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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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尽管医疗小组的医生们如此悲观，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意思还是不改变接见马康卫的决心，为了国民党的前途，必须冒一次险。　
　　接见照计划进行：那天下午，马康卫准时依约前来，蒋介石早在马康卫来之前，就已经端坐在士林官邸的客厅等候，医疗小组则在后侧隐秘处严阵以待，我们副官则在料理完杂务之后，退据在客厅后方等候差遣。　
　　我清楚地看见老先生和夫人的表情和谈话过程，只是我并不懂英语，所以，听不清他们的交　
　　谈内容，可是，他们的交谈状况，我却清楚在目。　
　　老先生的表情那天有一点僵化，脸上表情不太自然，偶尔会讲几句中国话，但任何和他有过交谈经验的人或者从未交谈过的人，都可以发觉，他的舌头出了一些问题，似乎有些硬化的感觉，而且谈话时还会喘着大气，这正证明了老先生的病是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了。　
　　然而，幸好还有宋美龄一旁协助，让马康卫“了解”老先生的意思，并且适时地掩饰老先生的口齿不清和词不达意。　
　　几次重要接见安排下来，让医疗小组召集人王师揆胆子都快吓破了，每次宋美龄告诉他老先生哪天要见某某，他总是极力反对，后来他和我们闲谈谈起：“你们不知道我每次要担多少心，但又不得不接受上级的指示，没有办法制止，心情真是非常复杂。”　
　　除了这四次主要的对外曝光，老先生的病情新闻便从来不曾在任何正式媒体上面出现，这是当时国民党控制言论的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例证。当时有不少人总认为“总统”的病情要是轻易外泄，好像会对台湾未来造成什么致命影响似的。其实那时蒋经国基本上已经掌控了整个台湾未来大局，就算老先生去世，其实已经不具任何实质上的影响，只会在心理上，形成对国民党权力中心的短暂压力，这则是不争事实。　　　　　　　　　
抓权力比养身体更重要　　　　　　　
　　赶快回到“总统府”上班，可以说是宋美龄对蒋介石苏醒后，最急切的一种渴望，然而，老先生又何尝不是做如此想？　
　　蒋介石在苏醒后不久，曾经一度想叫我们为他准备纸笔砚墨，要想练练毛笔字。可是，他自己试了几次，知道自己的右手萎缩得相当严重，已经没力气握笔了。但他还是很努力地练习握笔写字，只是仍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试想一个当年是“一国之尊”的“总统”，曾经批过多少重要文件、下达过多少命令，可是，当年那只指挥千军万马的右手，如今却不听使唤了，他的内心怎能不暗自神伤？　
　　为要老先生赶快痊愈，然后可以立即销假上班，夫人宋美龄和她四周的亲信，莫不伤透脑筋。他们在照顾老先生的工作上，也费了很大的功夫，像孔二小姐便是最好的例证，孔令伟被赋予的任务之一，是夜里的查勤。　
　　老先生从昏迷状态苏醒之后，若遇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就叫我们副官为他打扇子扇风，但是老先生也体谅我们站着扬风很辛苦，有时候他会叫我们坐着扬。这一坐，反而我们的瞌睡都来了。尤其是入夜以后，六号病房只开了盏小灯泡，昏黄的光线下，隐约见到他躺在病床上，一旁的心电图发出有规律的鸣叫，加上已经忙了整个白天，我们差不多都会在值班时忍不住打起瞌睡来。　
　　正班的副官通常是和两位值班照顾老先生的护士，一起在老先生病榻旁守候，防止有任何突发情况。护士一般来说，她们是专业人员，晚上若有轮值守夜，白天大致上不会有太重的任务给她们，和我们情况不同，所以她们也极少有打瞌睡的事情发生。　
　　可是，孔二小姐她可不管这些，反正值班的人不能尽职，就是不对。她晚上经常是一身暗色的西装，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就身轻如燕地从外面走进六号病房，先在进来的地方探个头看看，到底有没有人在打瞌睡。要是有人敢打瞌睡给她瞧见，她会毫不留情面地给那个睡觉的人一顿狠骂。　
　　不过她的理由也很有道理：“要是你们睡着了，先生心电图有什么不正常的反应，谁能够及时回报？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岂可如此随便？”　
　　当年我们多半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了，体力大不如年轻时代那样丰沛，何况我们有时是24小时不眠不休地工作，一天没有多少睡眠时间，所以，值班打瞌睡可以说是人的生理自然反应，其实，我们又何尝不知道本身任务的重要性。　
　　孔二小姐始终没有为了值班打瞌睡的事责备过我，我还记得有一回，我轮值夜班，守在老先生床榻边，不知不觉中，禁不住白天的疲累，我竟然意识昏沉地打起瞌睡来。隔了一会儿，护士小姐把我唤醒，她说：“翁元！刚刚总经理（指孔令伟孔二小姐）来过，她知道你在打瞌睡，没有把你叫起来，你运气很好！”　
　　我振作起精神，咬紧牙关，再也不敢打瞌睡了。　
　　蒋介石自己也对病情十分着急，他时常很焦急地想起床试着走动一下，长期躺在床上，他内心有说不出的苦闷和焦躁。他也巴不得马上回“总统府”上班复职，但是，他的体力和医官的要求，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次，他听蒋经国报告，说高速公路已经通车到桃园的杨梅，他很兴奋地说想去高速公路上兜风转一转，我们只好为他备车，在车队当中，少不了要一辆救护车随护其中，以防特殊情况。　
　　谁知车队不过到了泰山附近，他觉得非常疲倦，身体受不了，又要求车队立刻折返台北，就这样，我们的车队就在高速公路上来个大转弯，直接回到台北。　
　　他自己非常清楚心有余力不足的窘境，已让他处于一种极度低潮的状态下。　
　　宋美龄非常了解老先生的心境，她其实更希望老先生赶快——最好是明天就能和从前一样，回到“总统府”办公，重新掌握实际权力。因而，老夫人也无所不用其极地动各种脑筋，要让老先生很快就能恢复活动力。　
　　1974年间，老先生的心脏仍然没有显著改善的迹象，但是，夫人宋美龄却听从孔二小姐的建议，从振兴复健医院请了一位外国复健医生，每天专门为老先生做各种复健运动，并且按摩全身肌肉，但是成效却十分有限。　
　　宋美龄的心急和烦躁，可以从1974年11月23日，她不顾医疗小组阻拦，硬是要搬回士林官邸中看出她对老先生病程的漫长，和医院病房生活孤寂的不耐。　
　　她对着医疗小组的医官吼叫：“我不管！他（指蒋介石）如果不搬，我还是要回士林官邸过CHRISTMAS（圣诞节）！我搬回去！”　
　　在宋美龄的坚持下，老先生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医疗小组只好从命，连同老先生一起搬回士林官邸。为了老先生回士林官邸休养，差点没把整座六号病房的所有医疗设备都折回士林官邸。所以，我们当时就戏称士林官邸几乎成了一座小型荣民总医院，各种医疗器材应有尽有，连可以搬动的X光摄影机虽然体积过于庞大，还是整部一起搬到士林。　
　　在夫人宋美龄的执意坚持下，蒋宋夫妇回到士林官邸过圣诞节，可是，这也是两人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这一点大概是宋美龄所始料未及的。　　　　　　　　　
是庸医误诊吗？　　　　　　　
　　1975年3月间，老夫人宋美龄听从心腹友人建议，请了一位美国胸腔专家医师来为老先生诊治。这位美国医生看了老先生的病历和检验报告以后，当场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老先生病情所以没有显著的起色，和他的肺脏有三分之二浸泡在“水”里有关。所以，他建议蒋“总统”最好能够立即进行“肺脏穿刺手术”，只有把肺脏里边的积水抽除，才可以让心脏病好起来。这是这位美国医生的理论，可是，“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官却坚决反对这样激烈的诊治方式。　
　　医疗小组的理由十分简单，他们认为，蒋“总统”已经年高89岁，这样的高龄，照临床经验，是根本不适合做这种穿刺手术的，因为有太多的变数很难掌握，而且，一旦发生手术并发症，任谁也无从负责。　
　　当时，蒋介石的心脏已经有几次停止跳动的情况，已经足以让医疗小组的医生们胆战心惊，如果在手术进行中，或是手术完成后，发生不可逆料的结果，到底责任如何归属？这是不得不加以厘清的。　
　　医疗小组召集人王师揆主任，向宋美龄力陈进行背部穿刺肺脏手术的高度危险性，并再三劝诫千万不可进行这项手术，宋美龄听取了双方的各种意见，还是坚持主张立即进行穿刺手术，她很坚定地说：“专家提出的意见很好，我们为什么不能试试看再说？就这样决定了，我负全权责任！”　
　　宋美龄坚持己见，王师揆尽管有自己的专业知识支持他的看法，可是，宋美龄是“总统”的配偶，她不但在法律上有充分的权力做这样的决定，而且她还贵为“第一夫人”，官邸的大小事情她大权在握，有谁能违背她的意思？所以，只好任由宋美龄同意美国医生的建议，马上准备做背部穿刺肺脏的手术。　
　　王师揆事后告诉我们，他始终认为“总统”不应该接受背部穿刺手术，他所持的理由很简单：“总统的肺脏虽说有三分之二泡在积水里，但是，这就好比是一个土匪窝，我们的目的是把土匪包围在土匪窝里，不让他有机会往外边扩散。可是，如果施行了背部穿刺手术，就等于把土匪窝的窠巢打破了，土匪全部倾巢而出，那还得了，连同其他健康的肺部也受到感染，这就无法控制局面了！”　
　　医疗小组已经用盘尼西林这类的消炎药品，包围老先生肺脏中的这个“土匪窝”有两三年时间，医疗小组的控制方法，虽说十分消极，可是，这可说是最稳妥的一种治疗方式，既不会伤及老先生身体的健康部分，也不会危及老先生的性命，反而可以暂时把肺部的积水，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谁知道，因为1974年底以来，发生几次心脏停止跳动的情形，宋美龄对医疗小组的传统消极医疗方式，开始产生动摇。据他们医官说，医疗小组的医疗方法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但是，这种专业的事情，对一个一心一意只要自己丈夫好起来的人来说，实在已很难以听得入耳。　
　　美国医生为老先生施行的背部穿刺手术可以说十分成功，医生从老先生的肺脏抽出大约一碗的脓水，可是手术本身虽然圆满成功，而手术的后遗症却接踵而至。结束手术当天晚上，老先生的体温立刻由原来的37摄氏度多，上升到41摄氏度，把医疗小组的成员一时之间搞得手忙脚乱，官邸立刻又回复到1972年老先生刚昏迷那一阵子的混乱场面，危疑惊恐，不知伊于胡底。　
　　手术完成后的第二天，一个更令人震惊的现象发生了！原本老先生在每年春天都会复发一次小便带血，这年的出血现象不但提早到来，而且这次的小便带血，来得既急又猛，简直有些像是大出血。　
　　这次泌尿出血的情形，病况来得太猛，医疗小组的医官郑不非整整为老先生输了250CC血浆，才使情况稳定下来。　＇小说下载网　。。＇
　　高烧不退，小便大出血不说，更让医疗小组万分紧张的，就是老先生心脏停止跳动的频率不但愈来愈高，而且其间隔也愈来愈近，这个危险的信号，让医疗小组的所有成员，开始感受到空前未有的压力。　
　　在我值班的时候，就亲眼看过几次突发情况，本来明明心电图画面是很正常的曲线，可是在一阵杂乱的曲线以后，画面忽然呈一条白色的直线，我知道这就是心脏停止搏动的讯号，立刻呼唤医官来做紧急处理。　
　　许多次的心跳停止好像多半是在深夜，只要突发这样的情况，一定急召所有的医疗小组成员，连夜赶回士林官邸，有的轮值医官从自己卧房赶来病榻前，还是一身睡衣打扮，可是大家已顾不了衣衫不整的丑态，一心一意只想到替老先生救命。　
　　这样的紧张场面，两三个月里面总有个一次以上，时间间隔上，还不算太接近。可是，到了1975年初，特别是做完背部穿刺手术以后，老先生的心脏更是警讯频频，一夕数惊，我们坐在他的床榻前，守望着连接他心脏的心电图画面看着那曲线忽强忽弱、上下跳动，真是令人冷汗直冒。　
　　一位医官有次就很无奈地私下告诉我们说：“老先生这次大概很难熬过去了，唉！快油尽灯枯了！”　
　　不祥的气氛笼罩着士林官邸，有的人意志消沉，有的人则在幻想另一个奇迹。　　　　　　　　　
回光返照　　　　　　　
　　1975年4月5日上午，蒋经国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来看望他父亲。通常，他早上会和蒋介石就一些政务，做短时间的交谈，他们交谈时，从不避讳我们这些在一旁的随侍。那天，我依稀听见蒋经国告诉老先生，说他上午要去参加纪念张伯龄先生的100岁诞辰，下午还要到阳明山陈大庆和苟云生的坟上看看。一会儿，他就退出老先生的房间，下楼离去。　
　　我记得那天特别闷热，气压也还异于往常，天空乌云翻腾，似乎从空气中都能让人嗅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那个上午，官邸的中央空调原来放的暖气一时还未冷却下来，所以暂时不能开冷气。那天我们特地派人到“荣总”去借摇头电扇，可是，哪知道那天“荣总”居然因为放假，没有人上班，找不到管理人，因而没有借到电扇。　
　　蒋介石平日是既不吹电扇，也不吹冷气的人。我们所以想去借电扇，还是因为那天实在闷热得出奇，我们想借只电扇，对着墙壁吹，让老先生稍微凉爽一些。　
　　5日下午，轮到我4～8时当班随侍老先生。那天我觉得他似乎比以前情绪还要烦躁，他不停地起床又躺下，躺下又想再起来，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医护人员在一旁见他情绪那样不稳定，就在旁边劝慰他，要他多休息，不要这样一下起来，一下又躺下。他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对医官的劝说根本置之不理，医护人员也对他无可奈何，只有任由他这样上上下下。那时，老先生原先的小便带血和高烧都已经缓和下来，然而他的心脏扩大和时常间歇性停止跳动的情形，则还是此起彼落，时有所闻。　
　　晚上，蒋经国又回到士林官邸陪宋美龄晚餐后，他照往例先向老先生请安，然后在他房内两人谈了几分钟，蒋经国见老先生似乎有些倦容，就告诉老先生：“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走出房门之前，还吩咐医官给老先生吃几颗镇定剂。事实上，所谓的镇定剂其实是假的，因为自从老先生心脏不好以后，医官就不主张再给他吃安眠药或是镇定剂之类的药，以免影响他的心脏，因而都是以一些维他命的药丸来哄骗老先生，叫他吃了还是可以在心理上产生“催眠”效果。　
　　医官把药丸给老先生服下后，已经是晚间8点钟，到了我交班的时间。于是，我就把任务交给下一班的副官李振民。交了班，我就回副官房间，想好好睡上一觉。　
　　正在我意识蒙胧的时刻，依稀听见楼上楼下非常急促的脚步声，忽而跑向东忽而跑向西，而且愈来愈急促，愈来愈杂乱，因为自己忙了一整天，实在已经累得不省人事，便不知不觉地昏睡过去了。　
　　大约是晚上11点多的时候，李大伟突然把我从睡梦中摇醒，我还以为是叫我换班，我睡眼蒙胧中觉得我才没睡多久，为什么就要叫我换班，实在有些费解：“干什么！轮到我上班了吗？”李大伟神情紧张地说：“什么上班，老先生都已经过去啦！快点起来，大家现在忙得一塌糊涂，起来帮忙！”我脑中顿时一片空白，匆匆起床，李大伟才告诉我整个事情的发生经过。　
　　原来，在晚上8点55分左右，老先生已沉睡多时，可是孰料心电图上的心搏曲线，忽然变成一条白色直线，当班的护士和李振民召唤所有的医护人员立刻到老先生身边进行急救。　
　　那天值班的医官是俞瑞璋，他身穿睡衣，狼狈不堪地冲到老先生病榻前，二话不说，就给老先生施行急救，包括实施电击。可是连续做了几次电击，老先生的心脏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时，医疗小组知道事态非常严重，这次要救活老先生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这个最新的不幸消息。　
　　蒋经国从士林官邸刚回到七海官邸，正要上床就寝，没想到电话铃声大作，要他立刻再回士林官邸，蒋经国本身也对这次的紧急情况心知不祥，等他赶到士林官邸，老先生早已归西，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　
　　我被李大伟叫醒之后，立即奔至老先生病榻旁帮忙，我进房门的时候，见到屋内人声鼎沸，蒋经国先生在房间角落的壁炉边低声啜泣，夫人宋美龄则在病榻边面色冷峻而忧戚，显得非常难过，现场一片忧伤悲戚的气氛。医生放弃了急救之后，已经开始在为老先生戴上假牙，然后通知“副总统”严家淦等当局高官，请他们速来士林官邸见“总统”最后遗容。　
　　严家淦等人瞻仰了遗容以后，就准备为老先生移灵，移灵用的是“荣总”为老先生新买的进口救护车，我们正把老先生遗体移上救护车，天上突然响起隆隆雷声，紧接着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移灵车队不能受天候影响而延误时间，所以，车队就在滂沱大雷雨之中，从士林官邸缓缓前进。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我们移灵的车队从士林官邸走到中山北路的时候，雨却又奇迹似的停了。　
　　噫兮天命哉！蒋中正一生为权力所累，到他昏迷过程当中，还在呓语中念兹在兹地提到要“反攻大陆”，如今思之，已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梦。然而，他毕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迹，有关他的评价，后世史家自有公论，不必我等赘言。　　　　　　　　　
重现蒋介石颜容　　　　　　　
　　服侍蒋介石近30年，老先生一言一行，都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直到今天，老先生已经辞世近30年，我还是偶尔会在梦中梦见老先生在世时的情景，和在官邸的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一点没有改变。　
　　对老先生，我有几幕比较深刻的印象，至今仍难以忘怀。　
　　一次是他偶尔向座车侍卫季峻宫提起我，不久，官邸缺少一个副官，他就差人叫我去官邸服务。可见，即使像挑选一个副官这样简单的事情，他都是非常小心谨慎，而只要他对某人有了深刻的好印象，他就会一直对那人对味。　
　　还有一年，在一个宴会场合，宴会已经结束，他坐在位子上休息，我则在忙着收餐具。在我正不经意用手抓起高脚洋酒杯，准备集中收存的时候，老先生忽然说：“翁副官，你这样拿酒杯是不对的，这么拿杯子是会失礼的。你看我拿酒杯的样子！”说完，他很优美地用手托起一只高脚酒杯，然后又说：“你看，洋酒杯应该这样托着拿，不是手抓着它，这样会在杯口留下指纹，很不礼貌。”　
　　试想一个贵为“领袖”的老人，竟然亲自为副官示范如何正确取拿洋酒杯，他的平易近人、细腻守礼，直教我敬佩有加，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老先生对我的工作，从来没有任何的严词责备，而我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的差错。记得1968年，我以身体健康的理由，申请离开官邸，老先生知道了以后，还亲自找了医官垂询我的病情，到我临行前，他还在召见时告诉我：“等你好了以后，需要的时候再请你回来。”语气亲切真诚，后来到钱副官、李大伟科长生病时，他第一个又想到我，叫我再回到他的身边。　
　　甚至在1973～1974年间，那时在“荣总”六号病房，我正在替老先生做全身按摩，他突然之间问我：“翁元，你受过什么军事教育吗？”我被他这样突如其来一问，不知道该怎么答复才恰当，我只好直接说：“报告先生，我因为一直跟在您身边，所以没有受过什么军事教育，或是正规的高等教育。”他听完接着问道：“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啊？”我就从实地告诉他实情。或许这只是因为他在医院里没有人可以和他聊天，所以，在心情烦闷无聊的情况下，才找我问话。经过这样的接谈，当时也在一旁值班的医疗小组医官姜必宁事后和我打趣：“翁副官，你这下子不得了了，老先生问你这些话，表示你升官有望，老先生要提拔你了！”我闻言笑了一笑，后来虽然什么事都没有，可是，老先生对我的关切之情，委实让我到现在都还感怀不已。　
　　当然，老先生也有他严肃的一面，但他的严肃却不失其宽厚与细腻。　
　　例如，有一回我在中兴宾馆代班当中临时请了半天假，出去办一件私事，请同事代理。第二天，老先生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昨天怎么没有来？以后应该要跟我请假呀！”还有一次，有位护士骆小姐有事叫我，她叫了一声：“翁元！请你过来一下！”老先生听了马上纠正她说：“骆小姐！你不可以叫他的名字，应该叫他翁副官才是！”这些点点滴滴，虽然都是一些小事情，却是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的。　　　　　　　　　
*第十章：再做蒋氏家臣内侍 　　　　　
　　从刚到台湾来的时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