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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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师是没有编制限制的，所以，在最鼎盛的时期，“总统”医疗小组的医生就有13名左右，几乎比较重要的科别都齐全了，所以有人讥讽，官邸完全成了一间大医院。这虽是一句嘲讽的话，可是，和实情也相去不远。光是这个小组的名医名单，大概就可以羡煞平民百姓。　
　　在小组之下，主要医官包括：　
　　召集人：王师揆，专长是神经外科。所谓召集人就是负责实际的医务工作，并随时要负责向蒋“总统”或是夫人宋美龄报告病情发展，提供宋夫人决定之参考。　
　　骨科：邓述微，兼任“三军总医院”院长，后来曾任振兴复健医院院长，后因院务理念和孔令伟不合而离开振兴。　
　　胸腔外科：卢光舜。　
　　胸腔内科：陈耀翰。　
　　心脏内科：熊丸、姜必宁、李有柄、董玉京。　
　　心脏外科：俞瑞璋。　
　　肾脏科：谭柱光。　
　　麻醉科：王学仕。　
　　新陈代谢科：赵彬宇。　
　　牙科：曾平治。　
　　泌尿外科：郑不非。　
　　眼科：林和鸣。　
　　官邸对医师是相当礼遇的，尤其是对专门回国医治老先生的余南庚，更是礼遇有加，不但让他住新盖好的圆山大饭店豪华套房，而且还提供一部凯迪拉克专用轿车，当然，来回机票和一些相对的高报酬亦是难免。余南庚对老先生的病情，实在可以说得上是鞠躬尽瘁、不舍昼夜，几乎是全天候在看护老先生。　
　　但是，余南庚以外的医疗小组成员，每个人的待遇和境况，便不尽相同了，加上官邸在“总统”病笃之后，大小杂务可以说是大部分掌握在孔二小姐和宋美龄手中，她们有各自的立场和看法，和医官们专业的立场又有所差异，因而，难免在某些问题上，容易发生争议的情况。　
　　大体而言，医疗小组的医官们在医学界都已有一定的地位和声望，可是，当他们处在官邸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人际生态环境中，难免有许多格格不入。人说古代御医难当，可是现代“御医”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然而可贵的是，不论是官邸工作人员或是医官，在“总统”病重的那段时间，大家可以说是发挥了高度的吃苦耐劳精神，这就是老一辈的使命感，即使大家的肉体再怎么疲惫，大家多半是抱着咬牙强忍的心态，希望老先生的身体能够尽快痊愈。　
　　在医疗设备方面，当时只要是各个军公医院，有任何新的进口医疗器材，一定必须先送到荣民总医院六病房使用；如果需要添置什么新的器材、药品，更是由各军公医院无止境提供。甚至为了“总统”长年使用六病房，六病房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有关方面又嫌它太小不够新颖，另外又要“荣总”编列预算，兴建一处新的“总统”病房，可惜这个新的大型“总统”病房，还没落成，老先生就已经病逝。　　　　　　　　　
医官、副官为蒋介石掏粪　　　　　　　
　　许多罹患冠状动脉病变的人，如果遇到昏迷的情况，最初的两个星期，通常是最具关键性的时刻。假如熬不过两个星期，就只有准备后事。然而，像蒋介石这样昏迷时间长达半年的，恐怕在一般病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个案，堪称奇迹。　
　　在这段昏迷的日子，蒋介石身上至少插了三根管子，包括供给氧气的氧气管、供给流质食物的胃管和手上的点滴管，就是这些药物和营养品，在维系他脆弱的生命。可是，进入“荣总　
　　”之后，也就是余南庚博士来台后的这段时间，老先生的各项检验报告显示，已经有日渐好转的迹象，一切情况慢慢稳定下来。　
　　为了让蒋介石的病情稳下来，我们付出了相当可观的代价，而老先生强烈的求生意志，则更是他得以转危为安的主要原因。　
　　但是，蒋介石因长期卧床，已经使得他的肌肉出现了明显的萎缩状态，我们守候在一旁的人，早就发觉他的右手首先有了蜷曲的现象，这大概是因为长期吊打点滴的关系，此外，由于血管硬化，腿部肌肉也有萎缩的情形，所幸，老先生的肠胃一向很好，所以，经过胃管灌食营养流质食物，吸收的状况十分良好。孔令伟孔二小姐为蒋介石的起居照顾问题，动了不少脑筋，她在这方面还真是小有天才。　
　　譬如，老先生在昏迷时期，我们为了怕老先生久卧病床身上长褥疮，大概每隔两个小时要为他翻一次身，并且做全身按摩，以活络血脉。可是，每次我们为他翻身时，他的小便就因膀胱失禁而不自觉流出来，所以我们为他按摩之外，还经常要给他换床单和衣裤，一天总要换个好几次。　
　　除小便失禁外，解大便更是一大问题，所以，大概每隔一两天，就要由医官为老先生“掏粪”。所谓“掏粪”，其实就是由医务人员戴手套，然后用手指直接伸到老先生的直肠内，将已经结成颗粒状的粪便，一粒一粒地挖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的身体维持正常的排泄循环。但是，每次的“掏粪”工作，总要忙得医官满头大汗。　
　　当时，做“掏粪”工作的主要是邓述微院长。他在做这件工作时，通常我是他的重要助手，我们做这个工作一直做到蒋介石苏醒后还是要继续做，原因无他，就是医官考虑到蒋“总统　
　　”的心脏负荷的问题。因为，根据医学临床证实，有许多心脏病患者，是在解手特别是解大便时，心脏病突然发作而死亡。所以，即使他已经醒来，医官还是不敢让他自己解大便，还是由邓院长和我们副官人员，亲手为他继续“掏粪”。　
　　孔二小姐见到医官每每为了解决老先生的排便问题，忙得团团转，她就动脑筋，何不叫木匠，把病床的床垫略作改装，是不是可以把问题变得轻松一些？　
　　她动了一阵子脑筋，终于想出一个妙法，她叫官邸内务科的木匠，把老先生病床的床板做成活动的，可以在我们要为老先生更换床单或是衣裤的时间，把床板抽出呈一个“L”形，这样换起床单来，既方便又省力，而且，孔二小姐去订做了一个海绵制的床垫，在床垫中间，也就是老先生躺卧时靠臀部的地方，挖了一个碗口大的洞，每当医师和副官要为老先生“掏粪”时，就可以直接透过这个床垫的小洞，进行这项向来被一般医师视为畏途的工作。　
　　此外，在为老先生翻身时常见的小便失禁情况，孔二小姐也想出一招妙招，便是使用长条型的塑胶袋，套在裤子里，这样就大致解决了小便失禁问题。　
　　蒋介石在陷入昏迷之初，体温曾经一度高达40度以上，而且，他的肺脏有三分之二的部分已有积水现象，只有三分之一的肺部尚在正常运作。所以，他从一开始昏迷到最后，始终是套着氧气管，一刻不能中断氧气。　
　　医生给他打了大量的盘尼西林针剂，目的是希望把肺脏积水的部位，控制在原有的那三分之二的区域，不要再进一步扩大。　
　　有位医官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就好像是官兵围堵强盗，假如官兵的人数比强盗少时，惟独把强盗全部挤压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要让强盗四散，侵蚀到其他正常的部位，这样是一种最保险的治疗方式。　
　　换言之，当时，“总统”医疗小组的见解和处置，是希望用一种比较消极但是却很稳健的诊疗方式，把蒋“总统”从极端不稳定的阶段，慢慢恢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下，这样才有可能使得“总统”苏醒过来。他们不赞成给类似老先生这样的心脏病患者太强烈的猛药，或是过于剧烈的治疗手段，以免弄巧成拙。　
　　我相信，医疗小组会采取这种方式，倒不是投鼠忌器，而是基于病患实际情况，而下的一种处置。　
　　最早，医疗小组这个策略，确实有着一定程度的成效，而且可以说是老先生半年后得以苏醒的主因。可是，到老先生真正醒过来之后，宋美龄那边却有了另一种看法，她急切地希望见到蒋介石能够很快恢复往日的活动力，并且马上就和正常人一样，能够回“总统府”上班。　
　　然而，在“总统”医疗小组的眼中，这样急切的心理，反而会乱了整个的治疗计划，不但对“总统”的健康无益，甚者反而会为他带来难以逆料的后果。　
　　这样两种格格不入、全然不同的医疗见解，为日后老先生的治疗工作，投下一团阴影，也在宋美龄和医疗小组之间，预设了双方矛盾的伏笔。　　　　　　　　　
苏醒之后　　　　　　　
　　1973年的元月间，蒋介石终于从沉睡般的昏迷中，苏醒过来。　
　　他的苏醒，给宋美龄以下的官邸人士极大的兴奋感，尤其教人不敢置信的，是老先生苏醒以后，除了身体体力明显大不如前以外，他的脑力特别是记忆力，竟然未受到昏迷的影响。对　
　　于老先生的身体渐渐健朗，大家都非常欣慰，可是，毕竟他依旧是有病在身，尤其是因为手脚肌肉的萎缩和变形，在行动上有诸多不便，所以，在日常生活上更加依赖我们官邸和医疗小组的工作人员。　
　　就拿1973、1974年每年的夏天来说，因为老先生平常就是个既怕热，却又忌讳吹电扇、吹冷气的人，这样的状况下，就苦了我们这些副官。　
　　以往他身体还很健康的时候，我们早已习惯帮他在夏天用蒲扇给他打扇子扬风，可是，他从昏迷中醒来后，似乎较以往更为怕热，要我们不分日夜为他打扇子扬风，否则他就睡不着觉。　
　　那一段时期，大家因为要轮番照顾他，体力和精神上都感觉有些吃不消。我们吃在“荣总”、睡在“荣总”，根本没有什么自己的假日时间，长久下来，焉有不疲惫困顿的道理？原本　
　　，我们是八个小时一班，然而这个时候的八个小时，和老先生健康时的八小时的班，是完全不同的，服侍病中的老先生，不但要帮医官护士做医护助手，还要兼做一般医院所谓“特别看护”的事情，举凡只要是医护人员不做的任何杂务，不论那个工作是否污秽肮脏，我们都没有任何选择不做的机会。　
　　因为我们处理的工作，多半是和老先生切身起居有关，若放在以前，如果我们谁有什么病痛的情况，官邸的医官还不会太注意我们会不会影响老先生及其家人。可是，自从他病了之后，我们这些副官，只要有人患了感冒，即使是很轻微的感冒，也要向医官报告，医官立刻会为我们诊治。最初，医官比较紧张，凡是有一个下人感冒了，他们总是立刻叫这人离开病房，以免传染给体弱的老先生。有次我们已经连续有好几个副官感冒，几个人都不能服勤，最　
　　后连我也感冒了，还发着高烧，还是要继续值班，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就叫惟一没感冒的李振民副官睡到老先生旁边值夜，白天时，我工作只好戴上口罩，以免散布病菌。　
　　我为什么会患感冒都还要照顾老先生？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不少副官都因太劳累而生病，另一方面，老先生那时上下床都要有人抱他，而偏偏李振民的个子矮小，老先生怕李振民抱不动他，每次李振民主动要去抱他下床，老先生马上制止，并说：“我不要你抱，叫其他人过来　
　　！”医官知道我感冒了，可是老先生指定要我去服侍他，医官只好叫我戴上口罩，不要把细菌传染给老先生。　［小说下载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当时这段抱病照顾蒋介石的经历，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蒋先生向来是一个比较好动的人，自从生病以后，活动的机会少了，但在心理上，他还是一直想活动一下，可是又偏偏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就只好由其他的方面去满足，好比是按摩。他苏醒后，也许是神经比较迟钝，有时候明明我们已经用了相当的力道，为他按摩已经萎缩的右手或是左手，纵使我们再怎么用力，他也似乎没有什么感觉，有时候他误以为我们按摩不够用力，还大声斥责：“叫你们力气大一点，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即使我们拼老命使出更大的力气给他按摩，可是他依然不满意。　
　　本来是好动的人，一下子给疾病绑在床上，毕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长时间躺在床上，身心两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有时候他情绪不稳，一个晚上起来好几次，几乎已是家常便饭。　
　　在病房里，他身上至少插了三根以上的管子，而且手脚肌肉都有萎缩的情况，每次起身，都要由我们连身体和管子抱上轮椅，而且，照官邸的老规矩，他起床后，侍卫官就要通知所有的侍卫人员，叫大家起来待命，即使在“荣总”住院，也是按此老规矩行事，所以，他起来几次，所有的工作人员和轮班的医护人员就要被折腾几次，绝对不会幸免。　
　　有几次，他也是想起来走走，可是医官觉得他身体还很衰弱，怕他起来不便，更怕他起来后，连接在他胸前的心电图电线，就要暂时拔除，这就等于暂时无法监控他的心跳纪录，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比如说像心脏停止跳动的情况，谁负得起责任？所以医官多半不主张他起床太过频繁，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起床会有什么严重的后遗症发生，他这样一个长期卧病的老人，总觉得是不是医护人员故意给他行动上设限制，有几次他对医护人员一再劝阻他下床大为光火，他冲着医官大骂：“我说要起来就是要起来，到底你们是总统还是我是总统？”　
　　他发这么大的脾气，还会有谁敢去阻挡，只有悉听尊便了。　
　　所以，有一次蒋介石曾创下一天内起床23次的纪录，他执意想起来的原因，大概是想试试自己到底还能不能脚踏实地地站起来，可是，他每次起床大概只有几分钟，就气喘不止，然　
　　后又吵着要回床上，等到回床上躺下没一会儿，他却又嚷着要下床，就这样周而复始地上上下下，把所有工作人员搞得鸡犬不宁、暗自叫苦。　
　　蒋先生复苏以后，情况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善，可是，经过一阵子以后，医官已经允许他可以在六病房四周坐在轮椅上活动，有时候他的体力比较好时，还让他到下面去走几圈。　
　　有几次，老先生心血来潮，在宋美龄提议下，又找电影股的人去找电影片子，要在六病房放电影。官邸人员立刻照办，为他弄来最新档期的电影，可是，他看了几分钟以后，就说不想看了。其实，给他看电影，也只是希望舒解一下他的心情，让他不要太过烦闷，电影大概只看了几次，后来就没再放过。　
　　老先生苏醒后不久，宋美龄对“总统”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以及官邸上下的工作人员，多时以来的辛勤努力十分感谢，在六病房时每逢年节都会设庆功宴，向医疗小组成员致谢。有时，老先生都还特地从床上起来，向在场的人员致意，这一点，蒋宋夫妇是做得相当周到也可以说很有人情味。　　　　　　　　　
宋美龄导演“健康政治”　　　　　　　
　　蒋介石卧病期间，外间当然免不了会有一些关于他病情传说的风言风语，为了“辟谣”　
　　，宋美龄和官邸人士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从运用家族的重要活动，向外界“证明＂“总统　
　　”尚健在，就可以看出宋美龄女士长于外交的手腕。　
　　我的印象中，老先生在病中，一共对外露了四次脸，而这四次的公开露面，都是由宋美龄一手决策设计，并且是其中的灵魂人物。　
　　病中的蒋先生第一次在新闻媒体曝光，是在1973年间，他最小的孙子蒋孝勇结婚的时候。　
　　孝勇的婚礼在士林官邸的礼拜堂凯歌堂举行，那时，老先生还在“荣总”调养，虽然他已经苏醒过来，只是不适合长途走动，所以这次的婚礼并没有惊动他，孝勇夫妇是在行礼之后，按照奉化家乡的习俗，给老先生这位家族长者奉茶。　
　　当天上午，我们和平常一样，给老先生穿上长袍马褂，坐在六病房的客厅椅子上，由宋美龄代表蒋介石接受孝勇夫妇的奉茶仪式。　
　　那次的奉茶仪式，宋美龄特别决定选这个主题，对外发布新闻，说明“总统”为最小的孙子主持了婚礼的奉茶仪式，并且对外证明老先生的病情正在康复中。这次的曝光，显得非常自然，实际上也没有造作的地方，当然，官邸在对外的说词上，必须斟酌外界的可能反应和联想。所以，在对外的用字遣词上，都是字斟句酌、小心谨慎。　
　　然而不可否认的，蒋介石毕竟是有病在身的老人，从他的神色可以看出他的确经历过一番和疾病搏斗的艰辛历程，这个艰辛历程，使得他的双眼眼眶严重下陷，而且脸庞消瘦，有经验的人很容易猜出他的病情。　
　　第二次曝光是1973年11月间，国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参加全会的10位主席团主席，到“荣总”会客室晋见这位国民党总裁。　
　　那次的晋见，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带领三中全会10位主席团主席，到“荣总”见老先生，然而，当时老先生的右手肌肉萎缩的情形，已经十分严重，即使坐着的时候右手也会因无法控制而不自觉地垂下来。到底该怎么掩饰右手的缺点？大家都没有想到一个比较妥善的方法。后来，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何不用透明胶布将老先生萎缩的右手手腕索性“绑”在椅子的把手上，然后再穿上长袍马褂，这样外表就看不出来他的右手有什么问题了。我把这个想法向上面反映，上面马上拍手叫好，于是，就照我的方法，先为老先生穿好他惯常穿的长袍马褂，然后再把他用轮椅推到“荣总”会客室，等他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坐定，我们便立刻用透明胶布在他右手手腕上方绕上一圈，直接粘在沙发的右边把手上，把他的右手问题处理完毕，才通知主席团要晋见的人员一一进场。　
　　虽然那时蒋介石的身体有些清瘦，但精神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医官怕他离开心电图监视的时间太久，会引起危险，在有关方面安排行程时，特别要求尽量把接见的时间压缩，当然，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更是全员戒备，在会场一旁随时待命，只要他稍有情况，就马上采取必要的急救手段。　
　　第三次曝光，是在蒋孝武夫妇带着年方周岁的蒋友松，去士林官邸探望蒋老先生夫妇。那次的家族活动，在宋美龄应允下，决定发布一张蒋家的全家家族照，再一次“证实”老先生还好好地活在人间，一扫当时有关老先生已不在人世的不实传言。　
　　那张照片画面上显示，老先生手上抱着他最小的曾孙友松，一家人和乐融融的样子。实际上，友松只有在拍照的时候，才象征性地放在老先生手腕上，真正在他手上的时间大概只有几分钟不到的时间。　
　　第四次的曝光，是时势所迫的曝光，但也是别无选择的一次纯政治性曝光。　
　　时间是1975年初，那时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即将离职回美国，他其实早在一两年前，就已经几次向台湾当局提出晋见“蒋总统”的请求，但是，以前几次不是老先生正在昏迷状态，就是病情尚未明朗，不便接见，而美国方面已经根据种种迹象，猜测台湾的政治强人蒋介石应该已罹染重病，因为老先生已经有好长一段时期没有到“总统府”上班，而且，在许多老先生一向不轻易缺席的场合却看不见老先生的踪影，可见，老先生有病是个事实，不是空穴来风。面对马康卫离职返美前的最后一次晋见请求，宋美龄左思右想，权衡见与不见的利弊得失，最后和她的心腹商量的结果，还是决定接见。因为，见比不见更好，只有见，才可以免去不必要的误解和臆测，何况，这时日本和台湾刚刚“断交”，大陆已经进入联合国，如果我们再对美国有失礼动作，很可能对彼此的“邦谊”有负面影响。　
　　然而，为了让马康卫晋见蒋“总统”的过程显得天衣无缝，士林官邸确实费了一番巧思。　
　　在马康卫来晋见“总统”前夕，士林官邸内务科和有关部门的人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然而，宋美龄对接见计划是胸有成竹的，因为，她有很好的英语语言基础，而且，在美国早一辈的外交圈子里，她的能力和人际关系也是一流的，所以，她没有要求台湾当局任何一位“外交”人员作陪，她认为只要她陪伴“总统”接见马康卫，就已足堪应付大局。　
　　可是，她惟一比较不放心的还是老先生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撑持一段时间？因为接见马康卫，不可能像见国民党主席团主席，见个十几分钟，敷衍一下，毕竟主席团主席都是老先生的部属，即使不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若是对美国“大使”也是这么敷衍十几分钟，恐怕还比不见来得更为失礼。　
　　便是这个原因，医疗小组的医官对此又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还是强调蒋“总统”是不宜离开心电图的监视太久的，否则没人可以保证他不会有任何令人措手不及的意外发生，何况，他已经有几次心跳突然停止的情况，尤其令人忧心的，便是他的每次心跳停止间隔时间已有日渐缩短的迹象，假如情况进一步恶化的话，谁能把握老先生不会因为一时兴奋或是冲动，而使心脏受到致命的刺激？　
　　然而，尽管医疗小组的医生们如此悲观，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意思还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