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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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嗍庸婺Ｉ鲜粲凇胺抢硐胄偷摹保簿褪谴有б嫘越嵌冉补婺Ｊ翟谔×恕�1700家钢铁厂在1996年平均年产量为5。4万吨，其中半数以上远远低于这个平均数。56家电视机生产厂家在1991年时的总产量相当于韩国三家企业的生产量。
各省、市之间相互保护自己的市场。上海规定小出租车只能使用排气量在1。6以上的汽车。这显然是为上海大众汽车生产的中型桑塔纳汽车确保市场，因为其他城市生产的小型汽车借以就被强行排除在外了，尤其是抵制了天津与日本大发公司合资生产的夏利小车。而武汉则对桑塔纳实施特别税和特别手续费，甚至高达百分之百，以便保护当地的雪铁龙型小车，这个型号是当地一家集体企业与法国的标致合作生产的小车。81邓的局部市场经济模式带来了一个经济上“军阀混战”的副作用。清朝被推翻后的军阀从政治上割据了中国，此刻的问题是，这种经济上的军阀是否会把国内市场割据成为许多各自为政的地方性保护市场。
这种状况显然不能再继续了。1997年2月17日，邓去世前两天，《中国日报》发出了警报：“大量的重复对经济发出挑战”。许多省份，这家报纸这样评述说，都拥有同样的工业结构，到处都是“重复”建厂，以同样的工厂生产同样的产品。有限的资源消失在创造多余的不经济的生产能力上。经济由于这种不理智的投资而完全失控。
确实如此！邓小平时代经济的特征就是繁荣与破产之间的大幅度螺旋式回旋：在繁荣时期，投资的40％和不少的社会产值都流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里去了；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导致了极度增加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此刻只能紧缩贷款；随着经济的高度增长之后势必是一个衰退，而中国基于劳动力的疾速增加原本就应显示出4％的增长率，而这在工业国家同时也就形成了一种经济衰退。一个这样的经济增长断裂构成了1989年天安门危机的背后原因之一，而这种极度的通货膨胀在此之前已经有所预感。邓却宽容地把这种摇摆看作经济飞速增长难免的代价。
■贪污受贿在蔓延
伴随着邓的局部市场经济的第二个难题就是：贪污受贿在蔓延。
在毛的计划经济中，那是一个大家都贫穷的时代，贪污受贿的机会极其有限。如果处在一个这样的状况下，那就是那些手中握有政治权力，而同时又控制着经济大权的人，难免不先从突突喷出的金矿井里，给自己捞上一把。故此，这种现象蔓延极快，以致于它在邓的晚期已经变成了中国社会体系的一个构成毒瘤。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的程度，不妨以90年代末期贪污受贿状况为例，下面是几段摘要：
政府在1999年8月份公开了国家财政部的一份调查，该调查发现，上半年有2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4亿美元）被官员贪污，并转到私人账号上去了。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1998年上半年发表了一条消息，国家财政拨款中有1200亿元被挪用，这笔数目相当于中央政府税收的1/5。
1998年，一个由朱镕基委派的检查组发现，在1992到1997年间，巨额粮食收购款的40％被吞没或者被挪用。粮食收购部门的亏损一年比一年高，这也就丝毫不令人奇怪了。农民把粮食卖给国家后，得不到全额现金，手中拿着白条，以致于引起农村的不安定。
私吞和挪用的不仅仅是粮食收购款，而且还有日常的公款。铁道部、邮电部离退休金部门的负责人员仅仅在1999年上半年就盗用了人民币10亿元，而煤炭工业系统挪用的离退休金高达60亿元。甚至扶贫款的被挪用问题也不容忽视。在2000年7月，《羊城晚报》披露，财政拨出扶贫款专款488亿人民币，而其中有43亿，也就是10％，并没有用之于扶贫；这些钱却被以假发票转走了。
福建有一个走私团伙，数百名党、政干部同流合污，他们在过去的几年中未经海关而偷运进中国的货物价值达150亿美金。为了把2200辆汽车从俄罗斯和韩国偷运到中国，北海舰队动用了战舰。海关估计，由于偷运使海关每年至少损失1000亿元（相当于120亿美元）。独立观察家估计，国家每年的开支也就是300亿美金，这才是1997年登记进口额的1/5。
1998年，重庆的一座大桥断裂，不少人掉下深谷。大桥的建筑公司与建设部门的官员勾结，使用廉价的建筑材料，而把规定的高质量建材的资金装入自己的腰包。建筑工业和建筑部门官员的贪污受贿问题尤为严重。据估计，由于使用不合格的建材以及粗制滥造的建筑工程，使得每年经济损失达1000亿元人民币。
如同清朝末期一样，卖官的事情重新出现。一个县级党组织负责人事的领导，在两年内出售了不少于200个政府官员职务。在另外一个县，县委书记公然出售反贪局局长的职务，要价26万元人民币。而这个大价也说明，这个位置的油水有多么大。
我们在国有企业的财产流失中已经看到，这些总经理通过种种方式把国有企业收入的部分甚至全部挪为己用。据官方估计，到1997年底，已经有12％的国企资产被他们的老总变成了私人财产。在国企和集体企业拍卖中，买主支付“佣金”是司空见惯的，而且佣金甚至达到合同总额的10％。
裴敏欣（音译）在一篇题为《中国要变成印度尼西亚第二吗？》82的文章中估计，每年由于贪污受贿给国家所造成的损失已经达到国民总产值的5％。贪污受贿所导致的实际损失恐怕远比这个数目还要大，因为贪污受贿助长了经济的非有效经营性发展，尤其是由于它使得政府订单到了那些不具备生产水平、能力的企业，从而假冒伪劣的产品得以出现。
贪污受贿的一个主要源泉就是纳税或者合理的不纳税。邓时国家不设税收确认和征税管理机构。国家获得的税收很低。地方公共事业开支的60％，而农村的则是80％，要靠纳税和手续费来填补。
政府职能部门建立“服务公司”，它们向任何一项能够想到的服务都征收手续费：谁想就某项法则做一些了解，或者获得某项行政管理条例，就得给这个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关服务公司付费。尤其是地方管理部门出于多种目的在许多方面征收费用。其中有些费用是合理的，但是有些纯粹是为了让一些当官的发财致富，为了保障他们丰盛的宴席，为了让他们去购买豪华小轿车，营造豪华别墅，提高补助津贴等等。中央政府的一项调查发现，地方管理部门所增加收费名目中，有90％是未经批准或者完全违法的。其中至少有3000余不同名目的收费条例是违法的。在农村和乡镇，这些非法的收费经常引起农民的强烈抗议。也正是因此而使一些私人企业迫于地方干部强加的额外税收而关门、破产。而国有企业也不免遇到这些地方性额外的税收，但是他们能痛快的支付，因为国家银行会把他们的损失补上的。
这种贪污受贿危及到他改革的中心目标：它蚕食经济增长；它危及政治稳定和共产党的领导。在他的文章中，裴敏欣就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府情况发出警告：在1966到1998年的32年中，印度尼西亚实现了一种在这个世界上令人羡慕的经济增长。但是在1997～1998年的亚洲经济萎缩和国内民众的富裕生活收缩时，其国内的腐败政权也随之就垮台了。人们尽管不得不提防这种令人可悲的状况，但是也要看到，中国不是印度尼西亚。在印度尼西亚，总统不顾民意，把国家的财产转给他的妻、子。苏哈托的六个儿子控制着数千家企业。如此明目张胆的、令人唾弃的贪污受贿在中国的高层还没有。
从党的领导干部到普通的农民，邓在全国范围发动起一场全力投身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民运动。他把数亿人从他们传统的思想方法中解脱出来，并把他们带入到现代社会生活中，同时引发起他们的企业精神、意识。农村私人企业的50％、城市私人企业的20％都出自于农民资金。对人的这种精神唤起为中国经济创造了超过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巨大发展气氛，并使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这是邓给予他的后来者所留下来的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宝贵遗产。
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相信，一个像中国这样大的农业国家能够在20多年的时间里每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几乎达到10％，直到中国发展的事实让大家领教了。在90年代中期，西方许多的观察家们从这种发展的速度中形成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到2010年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国家。这也像那种50年代末期时对苏联的预言、80年代末期对日本的预言那样。也正像苏联以及日本在经过20年后所遇到的情况一样，邓富有成就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到了这样的时刻，作为最大经济国家的预言也落入这样的循环，即它到了发展的最大限度。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
第28章 通货紧缩和亚洲危机（1997…1999）
■邓的南巡——繁荣处在萎缩中
1992年，邓小平以其“南巡”掀起了继1989～1990年萎缩之后的这场巨大的经济繁荣发展。现实的经济增长率迅速在1992年到升达14。2％，并且在1993和1994年分别保持在两位数：13。5％和12。6％。这种繁荣主要是由在工业设备以及房地产领域的投资所带来的，这两个领域的投资增长率在1992年约为44％，在1993年约为62％。资源使用的剧增也使得价格猛涨。1994年零售价指数上涨21。7％，而服务行业的消费价格指数大约上涨了24。1％。这场繁荣由此也导致了高通货膨胀。当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即刻对银行贷款紧急刹车。1996年底，中国庆祝这场“富有成效的软着陆”。朱在不扼杀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终于把零售价格的通货膨胀压低到了6。1％，而经济增长率仍然保持在9。6％的高水平。这也就像以往那种规则的摇摆于繁荣和萎缩之间的涡轮一样。
可是，在此究竟还是出现了新的情况：着陆尚未完结。通货膨胀仍然在继续。1997年11月，通货膨胀冲破了基准线，并转入通货紧缩；零售价指数在1998年下降了大约2。6％。通货紧缩持续了三年，直到2001年末局势仍未明朗，所面临的问题究竟是否解决了？由于通货紧缩也使得经济增长持续滑坡，经济实际增长在1999年只有7。1％。
名义上的经济增长率在1998和1999年应该是各自水平的4。5％，而其中的2％是“人为”的通过政府的凯恩斯主义赤字型经济支出形成的。人们习惯于引用官方报道的经济增长数字，尽管这个数字在这几年似乎特别得高，但是常常以在名义上经济增长数中减去1。5％的方法来处理这个数字。
邓的南下——繁荣（1992～1995）完全与日本的平成景气或者说泡沫经济（1986～1989）相似。像平成景气一样，南下繁荣是通过剧烈投资所形成的；也像它一样，在房地产和工业产品市场出现了严重的过剩，同时留下了许多高债务的企业以及成堆的银行无法收回的难题贷款。作为中国高速发展标志的、为世界所共认的、上海浦东的摩天大楼，在1998～1999年也成为通货紧缩危机的标志。新建的商贸大楼和住宅大楼70％都空着，平方米租金跌到了低谷。
无论是北京、深圳或者广州，所面临的情况与上海是大同小异，别无两样。为富人们修建的别墅山庄无人问津；高大、敞亮的豪华商店走马灯似的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按照邓的想法要建成第二个台湾的海南，在1998年时，沿着数公里长的海岸大街旁躺着的是一幢幢尚未完工的半成品楼，这些都是在朱镕基1994年控制贷款后，由于资金短缺而不得不停建的工程。房地产行业1998年时压在手中的滞销房地产的账面价值估计有9000亿人民币，相当于国民总产值的12％。除此之外，那些为了满足新增长的电子和通讯设施需求而建立的生产企业，其生产能力充其量只能使用50％，甚或更少，这是几乎所有这个领域的企业所面临的状况。对于棉纺织业、钢铁工业、机械制造业、冰箱、洗衣机、电视机、自行车、摩托以及汽车等制造行业来说，市场上的价格战都震耳欲聋，这是被动的降价趋势，它同时也把企业赶上绝路。1998年3月，工业产品的库存量达到国民总产值的23％，其中许多根本就没法销售。
如同10年前日本的情况一样，邓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头。这种模式行之有效的前提是，市场快速增长。在90年代初期，那曾经为毛所形成的贫困经济被战胜，商品的短缺为大量的生产所消除，卖方市场转换成了买方的市场。随着对外开放，尤其是随着进口以及外国投资从而也把一股巨大的外国竞争力带入中国市场。在这种从根本建构上全新的基础上，这种借助于超额投资所建立起来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房地产显得供太大于求了。许多商贸和民用住宅大楼都是在这种不良环境下或者是以不合理的方式建成的，其中有些恐怕根本就找不到买主或者租房人。同样的是，许多国有企业以及集体企业的生产设备水平太老了，把它们作为废铁去卖还说得过去，因为它们在目前的条件下根本就没有竞争能力。在邓的局部市场经济的剧烈投资中，形成了一种“泡沫工业”，它们现在的生产能力远远低于自己的规模所应有的。
■1997～1998年亚洲经济风暴
1997年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不得不放弃，它们抗争了6个月，想维持住泰铢对美元的兑换率，可是此刻不得不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第一天泰铢对美元的比率就下跌了15％，到年底下跌了近乎一半。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东亚和东南亚其他与美元挂钩的小老虎都面临危机，它们的货币随之几乎一个接一个地垮了下去。韩元与美元的兑换率在1997年初还是844：1，可是到了12月底就创造了下跌的记录，1891韩元兑换1美元。印度尼西亚的货币也同时被击垮，因为在1997年初2383个印尼兑换1个美金，但是到了来年的1月22日就变成了16000：1。唯有香港政府在10月23日面对港元所遇到的打击进行了一场戏剧性的保卫战，也就是采取了隔夜拆借利息折年利息300％的措施。港元的保卫战也就以高利息、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破产以及严重的经济萎缩的代价开始了。如同货币一样，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也崩溃了。最糟糕的是印度尼西亚，这场经济危机也致使苏哈托政府垮台。台湾显示出了其具有反击力，在这场危机中，其货币和经济增长也只是略微被削弱了一些。
这场亚洲危机从核心上被解释为货币和经济危机，解释为由它们所导致的危机，起因于日本、欧洲以及美国银行突然把它们的资金从东亚诸国抽回去的动作。但是，这些解释仅仅是表面性的，问题是：这些银行为什么要撤回它们的资金？对此的回答只能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几只小老虎经济增长策略的有效性已经结束了。这完全像日本不考虑利润和欠债而形成巨大的生产能力，目的是把产品投放到世界市场上去一样。这也像电子工业在日本形成主要的出口产品一样。早在1996年，也就是在亚洲危机爆发前一年，就有迹象表明，世界市场就已经无法承受东亚出口的洪流了。韩国的出口增长率从1995年的31。5％下降到只有4。1％；所出口产品的数量尽管还在增加，但是出口的价格却迭下去了。譬如作为韩国当年出口产品的16兆的储存片，出口价格下跌了80％。那长期行之有效的日本增长模式，此时使这些经济发展的小老虎走到了尽头。【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1。祸不单行
中国的通货紧缩也被绝大多数观察家看作为亚洲危机的组成部分。就两个危机所显示出来的许多类似性来说，这个看法不无道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危机是由外部点燃的，也就是由于撤回外国资金所拉响的，而中国则是由于通货紧缩。随着东亚和东南亚邻国货币在1998年疾速贬值及其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就触及到了前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出口和外资流入，从而也给中国所面临的国内经济问题火上浇油。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是中国主要销售市场之一：中国出口的17％销往日本；5％销往韩国；4％销往其他亚洲国家。1998年中国出口到亚洲的总量大约减少了25％，而此借助于增大向美国和欧洲的出口量依然无法抵消。如果说1997年时的总出口额还增长了21％的话，那么1998年也就只增长了0。5％。那给1997年经济增长加上了2％的成绩的贸易，在1998年也就只能加上很小的一点点，而且这个增加的真正原因还是由于进口减少了1。5％的缘故。亚洲经济发展诸小老虎的货币严重贬值也增强了其对中国企业的竞争，这不仅反应在世界市场上，也表现在国内市场上。中国出口的价格下降，尽管1998年实际的出口产品额增加了大约8。2％，但是出口所创外汇额却只增加了0。5％。在国内市场上，尤其是韩国的进口产品加剧了市场价格战，并增加了通货紧缩。
而外资流入额的减少，也加剧了已经对中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境外直接投资的80％以上来自于这个地区，即香港、台湾、日本和韩国作为主要的投资者。而亚洲危机中，这些投资显然疾速减少。这些减少借助于来自欧、美的直接投资而得到了抵消，但是外国银行，尤其是日本银行大量的撤回贷款所造成的缺口却无法抵消。与此有关的还有香港股票市场的萎缩。在1997年9月时，中国股票在香港创造了上涨记录，但1998年H股（中国国有企业股票）相对于高点下跌了80％；红星股票下跌了69％。北京政府为了大量地吸收资本，帮助许多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但是所有这些计划现在都不可避免地落空了。
2。“由此刻开始，亚洲的领头羊是中国，不再是日本”
面对这样严峻的亚洲危机，中国尽管如此艰难，毅然自己去消化经济难题；经过这场危机，中国的政治形象在亚洲地区和整个世界一下子提高了。朱镕基采取了放弃通过货币贬值去解决通货紧缩的做法。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人民币贬值会再一次燃起亚洲邻国连锁的货币贬值，并最终也会使中国受到拖累。中国甚至还投入了10亿美元，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维护泰国货币稳定的项目。
东亚和东南亚的危机也涉及到权力的转移，这是90年代以来在这个地区就一直酝酿的。一个过时、变得缺乏勇气和目标的日本已经过时了。在70年代，在一代人以前，日本接受了这个角色，要带动东亚、东南亚向前迈进。可是它现在却把这个地区向深沟里推：日本银行撤回巨额资金；日本企业通过出口补助、想方设法拯救自己，却放弃通过扩大进口帮助其他陷入这场危机中的国家。而中国相反却在这个地区的货币贬值中作为中流砥柱；当日本在1998年通过日元相应贬值而强化了亚洲危机时，中国却坚持人民币的价值维持稳定不变。作为美国总统克林顿的9天国事访问的序曲，这个置身局外的中国却做出了高尚的牺牲，《哈拉尔德论坛报》在1998年6月29日这样写道：“由此刻开始，亚洲的领头羊是中国，不再是日本”。肯定，现在做出这样的估计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经济实力，去取代日本在对南亚的发展援助和银行贷款。但是《哈拉尔德论坛报》的这种欢呼声是在宣布未来。
第29章 国家工业危机的爆发（1995…1999）
■邓领导下的国有企业解体
当邓1978年重返政坛的时候，所有的生产设施都属于国家。农业经济是公社集体所有；78％的工业是国有企业，22％属于城乡集体。国家与集体所有的区别也就是纸面上的。掌握集体农场和集体企业实际上并非理论上的所有者集体，而是地方的党、政干部。
邓的改革使这些实质上挂在国家经济车头上的列车一节一节地被解除掉。邓允许农民回归到事实上的私人农业经济上去。随之，他又允许村、镇以及城里人独立开业。在城市里，这种新的独立开业者最初着重活跃在服务性行业，在街道边摆摊、开出租车、开饭馆和零售商店；自从1987年以来，在个体户和家庭企业的同时，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私人企业（至少有7名雇工）。与服务性行业并列，在农村也出现了庞大的第二产业，尽管其中的绝大部分还属于村镇所有，但是它们从一开始就以私有经济的模式在运作，而且现在已经成了私人所有。中国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构成了解除国有经济的第三个方式。在80年代，香港、台湾的华人在轻工业领域开办了数以万计的小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自1992年始，传统的西方和日本跨国公司也进入中国，并且以巨额投资和高技术在华开办大型合资企业和分公司。到1997年，也就是在改革20年后，当年那清一色的国有经济已经转变成为色彩斑斓的企业经济，在其中，不同特色的所有制形式相互竞争、并存。
这份官方统计区分如下：
1。国有企业：1997年有30。5万国有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小型企业。12。8万家企业活动在生产领域，2/3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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