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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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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太子”的登高一呼之下，国民党的情报系统终于全部臣服于蒋经国的威权下。尽管，这些分别属于党、政、军系统的情报单位，较过去更为叠床架屋，但是，只要它们归附在蒋经国的统领下，叠床架屋反而更能凸显蒋经国一人独治的无上权力，也更可以鲜明地预示蒋“太子”的时代，已经悄悄降临。
长安东路十八号
1950年年初，一通电话打到草山官邸，要官邸支援四个便衣人员，到长安东路18号报到。我起先并不知道长安东路18号是个什么地方，只知道蒋经国前一天正式从台中搬来台北了。随后，我匆匆收拾一些简单的行囊，奉命和其他三位到指定地点报到。
长安东路18号，可以说是蒋经国来台以后的第一个官舍。早先，院内那栋日式房舍，不过是华南银行董事长的宿舍，后来，“总统府”通知华行，说这栋房子“总统府”要征用，就这样直接拨给蒋经国一家人住。日本占领时期，台北市的一条通到十条通，可以说是日本高级官员的豪华住宅区，即使到了光复以后，这一带还是很优雅的高级住宅区。
蒋宅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印象中，大概也有个几百坪的光景，房子的部分倒是没有多大，建筑是日式平房，整体结构呈一个“L”型；除了厨房、餐厅，共有四间卧房，蒋经国夫妇住一间大间的，其他三间则是孝文、孝章兄妹各一间，孝武、孝勇兄弟合住一间；另外，像在蒋家当厨师的蒋经国的堂兄蒋永发、管家汪妈、孝勇的护士奶妈，都在旁边角落有各自的小房间，而我们便衣人员则住在前院汽车间前面的小房子。所以，大体上说起来，蒋经国一家六口，加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住在长安东路18号，还算是很宽敞的。
刚刚搬进长安东路，蒋经国的经济情况相当拮据。最早，他还没有什么正式的官位，所以，谈不上什么收入。有好一段日子，蒋介石必须按月给蒋经国5000元台币，逢年过节还要加些补贴，才可以帮儿子度过一段没有薪给的日子。后来，蒋“太子”当了“政治部”主任，又是“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收人便逐步丰厚起来，但是，基本上蒋经国家里一直是相当俭朴的，这一点，我们侍卫人员都有目共睹。
就以那时蒋经国家里的早餐来说，餐桌上经常是一锅泡饭，菜也就是一块豆腐乳、一碟花生米、两片咸鸭蛋，平时，经常是煮锅罗宋汤，一吃就是好几天。穿衣服，蒋经国更是节俭，早年连一套西装都舍不得做，常见他穿的几条裤子都是他穿了好几年的旧裤子，我跟随他多年，坦白地说，蒋经国在清廉自持上，是绝对没有话说的。那时，他的太太蒋方良，生活也是过得非常简单，到蒋经国有了官职，她才偶尔到台北衡阳街的绸布庄去买些布料，做些衣服给自己和家人穿，有空闲的时候，她还会去看场电影，全家上上小馆子，至于外面有人说她喜欢打几圈家庭麻将，则完全是子虚乌有，至少我们从来没看过，也没听说过。
日常上班，蒋经国是坐一部1947年产的美国别克汽车，司机是从空军总部调来的李士官。蒋方良的座车是一辆英国奥斯汀小车，司机是从“安全局”借调来的邬先生。
我们四个便衣卫士刚到长安东路蒋宅时，蒋经国的四个小孩中，孝文插班到淡水的私立淡江中学，念初中部，平时住校，要到星期六才由我们派车把他从学校接回来；老二孝章当时念小学，孝武不过三四岁光景，而老么孝勇才一岁左右，刚刚在学走路，两个小男孩特别调皮可爱，我们几个卫士也蛮欢喜逗弄他们兄弟玩的。
除了三男一女以外，蒋经国和蒋方良夫妇还认养了一名义子，名叫邱明山。他和孝文是同年的，最早两人一起上淡江中学，也由我们侍卫人员和司机老李负责接送。如果两人一起在外闹事，邱明山总是代孝文受过。中学毕业以后，邱明山考上基隆海专，第一次结婚的时候，还是蒋经国夫妇证婚的。邱明山因为蒋经国的关系，曾在“辅导会”做过事情，后来听说因为交了坏朋友，并且犯罪坐牢，蒋经国对他非常不谅解，宣布和他脱离关系，连户籍也被从蒋家注销。因为邱明山这个人经常觉得自己身分低微，跟蒋家保持距离，不愿过分接近，虽然名义上是蒋经国的义子，可是他却很少踏进蒋经国家的客厅，多半时间反而是窝在我们卫士值班室，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之后，我们也不知道邱某究竟流落何方去了。
蒋公馆的生活基本上过得十分平静，最早，常常到蒋家做客的，包括时任“空军总司令”的王叔铭、“八胜园”的主任张师、“国大”代表严灵峰、“立法委员”王新衡等人，这些人多半是蒋经国到俄国读书时的同学，或者是那个时期的旧识；太太们则有明星花露水公司的老板娘（名字记不起来了）、王叔铭的太太、以后当了“辅导会”主任委员的赵聚钰的太太、“空军情报署”衣复恩的太太，这些官夫人经常会来蒋家看看方良女士，大抵都属于谈天联谊性质。
若干年后，蒋经国平步青云，官愈做愈大，常来官邸看蒋经国的朋友，反而为了避嫌，除了少数几位挚友，多半减少了往来的次数，蒋经国的朋友也逐日减少。
到蒋经国长安东路官邸不过一年光景，却因为一件意外的事件，使我们被迫提早调离了蒋经国的家。
在经国先生家服勤，我们的惯例是平均每两个小时值班人员要在四周巡逻一遍，平时大家都保持很高的警觉。但是，四条通一带，治安一向很好，日子一久有的同仁就逐渐松散下来。有一天夜里，轮到某位同仁值班，他可能一时失神，不知不觉睡着了，结果，有个大胆的小偷，竟然破坏了木条做的外篱，侵入官邸行窃，这个胆大包天的窃贼，居然偷走了蒋经国女儿孝章的进口菲利普牌自行车，然后又把官邸厨房挂的一根火腿偷走，还顺手牵羊拿走我们侍卫人员的皮鞋。
等到第二天，家人发现再向蒋经国报告，他不禁火冒三丈、大发雷霆，要把我们四个人立刻撤换，这时我才领略到别人犯错自己却跟着“连坐”的滋味，但是基于同事之谊，我们又不便责备那个值班打瞌睡的同事。
官邸窃案，让管区派出所大为紧张，一阵忙乱之后，警察终于逮到小偷，但我们已经调回士林官邸，接受新的任务去了。
*第三章：走进蒋介石的世界
1954年春天，“总统府”三局局长施觉民，打电话到官邸给侍卫长，表示“总统府”缺一名内勤工作人员，希望官邸能够审查派遣适当人选去递补。在没有人愿意前去的情形下，上面觉得我的可信度比较高，在几位长官商量以后，我被通知立刻到“总统府”办理到职手续。就这样，我开始真正到蒋介石身边服务，也真正亲身体会到老先生处理政务的执著精神，因缘际会，我也正式走入蒋介石的世界。
喜欢玩弄文字游戏的“总统”
我记得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讲过一句名言：“在佣人的眼里，即使伟人也变成了凡人。”
这一生，我服侍蒋介石父子三十余年，我也有和希特勒说的这句话一样的感受，即使今天的政治环境已经大变，对老先生，我却有一份难以名状的敬畏之情。
尽管老先生只受过私塾的教育，后来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外表上感觉起来他不像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的，可是他的汉学造诣很扎实，从我第一天踏入“总统府”，到他的身边供职，我就觉得老先生是位感情细腻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玩弄文字游戏的人，只要有什么大的庆典，需要有一篇什么训词的文稿，要以他的名义或者声音发布时，这就是他最重视的时刻，修改文稿一句一字从不马虎，斟酌得特别留神，甚至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通常，比较重要的文告稿子，是由他本人当面口述大意，秘书秦孝仪则在一旁笔记下来，然后连夜赶好草稿，先给秘书长张群看过以后，马上就送到老先生面前，再给他过目。
蒋介石像是中学老师似的，一篇文稿在他手中总要看上几天，经常一有空就会拿起他手边的红蓝铅笔，把秘书秦孝仪起草、秘书长张群核定的文告稿子，左涂右抹、上圈下勾，折腾个老半天，字句斟酌，反复思索。有时秦秘书会笔直地站在一边，等待老先生最后文章的定稿。秦孝仪为了一篇文告，经常必须连夜加班，只要老先生要发表的文告他本人没有看完，秦孝仪就不敢离开秘书室半步。
有时候，老先生临时想到文告里边有个字，似乎用得不太妥，他常常会叫秦孝仪再把原稿拿回修改或从印刷厂内抽回来，等他认为改得差不多了，最后核定无误才交代拿去印刷装册，秦孝仪就匆匆拿着最后的定稿，交当局的印制厂，告诉那边的负责人说，你们印吧，明天一大早要用的，然后才敢开动机器印刷文告或读训。
处理公文信牍或是看书圈点眉批，他都从来不用圆珠笔，写日记也是如此，不是用毛笔就是用红蓝铅笔。
蒋介石开会要戴两副眼镜
当官的人都喜爱开会，因为可以一显官威；没有人知道蒋介石究竟爱不爱开会，可是，至少我调到“总统府”做内勤勤务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由他亲自主持的会。
50年代到60年代，是老先生精神正好的阶段，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可以说无日无会，星期一是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的预备会议，星期三是中常会正式会议，而星期二、四、五分别有宣传会议、财经会议、军事会议等，都由他亲自主持。
我在担任内勤工作时，就听说老先生在抗战时期，主持开会所发生的一些传说。比如，他经常在开会的时候，因为高级将领稍有不逊，他就火冒三丈、大发雷霆，有时候就当着众人的面，疾言厉色地羞辱与会的将领。那时，老先生毕竟年轻气盛，但是，被他重责的将领在气愤之余，便兴起叛离之心，有不少名将便是在气不过的情况下，跑去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到了台湾以后，蒋先生毕竟是年纪大了，火气没从前那么大，所以，他主持开会，再也不曾听说什么大发脾气的事情。
尽管如此，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老先生刚烈的个性，基本上还是无法改变的。
蒋介石开会时，最重视的是干部有没有专心听训。所谓听训，就是听“总统”的训词，也就是老先生自己的训词笔记。只要开会读训时，有人胆敢打瞌睡，被他亲眼看到，那一定少不了有一顿胡子好刮。每次开会，他总是不忘记带两副眼镜，一副是老花镜，另外一副是看远的眼镜。干部读训时，他常常是一边看训词，一边用他炯炯有神的双眼，对着台下众将官的脸庞搜寻，看看究竟有没有人趁着读训时，偷懒睡觉，假使有人打瞌睡，他是绝对不会宽纵的，一定在会议做结论时，当众批评这个人，所以日子久了，再也没人敢打瞌睡。
愈是重大庆典，老先生愈是重视。重视宦途、爱惜羽毛的军人，岂敢再去梦周公？
大多数人都以为老先生开会，必然都是谈一些国家大事，其实有时未必尽然。
我记得是老先生的幺孙子孝勇，升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老先生见到孝勇怎么会剃个大光头，就问孝勇：“这是怎么回事？”孝勇十分吃惊地说：“阿爷，你不知道啊，我们老师叫我们大家要理‘中正头’，就是要理光头的意思，好像全台湾中学生都是理这种头！”据说，老先生听了之后，有些不高兴。他不高兴的原因，除了心痛孙子理光头之外，他也对外人对他的“光头”的误解感到不悦。
我们因为跟随他时间久了，知道他既不是光头，也不是秃头，而是因为他的头发非常细，只要长得长一点，他就会叫专属理发师为他修剪，一般人远看根本看不出他头顶还有“一层”细发。当然，教育界人士大概是要讨好巴结上面的人，故意创出一个什么“中正头”的名词，结果倒霉的却是一般无辜的莘莘学子，既不雅观，又对头部保护不利。
不久，蒋介石就在一次会议场合，相当直率地讲出他反对中学生剃光头的看法，他说：“你们很多人误会我是一个秃头或是理的光头，其实我是有头发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我认为办教育的，要中学生理光头是不对的……”本来主张让学生剃光头，显示全民“拥护领袖”的“教育部”官员，这下子马屁拍到马腿上，真是好不尴尬。
蒋介石的用人哲学：察言观色
文告上的字斟句酌，让人直觉蒋介石是一位十分守旧的人；而他在接见文武官员时，更有一套他自己立下的成规。
大部分蒋介石要召见的人，多是最近要调动职务的高级文武官员。召见前几天，“总统府三局”的主管人员，早就把公文准备妥当。比如说，某单位要晋升一位首长，但有好几位适当人选，通常有关单位会在众多人选中，选出二至三个，呈报“总统府”，然后，由“总统府三局”安排“总统”接见这两三位候选人员的时间。在召见当天，三局交际科人员就用毛笔写好一张大签呈给“总统”。在“总统”上班前，一大早就交由我把这份公文摆在“总统”的大办公桌上，在“总统”抵达办公室之前，预备接见的人员，早已经由交际科人员带领到“总统府”会客室等候。
一等蒋介石来上班，并且在办公室坐定，打开有关的人事档案签呈（上面记载了今天要召见官员的相关资料）。这时，“总统府”武官知道，“总统”已经把被召见人的相关资料过目一遍，知道“总统”想要召见今天约定的人员了，就放开嗓门唱名，将在会客室等候的待召见人员一一领进办公室。这时，蒋先生通常是神闲气定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后方，静待被召见人员进办公室，一旁的秘书秦孝仪、侍卫长二人也站在一边陪见。
有的人因为是第一次被老先生亲自召见，加上老先生有种不必造作就会自然流露出来的棣棣威仪，被召见人员有的会一时紧张，经常发生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
“总统”的办公室入口处，有一道矮门槛，高度约一寸左右，有的被召见人员心里七上八下，而老先生的办公桌就位于大门进去的正前方，有的人一见老先生就坐在正对面，双脚一时不听使唤，不小心踢到门槛，用力过猛，当场就扑跌在老先生面前。
老先生通常会和被召见人员闲谈家常一番，例如他会问人家你贵庚啊？你宝眷啊？平时读什么书啊？有的被召见人员，不习惯老先生的口音，或者听不懂什么叫“宝眷”，愣在那儿答不出来，那就会影响他自己的成绩和晋升的机会。有的人比较清楚老先生的个性，当他问起你平时看些什么书的时候，受召人倒不一定要说在读什么了不起的世界名著，只要说我最近在研读“领袖训词”，老先生便连连夸赞“好，好，很好”，此人已然成功了一半。
尽管蒋介石接见这些文武官员时，总是脸色严肃、表情慎重，但是什么贵庚、宝眷、看什么书的问题，几乎是任何人都会被问到的问题，至于一些别的问题，当然会小有差异，所以，当前面被召见人员先出来时，后面在等候的被召见人员就会很紧张地上前打听，究竟“领袖”适才都问了哪些事情啊？
因为，老先生召见人，通常不过是三五分钟的时间，他喜欢从一个人的长相、气度、神态和答话内容上，去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赋予重任。所以，假如一个人平时表现再怎么出色，可是假如当天晋见时，表现失态，老先生拿红铅笔在别人的名字上打一个大圈，那他就前功尽弃了。
所谓察言观色，老先生对这套传统的用人哲学，似乎特别重视。
越被蒋介石骂得凶越没事
侍卫圈子流传着许多关于蒋介石责打部属的传闻，一个在我们这个圈子最著名的故事，就是抗战时期，蒋介石用他的拐杖，敲打一位“卫兵头”的往事。在他的眼里，所谓长官，不过就是个管卫兵的头头，因而他一向叫他们“卫兵头”。
对他比较熟悉的部下，他要是恼火至极，他会大声吼道：“我要杀你的头！”抗战时期，他生气透顶时，会用宁波话骂道：“娘西皮！”这句话实在是一句非常粗鄙的农村俚语，意义比国骂“他妈的”还要难听。后来，他大概是年纪的关系，我们再也没听过他骂这句粗话，如果生气的时候，顶多骂一句“岂有此理”，比较生气时，会骂声“混账”，再生气一点就会骂“混账极了”，再加上一句吓唬人的“我要枪毙你”，不过这都是对比较熟悉的部属才会这样骂法。骂归骂，但从来没有侍从人员真的被他砍头或者枪毙的，也许，这些话，都是以前他年轻带兵时，遗留下来的一些口头禅吧！
对蒋介石的脾气摸得比较清楚的人都知道，愈是被他骂得凶，愈是没事，如果他一旦骂都懒
得骂的时候，表示他对那人已经死了心，根本不想再在面前看到他了，这时也是那人准备卷铺盖滚蛋的时候。
到台湾，老先生最生气的一次，大概是1957年5月24日，台北发生“刘自然案”的那一次。
刘自然因为偷窥一位美军士官的太太洗澡，被老美误以为是歹徒入侵，用手枪当场击毙。因为刘妻对美军的判决不满，就在1957年5月24日那天，跑到当时台北北门的美国大使馆静坐抗议。引起围观人群的极大同情，一时气愤，便和军警发生冲突，后来演变成反美暴动事件，不但市区路上的白种人全部惨遭“修理”，美国“大使馆”的美国国旗也被人扯了下来，台北中山堂对面的美国新闻处被愤怒的人群打得一片狼藉，马路上的车辆被人一辆接着一辆推翻、砸毁，民众情绪被此一事件鼓动起来，许多人都想借此一泄怨气，所以，演变成自从“二二八事件”以来，当年台北最严重的一次群众暴动事件。
蒋介石据报后，真是怒不可遏，立刻召来台北当时的卫戍司令黄珍吾，把他叫到官邸召见垂询。等黄某胆战心惊地匆匆赶到，蒋先生拿起他的拐杖，狠狠地往茶几上敲了好几下，责骂黄司令，你这个卫戍司令是怎么干的？会发生这等大事，为什么不懂得平抑民众情绪，让老百姓聚集、闹事，而且更得罪了美国人，这事情该怎么善了？
黄珍吾是蒋介石黄埔的学生，他很清楚校长的个性，所以一个劲地拼命说，是！是！全部是我的错！后来，他果然没事，反而那时的警务处长和宪兵司令，全部被撤换，而黄司令则照样做他的太平官。
蒋介石以客为尊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以后，最怕台湾变得孤立无援，所以一有外国元首来台湾访问，即使把上上下下搞得天翻地覆，也务必要让外宾心旷神怡。
1960年6月1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来访。艾氏来台前的一两个星期，国民党政府上下无不慎重其事，希望把接待工作做到尽善尽美，而老先生更对艾氏的来访寄予厚望。因为，老先生希望和美国保持更紧密的关系，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他“反攻大陆”的梦想。他非常清楚，以“国民政府”本身的力量，想要独力反攻，实际上存在着太多的阻力和困难，除非艾森豪威尔领导的美国政府支持他的“反攻大陆”计划，否则，他心中的梦想将永远仅是空中楼阁。在另一方面，老先生也有意借着艾氏的访问台湾，给北京的毛泽东看看，让中共清楚，不要再兴起攻台的任何念头，否则，背后的美国人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对艾氏的访台，已经把它列为那两三年里，顶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很清楚艾氏来访的意义，所以，在做一些准备工作时，当然格外用心。
在“总统府”装设空调，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平日，蒋先生是从不用空调的，因为他相信吹冷气会得风湿病，他是个相当重视保养身体的人，因而始终反对在他的办公室装设空调机，况且那时台湾还不会制造空调机，以他向来俭省的性格，他没事的话亦绝对不会主动要装空调。不用空调，他也不习惯吹电扇，连他的办公室原本有的吊扇，也不常使用，即使大热天也只开靠大门口的吊扇祛暑，他喜欢电扇从侧面吹，他怕电扇的风会让他的头难受，因为，他的头发一向很短，如果吹了风，头会觉得不舒服。
既不吹冷气、又不吹电扇，老先生夏天又怕热，在官邸平常吃饭的时候，我们侍卫人员就要像古时候的婢女或者太监一样，站在他的身后替他打扇子，这个扇子的用料和质量质料，他还特别考究，要专人到香港去买大陆产制的蒲叶扇，每当夏季气温上升、酷暑难当的时节，老先生的身后一定有副官人员，专门为他扬风祛暑。
可是，现在美国的总统要来，总不能再派个人，跑到老美的身后，像是伺候皇帝似的，也为美国总统扇扇子；所以，在艾森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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