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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王维忠传奇-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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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慢慢黑了，气温明显降低。人生地疏的我只好打电话向张红秀大姐求助了。张红秀告诉我：他们已经发现我不见了，正在四处寻找我，叫我最好不要乱动，就躲在那里不要出来。同时她小声地告诉我，她刚联系到出租车过来接我……并告知我车牌号和司机的手机号码。随后电话就急急地挂掉了。
5分钟后，我的手机又响了，我一看，是本地的一个陌生电话，一问，是那位司机。对方急急问我在哪个方向，我迟疑了一下，还是告诉了他大致方向。随后，一辆面包车悄悄向我这边开来。我跃到溪流的对岸，闪到一棵白杨树后面，却意外地发现：那辆陈旧的白色面包车里竟坐着那位在门口拦截我们的小保安和两个男子。见行踪已完全暴露，我知道再跑也没有用了，因为前面除了一个小村庄，四周就全是蜿蜒起伏的山脉了。我干脆放慢了步子，直往村子里钻去。车子在后面追赶着，我故意插着小路往那些民居钻来钻去。我的身后面，不时传来他们气急败坏地高叫声：“站住！站住！快来人抓住他！”
随着两声紧急的刹车声，两辆警车围住了我。“你还敢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我转过身来，冲着那几个人大声喊道：“我到底犯了什么法？你们凭什么这样追赶我？”那位随后跳下车的警察倒没为难我，只是让我上车，还说这是领导的指令。两辆车押着我很快就到了农场门口，我刚下车就看到杨英明正在四处张望。看到我从车上走出来，不由喜上眉梢。刚才那位“鹰钩鼻子”马上带着几个人围了过来。他很显然对我的企图溜走很生气，冲到我面前大声喝道：“你马上把手机给我交出来！”他不由分说地强行搜查我的身上，并一把夺过我的手机，放在自己的衣袋里，然后又让另一个人夺过去我的采访包。我见状，从张红秀手中要过手机，又一次想拨打110，那“鹰钩鼻子”眼疾手快地又将手机抢了过去，对我怒喝了几句。我当然不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大声质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你凭什么限定我们的人身自由，我要告你们！”对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冷嘲热讽道：“我们是刑警队的，你打110也没有用，告诉你，我就是110！你给我老实待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我正要质问，那位阴沉着脸一直没有吭声的纪委书记在后面叫道：“不要理他们了，在这里我们就是法律！”
随后，我和老钱先后被推上了那辆日本吉普车，张红秀和那位无辜的出租车司机则被推上了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鹰钩鼻子”、那位年轻人和那位纪委书记告别后，坐在我的前面，向新源驶去。
重获自由的我更为张红秀的安全担忧起
到达新源公安局后，我们就被分开问讯。我则被带到楼下左面一个空房中。一位身着便服的年轻民警让我坐到里面，就开始询问我为何事到了这里。我将情况如实告知。
对方仔细地听了我半小时的反映，查看了我的身份证和“中国报告文学作家协会会员证”，同时也很好奇地翻看我的书。这位领导显然也被我的诉说打动，他一边认真地翻着材料，一边又问：“那新源公安农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激动地说： “领导同志，我今天的行为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因为任何一个公民都有知情权，我只不过是出于对那些女职工的同情，受人之托前往了解情况；我并没有虚构任何身份，更没有收受他人钱财……”
这位张姓领导看到面前那些文字的证据，听完我的反映后，忙安慰我说：“我们这也是依法办事，希望你能够理解，不管如何，我们会尊重事实。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几分钟后，那位“鹰钩鼻子”急匆匆地走进来，又询问我与张红秀交往的过程，然后就闷声闷气地离开了。后来，我获知，此人叫马军，是公安局刑警队的副队长。那位年轻民警一边和我拉家常，一边认真地整理笔录，最后让我签字。
夜里10时40分，张警官和 “鹰钩鼻子”马军又来到办公室，他们告诉我：我的问题全部调查清楚，我并没有违法的行为，现在可以离开了。但有关我的身份证和会员证的真假，他们明天再核实。我急忙问道：“请问张红秀、老钱及那位司机呢？”对方回答说：“张红秀涉嫌伪造国家公文和公章，我们还在继续对她进行审问，她肯定走不了。”见我还要问，马军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我们已调查过，他们根本就没有出示过那样一份上访回执，我们怀疑是假的，当然，我们还得对那上面的公章做鉴定……”
张警官把我的采访包和手机都归还给了我，并告知我明天早上9点左右再来一趟办公室。这时我才知道，“鹰钩鼻子”是刑警队的副队长，也是负责办理此案的警官。
我在住处旁边一家旅馆住下，一觉睡到大天亮。打车赶到公安局时，正好是上午9点整。马军见到我后，让我先在楼上的办公室坐坐。随后李警官进来告诉我：他们已查证了我的身份。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又问道：“请问张红秀怎么样了？你们说那上访回执的公文有假，查出结果了吗？”这时，马军急匆匆地在门口探过头来阻止我，说：“你不要问这么多了！告诉你，她肯定有问题。是真是假，不关你的事……”李警官也告诉我：“新源公安农场的领导认为自治区人大上访回执的那公文和公章有假，所以我们还在进一步的查实，是真是假，可能得一周时间；也不排除是那里的人擅自写好给他们的，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肯定会让她出去的。”
而那出租车司机和带路的老钱还得接受审查。无奈之余，我只好提出我有东西放在出租车后备箱里，要求带走。马军只好叫了出租车司机。脸色蜡黄的司机看到我获得自由了，不由露出意外的神情。我问他看到张红秀和老钱没有？他小声地说：张红秀在楼上，有人打她，我们半夜里听到她哭叫，很惨……我们昨夜被审问了一夜……
女民工张红秀的黑色遭遇（1）
后来我获知，6月6日晚上，那位无辜的司机终于被放了出来；第四天，被关押了近五天的老钱也被放了出来，他当即打电话告诉我：“张红秀被他们打伤了，你们快想办法救救她吧……”与此同时，张红秀的丈夫在别人的帮助下，几次打电话向我哭着求救称，遍体鳞伤的张红秀第二天早上被送到伊宁看守所，老钱和其家人去探过监，都了解到张被打伤的确切消息。
直到6月底，我突然接到张红秀的电话，原来她刚从伊宁看守所出来，她在电话里哭诉了6月7日凌晨两点许，因她没有按他们的“意思”去招供，特别是，当马军强令她写一份“石野与张红秀共同收受新源农场百多名女职工某某元”的材料，先是被马军揪着头发拳打脚踢，然后又被马和另一位民警用电棒击打，可怜的张红秀大姐被打得在地上翻来倒去，嘴角出血，不但大小便失禁，而且阴道不停的流血，直到一星期后才止住。然而，马军依然没有就此罢休，还不停地恶言威胁她。被他们毒打了几个小时的张红秀最后昏倒过去。但马军却不让她接受任何治疗，其间三四天不让她吃喝。直到奄奄一息的张红秀被送往伊宁看守所时，才受到正常的诊治。看守所有关负责人及管教见张红秀浑身是伤，怕出问题，拒绝收监，并给她做了相关证明。
2006年7月底，我收到张红秀写来的新源县公安局刑警队被马军等人打伤的全过程。她还随信附上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2006年7月26日出具的一份出院诊断证明书，上面写道：脑震荡；盆腔积液。2006年7月17日医院出具的CT诊断报告上写着：右侧额顶部颅骨线形骨折。此时，取保候审的张红秀仍然处于精神和病体上的双重煎熬之中。由于无钱治病，被人打伤的身体常痛得她难以忍受。她一直想请律师帮她讨公道，但又实在付不起律师费，被拖欠的工程款一直讨不回来，她因此而欠下的民工工资每天总有人上门讨要。
马军等人到底是否对张红秀采取了刑讯逼供行为呢？由于马军几次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我打通了与马军一起的另一位警官的电话，这位警官称：他们不可能对张有任何的刑讯逼供的行为，记得那天夜晚在审讯张红秀时，她表现很好，但也不知何原因，后来她见到马军就装疯卖傻的。我们都懂法，是不可能对在押人员有逼供行为的。由于张的问题没有搞清楚，所以我们决定拘留她。当我问道：“请问那份自治区的回执公函，到底是真是假，已经几个月了，现在有结果了吗？”对方回答道：“那件事情还没有结果，情况很复杂，后来此事移交到有关部门处理，我们也就没有管了。”
2006年10底，张红秀多次向新源公安局的某领导反映了马军对她刑讯逼供之事，但对方不但不理，反而警告她：我们没看到马军打你，你不要四处乱说，你不要忘记了你现在正是取保候审的人……
2006年10月27日下午 17时15分，我打通了新源公安局一位领导的电话，对方听到我的名字和来意后，马上回答：“我是新来不久的，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接到张红秀的投诉后，我们当即让督察部门依法进行了调查，目前没有发现马军对她有刑讯逼供的行为。你也不要听她乱说，当初你在我们刑警队时，有没有对你进行刑讯逼供呢？至于她的案子，我们目前已移交到检察院了……”当我还想进一步询问本案的其他情况时，对方已经挂上了电话。
我把新源公安局刑警大队副队长马军非法关押民工张红秀并对之刑讯逼供、将其打伤的事写了一份详尽材料递交给了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忠、陈忠林等人。他们表示：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们一直关注农民工的问题，对这种司法部门严重侵犯民工人身权利的恶性事件，一定会关注到底。
2006年12月初， 我国著名刑法学专家、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张泗汉特就此案指出：对于公安公安局的违法乱纪行为，作为监督部门的检察院理应对此立案，只要司法介入，刑讯逼供的事情马上就会真相大白。但新源公安局和检察院拒绝当事人合法做鉴定，是一种渎职行为。其实这也就证明了公安局存在刑讯逼供的非法行为。尽管公安局拒不承认其有刑讯逼供的行为，也不按法律规定让当事人做有关的司法鉴定，而检察院也拒绝为当事人出具有关证明做司法鉴定，但张红秀可以依法要求检察院出具不予立案和不让其做司法鉴定的书面文字，直接以此为主要证明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警方有关人员的非法行为。与此同时，张红秀还可以自己联系地方普通医院自行验伤，任何一家医院都可以鉴定其身上是否有伤，伤势如何，可作出伤情鉴定结果。尽管地方医院无法证明此伤是谁造成的，但张红秀可以让2006年6月7日一起被警方扣押的两位当事人证明当晚警方对其进行刑讯逼供；可以让其家属作证，因为其家人曾在看守所看到她的伤情；尽管警方公然扣压了张当时在看守所外出看病的有关病历证明，但她可以让看守所有关人员，让同一牢房的在押人员证明她当时的伤势情况，而她受伤这段时间，也就是在看守所羁押之时身上的伤情自然为警方所为。
张教授还特别指出：新源公安局加在张红秀身上的涉嫌为造国家公文罪和诈骗罪都是根本无法成立的，因为至今半年时间过去了，新源警方没有对有关公文进行鉴定，连那份文件的真假都没有搞清楚，其中名堂很多。警方以张红秀诈骗了新源公安农场退休职工李仁林等人的钱财，也不成立。因为，张并没有虚构事实，没有隐瞒真相，警方仅以张所请过去的对此进行调查的石野不是记者身份是以作家身份，以此为由指其隐瞒事实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石野前往实地对此进行了调查，并准备对此进行揭露，至于他是以记者身份还是以报告文学作家身份，还是以公普通公民身份对有关真相进行调查，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其次，张红秀向李借钱只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一种行为，更何况被借方李仁林一直认为张并非欺骗她，借钱是真，帮助他们找人来对农场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也是真。张红秀完全可以依法向法地人民法院起诉新源公安局的刑讯逼供行为，要求其对她的错误立案行为作撤案处理，并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对此造成的各种损失进行有关赔偿。
女民工张红秀的黑色遭遇（2）
我们期货事情尽快水落石出；期货着公民包括新闻的采访的基本权利；得到起码的尊重，期待着党的事实求是的阳光普彻着大地的各个角落，包括新源监狱农场这样的地方……
〖HTK〗2006年10月，我在北京武警总医院将马军对女民工张红秀刑讯逼供、新源有关部门公然包庇马军的案情介绍给王维忠。他听了我的亲历过程，并认真看了材料后十分震惊，马上给公安部有关领导写了信。就是在老人家临终前的十几天，他还对前往医院看望的我说：“那个张红秀的事，你一定要报道，一定要让那些公安败类的丑行公布于众。我出院后，一定会亲自打电话给新疆公安厅的领导。”没想到，这也成了他的遗愿之一。2007年“两会”期间，我将有关材料转交给了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刑法专家、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教授，引起了他的关注。现在，张红秀出看守所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而当初警方给她的取保候审时间只有6个月，超过了此时间，要么警方按法律的规定撤案，要么找到新证据重新将她关押。她出来后一直四处控告马军及新源公安农场纪委书记杨英明等人的联手刑讯逼供的暴行，但张红秀几乎走遍了新源、伊犁及乌鲁木齐市的许多政府部门，对方不是踢皮球就是毫不理睬。事发后，在我的一再追问下，新源警方这才把当初从张红秀身上搜出来的4000元钱（这是张从新源农场职工李仁林那儿借来还民工工钱的）归还了，但却给了李仁林，不给张红秀，张红秀走出看守所时，警方也送了500元钱给她，后来才知是杨英明以农场的名义出的，他们企图阻止张红秀告状，并一再威胁她。可怜的张红秀，几家国家单位拖欠她的工钱就是不还，而她欠民工的工钱天天有人找，现在，她又因伤重总是出现头昏和失忆的症状，有时走路都困难……尽管张红秀经取保候审放了出来，但由于她被打得太严重，家里太穷无钱医治，只好拖着病体四处上访。与此同时，在马军的不断威胁下，她的丈夫与他离了婚，她年仅12岁的小儿子被迫辍学。她的不幸，不仅毁了一个原本幸福的家，更影响了她的另两个子女的生活和学习：张红秀的女儿谷晓，当时正在新疆某大学新闻系读书，妈妈出事后，无钱再读只好辍学，于2007年6月来到北京打工；张红秀的长子在西安武警某部服兵役，也因此大受影响。本来，对于新源公安局刑警队的马军对张红秀实施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一事，不但有其身上的伤痕累累，更有家属、目击者、医院、伊犁看守所及看守所内的多位证人，有大量确凿的证据，但新源公安局的有关领导却对此置之不理。作为执法监督部门的新源检察院也对此冷漠待之。尽管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张红秀一直拖着病体，忍辱负重，四处到当地的妇联、纪委、人大、政法委等部门哭诉，但至今无人理睬，而且他们偏听新源公安局的所谓“调查”。因在新疆多个部门上访无果，而且马军还扬言要把她关进监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张红秀在我的帮助下，于2007年5月来到北京上访。由于有多位人大代表，特别是王维忠的高度关注，张红秀的事终于引起了伊犁有关部门的重视，新源公安局督察科也表示调查。8月份，当张红秀又找到新源公安局时，他们转变了蛮横的态度，表示会重新调查此事，尽快给她一个说法。在我的独家披露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下，马军被免去了刑警队副队长之职，但是，对于他刑讯逼供并打伤张红秀的违法行为，新源警方一直拖泥带水，新源检察院态度也很暧昧。直到2007年10初，张红秀从新源打电话告诉我：现在检察院对她的事很重视，马军被调到了某派出所，但是根本没有受到法办。令人奇怪的是，在此期间马军居然还多次调查张红秀“诈骗”的事，并对有关证人威逼利诱。对此，张红秀指出，马军明明是我的投诉对象，他为何还能继续办案？至少他应回避。2007年10月底，负责处理张红秀之事的新源公安局刑警队一位负责人把张红秀叫过去，让她不要再上访告状，让她一次性私了。当张红秀问对方如何“私了”时，对方竟说：我们一次性赔偿你5000元钱，但你得写下保证书，不能说马军打了你，公安局没有办法负担你的医药费，只能给这么多。这钱不是马军出的，也不是公安局出的，这是我个人掏腰包……张红秀断然拒绝了“私了”，一再要求警方对马军刑讯逼供致其受伤之事调查，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并负担民事赔偿。至今，走投无路的张红秀一直在乌鲁木齐和北京两地奔波，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踏上了漫漫上访路……
监督河南神秘“杀人喂狗”案（1）
早在2005年“两会”期间，王维忠和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曾关注过一宗很特别的案子，这就是当年在国内轰动一时的河南三门峡“杀人喂狗”案。此案的主人公是高铁钢。2005年3月，全国“两会”刚结束不久，一天上午，我正在公主坟旁边的一家肯德基餐厅接受《英才》杂志记者吴仕逵的采访。电话突然响起来，一位嗓门较大的男中音急急地告诉我：“石记者，我叫高铁钢，河南三门峡的。我是王维忠代表介绍来找你的……我这次是特地向你求援的。”高铁钢这个响铮铮的名字，我当然不会陌生，因为有关他冤屈的新闻，曾被《半月谈》、《南方周末》、《凤凰卫视周刊》、《检察日报》及《法制日报》等国内外200多家报纸报道过，曾成为当年轰动全国的大新闻。与此同时，王维忠代表不止一次提及过此案，并要求我有空好好关注一下。
不久之后，我与高铁钢见了面。高铁钢两眼含泪，伸出一双大手，紧紧抓住我的手说：“兄弟，我是通过王维忠代表找到你的电话的，今天终于找到了你，请你一定得帮帮我……”2005年的“两会”期间，高铁钢又到京为自己的冤情四处上访。在新华社几位记者的引领下，他频频出现在全国人大代表下榻的宾馆里寻求帮助。一天夜里，他来到吉林代表团王维忠代表的房间。王老师看到他的冤屈材料后，马上对他说：“你的案情很有代表性，我也早就看过《半月谈》上的有关报道。你这种案子，主要是地方基层的司法部门腐败，而这种事情你还得让地方来解决。”在交谈时，高铁钢看到王维忠案头放着几本《卧底记者》，他向王维忠索要了一本。
又特意向王维忠要了我的联系方式，并于当天晚上与我通了电话。由于当时我实在忙，一拖再拖，高铁钢直到这次才找到我。与那些穿着破旧、满面愁容的上访者不同，时年36岁的高铁钢，身材魁梧，高大挺拔，理着平平整整的板寸，衣着整齐干净，皮鞋擦得油亮，手提一只密码箱，难怪曾有人把他当作便衣警察。但他确实是上访者。他就是那位国内多家媒体关注过的河南“杀人喂狗”案的当事人，因被扣上“杀人犯”的帽子而蒙冤：16天的连续讯问，638天的羁押，285天的取保候审，153天的监视居住，不计其数的颠沛流离申诉……
高铁钢是个直言快语的人，他祖籍东北，具有北方人的直爽性格。尽管曾经被人诬陷而死里逃生，历尽了非人的折磨，但站在我面前很难看出他是一位有着天大冤屈的上访者。这是个特别的人，正如他递给我的那张名片一样，与众不同，那上面印着“高铁钢，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行走在中国式维权的征程上”。名片的角标很引人注目，是一双被铁锁紧锁的大手，正反两面都是猩红色，后面还密密麻麻地印着几行字，那里向所有人介绍他的坎坷苦难的遭遇。在这家肯德基餐厅的一角，面朝车水马龙的北京街头，高铁钢从那只笨重的密码箱里拿出了几大本装订好的各种申诉材料，有《入狱纪实》、《苦旅》等。
那么，在高铁钢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冤屈呢？为何吸引了王维忠等30多名人大代表共同关注呢？2000年7月16日，在河南灵宝市八一路，一家投资100余万元，名叫紫薇阁海鲜的酒楼刚开张，就受到四周群众青睐。满面春风的主人高铁钢正在跑上跑下地指挥着员工，招呼着客人。突然，三辆闪烁着警灯的警车堵住了酒楼大门，“湖滨公安分局的，跟我们走！”几名刑警一拥而上，把猝不及防的高铁钢按倒，双手反铐，塞进了面包车后座。随后他被押到三门峡市公安局湖滨分局刑警三中队。一下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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