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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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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溪口被分遣到便衣组，担任便衣任务，从这段时间起，我就开始和大队脱离，一直到台湾，我都是被分遣到个别的工作岗位上做事。便衣组自始就直属总裁办公室第八组配属下接受指挥，受到当局相当大的重视，因为我们慢慢接触到更核心的人、事、地、物，所以，保守机密便成为我们最起码的工作原则，我平时就不太爱乱说话，这大概是我能够被挑入便衣组的一个原因。
危急中蒋介石只信赖贴身侍从
国民党在大陆的败退速度，是相当叫人吃惊的，许多国民党要员纷纷找空隙，向台湾“转进”。这时，连蒋介石最亲密的“达令”——宋美龄，在蒋先生下野时，也跑到美国求援去了。不管宋美龄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出国的，也不论他们夫妻之间，到底有什么共同的默契，一向受众人包围的蒋介石，孤零零一个人在溪口沉思对策，满目凄然，不胜感伤。
在太平时期，蒋先生出门，一向是有好几队的卫士和他周围的核心侍从，随侍在侧。但是，自从引退到溪口以后，他每次到各地视察军务，都只带他的一组贴身侍从。有时候，即使我们便衣组这样的“中卫”，都被他摒除在外，可见他那时行踪的保密程度，我们多半是事后才晓得他的行踪。
蒋先生从溪口撤退以后，他的行动路径，大体上是先到上海，再依序是到台湾、广州、重庆、台湾、厦门、台湾。除了台湾以外，有人说，1949年只要是蒋先生去过的地方，没有几天就被共产党占领了，这话虽然听起来像是一句玩笑话，可是在那个危急存亡的关头，听来是多令人感慨而恐惧啊！
特务大队接到上级撤退命令，我们在宁波搭船，先到澎湖上岸，上级要便衣组在澎湖的前日本海军招待所驻防，等蒋先生到来，其他的特务大队人马，则在俞济时的命令下，先到花莲待命，准备随时反攻回去。
在大陆“撤退”时，便衣组的任务是随扈蒋先生，补充侍卫人员勤务之不足，而临时编组成立，只要他有可能去的地方，我们就要在他到达之前先到，布置安全任务。
不久，蒋先生要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临时办公地点的广州，和代总统李宗仁晤谈，上级特地在基隆征用了一艘民船“华联轮”，准备供蒋介石到台湾。为此，上面还在广州为便衣组人员每人订做一套新的中山装，另外也为每人买了一双新皮鞋。
但是，形迹诡异的蒋介石，并没有依计划坐这艘民船撤退到台湾，这艘船又原船开回了台湾。后来我们才知道，蒋先生和李宗仁面谈之后，就直接乘飞机到重庆，离开重庆时情况已相当危急，在紧急状态下他便乘飞机走了。
蒋介石最后一次踏上大陆土地，是去厦门视察，我们便衣组又奉命到厦门鼓浪屿待命，准备他会去那边住上几天，可是，这回我们又是扑了一个空。他在厦门开完干部会议以后，就直接回台湾，厦门随后就被解放军占领。自此，他便从未再回到大陆，蒋介石时代正式告终。
*第二章：“太子时代”揭幕
希图于危急存亡之秋在华盛顿抓住一棵稻草，游说杜鲁门政府紧急军援国民党，1948年11月底宋美龄匆匆赴美，却遭冷遇、碰壁；在美国人看来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台湾不久也将不保，援救蒋政权，如同把美元扔进大海。无奈，宋美龄只能默然饮恨，前往对她而言尚属陌生的地方——台湾。
哪里来的苦肉计
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实告诉我们，太子继承大统，总是会有一些血腥事件发生。毕竟，太子有太子的人马，而且，若是太子的权威既经老皇认可，他自然得先做出一番成绩出来，让老皇觉得不负所托，这才有可能让老皇心甘情愿地把天下拱手相让。这不但是人情之自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假设人们不能体认到这一点，而且一贯地抹杀这个必然的话，岂能不自食恶果？
俞济时，这位出身黄埔一期的侍卫人员老长官，就尝到了这个苦果。
以俞济时在蒋介石侍从室的资历和成就，相信就是到了今天，还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
我记得还是在蒋先生引退溪口的那段时日，我在溪口守卫坟庄，每天晚上，总是可以看见个头矮小、穿件长布褂或一套中山服的俞先生，不时独自一人到各处岗哨巡查一圈，要是有人值班时擅离职守或是不负责任，轻者记过扣薪，重者立刻调离，绝不宽贷。
尽管要求严格，平日待便衣人员总是很亲切，从他平日一言一行观察，我觉得他对领袖始终是忠心不二，所作所为，也都是为了替蒋介石尽忠。可是，当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后，他在侍从室的崇高地位，却因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受到根本的动摇。
特务大队撤台之初，在俞济时的策划指挥下，所有的五个队，有四个队派驻在花莲，俞济时所持的一个理由，是为了随时准备“反攻大陆”，花莲是台湾少数几个比较隐秘的海港，是最适合像特务大队这样的侍卫单位闪电移转防区的港口。
我们便衣组人员，则是直属总裁办公室的第八组管辖，初到台湾，我们驻防在桃园大溪的中山堂。所谓中山堂，其实不过是一间很普通的日式建筑。1949年7月间，蒋介石访问菲律宾，那时他就住在这里。他去菲律宾，还是俞济时带了一小部分资深侍从人员，陪同前去的。
但是，等到蒋经国摆出接班架势时，俞济时仿佛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身处危境。1950年，蒋经国正在积极筹备政工干部学校，但是，“太子”急需一批马上可以派上用场的人马，他第一个就想到俞济时手下的侍从室年轻人员，这是蒋经国打的如意算盘，他希望把年轻一点的侍从人员，变成干校第一期的学生。因为，这样既不必在人员训练上花太多精力，而且，侍卫人员沉着冷静、见多识广，蒋经国早就希望把这股势力转为自己所用。但他没有想到俞济时一口就回绝了蒋“太子”：“蒋总统的安全最重要，如果侍卫人员给你调去干校当学生受训，那么官邸的安全勤务谁能负责任？”
1955年6月初某个晚上，一个十分离奇的事件发生了。
俞济时晚上在家擦拭自己的佩枪时，突然发生了枪支走火事件，他的大腿被子弹击伤。可是，偏偏第二天上午，在南部有一项由陆军指定单位参加的军事演习，蒋介石要亲自前往校阅，依照惯例，只要是蒋先生在的重要场合，俞济时一定会事必躬亲，亲自前往督导大大小小的警卫安全事宜。然而，他这么一受伤，自然不便前往。
不巧的是，那天夜里，蒋经国的政工特务，却宣称提前破获了一个有军人和外国势力涉及的“叛变”计划，当晚部分演习部队随即被紧急调换。据说，当天演习部队的大炮炮口朝向了司令台，这显然是指“孙立人对领袖图谋不轨”的事实。
就这样，孙立人和他的主要干部被捕，准备接受军事审判。
孙立人案，近年证明是一宗政治冤狱，是有关方面当年蓄意打压这位傲岸不群的少壮将领，至于是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诬陷冤案，有待历史见证。
可是，孙立人和俞济时怎么扯得上关系？不但俞济时自己被弄得一头雾水，连蒋经国自己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俞济时和孙立人是一伙的。可是，演习当天，俞济时没有和往常一样，亲临现场指挥侍卫人员布置安全，就算他和孙立人不是站在一条线上，至少他有可能“知情不报”吧！
就在情报系统这种简单而欠缺证据的推理下，可能蒋经国跑到爸爸那儿，狠狠地参了俞济时一本。
“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什么时候不好枪支走火，偏偏您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去校阅演习的前夕，发生枪支走火，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打伤了大腿，您看这合情理吗？是不是要借故不到会场，故意使出这样的一计苦肉计？……”
蒋宋夫妇一向对俞济时是深信不疑的，俞济时忠心耿耿跟随他们几十年，牛马驱驰、披星戴月，他们夫妇是有目共睹的。 ［小说下载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俞济时这个人在早年就有清廉的美誉，他当过杭州保安司令，那时，地方父老都把他当作是包青天一样看待，还当过八十六军军长。部队驻在寿昌时，家父还为他高堂老母看过病，我记得那时自己还小，父亲在为俞母诊治痊愈后，俞还叫副官送了一把手枪，要给父亲当作纪念品，父亲头一次见到枪，立刻又亲自把那把枪送了回去，从这点可以看出，俞济时是一个强调知恩图报的人。
记得在抗战胜利以后，俞济时时任军务局局长，他刻意培植了一批个子矮小、精明干练的卫士以及少、中尉级青年军官，派到各地战地指挥官的身边，充当蒋介石在各个军事指挥官身边的耳目，只要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青年军官一定向他回报消息，所以，他无异培养了一批军中情报员，专门监视各战地指挥官的忠诚与动向。
当然，从国共战争的结果来看，俞济时这一招并没有发挥比较大的作用，可是，他毕竟强化了国民党部队中的政工力量；然而，他的这个做法，也招致了外人批评的口实，例如说他借此培植自己的势力等等。
凭借着他是蒋先生的黄埔一期学生，而且又是奉化同乡，老先生对他长年的奉献是坚信不移的；在宋美龄方面，俞济时下的功夫也不差，所以，在夫人这边，对俞的信任更有过之，因而，也有人认为俞是“夫人派”的人。
可是，父亲毕竟比较相信自己儿子，何况，蒋介石觉得儿子能够运用自己培植的力量，破获孙立人案，让美国人的阴谋落空，儿子的功劳厥伟，自然对他言听计从、样样应允，其他任何的解释都是多余的。何况，俞济时那天未到校阅现场，是个不争的事实，一个资深武官竟会在擦枪时走火，这也是教人无法不起疑窦的。
蒋先生的个性就是这样的极端化，他对一个人的好恶是非常分明的，这次的事件以后，俞济时从此逐渐被迫离开了侍从室的核心领导地位，但是，蒋先生还是给他安插了一个上将衔的“国策顾问”，让他至少有一张冷板凳可以坐。
俞济时不再插手侍卫人员的决策之后，官邸的大小事件，就全部由“总统”侍卫长一个人全权负责处理。
当时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当俞济时被蒋介石父子削去权力后，蒋经国有时遇到俞氏，却是神色自若，非常亲切，好像两人之间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蒋经国的城府之深，那时我们总算领略了一二。
三层警卫圈严护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在大溪住了很短一段时间，就搬到后草山官邸，那里原来是台湾糖业公司的一处招待所；蒋先生很喜欢阳明山的气候和环境，后来，由阳明山管理局在后山公园顶上盖了一幢“中兴宾馆”，等这处簇新的宾馆落成，蒋先生才将“台糖”招待所交还回去，而“中兴宾馆”则成了他的避暑别墅。等到1950年3月1日，他宣布“复行视事”，重新坐上他原本在1949年元月间辞去的“总统”宝座，他便堂而皇之地住进了“总统”士林官邸，开始他在台湾最安逸的26年岁月。
士林官邸，在日本占领时期是一个园艺试验所，“光复”以后，是东南长官公署的一处款待外宾用的招待所，后经几次修建，才有后来的规模。
在建筑形式上，士林官邸是一栋两层楼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但是，它的梁、柱等主要结构部分，则是当时台湾还比较罕见的RC钢骨结构。
为了达到防空隐蔽的目的，官邸外表全部油漆成和附近山色同一色调的灰绿色，不但兼顾了建筑安全，还顾及了官邸隐秘的特性。
在地形上，士林官邸被福山山系整个环抱着，但是，它的腹地却十分空旷，这在军事地形学上来说，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所以，“总统府”方面为了顾及蒋介石和其家族的安全，从蒋先生搬进士林官邸住的第一天起，就计划将这个官邸要塞化。
可是，要塞化毕竟不能在官邸里面搞，怕会影响蒋先生生活。于是，便沿着福山，把整座山作为要塞化的基址，意图把官邸附近地区，部署成固若金汤的陆空防御要塞，同时，在作战紧急时期，就作为三军的作战总指挥所。换言之，只要战争发生的话，蒋介石会被我们这些侍从人员，从士林官邸护送到距离官邸不远的福山指挥部，由他在这个地下建筑工事中，指挥陆海空军作战。
蒋介石住进官邸之后不久，一个装甲兵排进驻了福山山麓。根据当时的研究判断，大陆方面已经拥有最先进的米格喷气战斗机，当局担心大陆方面对台湾实施空降登陆，官邸安全也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这个战车排，基本上是基于反空降的考虑；而为了强化官邸的“外卫”兵力，当局又加派了一个宪兵营，驻扎到福山，后来才由宪兵司令部成立了一个福山指挥部。
在宪兵进驻之前，仅只有我们这些“内卫”人员，负责蒋先生的安全，所以，这也难怪俞济时当初要极力反对蒋经国抽调我们受训的计划。试想，假如我们的人去干校受训了，老先生的“内卫”安全，要去哪里找到既有经验又值得信赖的人接替？当然蒋经国可能也有他的观点和想法，这或许不是我们所能设想的。
继承了在大陆时期的防卫模式，“总统”官邸周围的安全工作，分为内中外三层警卫圈。
除我们内卫人员之外，情报局编制下还有一个特别警卫组——一个外勤组织，在“总统”每次出游前，就已经把行进路线上各种可能的状况，先遣部署，并且做了事前安排；后来还加了一个警官队，强化外卫人力配置。
因此，蒋介石这时的安全防护，简直有如古代的皇帝，真是滴水不入。他一出巡，先是福山指挥部的宪兵派出一个连，全副武装赶到蒋先生预定到达地点，同时，情报局的特别警卫组和警官队人员，和沿线军警配合部署绵密的警戒网，等我们护卫着蒋先生走出官邸大门，所有的军、宪、警安全部署已经完全就位。
我们便衣组，虽名为便衣组，可是，还是有火力配备。我们沿袭了大陆时期的标准配备，便衣人员每人都有一枝卡宾枪，外加两把白朗宁手枪，侍卫人员是两枝手枪，还配备火力强大的重武器，随扈出行时，通常用一只长葫芦状的黑箱子，把长枪装在里面，放在机动车上，遇有紧急情况，才拿出来使用。
因为我们平时都是按规定穿着中山装，如果随时随地要佩枪，身上总是会鼓起一块，十分不雅，如果再背杆卡宾枪在背后，更不舒服，所以大家并不喜欢，可是在保护“领袖”的大前提之下，大家对这点小事，从来没有任何怨言。
军统、中统臣服蒋经国
在蒋介石复职“总统”不久，蒋经国经过他父亲的授意，开始整合国民党的情报系统。蒋家父子非常清楚，情报组织是一个威权统治的国家不可或缺的控制工具，而且，国民党在大陆之所以垮得那么快，他们父子俩总是认为，如果有一个更有效的情报系统，情况应该不会这么糟。
蒋先生把整个情报系统交给蒋“太子”去领导、控制，可以凸显两种意义：第一，就是把情报系统的权力重新收回来，归蒋家人自己掌控；第二，可以重振情报系统军心。
戴笠搭飞机撞山失事之后，国民党的情报组织马上是一片混乱。戴笠领导军统局时，讲究单线领导，所以，他的意外死亡，军统局内没有人能够立刻接替他的工作。他的继任者毛人凤，以前不过是军统局的主任秘书，他对局内的行政事务虽然是了若指掌，可是，他根本搞不清楚当年戴笠到底布了哪些线在大陆各地，因而，毛人凤接掌军统局的时候，军统局已经失去许多原有的情报线民。然而，时值国共内战方酣之际，整个军统局有如一群无头苍蝇，根本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据说，当时惟一比较清楚戴笠单线领导内情的人，只有一个毛森，可是，偏偏毛森拒绝来台湾，后来听说他跑到国外，靠贩卖情报给老美，当起寓公来了。对中共的情报作战，会一败涂地，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蒋介石不愿见到昔日的军统局今天完全溃散，所以，他急需在最短时间内，将这股已经分散的力量重新加以凝聚。
新人新气象，“八胜园”就是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下诞生的。
“八胜园”是以坐落地点的一幢日本平房为名字的神秘的情报单位，其实就是现在的台湾“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当时，是以“总统府”资料室的名义成立的一个神秘单位，作为当年蒋“太子”大刀阔斧整顿情报系统的司令部。
蒋经国这个人做事有一个特性，就是永远是神神秘秘，让人猜不透他心里究竟是在想些什么花样。
蒋经国在阳明山通往北投的公路尽头处，找到一处有高墙环绕的大幢日式别墅，然后由“总统府”征收以后，作为他的指挥部。这幢房子名叫“八胜园”，寓意“八方胜利”。
这个办公室成立不久，我和其他四个便衣，就被上级从士林官邸调到“八胜园”执行勤务。
我们去“八胜园”时，这个单位刚刚成立，因为上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新单位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部门，一直到自己去那里报到，工作了好几天，才慢慢清楚“八胜园”的内情。
表面上，“八胜园”的主任是张师，但是，实际幕后操纵且握有实权的，则是蒋经国。在蒋“太子”的号召下，不论是军统出身或是中统出身的情报头子，全部汇集在“八胜园”；我就亲眼看到不少当时“国防部”第二厅，也就是“情报次长室”的一些上校处长级老情报员，以及老军统出身的一些“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要人，三天两头地往“八胜园”跑。这些人当时不过三四十岁，但是，一来就是神秘兮兮的，不是开会，就是三五成群在讨论什么神秘的事情。其实，说穿了，无非是在研究如何整合涣散的情报系统，能够在蒋经国的领导下，万法归宗，融合为一。
另一方面，来台之初，蒋介石要国民党“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蒋经国也把原来国民党所属的中统系统，纳入“八胜园”的情报组织整合范围，例如张炎元、叶翔之，以及原属军统后来调任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唐纵等人，这些人和军统系统的郑介民等人一样，对蒋“太子”的招安，可说完全臣服其下，没有吭过一声。这些人相当清楚，蒋经国是代表其父在做情报系统的重整工作，更何况，从蒋经国积极参与党的“改造”，并且把CC系统逐出权力核心，已经能够说明，蒋介石是要把领导班子的棒子交给蒋“太子”。
美台情报大本营：西方公司
“八胜园”原先就有寓意汇集八方志士、战胜中共的意思在里面，可是，情报工作并不是光凭借着意志力就可以所向披靡的。
50年代初，当局对大陆不断派遣谍报人员，并且经常空投给养。为了维系这个艰难的工作，情报系统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在台北近郊的淡水开设了一个训练班，专门培训各种敌后专业谍报人员。
这些受训学员，主要来自各个部队的优秀人员，在淡水受短期训练之后，“国防部”就把他们的兵籍资料全部注销，然后以空投或是海上登陆的方式，把他们送到大陆。
这些人在出发以前，照例要由蒋介石亲自接见，然后，上级特准他们一个星期的休假，让他们吃喝玩乐轻松一段时间，再送他们上路。
中共自建党开始就注重谍报工作，他们统一大陆以后，实施严格的户口和民防管制措施，加上遍布全大陆的情报网，任何企图渗透进入大陆的外地人，几乎很难逃过大陆的安全系统，所以早期进入大陆的台湾情报人员，不是被捕，就是不敢轻举妄动，形同死棋一颗。
我在便衣组的一位同仁郑君，浙江人，他就是被派到“安全局”电信班受训，受完训，不久就去大陆执行任务，可是一直没有他的一点消息。我们后来也不知道他的情况，听说，他虽然没有被大陆方面逮捕，可是始终没有机会把情报发回台湾，等于和“安全局”失去了联系，可见大陆的严密控制是滴水不漏的。
有关方面清楚，光是我们自力更生，不是办法，于是想到与美国合作，利用美方的经验与资源。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台湾当局和美国政府合作成立的“西方公司”，便是为了搞情报合作而成立的一个“公司”。美其名为“公司”，其实内行人都知道那家“公司”，不过是美国CIA（中央情报局）的台湾分公司罢了。
在蒋“太子”的登高一呼之下，国民党的情报系统终于全部臣服于蒋经国的威权下。尽管，这些分别属于党、政、军系统的情报单位，较过去更为叠床架屋，但是，只要它们归附在蒋经国的统领下，叠床架屋反而更能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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