎离山之计:假如李煜婉言谢绝,“邀请”不能顺利成行,便乘李煜到渡口登船送行之机,强制载其北渡,挟至汴梁。幸亏南唐君臣对此种危言早有耳闻,并事先制订了防范措施,从而挫败了梁迥的阴谋,使他碰壁而归。
第二次是派知制诰李穆为国信使,持诏再赴金陵,特邀李煜“同阅”祭天牺牲。这次会晤,是安排在专门接见各国使臣的清辉殿进行的。由于李煜同第一次一样,执意“抱病”,反复强调难以从命,遂使双方谈得很僵。李煜虽然诚惶诚恐,以礼相待,李穆却傲慢无礼,不可一世。他先是郑重宣读赵匡胤的一道异常简短的诏令:“朕将以仲冬有事圜丘,思与卿同阅牺牲。卿当着即启程,毋负朕意。”接着,李穆便颐指气使地训斥李煜:“古训曰,识时务者为俊杰。依本使之见,国主入朝,势在必行,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既然如此,又当宜早而不宜迟。不然,天子发怒,则将挥师渡江。到那时,国主将悔之晚矣!”
李煜虽然不敢发作,却以柔对刚,针锋相对地回答:“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言外之意是,我李煜;对你赵匡胤称臣纳贡,惟命是从,无非是要保住江南唐仅有的半壁将江山和李家的社稷宗庙,倘若你连这一点都不能容忍,还要再以武力相逼,那我就只好铤而走险,横下心来同你拼命了!
作为“天朝”使臣的李穆,对李煜的答话漫不经心,他以目空一切的口吻警告李煜说:“国主入朝与否,理当自裁,本使不便多言。不过,朝廷兵甲精锐,物力雄富,南征北战,所向披靡,迄今尚无一国能挡其锋芒。眼下,天子正命用兵有方的曹彬挂帅有南征,且已在江北精心布阵,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愿国主明智,切莫以卵击石,还是权衡轻重,及早入朝为好。”
李煜忍无可忍,用平和的语气坚定地回敬道:“烦请尊使转奏圣上,臣年来体弱多恙,不禁风寒,眼下更难于长途跋涉,无力入朝。”至此,双方不欢而散,结束了这次剑拔弩张的谈判。
李穆当即回船,翌晨解缆启航,赶回汴梁复命。赵匡胤听罢李穆面奏这次出使始末,决计出兵南唐,生擒“倔强不朝”的末代君主李煜。
李煜则与臣下发誓:“他日王师见讨,孤当躬擐戎服,亲督士卒,背城一战,以存社稷。如其不获,乃聚宝自焚,终不做他国之鬼。”此话传到汴梁,赵匡胤对左右说:“徒有其口,必无其志。渠能如是,孙皓、叔宝不为降虏矣!”
第五章 鸦啼影乱天将暮:穷途末路的帝王生活
赵匡胤软硬兼施,苦苦相逼,把山穷水尽、无计可施的李煜,步步推向国破家亡的极端恐怖之中。面临多事之秋的李煜,越来越明显地预感到,似乎有一个相貌狰狞的恶魔,时刻都在嗔目挥剑向他袭击,把他驱赶到身首异处、群鸦啄尸的荒冢。
为了摆脱王朝末日这种“鸦啼影乱天将暮”的恐惧与烦恼,李煜只好遁逃醉乡,借酒浇愁。他靠“杯中物”来消磨时光,特别是在烛残漏断、万籁俱寂的漫漫长夜,更是醉复醒,醒复醉,一味在醉乡和梦乡中寻求精神解脱。
每年的“秋雨梧桐叶落时”,是李煜最为凄凉、伤神的季节。
一次,他在夜阑酒醒之后无法入睡,倚枕沉思。面对秋雨孤灯,他望着身边同他患难与共,为他分忧解愁的小周后,想起前半生的悲欢离合,不禁百感交集,心绪难平,痛觉世事无定,生命短促,大有“今生已矣”之慨。他深悔自己不该生在这个身不由己的帝王之家,面对山雨欲来、黑云压城的时局一筹莫展;也怪自己当初想皈依佛门,却无勇气斩断同世俗的万缕情丝,倘若昔日能断然超脱红尘,而今就不必因沧海横流而忧心如焚了。眼下,他虽然尚未跨入“不惑”之年,但已早生华发,鬓染秋霜。他对此并不大惊小怪,觉得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像晋朝潘岳那样,写什么《秋兴赋》来惊叹自己双鬓斑白;他认为只要能借助诗酒发泄淤积胸中的愤懑,便是最大限度的自我超度。
想到这里,他蓦然起身,披衣下床,挑灯夜吟,写了一首七律《九月十日偶书》:
晚雨秋阴酒乍醒,感时心绪杳难平。
黄花冷落不成艳,红叶飕竞鼓声。
背世返能厌俗态,偶缘犹未忘多情。
自从双鬓斑斑白,不学安仁却自惊。
写罢,他伏案品味,总感到言未尽意,继而又挥毫填词一首,调寄《乌夜啼》: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烛残漏断频欹枕,起坐不能平。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处不堪行。
李煜本想一醉方休,超然物外,置身于“事大如天醉亦休”的境地,结果事与愿违,重负难释,反倒闹得“举杯浇愁愁更愁”!待他长夜酒醒,掷笔停吟,已近金鸡报晓、曙色临窗的时分。又一个国事蜩螗的白昼开始了!
在李煜面临国祚衰败、愁苦不已的时刻,身边惟一甘愿并且能够与他有难同当的人,就是他当年背着重病卧床的元配,暗中移情别恋的小周后。然而,这个自幼在珠围翠绕中生长的大家闺秀,不辨菽麦,不谙干戈,加之稚气未脱,涉世有限,更开不出任何有效的治国良方,来帮李煜调治病入膏肓的时局。她在束手无策的时候,也只有步历代后妃在穷途末路时的后尘,同李煜一道寄情声色,在灯红酒绿中偷安苟活,利用皇家府库里堆金积玉的财富,尽情享乐。
追求纸醉金迷的豪奢生活,李煜可谓驾轻就熟。在娥皇下葬之后,他就殚思竭虑,着手筹划大婚典礼,准备迎娶并册立小周后为尊贵的南唐第一夫人。可是天不作美,他的生母光穆皇太后偏偏在此时谢世,李煜必须遵循古礼尽孝守制三年,遂将婚事拖延下来。
北宋开宝元年(公元968年),李煜守制限期一满,便对臣下旧事重提,策划举行完婚仪式。虽然他与小周后早已实为夫妻,但毕竟还没有正式举行婚礼,尚未取得朝野认可,以至使娥皇死后中宫长期虚位,无人统摄六宫。为了让小周后名正言顺地入居中宫,宗正卿专折奏请。李煜命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博士陈致雍查阅典籍,详考历代帝王大婚沿革,草拟婚礼程序,并要中书令徐铉、知制诰潘佑参与议定,示意臣下要将大婚办得堂皇体面。
不想,在商议过程中,德高望重的徐铉同少年得志的潘佑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徐铉主张,国难当头,财力拮据,况且又是续弦,仪式应当尽量从简;潘佑则主张,尽管是续弦,但毕竟还是立后,所以要不惜财力把仪式办得隆重。为此,二人各执一端,引经据典地辩论起来。
徐铉说:“婚礼古不用乐。《礼记·曾子问》有言,‘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烛,思相离也。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
潘佑则说:“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今古不相沿袭,当因时制宜,婚礼还是用乐为好。”
徐铉说:“古来房中乐不设钟鼓。倘若举乐无钟鼓而只有琴瑟,岂不近于不举乐?”
潘佑反驳:“既然用房中乐,就必备钟鼓。这于古有证,《诗经·关雎》云,‘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议及男女交拜之礼,徐铉说:“此礼有先例可循,《后魏书·礼志》曾说,‘后初见君,先拜后起,帝后拜先起。’行夫妇之礼,乃人伦之本,事关上祀宗庙,下继后世,即使人君亦不可例外。”
潘佑对此仍持异议,他说:“此礼纯系士庶之礼。王者岂可与庶人相提并论?人君乃天之骄子,无须屈尊交拜。”
论到车服之制,也是久议不决。老于世故的陈致雍,感到争议双方均言之成理,难以取舍,便如实呈奏李煜定夺。李煜觉得此事不宜钦定,又传旨责成文安郡公徐游评判是非,决定行止。
徐游是徐温的孙子,徐温又是李煜祖父李的养父,由于这层瓜葛,徐游为南唐宗室,论辈份是李煜的族叔,中主执政时就专典宫中营缮之事。因此,他的话语在朝野人士心目当中,虽然说不能达到一言九鼎的程度,但起码也会令人口服,起到消弭争议,暂时协调一致的作用。然而,此公无真才实学,靠祖宗余荫过活,善于察言观色,攀龙附凤。他深知李煜好大喜功,此时又正宠信潘佑,于是便采纳了潘佑的主张。①
李煜的心腹们明知李煜和小周后早已共枕同眠,但为了向朝野士庶宣示皇家明媒正娶的神圣与庄严,还得假戏真做,按照古代婚礼的成规,补办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道手续。②为了履行这些手续,小周后不得不暂时离开后宫,回到周家在金陵购置的私宅小住几日。
按照《礼记·昏义》规定的六礼,从提亲到成婚,一般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六个程序。所谓“纳采”,就是男家请人先向女家提亲,如果得到女家允诺,男家再备礼品正式到女家求婚。所谓“问名”,则是男家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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