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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王维忠传奇-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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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名人从药品广告中消失（2）
这次国务院首先拿名人代言药品广告开刀，可谓切中要害，是对药品广告整治的“釜底抽薪”之策，打响了全面整治医药广告的攻坚战，有望根治当前医疗广告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赵忠祥，你不该做这种广告（1）
身为医学专家的王维忠，自然比一般人更清楚这些非法医疗广告对社会和群众的巨大危害性；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更明白，要彻头彻尾地根治这些社会顽疾，不能仅依靠某一个部门，而且靠切实可行的法律。2003年3月，再次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王维忠经过充分调研，在准备好24件高质量的议案的同时，又以建议的形式，在十届全国人代会一次会议上，强烈要求人大修改《广告法》，坚决废止药品、保健品广告，加大对违法广告的惩罚力度，并建议推广“呼死你”治理违法广告等，受到众多媒体的关注。2004年3月，王维忠在十届全国人代会二次会议闭会期间，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提出了“名人不该助违法广告之乱”的建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工商议字［2004］第145号文给予答复，对治理违法医药广告做了许多工作，如“关于查处以电视短片形式发布违法医疗广告的通知”、“关于严禁在商业广告中使用国家机关名义的紧急通知”等，查处了一批违法医药广告。但王维忠认为此动作还远远不够。2004年7月，王维忠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第一季度部分报纸发布的医疗服务广告的检查结果获知，到2004年5月25日止，总违法率为66。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各地医疗广告发布量较多的63份报纸2月2日至8日发布的全部医疗服务广告进行了检查，共检查4881条，发现违法广告3236条。医疗广告的主要违法表现有：未按照规定标明广告证明文号；声称保证治愈或隐含保证治愈；发布治疗11种疾病的广告（禁止发布的）；使用非医学专业技术职称用语；利用患者或者医学权威机构、人员的名义、形象或者使用其推荐语进行宣传；宣传治愈率、有效率等效果；出现与药品相关的内容以及以新闻报道形式发布广告等。检查期间，王维忠发现很多报纸发布的医疗广告违法（涉嫌违法），广告根本没有报批，个别有批文的也是随意增加内容，并多以“报告会”、“发布会”形式不受约束地发布。一些报刊违反《广告法》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执法部门对此表示无可奈何。王维忠严厉地指出，一些报刊不受限制地发布违法医疗广告，其他的报刊就会步其后尘。他们如此发布广告，不能说与主管机关严管不力、执法机关不作为等毫无关系。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违法医药广告的误导性极强，患者深受其害，引发医疗纠纷时有发生，有的病人病情加重，而无合法途径寻求保护。2004年7月28日，一心要消除违法广告的王维忠，又特地以“治理违法医药广告刻不容缓”为题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及全国人大等有关部门发出了呼吁。他向有关管理部门提出了这样的建议：省委组织人大代表对医药广告发布情况进行一次视察；请省委宣传部和省工商局、省卫生厅、省药监局、省中医药局等部门配合；对视察中发现的违法医药广告，勒令停止发布，对一直或多次违法发布广告的新闻媒体和广告主、广告商予以重罚；对本省发布违法医疗广告的新闻媒体应处以停止刊发，经整改后再恢复其发布权。2005年3月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他又向大会提交了一份题为“修改《广告法》”的议案，他在这份议案中指出，《广告法》自1995年5月实施以来，对规范广告市场，促进广告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用广告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行为日趋严重，虚假广告屡禁不止，广告监管机关虽然付出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从执法实践看，我们感到《广告法》还存在着缺陷，应当予以调整和修订。他认为，《广告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些规定不明确，操作性不强。比如，《广告法》对于处方药、非处方药及用于不同类别疾病的药物（医疗器械）的广告规范及审查程序规定过于笼统和单薄，在执法中难以掌握尺度，致使此类广告违法严重而又难以治理。
他指出，新闻媒体既是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又是广告经营的主要载体之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某些新闻媒体的领导放松了对广告发布前的审查，致使违法广告得以发布。特别是一些报纸和电视台不经审批就发布广告的违法行为随处可见。还经常编造诸如“学术报告”，所谓“专家”、“教授”或是著名演员的“看法”和“体会”来误导消费者，坑害病人。而多数患者缺乏应有的法律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受害者总是自认倒霉，不了了之。他还指出，当前，虚假广告禁而不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法手段较弱，处罚力度不够。这表现为：首先，《广告法》授予广告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权力十分有限；其次，我国对广告市场的监督管理是一种事后监督的方式；第三，《广告法》对于违法广告的处罚规定太轻，缺乏应有的威慑力，使得违法者有恃无恐，是虚假广告禁而不止，特别是食品药品和医疗等违法广告得不到彻底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他特别指出，这些年来，很多人大代表都在反复呼吁修改《广告法》，但有关主管部门一直没有给予重视。他认为，各地对广告监管力度严重不足。
赵忠祥，你不该做这种广告（2）
为此，他向国家有关部门呼吁：要在县以上工商行政管理局设立广告审查机构；新闻媒体的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行业管理；修改广告监管法规；增加广告监管力量；应当有一个“广告法施行细则”。对于上述存在的问题予以明确，提高其针对性和操作性。同时，有关部门也要重视和加强对名人做广告的管理。写到此，我想起了王维忠代表因为看不惯名人为医疗保健做广告而写信批评央视著名主持人赵忠祥，并得到赵的积极回应，表示不再做这类广告的趣事。在王维忠代表去世后，2006年12月，我前往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采访。在向王维忠教授的几位博士学生了解情况时，其中一位学生告诉我说，作为医学专家，王老师最反感那些名人在报刊电视中所做的五花八门的广告，特别是那些医疗、保健广告。他认为这不仅大大影响那些名人在大众心目中的美好形象，而且更会误导消费者，甚至败坏社会风气。2003年的一天，王教授从长春的一家报纸上看到赵忠祥为某药品做广告，不但说了不着边际的话，而且还有照片。王教授平时很爱看赵主持的节目，认为他是中国很不错的节目主持人，说白了，赵忠祥是他的偶像。如今，他看到自己的偶像竟然为了几个钱，如此糟蹋自己在广大观众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很生气。这位较真儿的老人马上以全国人大代表和一位医学专家的双重身份，向远在北京的赵忠祥写了一封措辞较为严厉的批评信。他在信中直截了当地指责道：“一直以来，与众多喜爱你节目的观众一样，你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但我没有想到，你为了几个钱，竟也像那些三流四流的影视明星一样，如此作践自己的形象，为那种吹得天花乱坠的保健品做广告，这实在令人失望。你好歹也是位中央电视台著名的主持人，为何要那样做呢？”在接到这封批评信后，赵忠祥极为重视，很快就给王维忠回了一封信，表示愿意接受人大代表的意见，今后再也不会为这些医疗保健品乱做广告，同时对王代表在百忙之中支持和关注自己深表感谢。赵的信当时是寄到医院，由值班的一位女学生转交给王维忠的。他当众拆开看了，还笑眯眯地对几位在场的学生说：“没想到，我的偶像赵忠祥反应竟这么快，更没想到他态度如此诚恳，看来我这封信没有白写呢。”
王维忠指出，不负责任的虚假宣传，制作低劣、毫不注重观众体验的医药、保健品广告早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带给大众的只有怀疑、失望、愤怒、咒骂和抵制。特别是那些治病救人的药品、强身健体的食品也被名人“忽悠”，比如减肥茶成了长肉茶，治癌药成了致癌药。谁都知道是名人误导众人欺骗消费者、损人利己应该受罚，可名人却偏偏躲在法律后面说拜拜。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真的无法可依了？回答是否定的。早就对有关法律熟记于心的王维忠指出，我国《刑法》第222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可判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57条对“情节严重”细化为四类情况：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给消费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受过行政处罚两次以上、又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的；造成人身伤残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工商广字［1991］第337号文也对广告经营违法案件中非法所得如何计算做了详细规定，其中明确说明：“广告经营承办或代理内容违法广告的，以全部广告费收入作为非法所得。”可见，国家对虚假宣传早就有法可循，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为何从没见到有名人、明星被查处呢？
非法医疗广告害人不浅（1）
对这些五花八门的各类医疗和保健品的非法广告，我也是深有感受的。2004年，是我人生中极度灰色的一年，就在这一年秋天，我的父亲被查出肝癌晚期，不到四个月时间就永远离我而去。那年秋天，在京城奔波两年都没有回过老家的我，决定回去探望父母。到家的第二天，正当我沉浸在亲情的快乐之中，却发现父亲每餐进食很少，而且总是用手按着右腹，露出痛苦的神情。在我的再三追问下，父亲才极不情愿地告诉我：他的右腹好像长了个硬块，很痛。我心中一沉，急忙把父亲带到市里最好的医院作了检查，结果令我当场差点痛哭：原来是可怕的肝癌！在极度惊骇之余，心存侥幸的我，赶紧将父亲送到北京做彻底的检查。在北京的几家大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后，我让父亲住进北京肿瘤医院。在父亲检查和看病期间，我每次进出医院大门时，都会看到三三两两的散发各类“包治肿瘤”的小广告，有时在医院的门诊部和住院部等地，还不时有散发虚假广告的男男女女钻进来，把印刷得花花绿绿的大小广告硬塞给你，令你防不胜防，烦不胜烦。那上面吹嘘的药名更是无所不有，不管是什么药都一律能包治各种肿瘤。那些“良药”少则百多元一盒，多则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一个疗程。这些“治癌”小广告中，有一些是常在报刊、广播电视大做广告的正规医药公司和厂家生产的，其余绝大多数是一些非法的。尽管那些小广告印制粗糙，内容和疗效胡编乱造，上面错字随处可见，但还是有不少人上当受骗。2004年10月的一天，在肿瘤医院门口，我看到一位衣着褴褛的中年妇女坐在水泥地上呼天号地地大哭，她身边躺着一个身材消瘦、脸色枯黄的中年人。原来，这是一对夫妻，丈夫不幸患上了肝癌，他们把老家的一头牛和两头猪都变卖了，然后又东借西凑，好不容易凑到了一万多元钱，到北京看病。因为一次化疗就得交两万多元的押金，他们身上的钱根本就不够，也住不起院，只能开一般的口服药。就在当天下午，他们因经受不住一群散发小广告的男女的诱骗，鬼迷心窍地相信了他们的“包治”各种肿瘤的鬼话，用那一万四千多元血汗钱换来了一大包包装粗糙的中成药。结果找到医院大夫一问，夫妻俩一下子就跌倒在地：原来，这些所谓的良药，全是假的。里面的成分只不过是一些吃不死人的低劣药材，还有一些营养品。后来，这对夫妇在好心人的指引下，去找派出所、工商局、药监局，这些部门相互推诿，根本就无人管。无奈之余，这对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夫妇只好在医院门口乞讨为生。如今，三年时间过去了，但那对夫妇被卖假药的人骗得流落街头的凄惨情景，至今还在我的眼前摇晃，深深刺痛着我的神经。在父亲住院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我经常看到有不明真相的外地患者和家属因为小广告上当受骗，落得人财两空的悲惨事例。我曾多次将这些情况反映到北京肿瘤医院党委办和宣传部门，但对方都表示对此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只是医院，根本就没有任何执法权，他们唯一能做到的是，让医院的保安和工作人员禁止这些不良小广告进入医院。至于医院门外及四周那些散发医疗小广告的不法之徒，只能是让当地的城管、工商或药监部门去管理了。有一次，我就此种不正常的现象与该医院消化内科的侯大夫交流。侯大夫深有体会，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大叠五花八门的“医治肿瘤”广告，说：“我随手接下来的医疗广告就有好几百份了，但谁也管不了他们呀。”接着，他指着其中一份“某某肿瘤特效药”的宣传广告册说：“你看看，这上面有好几位影视明星及中国著名‘肿瘤专家’的头像，更有他们对这药胡说八道的所谓推荐词！”侯大夫十分气愤地说，“作为一名大夫，我最痛恨这些骗人的小广告！他们的良心都喂狗了！”
侯大夫名叫侯志敏，是我父亲第一次肿瘤化疗时的主治医生。他时年40岁，山西运城人。他长得很精瘦，为人谦恭，忠厚老实。在治疗期间，他尽职尽责，我们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得知我是记者，他就常把有关医疗的一些不公平和腐败现象告诉我，希望我能够关注。这次，他还就这些虚假的医疗小广告问题，与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他指着那份包装精美的“肿瘤广告”说：“早在几个月前，我就特意针对这份夸大其词的广告向北京的多个部门举报过，但至今无人理睬。正因为我们的监管部门太不负责任，所以这些散发小广告的就变得无法无天，肆无忌惮，有恃无恐。”据侯大夫讲，当他向海淀城管举报时，城管让他找工商局；当他电话打到工商局时，对方声称有关医药卫生的小广告应找药监局；当他打电话到海淀药监局时，对方却又让他找工商和城管，因为对方并不是在公开地出售药品。无奈之余，他又致电当地的派出所，派出所说这不属于他们管，他们只管治安，这些应找城管和工商。就这样，这些执法部门就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最后还是没有一方受理投诉。无独有偶，湖北阳新县白沙镇吕港村村委主任吕裕民，因为儿子吕绍瑞不幸患骨癌而四处求医。其间因为相信非法医疗广告，他不但白花了钱，更因此耽搁了医治，令年仅21岁的儿子丢了性命。
非法医疗广告害人不浅（2）
2006年秋，正在湖北某建筑工地打工的吕绍瑞左腿疼痛难忍，去当地医院一检查，被诊断为骨癌。如果要住院的话，得交十多万元的各种费用。这对贫困地区的农民而言，无疑是天文数字。吕裕民只好带着儿子四处求医，想找一些偏方、怪方来医治。就在此时，阳新电视台上每天播个不停的一则医疗广告很快吸引了全家人的眼球。那是阳新县兴国镇医院的一则专治各类肿瘤的广告，上称：肿瘤不用愁，只找毛榉国。原来这毛榉国是该医院的一位特邀教授，据说能妙手回春，不管是何肿瘤，总能药到病除。一家人看到这是县电视台播出的广告，而且距家又不远，第二天就凑出几千元钱赶到了兴国镇医院。只见那位被吹成华佗再世的毛榉国专家年约五十岁，高大肥胖，毛专家看了吕绍瑞的病情后，胸有成竹地说，这病很好治，需要三个疗程，只要几万元就能治好，但在此期间不能再吃其他药以免有副作用。吕家人喜出望外，马上交了两千元钱，抱回了一堆中药。等他们第二次去找毛专家时，对方却因为治病老出问题被当地百姓打瞎了一只眼睛逃之夭夭了。而该医院的陈院长还再三让他们等毛专家回来。直到三个月后，毛才出现，此时吕绍瑞的肿瘤已到了晚期，早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2007年10月1日，吕绍瑞带着伤痛离开了人世。
一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过早地断送在虚假的医疗广告上。事后，当吕裕民找到兴国镇医院时，那位毛专家早不见了影踪。直到这时他才知道，此君只不过是一位退休医生，该院被几位福建人承包后，自制药物，胡吹能医治各类肿瘤，却总是事故不断，后来被群众举报而遭查封。见病人已死，这家医院只得退回了近万元的药费，并赔偿了三千元了事。而当吕家人找到播放虚假广告的阳新电视台时，一位叫蒋红艳的负责人自认理亏，当即表示愿意作出相应赔偿。但电视台一位叫刘波的台长却坚决不同意，还声称他们的广告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医院，拒绝任何赔偿，还声称根本不怕打官司。
正因为针对性强的法律缺失，所以，依法整治这些危害不浅的五花八门的医疗广告已迫在眉睫。2005年6月26日至7月1日，时值北京的盛夏之季，干燥和炎热笼罩着首都。在人民大会堂，正在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代表们正在就几项重大的议案报告进行热烈地讨论，那火热的场面，比中午长安街上的炎热空气，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吉林团的特邀代表，王维忠列席了此次不同寻常的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的人大代表24人，由吴邦国委员长主持，先后听取了制定“物权法”议案的报告、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修改《公证法》（草案），其中给王维忠印象最深的是吴仪副总理作的“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形势与监督工作”的报告。6月30日上午，在全会分组审议关于吴仪副总理的报告时，作为医学专家的王维忠，对此作了三次发言：“吴仪副总理作的报告没有保留地、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前我国食品、药品存在的问题。早在2005年的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反映食品安全问题的代表就很多，而且也很强烈。这也显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已迫在眉睫。众所周知，食品种植和成品分成几个阶段。第一是初级阶段，农药、化肥的使用污染，更有甚者像河北的有毒大蒜，这是人为因素，难以控制；第二是加工阶段，小型工厂不具备检测能力，几乎全不达标，这类工厂占92％，特别是黑食品厂，部分隐藏在城郊结合部，环境极其恶劣，很难发现。有毒、死亡的禽类、畜类加工品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寻常百姓家，甚至大企业将苏丹红等有毒添加剂毫不隐讳地加入食品中，真是害人不浅；第三个是流通阶段，一些不法之徒，制假售假，公然将产品送进超市出售，以致消费者中毒情况频发，尤其群体集体中毒事件屡有发生。”“我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首先是监督不力，多头管理，监管体系没有理顺。曾有人戏称：‘十个大盖帽管不了一桌饭；八个部门管不了一头猪。’这很形象地说明了多头执法，部门间不协调，沟通难等问题，也有执法人员素质低，执法力度不够，常常出现以罚代处的问题。二是食品产业链本身环节比较多，很难监管，互相推诿情况经常发生。三是养殖、屠宰由农牧部门管；屠宰又由工商部门布点；销售时工商看章，各管一段，对前、对后都没有交代。这样的执法模式制约了质量控制。四是，食品质量只有《食品卫生法》约束，监督没有国家标准可依，部门和行业标准多而不统一，一个部门认为合格而另一部门则认定不合格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各个部门都有一套检测队伍和设备，这也是配置的浪费。”“因此，我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是给食品医药管理局正名，让其有职有权，把食品的监督管理权交给该局；其次是加大政府投入，把各部门涉及的监测人财物集中起来，制定国家级标准，统一监测；最后把国家资金集中投放，提高监测能力。争取尽快制定‘食品安全法’，让食品监管有法可依。食品宣传更不能搞炒作，多作正面报导，不要把‘专家’的一些看法作偏见宣传，食品就是食品，不能宣传其药物功效。”
非法医疗广告害人不浅（3）
“药品监督已成体系，并有法可依。但制假、售假仍频发，都是受利益驱动，使丧尽天良的人铤而走险，最后害人害己。制假、售假已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在此次会议期间，吴仪副总理提到虚假、违法医药广告问题严重，已成为社会的一大顽症，这些非法广告其实是制假、售假猖狂的助推器。”在近几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早有不少人大代表提出治理违法医药广告的建议，并提出了修改《广告法》的议案，但都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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