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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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这一起严重的造谣事件中，最为难堪的不是小小的第八集团军军法处长汉莱上校，恰恰是“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因为汉莱被新闻界逼得理屈词穷走投无路时，可以亮出了他的救命符：　“我是奉上司之命这么说的”；　而李奇微这位上司当然不好把责任再推给他的上司———美国总统，于是，他被犀利的新闻追光紧紧地钉住在舆论舞台的中心，不得不强作镇定，作一番挣扎式的表演了。李奇微将军窘态百出，一次又一次地发表“正式声明”，一会儿说中共杀掉了8000名美国战俘，一会儿说汉莱公布的杀掉5500名美国战俘的数字是正确的数字，一会儿又宣布被杀美俘的最新数字应为6270名，后来又说得比较含混了：　“战俘被杀的统计数字是经过不断地再三估计而确定的，”在战争中失踪的10836　名美国士兵中，还不能确定死亡的人数是多少，但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被共军杀害的美国俘虏大约有6000名。”还有一次又说得十分具体了：　“目前仅仅可以证明有365　人被杀。”

被杀8000人与被杀365　人之间的差额是7635人，两个数字的比例是22：1。这就是李奇微将军对同一件所谓杀人事件所表述的不同数字概念。何况这被杀365　名美俘的基本数字，也是一个杜撰的虚假数字。

按道理说，杀人数字应当是一个极端严肃的数字。可是，从，“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嘴巴中吐出的美俘被杀人数，总是在不断变化，大起大落，活像菜场上的蔬菜价格，可以随行就市，早晚浮动，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李奇微将军如此出尔反尔，贻笑大方，从此，再也无人理睬“朝鲜半岛的‘死亡行军”之说了。

　第16节

一批又一批的“联合国军”战俘，陆续向志愿军俘管处集中。

志愿军俘管处设在鸭绿江南岸的平安北道碧潼郡，它的全称是：　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训练处。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以美军战俘为主的“联合国军”战俘，除个别情况外，主要由志愿军收容管理。

俘管处刚一宣告成立，第一批美英战俘近200　人，很快就从前方押送到了俘管处。

这里的一切都使西方战俘们深感惊讶。

没有呼啸挥舞的皮鞭，没有龇牙咧嘴的警犬，没有层层迭迭的铁丝网，没有直逼心窝的枪口，更没有令人心寒胆颤的呵叱，恰恰相反，竟有善意的微笑和握手……呵！　上帝作证，难道这里会是战俘营吗？！这里是战俘营，地地道道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容管理战俘的特别营地。西方战俘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一个个傻愣着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满脸都是疑惑。半晌，有的战俘开始互相嘀咕：　“我们走进了《天方夜谭》的故事里！　”

“这是中国人的诡计，我们面临着深沉的阴谋。”“上帝，请注意我们的处境，多多保佑我们吧……”　　　　更多的战俘相信眼前活生生的现实，他们有着不同的说法：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人在耍弄我们，像猫儿耍弄被逮住的老鼠。”“来到这里，终于有了一点安全感，至少不必再端着枪去冲锋，为一个不可理解的目标送命了。”

“不管怎么说，从现在起，我们的一只脚已经跨出了地狱之门……”

　第17节

有史以来，中国人头一回收容西方帝国主义军队的战俘。这是不同寻常的军队政治工作，又是一项同新中国外交斗争有着密切关系的特殊使命。担任俘管处主任的是原东北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长王央公，他充分理解这一角色的分量。

王央公早年求读于北京辅仁大学，曾留学日本，抗日战争开始赴延安，入朝时已是不惑之年。他身材魁梧，一副东北汉子的敦实模样，又兼有知识分子的儒雅风度，说起话来眼睛　　一闭一闭，仪态十分沉稳，一句是一句，条理相当清楚，记录下来就是现成的文章。在战俘大会上，他用英语作了一个政治报告，几乎使所有的“联合国军”战俘为之折服。

“同学们，你们好！　请原谅，我不明白到底是上帝还是魔鬼，把你们带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来的……”　　战俘们顿时发出了一阵惊讶的赞叹和议论。他们没有料到这位身穿棉军装的志愿军俘管处“行政长官”，竟能直接甩流利的英语作演讲，不但讲得风趣生动，毫不装腔作势，居然还称战俘为“同学”。多新鲜！　称战俘为“同学”，这将意味着什么呢？　“同学们！　请注意这个称谓……”王央公对这个称谓分外重视，发挥道：　“我之所以要称呼你们为同学，只是想证明一点：　这里，不是监狱，不是集中营，不是流放地，这里是学校。

在这所特别的学校里，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来追求真理……”热烈鼓掌。

“请不忙鼓掌。有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会使你们感到不愉快的问题，我必须表明自己的观点……”会场又立刻转入一片肃静，鸦雀无声。

“我以为，你们的不幸，是在于太不了解今天的东方和今天的中国。1940年的鸦片战争，拥有76万兵力的大清帝国，曾经被5000英国军队所打败，不得不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直捣天津北京，担任联军总司令的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扬言：　‘只要一小队的外国军队，就可以在整个中国从这一端到那一端长驱直入。’这一次战争，又是以侵略者的胜利而告终，满清王朝不得已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向11个帝国主义国家赔款九亿八千多万两银子，同时割让土地，镇压爱国同胞，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过去，中国人为什么会在侵略者面前屡战屡败？　原因只有一条：　统治者腐败无能。恰好在半个世纪后的1950年，以美国为首的所谓‘十六国联军’，又一次在东方耀武扬威，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疯狂侵略我国的友好邻邦朝鲜，把战火一直烧到我国大门口，又连连派飞机轰炸我国东北的城市和乡村。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只好派遣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你们的政府首脑和军事将领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当家作主了，不再是拖辫子缠小脚的奴隶了，所以我们志愿军尽管武器落后，照样能够在朝鲜人民和人民军的配合下，把你们现代化装备的‘十六国联军’打得一败涂地，从鸭绿江边一直打回到‘三八线’。甚至，不管你们这些西方官兵乐意不乐意，还是把你们‘请’到了这里……”听众们发出了会意的笑声。

王央公也笑了起来。接下去他又侃侃而谈，引经据典，讲述了朝中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质，必胜因素，讲述了中国人民军队对战俘实行人道主义待遇的光荣传统和理论根据，说得许多战俘频频点头，有茅塞顿开之感。有些战俘未，必赞成他的政治观点，至少也赞赏他的口才和风度。

当时，志愿军并没有评定军衔。自从王央公主任的这次讲话后，战俘们都不约而同地称呼他为“王将军”。就像王央公称呼战俘为“同学”一样，也表达着一份诚意，包涵着一种尊敬和信赖。

　第18节

战俘越来越多，战俘营的机构必须尽快充实和健全起来。

1951年初夏，在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将军的部署下，俘管处各级机构作了调整和充实，以碧潼为中心，沿鸭绿江南岸呈辐射状的数十公里内，建立了五个战俘团，两个战俘大队。这些俘管单位，都是由国内各大行政区分别配备干部组建的，除两个团收容南朝鲜军俘虏外，其他各团和大队负责管理外俘。当时所说的外俘，指的是非朝鲜籍战俘，也就是除南朝　　鲜战俘以外的“联合国军”战俘，其中占绝大部分的是美国战俘。

收管外俘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要数第一俘管团，驻地在平安北道的昌城，离碧潼的直线距离为34公里。俘管处的工作人员们习惯地把昌城第一团说成是“外俘大本营”。在朝鲜战争前期，整个志愿军俘获的外俘和朝鲜人民军俘获的外俘，除个别情况外，几乎全部都由第一俘管团收容管理，以后才逐步分散，由三个外俘团和两个外俘大队共同收容管理。

如果说，外俘们离开血肉横飞的前线战场，来到志愿军战俘营后的第一个感觉是“一只脚跨出了地狱之门”，那末，志愿军俘管人员跨过鸭绿江踏进俘管处的营地，就没有一点轻松感。相反，他们好像从一个美丽恬静的花园一步迈进一片荆棘丛生的荒丘野地，顿时显得有点手足无措了。

志愿军筹建战俘营，特别是筹建收容西方战俘的机构，完全是被战场形势逼着上马的，是一种赶鸭子上架式的仓促行动，原先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都不曾有过具体的准备。

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初，毛泽东主席通过对敌我实力的客观估量，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冷静的战略设想。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　美国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仅钢产量就比我国多143　倍，美军拥有全世界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在志愿军装备落后以及没有空军、海军参战的情况下，这场战争是一场艰难的战争。因此，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　第一个阶段，志愿军只打防御战，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线，占领朝鲜北部的一块阵地，作战时间为半年左右；　作战歼敌目标是专打南朝鲜军，只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打些孤立的美军。待六个月以后，再考虑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实际战局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预想的程度。除了归功于我方士气高涨，军民团结，指挥得当等因素外，还得利于敌军的狂妄大意，骄纵冒进。因此，志愿军接连两次进攻战役，为时仅两个月，就把敌军打回到了“三八线”。

随着节节胜利，战俘源源押下战场，不仅有成千成万的南朝鲜战俘，也有数以千计的美国战俘以及其他仆从军的战俘。胜利来得意外，矛盾也来得突然。如何收容管理好西方战俘，便成了中国人有史以来头一回遇到的难题。

出兵参加侵朝战争的，一共有16个国家。这16国“联军”的兵力，主要靠的是美国，出兵最多时达一个集团军三个军八个师两个团，共计373500人。其他国家大多只是象征性出兵。法国、澳大利亚、希腊、荷兰、比利时等九个国家各出兵一个营，卢森堡仅出一个50人组成的步兵排，南非联邦只派遣一个仅有4　架飞机的空军中队；　出兵较多的英国为2　个旅，加拿大和土耳其各1　个旅。当时，南朝鲜不是独立的主权国，更不是联合国成员国，但南朝鲜军仍归“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南朝鲜军实际动用兵力最多，达491000人。美方总兵力为904800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同16国“联军”中的13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打过交手仗，结果，这13国侵朝军队和南朝鲜军队都有官兵当了志愿军的俘虏。

相对而言，要管好南朝鲜战俘并不困难，因为他们同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都比较接近，语言隔阂也容易消除；　而要管好主要来自西方世界的“联合国军”战俘群，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大局需要，难办的事也非办好不可！

　第19节

天地间人为贵。谋事在人，人最要紧。头一项刻不容缓的准备工作，便是以最快速度征集最得力的管理人才和翻译人才。

前线的需要，便是祖国的召唤。于是，急如星火，许多优秀干部从各部队相继抽调到了俘管处；　许多英语水平比较高的青年男女，也赶紧报名参加志愿军，纷纷踏上征途，奔赴朝鲜，着手执行这一项不持枪直接参战而其意义又不亚于持枪直接参战的特殊使命……　　四　　爱国主义的旗帜所产生的凝聚力；　是无可比拟的。　　抗美援朝阶段，正是神州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大时代。当时报名参加志愿军赴朝担任战俘管理工作的人们，既有曾经为建立新中国而转战南北刚下征鞍的老战士，也有各个社会阶层的优秀儿女，特别是有一批品学皆优的大学生和具备高等外语水平的专家学子，也争先恐后地投身于这一战斗行列之中。这些人有的出身名门望族，有的刚从海外归来，手中还攥着美英等侨居国的合法居住证，有的从事着满意的专业，有的新婚燕尔，有的刚刚投入爱河；　然而，当祖国需要，他们便可以毫不犹豫地摒弃自身的幸福，将个人安危置之脑后，义无反顾地踏上征途。

这些参加俘管工作的新老战士们，多数人在开头的时候，并不曾料到要跟外国俘虏打交道……

张常瑾原是解放军的一位军事参谋，他闯入志愿军的战俘营，带有戏剧性。

1951年春，25岁的张常瑾率领20多名解放军的青年干部，到朝鲜战场搞战况调查，先到东线的第九兵团兜了一圈，随即折向西行，准备去西线的志愿军部队。在经过碧潼的时候，俘管处主任王央公盛情留客，原来他别有一番用意。

“想不想当志愿军啊？　”王央公含笑道，“只要点个头，手续好办。你们这拨子年轻干部，都是部队里选拔上来的尖子人才，有文化，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眼下，俘管处刚刚建立起来，还是个空架子，人手严重不足，俘虏却在不断增加，乱得一塌糊涂。我看你们就不要走了，留下来帮我们把这一摊子收拾收拾好，意义也不小，有国际影响哩！　”张常瑾读过初级中学，懂一点外语，13岁那年就参加了八路军，当过宣传员，文化教员，后来改行当参谋，文职变成了武职；　这回要他担任俘管处的教育科负责人，武职又变成文职。在战争环境中，职务的多变，往往反映一个人具有广泛的志趣和灵活的适应能力，也反映一个人的责任感和进取精神。张常瑾就是这样的人，风华正茂，虎虎有生气。他看到初进战俘营的外俘确实不好管理，又觉得管理外俘生平头一回，倒也新鲜有趣，二话没说，便答应了下来。

带头雁的行为总具有导向作用。张常瑾的态度一明确，同来的青年战友们异口同声地嚷嚷，都说这样的事用不着商量，前线的需要就是革命军人的天职，志愿军就这么当定了，外俘管理工作就这么干定了。三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政大学教导团副团长张芝荪和第29军联络部部长夏时，相继接到命令，到南京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报到。政治部领导接见他们，告知朝鲜战场迫切需要敌军工作干部，问他们是否愿意入朝工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本是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俩欣然同意。领导便要求他们从部属中动员一批思想好、能力强、身体健康的连级以上干部，火速奔赴朝鲜，组建第一个正规的外俘管理团。张任团长，夏任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期间，张芝荪和夏时在部队中的工作，主要是瓦解敌军和对敌军中起义与投降官兵进行教育训练。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听说要去朝鲜，他俩立刻意识到，朝鲜前线打了大胜仗，抓了大批敌军战俘，又有他们的用武之地了。

二月底，张芝荪与夏时分别率领一批骨干和少数勤杂人员，从南京乘上闷罐列车，北上沈阳，会合后，立即经安东（今丹东）奔赴朝鲜。当时宣布严格纪律，一切行动对外保密，不得给亲友写信通电话发电报，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去向。随带的物品中附有任何解放军的标记都得除去，连毛巾上印着的“八一”军徽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字样也统统剪掉了。

　第20节

当这些管理骨干迅速到达志愿军俘管处的时候，一批批外语人才也相继到了朝鲜。他们从北京来，从上海来，从南京来，从杭州来，从全国最繁华的城市来，来到了没有后方没有安全保障的朝鲜战地。这些外语人才，个个称得上真正的知识分子，那时候谑称“洋包子”。这样的“洋包子”在开国之初为数还很少，犹如凤毛麟角；　物以稀为贵，全社会都把他们当成宝贝，受到普遍的宠荣。一般地说，他们的家庭状况都不同于普通的工农，在成长阶　　段也很少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因此，他们的征程也就显得不同寻常。

后来，全俘管处范围拥有数百名这样的“洋包子”，他们都有着各自的独特经历……

黄亨思，1922年出生，厦门人，越南归侨，因为精通英语，曾在上海铁路局运务处担任外事工作，专与洋人打交道；1949　年8　月参加华东革命大学，结业后分配到浙江崇德县农村参加土地改革。1951年初，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说有重要任务，让他打起背包立刻上区里报到。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政治形势下，他敏感到自己面临的重要任务，很可能同抗美援朝有关。他的热血顷刻沸腾起来了，火速跑到区里。区里只晓得任务重要，却不清楚具体任务是什么，又要他立刻上县里报到。到了县里，也是这么说，为他办好工作调动的手续，只让他立刻上省里报到。省里又要他立刻赶往上海，去华东局报到。华东局又要他立刻奔赴南京，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报到。一路都是悬念，一路都带紧迫感，一路都使黄亨思深为纳闷：自己毕竟不算大人物，干吗要这样郑重其事？！　到了三野政治部，事情才有了一点眉目。三野政治部的干部问他愿意不愿意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他说当然愿意，求之不得。就这样，他填写了军人登记表，换上军装，作为浙江省参加志愿军的特别人选前往朝鲜。同行者总共12人，都是男性青壮年，有教员，有工程师，技术员，人人懂英语。因为时间紧迫，这12人都是这样临时突击动员参加志愿军的。至于去朝鲜以后分工干什么，一时还不清楚。经过东北军区政治部的时候，接待干部才给他们明确了管理外俘的任务。

戎马倥偬，沈阳驻军正处于一种临战状态。因为实在派不出联络人员送他们去接收单位，只得给他们画了路线图，让他们自行选出正副小组长，自己管理自己，一路摸到朝鲜碧潼去。

从安东过了鸭绿江，就是被美军飞机炸成了一片废墟的新义州，满目凄凉，除了给他们这些刚刚穿上军装的知识兵带来愤慨，也给他们留下了关于现代战争的第一个印象———残酷无情。但是他们没有恐惧，既来之，则安之，义无反顾。由新义州到碧潼，还有六七百里路，没有交通工具，只好徒步行走。走就走！　他们在兵站领了10天的干粮———都是苞米饼，外加一些酱菜，边走边吃。因为初到朝鲜，又是最冷的季节，零下二三十度，水土不服，又不断遇到空袭，人人疲劳不堪，个个闹肚子，而大家的斗志却非常高昂。在没有向导，没有朝语翻译的情况下，凭一张地图，凭少量通用汉字，辅以比比划划的手势与朝鲜居民对话，居然一路顺当，原来准备走10天的路程，8　天就到达了目的地，大家还说说笑笑，又唱又跳，都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志愿军人，无师自通，当兵第一课———长途行军，就考了个满分。过了一个来月后，又一批上海“洋包子”到达了朝鲜。　　他们都是在校的大学生，有男有女，年纪最大的22岁，最小的只有17岁。这批人去朝鲜也是秘密动员的。不见兔子不撒鹰，看准了对象摸好了底，外语水平不高的不要，品德不好的不要，身体不健康的不要。很快就挑齐了最佳人选。

白国良，18岁，复旦大学新闻系一年级生。他家是三代华侨，母系家族在印尼，父系家族在菲律宾，后来转到英国，生活过得富裕安定。他有八个兄弟姐妹，男孩只有两个，他是老大，父母对他寄予特别的期待，希望他长大后继承家业，可他一得悉故乡已经解放，急于要回家乡读书，准备为新中国的建设尽一份力量，便吵死吵活要回国。慈爱的妈妈用滔滔热泪也无法使他回心转意。

　第21节

登程了，走海路经过香港，忽然得到消息，附近海域有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布下的水雷，轮船不再续航。当时，一起从印尼回大陆的有十多个青年学生，想下船经陆路前往广州。香港英国当局不许他们下船，没收了他们的护照，企图强制大家搭原来的轮船按原来的航道返回印尼。十几名青年坚决抵制，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斗争，先让有亲戚在香港的伙伴偷偷乘小舢板上岸，通过香港《大公报》等进步报刊发表消息，展开舆论攻势。四天后，终于迫使英国当局作出让步，以“押送过境”的形式，允许这十多位爱国青年在港±岸，从深圳登上大　　陆。白国良到了上海，高考时间已过。高教局体谅海外赤子的一片爱国热忱，批准他作为试读生进了复旦大学。

从决定去朝鲜的时候起，他瞒着所有的海外亲人，一直编写着描述“校园生活”的平安家信，转托一位在杭州的堂兄寄递，居然连续编了三年，骗了三年。他立了功，朝鲜政府授予他军功章，领导机关要向他家中报喜也没法报，只好报到杭州的堂兄家中。直到朝鲜停战后胜利回国，这才把自己赴朝担任俘管工作的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诉亲人，使海外的爸爸妈妈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