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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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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章这个蒋经国夫妇自幼就视之为掌上明珠的女儿，却又因为婚姻不令蒋经国满意，一度对她伤心失望，而且孝章的兄弟对她的丈夫有几次不礼貌的言行，所以导致她很少再有回台湾的意愿。即使回台也是来去匆匆，几天就走。亲情各在天涯一方，蒋经国又焉能快乐得起来。
惟一能经常在他身边的，只剩下孝勇一个人，他也从而因势利导，成为蒋经国晚年最信任的亲人，外界因此称孝勇为“地下总统”。
晚年时期，蒋经国对子女已经不可能再像往日那样，趴在地上给他们当马来骑，所以，往日的天伦之乐，只有从孙儿的身上去找寻。
在孙儿辈当中，惟一最让蒋经国疼爱的就是孙女蒋友梅。
早年，友梅还在童年阶段时，那时蒋经国和孝文夫妇尚住在长安东路十八号，蒋经国每天回到家来，第一句话必定是说：“友梅！GRANDPA（阿爷）回来罗！”然后进屋抱起友梅又亲又吻。大家也都晓得，友梅是蒋经国除了孝章之外，家中最受疼爱的小孩，一个是他的女儿，一个是他的孙女，而孝章的婚姻又让蒋经国一度锥心刺骨，痛心之余，他就把爱心全部寄托在友梅身上。
后来，蒋友梅长大了，蒋家把她送到美国求学，蒋经国最初当然很不舍得，最后想到儿孙大了本来就是要一个一个离开的，才满心不愿意地让友梅负笈国外。在国外念书的时期，友梅经常抽空写信给最疼爱她的GRANDPA蒋经国，每次来信，蒋方良总是高兴得不得了，拿着信就跑去给蒋经国看。
后来，蒋友梅又从美国转到英国去读书，那时，蒋经国已经卧病床榻，蒋友梅还是经常写信回台湾。蒋方良接到信，还是像从前一样，兴冲冲地拿到蒋经国的床榻前。至于回信，大概每次都是请赵聚钰太太代劳。
记得有一次，蒋友梅寒假抽空回台湾来看她的“阿爷”蒋经国，蒋经国真是精神为之一振，病情好像好了一半。有一次，蒋友梅腻在蒋经国的怀里，爷孙俩真是情深无限。这时，蒋经国忽然开口说：“友梅啊！你不要去念书了好不好？在台湾陪GRANDPA好吗？”蒋经国说完，蒋友梅在他的怀里撒娇说：“不行啦！我还要去英国念研究生哩！”
病榻前，蒋经国和友梅一聊天总是聊个没完没了，可是年轻人毕竟海阔天空，她终究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不会了解祖父的真正心意，也不会明白蒋经国的内心世界是如此寂寞难耐，渴望有晚辈在身边作陪。
短暂的相聚，终归有结束的时候，漫长的寂静暗夜，才刚刚开始。和儿孙短暂欢聚后，蒋经国还是回到完全孤寂的内心世界，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官邸待客之道
在蒋方良和阿宝姊的主持下，七海官邸即使对待客人，还是保有那种节俭的风格，甚至有时是依来客的等级，来区分如何招待的标准。
按照“七海”不成文的规矩，招待客人可以区分为三个等级，最高级的待客之道，是由“七海”的厨房准备有咖啡、点心，如果客人是下午来的，按官邸的作息规矩，下午照例是要派人去买蛋糕之类的点心。通常，蒋方良是交代只买两份，如果有头等客人才“破例”买蛋糕，请客人享用。
蒋经国晚年，为了体念医生为蒋经国治病的辛劳，蒋经国夫妇要阿宝姊特意为值班的医生买一份蛋糕，聊表心意。
像赵聚钰的夫人来“七海”的时候，通常就是以最好的茶点招待。
第二种的招待方式，是一杯红茶，像毛瀛初太太、孙义宣太太来官邸时，阿宝姊都是这样的简单招待法，通常比较熟悉的熟人，较常用这样的招待模式。
第三种招待方式，大概只有一杯白开水，如此而已。在七海官邸如果想要让蒋家请一餐饭吃，一般的客人还享受不到类似的待遇，由此可见蒋经国为官的清廉自持。这在一个比较倾向集权的政权，有这样廉洁自持的政治领袖，对人民来说，也算是不幸中的一点点慰藉了。
然而对一般的政治人物来说，又是什么样的一幕景象呢？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蒋家这样的“寒酸”待客方法？这就是如人饮水，冷暖在心了。
吃剩菜的日子
许多人，特别是平民百姓，一提到“总统”官邸大概总会把它想成是豪门巨宅、庭院深深。在我还没有去“七海”之前，我也以为“七海”是个深不见底的侯门，可是，百闻不如一见，才发现蒋经国还是不改过去的节俭作风。而能够让他维持节俭家风的，当然是一群在这个小型宅邸奉献终生，从不要求回报的可敬长者。
和士林官邸相较，七海官邸简直就是一个平民化的官舍。它的特色是：士林官邸中有的，它几乎都没有。
以面积来说，“七海”的占地大概是士林的十分之一，建筑面积更是不成比例，它位于台北大直，也就是“海军总部”和“忠烈祠”的中间，群山环绕，林木蓊郁，令人有一种远离尘嚣、遗世而独立的苍茫之感。
因为正如前面叙述的，“七海”原先是为美国太平洋司令史邓普上将建筑的一处度假别墅，所以，在建筑的生活功能上，并不是很适合家居，这处原先被称为七海新村的官邸，在蒋经国搬进去之后，曾经略事整建和扩大，但基本的形式仍旧未变，大致上仍然维持原有的“L”形建筑格式。
在人力配置上，“七海”和士林最大的不同，是没有了内务科的编制。一个官邸没有内务科的人员编制，偌大的官邸和无比繁复的工作要如何做好，这就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了。
蒋经国不在“七海”设置内务科的主因，是因为他认为老夫人宋美龄还在，把内务科留给她用。蒋经国自己的官邸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从不在士林调用人力或物力，而由其他单位支援。
蒋经国的观点还是在节省开支，并且也不希望予人有种招摇的感觉。
当然，尽管“七海”在表面上，好像资源不及士林来得源源不绝，可是，它毕竟还是“总统”官邸，在节骨眼上，只要蒋经国觉得有必要，士林的资源也可以拿来弹性运用的。就像士林车队和汽车修护单位，就有义务为“七海”的公务车辆修理保养。因而，“七海”没有必要再设置一个独立的汽车修护部门，浪费人力和物力。
而令外人不敢置信的是，在七海官邸，蒋方良和总管阿宝姊的共同默契是，每天菜钱绝对控制在新台币1000元的范围内，如果有超出预算的情况，蒋方良必定要亲自查账。
七海官邸的建筑本身不但已经早有陈旧的迹象，内部的一些装潢，都还是保留原来蒋经国刚刚搬来时的原样，毫无更新的地方；在我们下人吃饭的餐厅，还放着一台大同公司第一代的老冰箱，已经有二三十年了，可是官邸还是舍不得丢弃；厨房的厨具，从蒋经国一家搬进去二十几年，从来不曾更新什么设备，从这点点滴滴，可以看出“七海”的节俭传统。
在士林官邸的时候，官邸一个月光是花在吃上面的经费，大概总有二三十万元台币，可是，到了七海官邸，才听说官邸每天的菜钱居然不超过1000元，这实在让人大吃一惊。当然，在我们身上的经验不只是“大吃一惊”而已，还包括了到现在都还刻骨铭心的吃剩菜经验。当然，这里我所谓的剩菜，不是那种隔夜的剩菜，而是蒋经国和他的家族吃过之后的剩菜。
试想，以一天的菜钱居然可以压缩到900元的大家庭，连主人都是随便吃吃了，我们这些被视为下人的工作人员，会吃些什么好菜？因而，我们大致上吃的是蒋经国他们吃过之后的“剩余物资”，可是，我们毕竟人多，有时实在没有菜吃，而且荤菜吃完了，厨房里没什么存货，杨师傅只有炒一两个素菜，让大家果腹，基本上，我们也只求能够吃饱就行，倒也别无所求。
后来大概有人向蒋经国反映，他知道我们居然没菜下饭，惊讶之余，特别命令“总统府”，一个月拨给七海官邸每位工作人员1200元副食津贴，算是对副官和工作人员的“特别照顾”。
一般情况下，假如大师傅出去买菜，一天的菜钱要是超过了1000元的话，上面就要查账，搞得大师傅心神不宁。
*第十五章：蒋经国自己榨干自己
从大陆时期到台湾时期，蒋经国可以说没有一天享受过。他的职务随着老先生的交棒，而迭有更替，可是，工作职务上的改变，从来没有给他简朴的生活带来任何的变化。蒋介石在世的时候，他是幕后强人；蒋介石过世以后，他成了台面上真正的强人。但是，无论如何，他是台湾近40年来实际的支配者，这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一个事必躬亲的强人，透支了身体40年的精力。这里，我们就来看看蒋经国是如何榨干自己的精力，步入病危期的！
左眼开始失明
蒋经国大概早在60年代前后，就发现自己有糖尿病这种遗传性的疾病。这个遗传性疾病主要是遗传自他的生母毛夫人。
老先生卧病后期，蒋经国照例每天早晨都要到士林官邸来探望老先生的病情。蒋经国来士林官邸的时候，就由士林官邸的护士小姐，先为他在耳垂上抽血检验血糖含量，再为他按血中的血糖比例打胰岛素，打完胰岛素，蒋经国才在士林官邸吃早餐，然后再去上班。
那时，蒋经国是每天打一剂胰岛素，从不间断。而且基于孝文血糖过低而昏迷，导致卧病的悲剧，蒋家对经国先生的糖尿病非常重视。为了监控蒋经国的血糖，荣民总医院特别派了两位医生，24小时轮流，随时为蒋经国检查血糖，只要发现他的血糖含量超过正常值，就立刻给他打胰岛素，希望把他的体内血糖尽量控制在正常的130个血糖单位之间。事实上根本无法做到接近正常边缘。
70年代，蒋经国的糖尿病有严重恶化的倾向，主要的原因仍是出在他不知节制饮食，完全无视于医生开出来的饮食禁忌，毫无忌惮地吃各种他喜爱的点心、餐点。尤其是出外视察的时候，只要肚子饿了，看到路边摊子上有什么东西好吃，他就去吃，根本不管它什么血糖不血糖。这是他的糖尿病日渐恶化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阶段，医生为了降低蒋经国日渐攀升的血糖指数，只有将原来每天打一次的胰岛素，改为一天打两次，也就是每日早晚餐之前打一针胰岛素。
蒋经国这时还是不能适当地节制饮食，然而医生们已经开始为他的病况前景感到忧虑。因为这显然是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蒋经国在这个时期能够全力和医生配合的话，还是有可能把血糖控制在相当的指数以下，不致过于恶化，然而蒋经国是依然故我，医生除了摇头叹息，就只有坐视情况的发展。
糖尿病又称为清渴症，因为病人体内的血糖过高，所以经常会感觉口渴，拼命想喝水。所以，当蒋经国在办公室或是在家里有拼命想喝水的情况时，医生就开始紧张了，但是除了帮他验血检查一下血糖指数然后注射胰岛素之外，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后来，医生控制他的饮食糖量，他吃的点心因是“代糖”（即糖精）制作的西点根本无法入口，经常要我们拿一客冰淇淋给他吃。我们当然清楚冰淇淋是高糖分食品，不敢随便给他吃，便去向医生请示，医生知道他的脾气只好耸耸肩，说：“他要吃就给他吃吧！那有什么办法呢？等吃了血糖升高了，再来打胰岛素吧！”医生明知吃冰淇淋肯定会提高他的体内血糖单位的，可是因为已经有过几次挨骂的经验，又有谁敢去阻拦他？只有任其吃个够了。
蒋经国有一句给医生的名言是：“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他讲得那么强硬，又有谁敢直接冒犯？ ＇小说下载网 。。＇
不改其口腹之欲，所以也只有拼命注射胰岛素，尽量控制他的血糖。当时，他打针的部位，已经由手臂转移到腹部，原因就是他的手臂已经到处是针孔，可说是已经没有地方可打针了，所以只有把注射的部位，移到全身面积最大的腹部。而时常要验血的耳垂，也有一段时间因为不断挤血，到末了都已经出现干瘪的现象，连血都挤不出来了。
在很短的时间内，蒋经国的糖尿病很快就进入末期，也就是最可怕的并发症时期。
眼睛是人身最敏感的部位，所以，蒋经国的眼睛也最早发病。
血糖的骤然上升，让蒋经国的眼睛产生了极为微妙的变化。最严重的一次，就是他的左眼水晶体突然因为旁边的新生血管大量破裂，流出的血液使得水晶体不能发挥透视光线的功能，他左眼的视力也因而完全丧失。后来，医生为了控制眼睛内部不再发炎，只有给他吃最有效的类固醇，也就是俗称的“美国仙丹”。尽管消炎的功效发挥了，可是，他的内脏却因为大量服用类固醇，健康状况开始极度恶化，并且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做蒋经国医官战战兢兢
在蒋经国已经担任“总统”之后，有一天，原来为老先生治疗心脏病的余南庚博士，为经国先生做例行的身体检查，余博士半开玩笑地安慰蒋经国：“经国先生，你的心脏是40岁的心脏，健康得很！”
但是，医生们都心里有数，蒋经国那时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太好，因为他的糖尿病始终没有好好控制。医生担心，这个原本就被人称之为富贵病的慢性病，如果不好好治疗，加上蒋经国终日为了政务东奔西走，难保有一天，蒋经国的身体会被这个富贵病拖垮。
但是，蒋经国自己并不在意，而且更严重的，是他向来不把医生的建议当作一回事身体力行。他不像他的父亲，始终把医生的劝告奉为金科玉律，他一直是抱持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然而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却要医生扮演治病兼救命的角色，以这样的心态去要求医官，医官们又哪能达到他的心愿，又如何能够治好他的糖尿病？
即使医生三番两次地警告他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可是他始终将这些专业建议当成耳边风，完全不当一回事，照样到各地奔波，照样什么都吃，表现随时与民众在一起的风格。
因为他的想法和医生的建议是背道而驰的，加上有些医生的态度比较直接，所以，蒋经国的主治大夫共有四位被他以不同的理由，请他们走人。
第一位被蒋经国撤换的医生，是医疗小组的丁医师。他原本是荣民总医院的内科部主任，后来升任为“荣总”副院长。蒋经国撤换他的理由，是说他“不够尽职＂，至于他不尽职的地方在哪里，则没有人晓得。反正，到后来，蒋经国对丁医师非常不喜欢，坚持把他撤换，不兼任医疗小组召集人。
第二位是周大夫。周大夫的问题前面讲过，就是他的嗓门太大，蒋经国对他也很反感。
第三位被撤换的是何挠通。他的问题是经常向蒋经国直言，要求他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他的专长是新陈代谢科，基于本身的专业知识，何挠通不断向蒋经国灌输这方面的知识，但是，蒋经国对他的好意并不领情，加上何大夫说话的时候，也许比较直率，就这样，蒋经国对他失去好感，也被他下令撤换。
第四位被撤换的医生是眼科权威、“荣总”的林大夫。他恰巧碰到蒋经国的左眼水晶体周围的新生血管破裂出血，左眼因而失明，蒋经国把这次的责任，全部怪罪到林医师的身上。事实上，人的身体特别是像眼睛那样敏感的部位，是很难照顾的器官，加上蒋经国又有严重的糖尿病，更容易导致眼睛的疾病。
左眼失明后，林大夫赶到蒋经国身边时，情况已经无法挽回。事实上，类似的情况由任何一位高明的医生来处理，都会束手无策的。林大夫到蒋经国身边看了实际的情况后，向经国先生报告，事到如今，只有慢慢靠药物来防止更多的新生血管破裂。可是，蒋经国一听说要“慢慢吃药”，心里更是一肚子火，当时他就责怪林医师没有照顾好他的眼睛，当即决定撤换林大夫。
蒋经国向来认为，保护他的身体健康，是医生责无旁贷的事情，所以，蒋经国这种不服病的个性，加上他把保养身体的任务全部加诸医生的身上，当然使得官邸的医生更是战战兢兢，不知如何是好。
纵然蒋经国如此不和医生合作，而且又把责任全部加诸医生的肩头，可是，蒋经国还是有他相当欣赏的医师，他晚年的眼科大夫刘荣宏，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刘荣宏是“荣总”眼科主任，是台湾少数对视网膜剥离很有研究的一位医学专家。自从蒋经国调走了林和鸣医师之后，由他负责医治蒋经国的左眼。当时，他运用先进的镭射医疗设备，为蒋经国左眼新生血管显微治疗，只要蒋经国一打电话，刘荣宏就会放下手边的所有工作，直奔七海官邸，为他检查眼睛，在他的悉心照顾下，蒋经国的眼疾才没有进一步恶化。
此外，像神经外科大夫沈力扬，早年也是蒋经国最欣赏的一位医生。可是沈医生在蒋经国病情恶化的时候，却不幸过世了，蒋经国为此十分伤心，还曾颁赠勋位给沈力扬，感谢他的贡献。
整体说来，蒋经国的医官群，不像其父蒋老先生的医疗小组那样齐全。他的医官群，主要是看蒋经国身体病情的需要，临时调集“荣总”最优秀的医生为他治病。
但是，基本上还是有一个大致的架构，诸如：
召集人：早期是丁农，后来的继任者是姜必宁，他们两人都是心脏科权威。
新陈代谢科：这是治疗糖尿病最主要的骨干，最早是赵彬宇、金铿年、何挠通，最后是金铿年（台北“荣总”内科主任）。
眼科：林和鸣，继任者是刘荣宏。
心脏科：姜洪霆（“荣总”高雄分院内科部主任）、陈宗瀛（“荣总”高雄分院心脏科主任）、程寿山（已移民美国）、穆瑞运（已逝世）。
肠胃科：罗光瑞（“荣总”院长）。
一般外科：邓述微、彭芳谷（台中“荣总”院长）。
泌尿外科：郑不非。
就因为经国先生认为医生本来就是为他服务的，而且要负起维护他健康的责任，所以，他便经常以个人的好恶随时决定哪一个医生该撤换、哪一个医生要怎么样和他配合，而不是去配合医生的专业建议，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做某种生活习惯上的调整。这也是蒋经国的医官们心中最大的压力。
偏方险些害了蒋经国
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急不得的慢性病，必须善加调养，并且和医生的意见配合，方有控制的希望。因为糖尿病影响到神经系统，晚期蒋经国的双脚有麻痹的现象＇奇‘'书‘网‘'整。理提。供＇，医生特别建议他，除了内服药物之外，还应做一些物理治疗的按摩。所以，“荣总”最早曾经派了一位年轻的护士小姐，这位护士小姐人长得有点像明星彭雪芬，很漂亮，每天按时来“七海”为他做按摩治疗。蒋经国对那位护士做的病理按摩十分满意，可是不久后，那位护士随夫婿出国去了，“荣总”派了另外一位护士来给他做按摩，他大概觉得那一位不如原先的小姐做得好，做了一段时间，他就主动喊停，不想再做按摩。
当然以他的“总统”之尊，他不愿意老是坐轮椅，总是有损他的形象，一直希望脚部麻痹能够早日复元，可是，西医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功效，他听从汪道渊推介，说台北市南昌街有一位马姓中医师很权威。后来那位马大夫真的到“总统府”为蒋经国出诊，并且开了不少中药，还要我们副官去南昌街拿药，拿回来每天在官邸煎药。可是吃了不知多少副了，糖尿病还是一点起色都没有。
末了，秦孝仪又向蒋经国献策，说脚不好的话，吃鹿筋有效，于是，蒋孝勇就去各处张罗采买许多鹿筋，他们的理论是中国传统的那一套，就是吃什么补什么。等蒋孝勇去台北各大中药店买了各种的鹿筋回官邸，再听从偏方的指示，把鹿筋炖得烂烂的，里面什么调味料也没放，只加代糖，就这样把一碗碗那种黏糊糊的鹿筋，吃进肚里。蒋经国吃的时候，眉头紧锁，显然鹿筋的味道不是太好。
也不知道吃了多少鹿筋，不但毫无功效，反而情况更糟糕，后来再也不敢服用中药，所以官邸到后来还有不少鹿筋存放在那儿。
偏方无效，蒋经国只好还是继续相信正统医生的处方，每天大把大把地吃药。有时候他开玩笑说：“这么多年吃的药，都可以堆作一间房子了！”确实，就以他每每餐后来说，大概总要吃个七八颗药丸，后来一些并发的毛病全都慢慢显现出来了。
截肢之谜
蒋经国晚年，台湾的各种地下地上刊物，已经有如雨后春笋，这样发达的媒体传播，关于蒋经国生病的一些小道消息也特别多，可是，这里面有一大半是外界以讹传讹、扩大渲染的不实报道。
说蒋经国的某只脚已经“锯掉”的消息，便是一个典型的错误信息。
当然，这个传闻，主要和他坐轮椅出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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