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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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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据医生的推测，蒋经国那次所以会有发高烧的情况，应该和他的糖尿病有关。
当我将他送达“荣总”后准备离去，他还很诚恳地对我说：“谢谢你！”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当选“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在他就职前夕，他的二公子蒋孝武建议他父亲，应该和老先生一样，在身边有几个贴身副官伺候他的起居生活，蒋孝武想了半天，没有什么现成的适当人选，他于是想到我们在慈湖的这几个人：“为什么不叫慈湖两位阿爷的副官来照顾父亲？”
蒋经国对这个建议始终不置可否，蒋孝武知道他父亲的个性，如果不置可否的话，就是表示他已经默认同意了，因而，就在蒋经国就职的第二天，给我们下达了调职命令，并且当天就到“七海”报到。
我们带着简单的行囊到“七海”报到后，我和王文浩副官采取隔天轮班的方式，也就是说一个人轮一天，每次值班的时间是24小时。因为我们到了“七海”，原来“七海”的老管家汪妈，没有房间住，只好搬到阳明山蒋孝武住的地方去，顺便也替蒋孝武料理些家务。
可是，在我们的工作做得很顺手的时候，有一天，蒋经国忽然通知侍卫长，要我们再回慈湖守护陵寝，我们也被弄得满头雾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犯了什么错，可是，上命难违，只有乖乖收拾行囊准备走人。
不久，蒋经国特别找了副侍卫长来告诉我们原因：“总统特地要我来告诉你们，绝对不是你们做不好，或是犯了什么错，而是他看到你们就会联想起老先生，怕自己徒增感伤，所以，只有把你们再调回慈湖，他特别要我来慰勉你们，向你们做解释。”
后来据说蒋孝武也问他原因，他也是说同样的话。
我们很清楚，蒋经国并不习惯用贴身副官，在心态上，他以前就一直想改变士林官邸老先生时代的那套老作风，何况，他在以前，几乎所有的私事都是自己打理的，从不假手他人，我们到了以后，为他处理一些私人的事情，当然让他觉得很不自在。我们也清楚，错并不在我们，而是蒋经国没有办法调适当“总统”处处有人服侍他的情况。
1979年，蒋经国因为摄护腺开刀，荣民总医院建议他最好能够有几位护士到官邸，照料开刀后他的生活起居，可是蒋经国对这项建议表示难以同意，但是，那时他刚刚开完刀出院，也确实需要人照顾他的日常生活，然而，他却对护士到官邸服侍心存排斥，两相权衡，他想想倒不如再把我们两个在慈湖守灵的副官派到他身边服侍他。
有一日，我们接到“总统府”办公室主任周应龙的通知，要我们立刻“去六号报到”。我们起先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有关蒋经国开刀的讯息，所以，得到要我们“去六号报到”的命令，我根本有些莫名其妙。后来，去了“荣总”的六号病房，才晓得里面这次是住了刚刚动完摄护腺手术的蒋经国，要我们去报到，其实就是要我们去服侍蒋经国。
蒋经国见了我们的第一句话是：“我要请你们帮一阵忙，因为我刚开完摄护腺，需要休息一段时候，至于如何轮班完全看你们方便。”
开始那几天，蒋经国不论是大小便或是洗澡，都要我们帮忙照料，从这一天以后，蒋经国再也没有向我们讲过说不要我们了，因为这次的开刀休养时间，他也慢慢习惯了有人照料的生活，从此，我就留在“七海”，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因此，我就这样成了“回锅”副官。
*第十一章：没有声音的“第一夫人”
其实，蒋方良是一个非常质朴而和善的女人，她具有东方女性特有的温婉性格，所以，老先生曾经在她生日的时候，送给她一则贺词，上书“贤良慈孝”四字，可见老先生对她的疼爱。
蒋方良好酒量
和蒋宋夫妇相比，蒋经国夫妇间的感情，可以说是另一种典型，有些官邸的同事认为他们是相敬如“冰”，我想这是一个政治家庭在所难免的。在外界的传说中，总有一些人认为因为蒋方良生活太过苦闷，所以染上了酗酒的习惯。
其实，俄国人原本就擅长喝酒，欢喜喝酒，外人对方良女士嗜酒如命，甚至借酒浇愁的说法，恐怕有相当一部分是渲染过头了。
刚到台湾之初，当时台湾还不准进口俄国酒，有人知道方良喜欢喝伏特加，特地想办法从香港弄来大批的伏特加，送到蒋经国的家里。所以，当时蒋经国的家里有不少伏特加烈酒，只要有兴致，夫妻俩总不忘在自家饭桌上，斟酒对酌。
论酒量，方良的酒量绝对不输给蒋经国，可是蒋方良从来不在公开场合与人较量喝酒的能耐，而蒋方良若是真要跟蒋经国一较高下的话，方良不见得会居下风。
当然，蒋经国因为公务的关系，必须经常和同僚或是部属喝酒应酬，久而久之，也练就了一身好酒量。
50年代，岛内的“国军”部队大力推动所谓的“克难运动”，每年都要选出“克难英雄”，做公开表扬。
当年只要是选出了“克难连队”之后，照例蒋经国要到那个部队去和全体官兵吃顿饭。所谓“克难连队”，大概都是以连为单位，一个连队总有100来人，照例，蒋经国会逐桌敬酒。当年的蒋经国喝起酒来可一点都不含糊，要喝就干杯，绝不拖泥带水，几桌敬酒下来，他却脸不红、气不喘，由此可见他的酒量确实十分可观。
蒋经国的酒量况且如此惊人，何况是蒋方良。
烟酒不分家，蒋方良早年也会抽烟，她的香烟多半是放在衣橱里，防止小孩子拿到，可是她的儿子们还是精明有加，不久就发现妈妈放烟的地方，经常趁人不备，偷烟到学校抽。
学英语学京剧
五六十年代，台湾和美国的关系趋于和好之际，蒋经国和美国一些官员的接触也日渐频繁，但是以前蒋经国的英文并不是很好，为了和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军方和情报单位的官员搞好关系，蒋经国在英文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不但自己在语言方面痛下苦功，连蒋方良他也为她请了一位美国驻台“大使馆”某“参事”的太太，到家里来教蒋方良英文，后来，又请了一位英国人去长安东路官邸教他们夫妇英文，两人可以说在英文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蒋经国夫妇后来的英文程度都不错，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以后，美国西方公司的克莱恩到台湾来，经常到蒋经国的家里做客，大家都是用英文交谈。
蒋经国生病后，蒋方良就很少出门，上午就坐在客厅看看英文报纸，像《CHINAPOST》（《中国邮报》）、《CHINANEWS》（《中国新闻》）之类的书报，聊以打发时间。
蒋方良喜欢喝酒的传闻此起彼落，但是，她这个俄国女子竟会喜爱上中国的京戏，恐怕更是让人不可思议。
早在40年代，蒋方良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京戏，只是那时还是跟着纯欣赏的阶段，但是，却因为蒋经国的缘故，结识了不少京戏界人士倒是不争的事实，除了梅兰芳这样的大牌演员之外，像后来来台后红遍半边天的顾正秋、焦鸿英等人，都和蒋家大少爷夫妇结下了不解的戏缘。
来台之初，台北不像当年上海那样的十里洋场，有各式各样的娱乐消遣，何况在官宦家庭，先生经常不在家，蒋方良当然必须要懂得自我排遣的方法，否则难免生活单调难耐。
早期，在军中对国剧推行最不遗余力的，首推那时的“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在他的催生下，台湾部队中的京戏团先后诞生，如“大鹏”就是王叔铭将军一手栽培起来的，在他的刻意培植下，也出了不少名伶，像徐露、郭小庄等。
蒋经国和王叔铭因为同系留俄同学，而且老先生对王叔铭的忠心，又是十分激赏，因而两家的关系向来不差。在长安东路时代，两家就时相往还，有如通家之好，所以，蒋经国夫妇便有较多的机会接触京剧。后来，经国先生夫妇有意想学唱京戏，有人介绍了一位名角——有“美艳亲王”之称的焦鸿英小姐，给经国夫妇认识。蒋方良对这个新鲜的艺术活动，很感兴趣，相当用心地学了一阵子。
三分钟热度球迷
蒋方良年轻时代对运动向来是很热衷的，对球类活动亦不例外。
最早，蒋方良对保龄球很有兴趣，她在运动方面也确实颇有天赋，玩什么就精通什么，曾经有一段时间，她经常到距离士林不远的圆山保龄球馆去打保龄球。
没多久，她就打得相当出色，可是，却不知何故中途停辍。
保龄球不打了，在王永澍夫人、媳妇蒋孝文夫人徐乃锦的教导下，蒋方良学会了打高尔夫球，从此蒋方良就对高尔夫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后大概只要有空，她就会在王永澍夫人和长媳徐乃锦的陪同下，一起去老淡水高尔夫球场打球。
可是，后来打没几个星期，她又不打了，大概和她本身有气喘的毛病，以及球伴不易寻找有关。毕竟像王永澍夫人和徐乃锦等人，还是有自己的工作要做，若是偶尔找球伴不好找，蒋方良就没办法打成球了，几次下来，蒋方良大概自己也渐渐失去对高尔夫球的兴趣，于是，她又把球具束之高阁，从此再也没听她提过高尔夫球。当时蒋经国是蛮鼓励她常做这类有益身体的活动。
座车事件
蒋经国当上“总统”之后，“总统府”第三局计划给蒋经国更换座车，可是却碰了一鼻子灰。
一向以节俭自期的蒋经国，向来不喜欢浪费铺张，他在“行政院长”时代，坐的是一部旧的美国别克轿车，当了“总统”以后，照当时首长座车的有关规定，蒋经国应该可以更换更大的七人座凯迪拉克豪华轿车。“总统府”三局就依照这个规定，要为蒋经国换车，可是蒋经国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马上告诉承办人员，他的座车不必更换，他强调，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原来的那部别克车。相关人员听他这么说，只有连连说是。
可是，新上任的“行政院长”孙运璇却因为老的座车被蒋经国开走了，没有“院长”的专属座车，只有把原来在当“经济部长”时的一部裕隆汽车，开到“行政院”，作为“院长”座车。然而堂堂“行政院长”还是坐“经济部长”时的老车，似乎还是不太妥当，有相关的幕僚人员就此事向蒋经国报告，蒋经国一听，觉得对孙运璇有些过意不去，就告诉自己的幕僚：“这样的话，干脆就把总统座车给孙院长坐吧！”
幕僚人员一听，知道他还是希望继续坐他的旧的别克座车，执意不肯换车。
蒋方良从来不过问蒋经国的公务，所以她并不清楚丈夫拒绝换新车的原委。有一天，蒋经国下班回“七海”官邸，在车子进官邸大门的时候，一眼瞧见怎么车库里停着一辆簇新的凯迪拉克七人座，就问侍卫那是谁的车子，侍卫当然据实以告，说是夫人的新座车。蒋经国当时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他当然也知道错不在蒋方良，可是当他知道太太是坐这部七人座，带着大批侍卫和随从，一行浩浩荡荡到老淡水高尔夫球场去打球。他就告诉蒋方良，他自己的座车还是原来“行政院长”的那部老车子，他不预备换新车，为了不要太招摇，他要太太不要再坐那部新的“总统”夫人座车。
但是，蒋方良还是要有专有的座车，蒋经国隔天就要“总统府”三局为蒋方良买部福特千里马，然后退掉凯迪拉克七人座。
福特千里马买来以后，蒋经国还亲自试乘了一次。那次，蒋经国刚好要到慈湖谒灵，就顺道试搭了一次福特千里马，在车上，蒋经国直说：“我看千里马也不错嘛！”于是，就打算把这部千里马作为蒋方良的座车。
丈夫虽然说福特千里马也不错，但是，蒋方良并不做此想，那部福特千里马蒋方良才坐两次，她就向武官反映，千里马好是好，可是还是没有原来的别克车坐起来舒服。蒋方良要武官把原来的那辆别克车再设法开回来，武官告诉蒋方良，原来的那部别克轿车，已经拨给蒋孝文当座车去了，但蒋方良要车，武官岂有不从之理，只有去想别的办法。
后来，武官还是给经国夫人设法弄了一部新的别克车，就这样平息了一场夫人座车之争。当然，蒋经国也清楚蒋方良不喜欢那部千里马，只是，他不愿再为了座车的事，再和蒋方良有什么争执。
那时，连“副总统”谢东闵和以后的“副总统”李登辉都是坐凯迪拉克七人座，惟独蒋经国不愿换车，蒋经国最早在大陆时期就是坐别克轿车，一直到晚年，甚至当了“总统”，他还是对别克车情有独钟。既然他坚持不肯换车，有关方面只好想别的办法“更新”经国先生的座车。
士林官邸有个交通股，蒋经国的那辆别克汽车就是由这个交通股动脑筋，把它做一次翻新。士林官邸交通股的做法，是向美国别克汽车厂进口一部全新的汽车引擎，等新的引擎进口以后，再把蒋经国那部车的旧引擎拆掉，换上新的引擎，等测试没有问题了，再将这部“新车”交给“七海”官邸。讲它是新车，其实车皮根本是旧的，只有引擎更新了。这样的一部拼装新车，又可以混个几年，蒋经国知道了也很高兴。这样节省公帑，台湾又有多少人能够知道内情。
基本上，士林官邸的所有座车和公务车辆，大概不下五六十部之多，这些车子的保养维修，全部是士林官邸交通股自己全部包办。
蒋经国曾经私下告诉一位好友，他只有和老百姓在一起的时候，才是他最快乐的时候。他生性是一个不爱讲排场的人，所以，他对自己的座车到底是什么牌子的汽车，根本看得很淡，因而，在他的“总统”车队之中，根本没有凯迪拉克七人座座车，除了他自己坐的别克轿车，也有裕隆台产车、福特千里马、宾士、宝马，大家当时都爱开玩笑，说他的车队简直是个杂牌军，什么车种都有。
他自己坐的车是旧的别克汽车，可是，如果有前辈需要车子，他却从来都不吝惜，例如陈立夫先生从美国回来后没有座车，就是蒋经国亲自下条子给士林官邸交通股，叫他们给陈立夫拨一部凯迪拉克五人座轿车。这是一个十分罕见的例子，也可见蒋经国的待人宽厚，而律己则甚严。
空头董事长
一个被自己丈夫有意无意间孤立起来的异国妇人，蒋方良心中尽管有无限感触，她都没有任何机会一吐胸中块垒。蒋方良不像她的婆婆宋美龄那样，有一个强势的娘家，可以在自己最危难的时候，去自己家里讨救兵。她远离自己的祖国，没有任何亲人可以倚靠，再加上她自己原本就是一个对政治毫无非分之想的女人，她在复杂的台北政治圈子里，简直就是一个异数。
在名义上，蒋方良是“三军托儿所”的挂名董事长，可是她从来不曾参与过这个军方幼儿机构的任何活动，她甚至连这个托儿所的大门都没进去过几次。
最早，一些官太太不知道蒋经国的个性，以及蒋方良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还冀望蒋方良能够为她们为自己老公或是亲朋讲些情面，拉些关系。蒋方良最早也没摸清楚丈夫的习性，还答应为人说项，可是等她向蒋经国提起，蒋经国的反应相当直率，劈头就说：“以后公家的事情，你最好别管！”蒋方良当然清楚蒋经国的心意，所以，从此再也不代人说项，对丈夫经手的政务，也不再做任何的干预和插嘴。
蒋经国对传统上夫人干政的情况是深恶痛绝的，在他主控的七海官邸，他当然绝对不允许有夫人插手政务的事情发生。在蒋经国的心目中，还是很执著于传统的观念，就是坚持男主外、女主内，太太对先生在外面的情况知道得愈少愈好。
自我禁锢患了忧郁症
由于蒋经国并不支持太太经常外出，或者到别的官家去串门子，而蒋方良基本上是一个以丈夫为重的传统妇女，而且又是一个外国人（尽管她一向自认是一个十足的中国人），缺乏外来的奥援，久而久之，她难免走上自我禁锢的道路。
她的长媳徐乃锦和王永澍将军的太太，好意要陪她去打球，她也不去了；早年住在长安东路的时候，有时还会到西门町去买布、逛街，甚至看场电影，后来搬到“七海”，一方面是距离市区比较远，另一方面先生也平步青云，一路做到了“总统”，她再不可能像一般平民百姓一样，在街上闲逛。
有段时间，她固定时间去台北统一饭店的美容部洗头发，后来甚至头发都是请人在官邸为她简单洗洗，不再出门洗头。
慢慢地，她可说真正和外面的世界隔离，在身心上难免造成了一些后遗症。
长期的足不出户、自我封闭，蒋方良的精神终于出现了警讯。
最早，她是不和任何人说话，和蒋经国一天讲的话，大概不会超过十句，总是一个人沉默地静坐一旁，有时蒋经国下班回来，她也是坐在那儿，连招呼都不打。
当时，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等到有一阵子，大家发现她出现了怪异的举止，才开始发现情况有异。
原来，在长久自我封闭之下，蒋方良不自觉得了一种忧郁症。这种精神上的反常现象发生时，蒋方良就开始在官邸上下到处翻箱倒柜，把她自己所有的东西，包括金银首饰、衣服用品，搬得官邸上下楼到处都是。
后来，大家才知道她的精神有些不太稳定，大家都认为是因为长期闷在家里造成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劝她多去外面走走，她又毫无兴致，就这样子，精神状况时好时坏。
为了治疗她的忧郁症，医官特别给她开了些药，控制她的情绪，但是，她的忧郁症基本上是没有攻击性的，只是轻微的精神衰弱之类的情况。
蒋方良基本上是一个不适合参加政治活动的女性，只要是有要她出席公众场合的情况，前一个晚上，她肯定是彻夜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通常是她最早起床，穿着要去赴约会的正式服装，坐在客厅沙发上等待，她就是这样一位很容易紧张的家庭主妇，一点也不像是“第一夫人”。
为给她排忧解闷，七海官邸还有一位护士专门陪伴她。这位护士陈小姐，是台湾人，是早在蒋孝文和徐乃锦夫妇生女儿蒋友梅时，请来的一位护士。后来蒋友梅长大了，但是蒋方良觉得陈小姐人很热心，照顾人也很周到，就这样一直把她留了下来，可是，蒋家基本上也待陈小姐不薄，陈小姐是拿的台北市市立中兴医院的薪水，在“七海”一天工作12个小时左右，后来陈小姐自己结婚生子，时间不多，就改为每天下午3点上班，晚上9点离开官邸回家，工作状况可说相当礼遇。
陈小姐名义上是护士，但实际上是在做陪伴蒋方良的工作，让蒋方良白天有个聊天的伴，心理状况不致更为恶化。
蒋方良依赖的两个人
在蒋方良的生活以及精神世界中，除去她的家人，有两个人占去了最为重要的位置。一个是大管家阿宝姊，另一个则是护士陈小姐。
阿宝姊，可以说是七海官邸内务工作的灵魂人物，如果不是她的苦心经营，不但蒋经国一家的生活步调会大乱，恐怕整个“七海”也会丧失了方寸、不可收拾。我这样的评述，应该是绝不夸大的。
她原先是“立法委员”王新衡家的佣人，1951年王新衡从香港把她带来台湾，把阿宝姊介绍给了蒋经国夫妇。几十年来，蒋经国一家对阿宝姊的倚重，可以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今，蒋方良和阿宝姊可说是相依为命，没有阿宝姊，七海官邸不会这样有条不紊，当年的蒋经国也不可能无忧无虑，如今的蒋方良也不会如此顺心安度晚年。
从蒋经国时代到现在，凡是官邸的大小杂务，阿宝姊一定是事必躬亲，蒋经国夫妇用的、吃的、穿的，任何物品的采买，她都要亲自参与，从不假手他人，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拿了这份薪水，就要付出劳力。”
有一次，阿宝姊要辞退一个侍卫人员，结果，蒋孝勇不同意，和她的意见相持不下。阿宝姊非常生气，觉得在官邸内不受尊重，就要向蒋经国夫妇辞职。她是蒋方良相依为命的老伴，蒋方良当然不准她辞，可是，阿宝姊很坚持，蒋方良也很坚持，阿宝姊就说：“既然要我留下，我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除非先生出面留我，不然我立刻走！”蒋方良知道她的个性，她既然只要求蒋经国出面慰留她，就表示还有留下她的可能性，当然立刻请出蒋经国，亲自向她赔不是，才把阿宝姊留下。
并不是阿宝姊顽固或是她爱耍大牌，而是她一向对蒋经国一家忠心耿耿，她若是受到蒋家家人的误解或是委屈，当然只有从蒋经国夫妇身上讨回公道了。
阿宝姊持家一向主张能省则省、能用则用，七海官邸所以有那么多的旧家具、旧家电，主要是阿宝姊舍不得丢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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