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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王维忠传奇-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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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我哭笑不得的是，在他当面递交我的状告其妻子恶行的几份材料中，竟也有李建婷的那份轻伤鉴定书（难道这份轻伤鉴定书也是李建婷自己造的假？）。
回到家后，那位鲁站长又很热情地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我有关采访情况，并劝我看在他的面子上，最好不要再搞这个稿子了，因为李建峰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警察。
2006年4月20日，李建峰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发来了一封信。信中称他是如何的困难，说没有“两万元钱”给我，要我尊重事实。自然，他特意在信中这样写是有其目的的。难怪后来那位鲁站长见我不买他的账，我表示一定要关注此事，他就指责我：“李建锋说你索要钱财，作为中国百姓喉舌网的站长我也会监督……”当时还搞得我莫明其妙。直到我看到李建峰的这封信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一个是在唱红脸，一个是在唱白脸呀。后来，我也针对此事在网上回答鲁站长：“不管你与谁是朋友，我只能是站在正义一方，以事实为据，以法律为准绳。”对方答：“此案他早调查过，肯定是李建峰有理。”我马上反问道：“你难道也认为那两份由警方和妇联委托作出的有关李建婷的伤情鉴定是假的？如果真的是那样，作为警察的李建峰早就可以告其诬告陷害罪了。”但鲁没有回答，只是“呵呵呵”了之。我见他如此置事实不顾，当即再次要求对方马上从其网站上撤下我做其顾问之名，因为早在此时，李新德、姜焕文和徐祥等人早就多次告诉我此“君”怎样怎样，提醒我不要与之来往，更不要做其网站的顾问，因为很多读者是看到我的名字后才信任他的。这次，见我态度非常坚决，鲁站长只好照办。当天下午，他在网上就四处攻击我，这才让我彻底地看透了他的真实面目。当时我是在一个有百多人挂着的QQ群里看到的，好多人都看到，众多网友们都不解：这个鲁站长在网上谁都骂，现在居然又骂起自己网站的第一顾问来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后来听说，有两个记者因为鲁站长在网上攻击他们，已表示要将其告上法庭。不久，江苏一位叫徐祥的记者怒而将之推上了被告席。
李建峰随信还有两份附件，一封是他于2005年7月26日，向其交警支队领导递交的一份申诉，要求就其妻子反映的有关问题进行调查，以维护民警权益。
同时，李建峰特意针对我那天的采访，在另一份附件上给我发来一份长达数千言的“个人情况汇报”，“恳请调查，以正曲直”，他还特意在这封信中以黑体字列举了妻子李建婷的“恶行”，哭诉自己的无奈：
……我真是哭着写完的，为了一个干警的清白和屈辱。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李建婷对我进行了无以复加的恶意侮辱诽谤。事实证明李建婷是一个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说瞎话不眨眼、脸不变色心不跳的人。
李建婷进行人身攻击，不择手段。2003年11月份先后在晚上多次恶意拨打110，以莫须有的言辞说我打得她死去活来，但我忍让着。
在多种场合，极尽一切可能，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还打电话、发信息给我的若干同事，以最恶毒的语言说我在外面包情人、称（情人）怀孕四五个月，等等不堪入耳的诽谤之词。
为了整个婚姻和家庭，我忍让着，努力着，我曾经在2003年“十一”期间给她下跪，两天哀求她好好过日子。她说我经常在家里毒打她，可能吗！我自认为我是一个老实人，太老实了！！我的忍让也给外界造成了一种错觉……
最后的落款是：一个老实人，一个只会干工作，并自认为工作干得尽心尽力、扎扎实实、尽职尽责的人李建峰。
长期关注“反家庭暴力法”（5）
2006年8月，利用暑假时间，李建婷又一次来京上访。她疲惫不堪地对我说，这些年，她带着满身伤痛，一直在艰难地上访，而一直逍遥法外的李建峰却被推荐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上研究生……我只能终日以泪洗面，更是思念至今难得见面的儿子，肝肠寸断。她冲我发出这样的责问：“我的铁证那么多，真不明白我们的法律为何会让恶人逍遥法外！但我相信法律一定会给我一个说法的。”
2006年8月11日，江苏南京电视台“东方在线”以“黑白记忆”为题，披露了李建峰对妻子李建婷施暴致轻伤，但至今逍遥法外的全过程。3天后，山东省淄博电视台也对此进行了转播。之后，济南电视台、山东电视台生活频道也作了相关报道。2006年11月25日，世界反家庭暴力日来临之际，李建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由个人创办的反家庭暴力网站——中国反家庭暴力网！
2007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又对李建婷的案情作了报道，紧接着，人民网、新浪、搜狐、中央电视台、腾讯、新华网等全国各大网站迅速转载。
也许是新闻媒体对此的披露太多，也许是李建婷的不停上访起了作用，也许是社会各界的议论太大，2007年11月，身为东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法制科副科长的李建峰终于被撤销了职务。但令人奇怪的是，殴打妻子致轻伤的李建峰，依然身着警服逍遥法外……
用良知保护受害女性（1）
几年前，曾热播的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在知识分子家庭也存在着严重的暴力。下面我要讲的，就是这样一宗类似的案情。
这也是我从山东采访归来不久，又一次依王维忠代表的委托，调查一宗严重的家庭暴力的案子。
2006年6月中旬，河南开封二职专的校医，一位叫江帆的中年女子特意给我寄来了一份装有大叠申诉材料的特快专递，里面还附有几份《中国青年报》、《大河报》、《郑州晚报》及《人民法院报》等报纸的有关报道。通过这些材料、法院文书及有关报道，我了解到了发生在这位时年41岁的女性身上的凄惨案情。
1992年3月10日，27岁的开封市二职专校医江帆，经人介绍认识了从某名牌大学法律系毕业、时任开封法院法官的陈文胜。她看到他身材高大，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文质彬彬，感觉还不错。可后来接触多了却发现两个人性格差异太大，就委婉地提出分手，但陈某却死活不肯，还多次在她面前用下跪、打自己耳光等行为来哀求。当时幼稚的江帆误认为他太爱自己了，在相识5个月后，心地善良的她嫁给了他。谁知，就在刚领到结婚证的当天，陈就撕下伪装，以江帆是可怜他才嫁给他为由，对她拳打脚踢。从此以后，陈的拳头就经常砸到妻子身上。儿子出生后，身为法官的陈某不但没有停止暴力，反而变本加厉，经常因为一点琐事对妻子拳打脚踢，最后竟将妻子和年仅两岁的儿子赶出家门。尽管江最后与陈分居，但还是逃脱不了陈的殴打。
无奈之余，江帆只好跑到法院向领导求助，但领导以“这是家务事”为由，不予理睬，还将她赶了出去。冬天的一个夜里，陈文胜又将妻子打伤后，不顾外面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将妻儿驱逐到门外，并不让他们增加御寒的棉衣，急得江帆只好拨打110求助。
陈的绝情逼得有家不能归的江帆只好向人大、检察院、妇联等相关职能部门求助，但无人理睬。她又直接找市委有关领导反映情况。开始时，有关人员很重视，并当面给陈某供职的市中级法院某院长打了电话，要求好好教育陈。但结果还是没有人管，江帆反而遭到法院有关领导的恶骂，指责她的上访影响了法院的形象。
一天，又一次遭遇家庭暴力的江帆无奈之余被迫跑到开封市委找市领导投诉，却被人拒之门外。几个保安还以她要撞车为由，在市委门口将她暴打一顿，并通知其学校来带人。随后赶到的开封市二职专的肖瑞祥校长见她还在那儿哭着不走，就让保安强行把她抬到车上。为阻止她反抗，几个男保安跪压在她身上，在那种屈辱的状况下，无助的江帆被迫伸出右手摸到车上的一桶汽油浇到自己身上，对他们怒喝：“你们谁敢再侮辱我，我就点火死在这车上……”肖校长吓得只好让那几个保安放手。江帆哪里受到过这样的奇耻大辱？愤怒之余，她直接来到了河南省省委上访，决定以死抗争，幸而被人拦住。
但令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未遂的自焚”事件，却使她的命运发生了更可怕的转变。
1997年12月8日，学校通知江帆下午3点务必赶到市教委三楼会议室开会，并称是研究帮其解决问题。当她准时赶到会场时，看见到会的有信访局的一位程副局长、一位郑科长，有教委办公室徐主任及二职专的肖瑞祥校长、张纪平书记及几位她从未见过的人。当江帆客气地要求介绍一下到会的各位领导都来自哪个部门时，程副局长很不耐烦地说：“他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解决你的问题。”
随后对方叫江帆叙述一下她和陈文胜是怎么相识、相恋并结婚的，矛盾因何而起，为何要四处上访，现在有啥要求等。随后，他们又两次将江帆叫到市教委，每次问话内容都大同小异。
此时的江帆当然不知道，第三次“问话”时，开封市二职专及教委当天出具了一份委托书。随后，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在市教委空荡荡的会议室里，不用任何仪器，仅用肉眼就给江帆作了包括躯体、神经系统、精神心理学等特殊检查，出具了心肺正常的结果，在她从未去过精神病院的前提下，伪造了一份长达9页的有门诊号的病历，并神速地为她出具了一份“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结论竟是：偏执性精神病！还建议严加看管，住院治疗。后来，河南电视台的有关记者拍摄到，在司法鉴定书的案由一栏中，赫然写着“上访案”，其鉴定理由是“开封市领导指示”。
就在这些人密谋将江强行关入精神病医院的当天，机灵的江帆发现了他们的企图，赶紧逃出了家。
江帆在朋友家躲了几个小时后，又偷偷回家准备拿材料进京上访。就在此时父亲来电说，当天上午，他们学校电话通知他，称江帆患有精神病，希望配合学校将其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当江父提出要看鉴定书时，却被对方拒绝。事后，江帆还得知，当时学校正在逼迫陈文胜帮忙将她弄进去。尽管爱打妻子，但此时陈很清楚后果的严重，没有同意。后来，在江帆和家人的力争下，她才逃过一劫，最终还是留在了学校工作。
自己好好的却被人鉴定为精神病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犯却找不到说理的地方！为此，江帆决定进京上访。但再次让江帆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合法上访却又惹来麻烦。1997年12月29日上午8时许，江帆给母亲打完电话后，就来到了国务院人民来访接待办公室，刚递上身份证就被扣下，随后被强行送进了收容所。
用良知保护受害女性（2）
三天后，也就是12月31日，开封信访局、教委及二职专有关人员带着江帆的丈夫前来接她回开封，正在北京四处寻她的母亲趁那帮人不备，偷偷告诉她：你可千万不能回去，来时市委要求直接把你关进精神病病院……江闻讯后又设法逃脱。同时，她终于弄清楚，她来上访后，开封市信访局和开封市教委及有关人员很紧张，就以组织的名义对北京有关部门称：来自开封的江帆是个精神病人，为了防意外，要求收容她。
由于江帆一直无法拿到那份非法鉴定，因此她几次去法院起诉开封市有关部门及河南省精神病医院都一直立不上案。直到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录音可以作为证据了，江帆拿出了当时多次和他们的对话及他们对她称的所谓协调会，其实就是鉴定会的录音。同时在河南电视台一位好心记者的帮助下，终于拍摄到了那份“鉴定书”及有关内容。
北京某法制报采访后，很快就以“弱女挥泪呼号还我尊严”为题披露了此事；随后，北京《法律与生活》杂志也以“单位开个鉴定会，你有精神病”为题报道了此案。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的记者为了更客观公正地报道此事，费尽周折终于拍到了那份差点致江帆于死地的司法鉴定书，并于10月份再次向全社会曝光。
江帆其实早就想将那些侵犯她合法权益的人和单位告上法庭，以便用法律讨一个公道，但本地的律师没有一个敢受理她的案子。无奈之余，她只好向远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王丽娟律师求援，并得到了她的热情帮助。
2004年8月20日，在王律师的帮助下，江帆在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起诉开封教委和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并在诉讼请求中要求法院判决：
1。河南省精神病医院撤销其做出的江帆患有“偏执性精神病”的司法鉴定书。
2。开封市教委和精神病医院停止侵权，为江帆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3。市教委和精神病医院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包括交通费、住宿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48万元。
2002年9月21日，此案在龙亭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在庭中，被告河南省精神病医院以他们伪造的非法鉴定为依据，竟要求法庭在2004年9月鉴定江帆在7年前（1997年12月间）是否患有精神病。面对如此荒诞的申请，庭长焦世峰竟然当庭同意，并催促被告速将鉴定费交到法院指定账户上。尽管江帆和代理律师强烈抗议此被告荒唐的申请，但法庭根本不理。当原告和律师依法向法庭要求复印被告提交到法庭的那份司法鉴定时，遭到焦庭长的拒绝。因庭上有多家媒体记者的采访，他野蛮地伸手去抓某电视台记者的摄像镜头。然后，不顾原告的强烈反对，以保护原告的隐私为由，让法警强行将多家媒体的记者赶出法庭。十几分钟后草草宣布休庭。
2004年11月19日，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原告江帆诉开封教委和河南省精神病医院一案中止诉讼。11月29日法庭向江帆下应诉通知书，告知法院已受理精神病医院申请她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一案，启动特别程序要再次将她鉴定为精神病。后来，由于江帆四处上访，2004年12月22日特别程序开庭后，法庭这才对两被告宣布：院里决定不允许鉴定。
2005年1月13日，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第三次开庭审理此案，两被告为了证实自己是奉命行事，还特向法庭递交了中共开封市委办公室汴办文［1997］57号文件。
至此，制造此冤案的幕后操纵者才浮出水面。在法庭质证时，原告江帆提出：
1。市委1997年57号文件是违法编造的，证据是：此报告是1997年12月3日报给河南省有关部门的，可内容中竟出现了12月26日发生的事情。
2。原告从未去过河南省精神病医院，被告提供的所谓长达9页的有门诊号的门诊病历从何而来？众所周知，当时的鉴定地点就在开封教委会议室，没有任何仪器，仅用肉眼他们如何得出原告“心肺检查未见异常”的结论？当时上面写明的案由是“上访案”，但上访案是什么罪名？鉴定者说“对我需要严加看管，住院治疗”，可原告8年来一直在校医的岗位上正常工作。
3。两被告提交到法庭的证据中竟还有一份当时原告受到迫害时，写给全国妇联的手写材料，当原告当庭让被告说出证据的来源，被告答不知道。其实这些草稿及原告保存的日记、录音和票据等都是原告放在办公室抽屉里不翼而飞的，为何又出现在对方手中呢？
被告开封市教委称，江帆因家庭问题四处上访，引起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要求学校在解决问题前看护好江帆，对其精神是否受到刺激，必要时可以到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故我局作为当事人委托对其进行鉴定，只将结果告知了江的丈夫并没有在社会散布；且江帆在1997年后，仍在学校医务室工作，多次获得各项证书，鉴定并没有对其造成严重后果。
被告精神病医院辩称，我院是接受市教委的委托后，派专家亲赴开封进行现场鉴定，根据对江帆一系列检查测试，才鉴定江患有“偏执性精神病”，并出具了鉴定书。在整个检查鉴定过程中，江及其丈夫都是明知并自愿进行的，不存在强迫鉴定的情形。
2005年2月16日，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以下判决：
用良知保护受害女性（3）
1。确认河南省精神病医院于1997年12月15日对江帆作出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为无效。
2。河南省开封市教委和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为江帆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3。河南省开封市教委和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承担给付江帆精神损害赔偿金2万元。
4。驳回江帆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710元，江帆负担8900元，开封市教委和河南省精神病医院连带负担810元。
两天后，备受折磨的江帆终于见到了那份姗姗来迟的判决。但她马上指出该判决不公正，指出法院不顾违法鉴定8年来对其身心的摧残、造成其身患癌症的严重后果，8年到处奔波上访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及给她家人带来的精神创伤等，尽管判令两被告赔礼道歉，但并未说明时间、范围和形式；尽管宣布司法鉴定无效，但只判决两被告赔偿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金2万元，而案件受理费9710元，原告负担8900元，两被告共同负担810元。
2006年5月23日，我从北京来到河南开封，特意对此事进行了走访。但开封市委、市教委及开封市二职专等有关部门都以各种借口拒绝了我的采访要求。在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家属院1号楼1单元江帆的家中，我见到了满身病痛、神情憔悴的江帆。
经受了长达8年的精神上的非人折磨，此时的江帆早已是疾病缠身，她的身体完全垮了下来。早在2002年12月，她被确诊为乳腺癌和子宫多发性肌瘤等多种疾病，但她一直无钱治疗。后来还是年迈的父母把她送到医院，并作了手术。现在，离了婚的江帆依然在二职专校忍辱负重地工作，并艰辛地抚养着正上小学的儿子。
江帆流着泪对我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本来是因为法院不正确对待我们的家庭矛盾，但没想到会引发这么多家行政部门干预，还给我带来一连串的灾难……”
江帆说：“尽管我一直痛恨前夫经常动手打我，但他看到我受到这么多折磨后，也感到忏悔。我们于2004年9月20日离婚，他也在离婚协议中承认我是受害者，并主动放弃了我们共同的财产，儿子归他抚养，但儿子实际上一直与我住在一起。他也一直认为开封市有关部门，特别是教委的做法违法，更认定如此作精神病鉴定完全是对我的陷害，他为此还专门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证明我在婚姻期间没有外界强加给的‘精神病’症状。他其实也是这件事的一个受害者。”
第二天，我通过电话采访了开封市信访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方称，其实这事不能怪他们，当时他们只是根据市里领导的指示文件才这样做。
在江帆家中，我看到了这份中共开封市委办公室汴办文［1997］57号文件，看到题为“关于开封市二职专校医江帆上访问题查处情况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江帆赴省“自焚”的事，引起省、市领导高度重视，市委梁书记，市委常委、秘书长陈江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旭升亲自过问并做了指示。为防止恶性事件的发生，陈江河作出指示：“学校要把它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看护好江帆，如发生意外要追究学校党政领导的责任。要采取措施严密看护，防止江帆外出，同时看江帆的精神是否受到刺激，必要时要到医院实行检查和治疗。”同时后面还有“江帆表示还要到上面去告状，市委副秘书长袁清云得知后于1997年12月26日又召集市中级法院、市教委、市信访局及二职专的领导开会，并提出了五条处理意见，其中第一条办法是：二职专从今天下午开始要组织一班人对江帆继续昼夜值班，如有外出信息要及时进行反馈……”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份盖有中共开封市委大红印的政府文件印发日期却是1997年12月3日。
江帆告诉我说：“其实，后来我也获知我们学校的一份‘关于我校教工江帆同志1119赴省上访情况的汇报中’写道：‘开封市政府袁副秘书长指示，必要时可为江帆从精神病角度通过医院鉴定一下。’”
江帆在职的开封二职专一直不愿接受采访。后来，我看到司法部主办的《法律与生活》杂志上，有关记者就此采访该校时，张纪平这样回答：“他们是迫于上面的压力，因为要是认定江帆有精神病的话，她的上访便不会影响到有关领导和当地政府的形象，将她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的话，就可以限制她上访了。”
就这样，一份由开封市信访局、市教委、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和二职专四方联手伪造的司法鉴定出笼了。江帆气愤地指出：“这是一起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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