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城 作者:李碧华-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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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　。。
　失城　
　　　　　　　　　　　　　　　　　
　　如今想来，事情原来不得不如此。我不得不驶着救护车通街跑，蓝灯不得不闪亮，人也不得不流血、死亡。人死了，爱玉也不得不眉飞色舞，我也不得不和她结合。
　　　　　　　　　　　　　　　　　
　　我第一次目睹流血死亡，才是上班后两个星期。死人毕竟跟实习时的橡皮人儿不一样，会有腥膻的气味，喉头格格的最后呼吸声，还有亲人吵耳的哭闹。
　　　　　　　　　　　　　　　　　
　　伤者在途中已经死亡，同僚在后面说：“不用急，把响号关掉吧，吵死了。”
　　我便慢吞吞的，红灯停车，绿灯前进，像在驾驶学院学车一样。才抵达医院，死尸才抬出，一群男女已经蚁般拥着死者家人：“棺木寿衣殡仪全套。”“我们现在八折。”“我们送寿毡、花圈、私家车接送往火葬场。”“CALL11183888。”我吃惊了，不禁道：“你们可以放过家人吗？”有一个女子，细细小小，戴着一顶垒球帽，高声反驳道：“人要死，死要葬，生意要争，不得不如此呀！”她就是爱玉。
　　　　　　　　　　　　　　　　　
　　我们恋爱，结婚。她怀孕，挺着大肚子找死人生意，我在深夜的街道载着伤者在城市奔驰。在郊外买了小屋，屋前种着丧气的芒果树、细小而非常酸的黄皮果树。
　　当夜班，总在黎明时浇花、煮食，恐怖而平静地期待将来——不得不如此。
　　　　　　　　　　　　　　　　　
　　隔壁搬进来时竟是一个黎明，才5时，吾妻爱玉，正在嚓嚓地踏着衣车，修改寿衣——死者淹死，死后身体竟比生前大了两码，爱玉为死者改他生前穿的西装，我在吃极其难吃的酸黄皮，隔邻驶来了一辆黑小货车，静静地下来了瘦瘦小小的一家人。瘦小青森的男子，瘦小而黑眼圈、头发稀疏的女子，4个瘦小如猫的小孩，合力地搬一张桌子，进入邻屋。又静静地从小货车里搬了几张床褥、枕头、杂物。
　　最小的小孩又提着一个大藤笼，笼里有只肥大无比的大白老鼠。
　　　　　　　　　　　　　　　　　
　　后来见他们一家人在客厅，睡在大桌子上，白老鼠午夜叫得吱吱作响。
　　　　　　　　　　　　　　　　　
　　我和爱玉不大见到我们的新邻居，有时看过去，只见他们空荡荡的大厅，只有一张大桌子可怜兮兮的。青森男人驶着小黑货车上班，瘦小的4个小孩，深夜坐在二楼的露台边看月亮，瘦小女子却独自在客厅里看电视。瘦小的男子深夜在花园修理衣柜，有时我下班回来，男子偶然咧着一排闪亮的白牙向我一笑，瞬间便没有了，黑沉沉的，我总怀疑那不过是个闪亮的梦。
　　　　　　　　　　　　　　　　　
　　爱玉有轻微流血，进院检查。一夜我在花园里吃面包，空气有隔街玫瑰的香气与宁静。忽然有人敲了门，原来是青森男子。他也是这样咧着白牙，怯怯地笑，道：“我叫陈路远。我住在隔壁。”我只好打开门请他：“差不多凌晨了。你们都很晚啊。”他笑：“打扰了。”我接道：“进来喝杯咖啡。”他略一犹豫，才道：“你可以过来一下吗？有些事情发生了。”我吃完最后一口面包，道：“好。我穿件衣服。”
　　　　　　　　　　　　　　　　　
　　陈路远便站在门口等我，抬头看月亮，低下头来，羞羞怯怯地看脚下灿烂的雏菊。我们踏在月白的街道上，我搭讪道：“我叫詹克明。我当救护员。我太太是个殡仪经纪。”陈路远答道：“哦，我是个建筑师。太太没工作。有4个孩子，刚从加拿大回流回来。”才没几步，便到了他家。
　　　　　　　　　　　　　　　　　
　　他家门口有支染血的大铁枝。
　　　　　　　　　　　　　　　　　
　　我略一停步。他只看了铁枝一眼，便引我进入花园，若无其事。我恃着高他几乎一个头，70公斤175公分的身材，也无所谓，便随他进去。
　　　　　　　　　　　　　　　　　
　　门半虚掩，扑面是熟悉的腥膻气睐。他推开了门，门后是一池塘鲜血。
　　　　　　　　　　　　　　　　　
　　“你要进来吗？没关系，他们都死了。”
　　　　　　　　　　　　　　　　　
　　客厅还亮着灯，电视正在播无声的粤语片，镭射唱机转动，传来了巴赫大提琴无伴奏一号组曲。陈路远侧耳听着，现着光辉宁静的、基督徒一样的神情：“多么美丽的音乐。多么接近宗教，像歌德教堂、古埃及金字塔，让人往上望、往上望——生命转瞬即逝。你喜欢巴赫的音乐吗？”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瘦小女子还张着眼，像在看电视，有一种童稚的专注神情，端端正正地坐着，脑浆沿额角流下，穿一件家常运动衣，都湿了，染着血，像流了一身汗。
　　　　　　　　　　　　　　　　　
　　“对不起，吓着了你。要喝杯咖啡吗？”
　　　　　　　　　　　　　　　　　
　　我站在那里，全身冰凉，不由自主地跨了一步。血淹了我的运动鞋，脚尖凉凉腻腻。我说：“还是不了。我想我要报警。”
　　　　　　　　　　　　　　　　　
　　陈路远浅浅地笑起来。“不用急，我弄了咖啡。喝一杯才去报警吧。反正我都在。”又低下头，道：“对不起，麻烦你了。孩子在楼上，要不要去看看？”我急道：“不用了。”忽然心慌意乱，问：“白老鼠呢？”陈路远道：“不得不如此。”
　　也不知有没有答着我的话，又侧身道：“你听听。巴赫的音乐，来回反复，痛苦不堪，又不得不如此。你到过阿姆斯特丹的新教堂吗？我在那里听风琴奏巴赫的音乐。
　　在欧洲，事物长久而宁静。回到香港——发觉我三年前建的公寓房子，已经拆掉——你喜欢巴赫的音乐吗？“我忙道：”哦，我听Kenny　G。我先走了。“他站在血塘中，还是十分有礼道：”对不起，我满脚是血，还是不送了。孩子不知死掉没有，我上去看看。“便扬手叫我走。
　　　　　　　　　　　　　　　　　
　　我发狂地奔跑，在门口绊着了铁枝，“啪”的跌在地上，一路是血。一路的脚印，点点开着，如雪中红莲。
　　　　　　　　　　　　　　　　　
　　“有些事情发生了。事情发生了。发生了。”
　　　　　　　　　　　　　　　　　
　　报警的人有点神经错乱，大概吓着了。我刚收到同僚林佳又升职的消息，区指挥官的职位我无望了。他们说，是由于本地化政策。我独自在夜里吸一口烟，跳望维多利亚港的景色——殖民地将永远消失，像我妻维利亚，不得不永远消失。现在她会在尼波里某个草原小屋的火炉之旁吧，天气已经凉了。但香港是没有季节，不容回顾思索的。如今想来，维利亚离开我已经整整6个年头，期间我竟然没有想起过她。就只在今夜……
　　　　　　　　　　　　　　　　　
　　凌晨12时31分抵达现场。法医、摄影师还未到达，救护员初步证实5个伤者已经死亡。报警者是邻居，红着眼，军装督察跟他道：“伊云思总督察来了。你仔细跟他说一说。”年轻男子便跟我说：“他只是说，有些事件发生了。他没有说，我做了一件事。好像一切跟他没有关系一样。”他脸容非常忧愁。
　　　　　　　　　　　　　　　　　
　　疑犯还在厨房里，督察说。警察到达时他正在煮咖啡，现在在喝咖啡：“就像一切跟他没有关系一样。”督察说。没有上手铐，因为他没有武器，而且非常安静。
　　我一皱眉，便上二楼视察命案现场。
　　　　　　　　　　　　　　　　　
　　“孩子分别是三、四、六、七岁，二男二女，六岁及七岁女儿在这房间。”督察推开了门。大女孩伏在桌上，正在画画，脑后被硬物劈成星状。小女孩正在床上玩玩具熊，手还抱着血熊，颈部被斩至几乎脱落。房中央是一塘血，血中有断指，尸体应该是受害后再移至床上。
　　　　　　　　　　　　　　　　　
　　“3岁及4岁的儿子在这里。我还以为他们在睡觉。”督察推开了另一度房间门。此时摄影师及法医官到了，正在嚓嚓地拍照。两个儿子伏在床上，还盖着被，只是墙上一大片鲜血，脑后亦呈星状，骨头碎裂。“凶器呢？”督察答：“疑犯已经包好在胶袋里面，还标了笺，上写‘凶器：铁枝一枝，刀一把。”“先送他到精神科检查，才下口供。”“YES　SIR。”
　　　　　　　　　　　　　　　　　
　　我在满室血污的房间站了一站：当了警察三十多年，第一次感到血的腥膻与昏浊。我很渴望可以喝一点威士忌酒。窗外有蓝光，微微闪动。我大叫：“把警号关掉，蠢材！”军装遥遥地应道：“YES　SIR。”但仔细一看，原来是蓝蓝的月光静静隐着杀机。我非常的苍老及疲倦，便微微地打了一个颤。我大吃一惊：我知道我老了。我原来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与恐惧，而且孤独。
　　　　　　　　　　　　　　　　　
　　我想我要离开这个殖民地了。殖民地将不复存在。
　　　　　　　　　　　　　　　　　
　　精神科初步诊断疑犯精神正常，有轻微忧郁倾向及患了点伤风。他在警局一直不肯说话，而距离48小时合法拘留只有10小时，疑犯家人都在加拿大，只有死者在港有个民兄。据此人说，谋杀案发生前两天，银行突然多20万现金转帐，案发后翌日收到陈路远寄给他的信，嘱他用了20万元安排死者及4个子女的葬礼：“我恐怕有很长时间不能再见你了。”信上写道。
　　　　　　　　　　　　　　　　　
　　陈路远非常瘦削而且安定，静静地看着我。我开腔道：“案发后你在厨房喝蓝山咖啡。你喜欢蓝山咖啡？”他毫无所动地看着我，就像有谁，有什么，在他里面死了。我心头一动，像看到了我自己。我示意警员出去预备咖啡，我又掏出了在现场搜出的照片。一间乡村房子，大概在加拿大，陈路远一家和一只大牧羊犬站在园子里的照片，全都笑着，连牧羊犬也张着嘴，附和着。陈路远略略低头，看了看照片，又不知看到什么远处去了。警员送来了咖啡及携来了耳筒镭射唱机及喇叭。咖啡香弥了一室昏黄。镭射唱机播着案发时他听着的巴赫大提琴无伴奏一号组曲。我点了一支烟，就深深地陷入沉思与静默之中。
　　　　　　　　　　　　　　　　　
　　“你喜欢巴赫的音乐？”陈路远没有回答。“我想你不愿意再说的了。多么好。
　　你知道吗？我下了班不说话，有时在兰桂坊喝整个黄昏的酒，光听人家在吵。不说话是一种奢侈。“陈路远看着我了，不知在聆听，还是在想。
　　　　　　　　　　　　　　　　　
　　“我太太，她叫做维利亚。我们刚在德布连结了婚我便带她来了香港。你去过爱尔兰吗？那是个美丽而忧愁的地方。草原上有马，春天时满地开了野菊。我们的儿子叫大卫儿，眼底带绿，像爱尔兰的草原。”
　　　　　　　　　　　　　　　　　
　　“维利亚一直不喜欢香港，或许因为我有一个中国女子。一次我醉后竟然透露迷恋上背上纹了一只孔雀的中国女子。翌日回家我发觉维利亚伏在床上，痛得满脸通红，掀开毡子，才见得她背上纹了一只大孔雀，血迹还未干透。我跪在地上求她原谅。”
　　　　　　　　　　　　　　　　　
　　“但没有用。你知道，我是个警察。我是英国人。我无法拒绝殖民地的诱惑。”
　　　　　　　　　　　　　　　　　
　　“她回去过爱尔兰。我带着大卫儿到她姐姐处找她，我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抱着大卫儿在哭。”
　　　　　　　　　　　　　　　　　
　　“又回到了香港。断断续续很多年。大卫儿开始独自上学，交小女孩朋友。维利亚走了，在米兰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要离婚。”
　　　　　　　　　　　　　　　　　
　　“她后来跟了一个意大利人。她去意大利前跟我做最后一次爱。背上的孔雀已经毁掉，她原来优美的背部灼了难看的疤痕。我一边做爱一边流眼泪。她只说：意大利人对我很好，远比你对我好。我这样比较幸福。请原谅我。我不能再背这爱情十字架。”
　　　　　　　　　　　　　　　　　
　　“她走后我开始很沉默。”
　　　　　　　　　　　　　　　　　
　　“生命里面很多事情，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我想你明白。正如我想我明白你。”
　　　　　　　　　　　　　　　　　
　　他便静了下来，好像我是主控官而他是冷血的多重谋杀犯——人的灵魂的幽暗，沉重婉转至不可说，而且无所谓道德。他爱维利亚不比我爱赵眉爱得更多或更少，但他毁了她美丽的背、她的爱意，和她的前半生，而我却杀了赵眉、明明、小二、小远和小四，及大白老鼠。
　　　　　　　　　　　　　　　　　
　　演员下了舞台，疲倦而憔悴。
　　　　　　　　　　　　　　　　　
　　我只是无法背这爱情十字架。
　　　　　　　　　　　　　　　　　
　　但赵眉真的怕。中英谈判触礁，港元急剧下泻，市民到超级市场抢购粮食。赵眉从医院扑来找我，还穿着护士制服，只在我怀中哭道：“住不下去了。让我们结婚，离开香港。”她的白帽在我面前晃动如蝴蝶。别着白帽的竟是一支一支的发夹，无端端地生长着，像刺。
　　　　　　　　　　　　　　　　　
　　她要跟我结婚我便答应了。我没有想过要拒绝，我爱她。
　　　　　　　　　　　　　　　　　
　　“陈路远。”她总是连名带姓地叫我，小小的手伸过来，握着。
　　　　　　　　　　　　　　　　　
　　“很奇怪。近来我老在找东西，总觉得失掉什么似的。”她怯怯地笑起来，“你上班了，我总觉得永远不会见着你似的。”
　　　　　　　　　　　　　　　　　
　　“失去什么。就像你已经在坟墓里了，我在你的坟头走过，在呼唤你的名字。”
　　　　　　　　　　　　　　　　　
　　我一直沉默着。黑暗无处不在，远处公寓房子的灯，已经遥不可及了。是的，失去什么，永远不能再回头了。
　　　　　　　　　　　　　　　　　
　　“我们还是不要想回香港的事了。”赵眉又转念道，“因为我又怀孕了，路远。”
　　　　　　　　　　　　　　　　　
　　“哦——”
　　　　　　　　　　　　　　　　　
　　“一个孩子就是一个新希望。让我们好好的，给他关怀、温柔、爱。”她将我的手轻轻放在她肚皮上。我的手突然发热——惧于生之无知未来，我只吞吞吐吐地道：“一定非要孩子不可吗？”我脑里慢慢浮现一个血婴，半埋在泥土里，赵眉和我，在黑暗中呼唤寻找。'
　　　　　　　　　　　　　　　　　
　　“一定非要孩子不可。”赵眉缓缓地答，很缓慢，但很坚定。我知道她决定了。
　　我们以为自此便可以安顿下来。孩子是个壮大的男婴，我们叫他小远。小远比两个姐姐都好脾气，晚上总酣睡，不大哭。哭也见好便收，性情似乎比较开朗容易。
　　　　　　　　　　　　　　　　　
　　事情还是一件一件地发生。明明上幼儿班，突然不肯上学。赵眉又哄又吓，总不得要领。她已经3岁多，突然扭着脾气，撒了尿。赵眉替她换裤子时才发现她腿上都是瘀痕。她才说：“同学打我。我和幼生讲中文，他们便打我。”幼生是班里另一个中国学生。赵眉触电似的，皱着眉，跟我说：“路远，我怕不幸的事情还是要发生。”
　　　　　　　　　　　　　　　　　
　　裁员还是裁到了我身上。我拿着支票与措辞客气的辞退信，回到家里，在门后缓缓跌坐。冬日的黄昏来得特别早。我怕又是漫天漫地的白雪，婴儿夜夜啼哭，我们互相杀戮伤害，血溅成浅浅的池塘，说不定其中还会开一朵冰凉的白莲。在厨房找到了赵眉，我只能紧紧抱着她：“如今我只有你了，赵眉。”
　　　　　　　　　　　　　　　　　
　　我软弱的时候赵眉总很坚强，为我煮了咖啡，说：“我们还有足够一年半开销的积蓄，况且还可以领救济金。”侧着头，想了想，浮现了一个恍惚的微笑：“幸好三藩市不下雪。不然，我想，我大概会死的……孩子也活不下去……”忽然目光凌厉地看着我。我心头一震，跌碎了手中的咖啡杯。
　　　　　　　　　　　　　　　　　
　　我怀疑我们心里的什么角落，失去记忆与热情，正绵绵地下着雪。在三藩市，在香港。
　　　　　　　　　　　　　　　　　
　　赵眉不再让明明去上学，将她关在屋里，手里却抱着两个婴儿，口里总道：“他们想杀死明明。”又去买了100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车上缝窗帘，将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他们成天在看我们。他们想杀明明。”在家里又穿着雨衣，戴着医生的透明胶手套，穿一双胶雨靴。“我怕，陈路远。雨什么时候才停呢。”而三藩市冬日，阳光丰盛如巴塞隆那。
　　　　　　　　　　　　　　　　　
　　我无法按捺，将明明送回学校，回来紧紧抱着赵眉，撕去她的雨衣，手套、胶雨靴：“赵眉，你有病。我应该怎样做，才可以令你和孩子平安而丰足？”她低下头来，缓缓地道：“大概不可能了，陈路远。”
　　　　　　　　　　　　　　　　　
　　她默默地收拾一地的胶衣服，拉开了一屋墨墨的窗帘，到厨房弄吃的，姿态十分缓慢而安静，像受完电震的精神病人。我站在整洁光亮的客厅中，隐隐听到了赵眉播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忽然感到十分疲倦而且苍老。我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而且恐惧。
　　　　　　　　　　　　　　　　　
　　我竟然动手打她。明明放学回来，小二和小远都饿了，他们就在厨房吃点什么。
　　赵眉还是十分萎靡，只在厨房切切拌拌，小孩吃着，都哭了。我进厨房一看，孩子满口是血，手里还抓着满满的血与肉。赵眉在细细地叱喝着：“吃掉它。吃掉它。
　　吃掉可以驱邪。我们有杀身之祸了。“她竟也瓢起一调匙的生血肉，往嘴里送。我一把揪着她的发，摔掉她的调匙：”这是什么？“她说：”鸡心、牛脾、猪肝。“
　　我指着她的脸：“你给孩子吃这些？”然后我竟然打她，一掌一掌地刮她的脸。孩子哭得更凶了。她也不哭也不闹，只眯着眼看我。我略停手，她转身便操住了厨刀，闪闪亮亮，冰冰凉凉的，搁刺着我的喉头。
　　　　　　　　　　　　　　　　　
　　“你忘记了吗？陈路远。关怀，爱，温柔。”——何以至此。我原来想爱她，关怀她，给她一个温柔的家。
　　　　　　　　　　　　　　　　　
　　明明轻轻地走过来，抱着了赵眉的大腿。赵眉索索地流了一脸的泪，放下了刀，跪下说：“明明，你们父母做错了。从油镬跳进火堆，又从火堆跳进油镬。做错了什么，我们却不晓得。”
　　　　　　　　　　　　　　　　　
　　因为我们以为凭智慧建造了巴比塔，通往天堂。
　　　　　　　　　　　　　　　　　
　　然最终还是毁灭。
　　　　　　　　　　　　　　　　　
　　我独自到了欧洲，又回到了香港。我无法再背负爱情的十字架。
　　　　　　　　　　　　　　　　　
　　然而我已无法再认得香港。我走路缓慢，鞋跟老给人踩着。
　　　　　　　　　　　　　　　　　
　　银行职员问：“先生，身分证号码？”我略一迟疑思索，职员已在叫：“下一位。”我想去檀香咖啡室喝一杯旧香港的浓咖啡，发觉咖啡室已经消失。电话号码都改了7个数字。港式英文我亦不理解，譬如“天地线”。我去看许冠文的电影还会发笑，但整个电影院的年轻人都十分不耐，粗话连篇地叫他“阿伯，收山喇。”
　　民选的立法局议员才20多岁。我在香港迅速衰老。
　　　　　　　　　　　　　　　　　
　　我在杏花村租住一间细小整洁的公寓房子，像爱丽思梦游仙境，回到了单身时的孤独与沉默。闲来坐在窗台上看飞机升降，原物实大的巨大飞行金属，在窗前掠过，跑道在城市与海洋之间，闪闪发亮。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城市，独一无二。
　　　　　　　　　　　　　　　　　
　　我找回旧日的拍档，夜夜工作至晚上10时。生活还可以。午夜浅睡即醒，会昕到婴儿的啼哭，不知是不是幻觉。
　　　　　　　　　　　　　　　　　
　　赵眉和明明还是找到了我。婴儿小远在啼哭，赵眉的腹部已经隆起。我低着头想，怀的是魔鬼怪婴，——我们心中的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