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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王维忠传奇-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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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12日，时任苏州吴江市盛泽镇江苏艺龙集团党委委员的陈彩英向俞瑞金夫妇借了10万元钱，并打了一张借条，双方明确这只是借款而不是公司的股金，约好两年后陈某归还这笔借款。
谁知陈到时间后却拖着不还钱，当为陈做了几年厂长的俞瑞金要求离开时，陈彩英根据自己之前的许诺，一次性付给俞瑞金10万元现金作为劳务费。两人当时都声称，这笔现金与10万元借款无关。
几个月后，俞瑞金因急用钱而要求陈还钱。但陈拖着不给。2007年1月5日晚上8点，由于陈一直不接电话，她就给陈发短信，想协商要回那笔钱。但令她做梦也没想到，此举会惹来一场灾难……
第二天上午9点36分，陈给她回复了一条短信，上称：有空到办公室来一趟。看到这条短信后，俞还认为陈是要还钱给她。
当日下午2点多，俞瑞金来到陈彩英的办公室后等候了约20分钟后，才看到陈彩英带着一个叫高文国一个叫李卫第的两名男子和三位女子进来。听到俞开口要债；陈马上一巴掌打来。陈身后的高文国也冲过来殴打她；并和陈一起威胁她马上把借条拿出来。俞瑞金惊惶失措之中，赶紧用电话向丈夫俞巧明求助。
俞巧明闻讯后赶紧和妹夫俞春荣一起驾着摩托车来到艺龙时，正好看到俞瑞金被陈彩英等人推搡着，俞春荣正要上前阻击时，刚对俞刚动过手的高文国和李卫第，以及另一名叫高荣的陌生男子马上围着他和俞巧明拳打脚踢，其中的高文国将俞巧明推出门外后致命一击，使其倒地不醒。俞春荣也被打成手臂骨折。随后，3名凶手钻入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在众目睽睽中扬长而去。
俞巧明送往医院后，即进行了手术，术前诊断为“左侧额颞部脑挫伤伴硬膜下血肿”，手术中又发现“左颞顶硬膜外血肿”。 2007年1月20日，吴江市公安局对俞巧明和俞春荣分别进行了司法鉴定：俞巧明为重伤；另一伤者俞春荣轻伤。
2007年2月4日，我特意来到案发现场，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当日，我几次想与陈彩英取得联系，但她的手机却关机，她所在的公司工作人员也一直称找不到陈某。俞瑞金说，丈夫被打成重伤后，陈彩英却踪迹全无。
2007年2月4日上午10许，我和周律师特意吴江公安局“打黑办”了解情况。负责此案的邱警官称，案发后，警方很快将三名打人凶手抓获归案。但对涉嫌雇凶伤人的女老板陈彩英为何不采取措施时，对方回答：“现在受害方没有证据能证明她是凶手，尽管当时打人的两名凶手也打过俞瑞金，但他们并不是在同一个地方……”
俞瑞金哭着说：我们和行凶者并不认识也没有积怨，事发后陈彩英亲口承认人是她叫来的。同时，据一位与三凶手同关押一室的人称，他听到对方串通做假证，并称陈老板很有本事，他们很快就可以出去。
为了依法讨公道，受害人家属已经委托律师向负责侦查此案的吴江市公安局递交了相应的证据，包括陈彩英当年的欠条，出事当天要俞瑞金去她办公室的短信，以此证实陈彩英系雇凶伤人元凶，强烈要求警方依法查处。
在检察院起诉阶段，俞又向吴江市检察院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但司法部门却把三被告分案诉讼，故意减轻高文国和高荣的民事责任，使受害人无法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主体上将三被告列为共同被告，连带责任无法确定。
与此同时，俞瑞金将欠债不还的陈彩英告吴江市人民法院。2007年3月20日，吴江市盛泽镇人民法庭的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陈彩英竟然通过代理律师，向法庭出示一份俞瑞金在2005年7月10日向其打的收条，企图以此证实俞瑞金已经在2005年7月10日收到借款10万元和利息1660元；陈彩英还特意让手下的会计周勤出庭作证。对方称，收条上的内容系艺龙集团总会计师陈根珠所写，签名为俞瑞金本人所写。
但俞瑞金根本就没有在这样的收条上签名，也没有收到过1660元利息和借款10万元。因此，她当庭提出要求对收条上的字迹进行鉴定，并要求庭对陈根珠进行及时取证。
谁知，到了3月23日，被告陈彩英又向法庭出示了一份《情况说明》，承认该收条系伪造，“非俞瑞金本人所写”。
原告的代理律师指出，被告陈彩英伪造收条并串通证人作伪证，意图向法庭陈述俞瑞金已经收到返还的借款；陈彩英伪造收条并和手下人串通作伪证，其行为与正在侦察中的她涉嫌雇黑伤人重大刑事案件具有极大关联，妄图隐蔽陷害他人，以逃避刑法处罚。这已严重破坏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理应受到法律的处罚。
元宵夜，又想起了王维忠代表（3）
尽管如此，吴江市法院的一位副院长还是决定强行判俞败诉，有关法官只好将实情告知俞，并让其赶紧撤诉。无奈之余，俞被迫撤诉。
追回十万元欠款无望，伤害丈夫的的主要雇凶真凶陈彩英又一直逍遥法外，尽管俞瑞金四处投诉，但当地司法机关认为，缺乏认定陈彩英有罪的证据。
2007年3月，走投无路的俞瑞金只好来到北京上访，并四处求助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正因为地方司法部门存着不少腐败，俞瑞金大姐就把希望寄托在北京上访，并希望通过我找到人大代表为他们伸张正义，谁知，两回都扑了空，让她的希望成为泡影。
在呼呼的寒风之中，我看到失望至极的俞大姐在北风中有些摇摇晃晃，我不知是她身子太虚弱，还是今年北京元宵节的风太大？
仰望苍穹，我不由黯然神伤：老百姓找人大代表反映问题为何这么难呢？为何当初我找王维忠代表却是那么容易呢？
尽管在京寻觅人大代表的过程颇费周折，但俞瑞金丈夫被人雇凶打成重伤的案件终于引起了许多正直而好心的人大代表关注，如来自江苏团的代表管晓虹，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等。
2006年10月，凶手高文国被当地法院以“窝藏罪”判处一年有期徒刑；2007年10月，凶手李卫第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是，雇凶伤人的女老板陈彩英却一直逍遥法外。
俞瑞金在地方司法不公正而被迫四处上访、求助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过程中，遭遇到了各种“礼遇”，但毕竟还是有多位代表和委员对此关注。可以这样说，如果此宗伤害案不是因为人大代表监督，也许当事人还在艰难的上访之中。
这令我不由又想起了王维忠代表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作为人民选出来的代表，我一定要关注人民的疾苦，要善于倾听百姓的心声。”
是的，如果各阶层的所有代表都能像王维忠那样做到情系百姓的话，我想，那些身怀冤屈的百姓应是能少走很多弯路的。
不久前有一则报道：北京市的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了听取民意，广泛征求意见，特意通过新闻媒体把各自的电子邮件和电话公布于众，在代表、委员和群众中间架设一道沟通的桥。此举受到广大百姓的高声赞扬。
我很感谢王维忠在武警总医院住院期间送给我的一本通讯录。这是他于2005年4月在杭州市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首期代表培训班时一百多位优秀代表的通讯录，上面不但有每位代表的彩照、姓名、职务、工作单位，更有通讯方式。他曾对我说：“全国人大代表毕竟有近三千人，尽管有某些官员代表和老板代表不大理会群众的投诉，但多数代表都是很有责任感的。你可以通过上面的名单联系他们，也可以说你是我的朋友。”
因为我自己的案子，也因为几位我曾采访过的当事人的冤屈，2007年“两会”期间，我按上面的联系方式与部分代表联系，除了有的更换了电话，有的态度冷漠，有的毫不理睬，但大多数代表还是很热情的。
2007年3月8日，我与正在京参会的安徽省团人大代表王明丽教授取得了联系，这位富有正义感的人大代表是安徽医科大学病原生物学研究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当她听到我的名字后，马上记起王维忠教授曾为我的《卧底记者》写过序。当她获知我正为发生在安徽省安庆的一宗冤案找她反映时，她当即表示可以看看材料。
这位上访者叫李孝坤，年龄与我相仿，原籍安徽省合肥市，退伍军人。他是因为其母俞德英被安庆司法部门以“莫须有”的名义被押入监狱而四处上访的。
王明丽代表答应接见当事人家属，我赶紧让李孝坤与她取得了联系，并当面将相关材料送往安徽代表团下榻的工会大楼宾馆。当事人李孝坤受到了她的热情接待。
第二天晚上，我又带着我的案情材料找到了位于西长街的工会大楼宾馆，在宾馆大厅里见到了王明丽代表。她待人很和蔼，是一位修养极高的知识女性。
当她获知王维忠代表于三个月前不幸病逝时，在惊诧之余，表示了深沉的哀悼。她惋惜地说：“王维忠教授是位极有正义感的人，平时敢作敢为，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这位‘议案大王’的离世，令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朋友。”
随后就相关案情，我们聊了不少。一小时后我向王明丽代表告别。
3月10日晚上，我突然接到重庆代表团陈忠林教授的电话，他称当晚9时前有一点余暇，邀请我去其下榻的宾馆，并让我带上案情的相关材料。
早在“两会”前，我与陈忠林教授取得了联系。陈教授是重庆代表团的代表，是重庆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是国内著名的刑法专家。
在此前，我和陈教授素不相识，但通过短信联系后，发觉他是一位很热情的人。于是我把有关案情告知了他，并明确请求他帮助。没想到，陈教授马上答应看一看材料。
我来到陈忠林教授的房间。
陈教授中等个子，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模样。他笑容可掬地把我迎入房间，并热情地为我泡了一杯热茶，和蔼地对我问长问短。我递上两宗案情的主要材料，
元宵夜，又想起了王维忠代表（4）
将诉讼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陈教授。他一边认真听取我的汇报，一边不时翻看相关材料。
陈教授的谦逊和热情，他的温文尔雅，又让我不由想起了王维忠代表。
谁说人大代表难以寻觅呢？你看看，像陈忠林、王明丽和王维忠这样的代表，就很易接触。有的代表架子大，对来访群众态度冷漠，但认真履职，关心群众的好代表还是多数。
是的，正像王维忠代表所说那样，“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正因为老百姓信任自己选出来的代表，所以日常生活中遇到不平和委屈，特别是少数因司法腐败而遭受到不公正，他们除了通过合法途径坚持不懈地申诉和上访，还把期望放在人大和政协的监督上。正因为如此，每年的北京“两会”期间，许多有冤屈的老百姓来找人大代表投诉，也正因为如此，一位社会学专家曾说过这样的话：每年春天，那些上访的老百姓大都把代表和委员当作了希望。能为老百姓说真话的代表，就是他们春天的期望……
今夜，我又想起了一心为民说真话的好代表王维忠。
我想起了王维忠代表，想起了2004年春天，我第一次与他在广西大厦见面时，他那热情而又侠义的语言，以及他后来对我的无私帮助……
我想起了王维忠代表，想起他第一次与素不相识的沈淑萍见面，就热心地帮助这位来自北戴河医院的冤屈者，并在百忙中写信向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反映情况……
我想起了王维忠代表，想起他在临终前的一个月，在北京武警总医院的病房里，一边挂着吊瓶，一边认真接待来访群众的镜头：父亲被杀19年无人抓凶的哈工大博士张灵飞、房产被政府部门瓜分而讨不到说法的河北秦皇岛市的郝臻夫妇、无端被太原女法官打伤并诬陷的北京市民欧阳京丽夫妇，还有投资千余万元黄山做房产开发，最后竟被合作股东陷害，黄山司法部门将其押入监狱的浙江商人朱建洪……
我想起了王维忠代表带病接见这些不幸的冤屈者时，对弱者无限的同情，对司法腐败的愤恨……
他枕着未结的议案长眠（1）
2006年12月9日，当我从北京急匆匆地赶到长春时，王绍霞大姐就流着泪递给我一张淡黄色的信笺，那是王维忠老人被送进手术室后特意留给我的，这是他的一份遗嘱。
2006年11月10日，我最后一次在北京武警总医院与王维忠告别后，第二天他被送入手术室，在里面呆了整整26天。在这特殊的日子中，他一直没有停止工作，一直没有离开纸和笔。除了那几份未结的议案，还有这封特意留给我的信。
当时，他是十分乐观地进入手术室的。不管是在室外苦苦等候的亲人们，还是一直隔绝在里面救治的王维忠，谁也没有想到这将会是永别。
正因为他对自己的病情太乐观，他根本没想到要给亲人们留下只言片语。像往常一样，他以为
自己一定能像以前一样挺过去的。在此期间，他写了好几件议案的议题，同时也写下了这张便条。上面只有两段文字，字写得没有平日那么工整，而且能看出来是在不同的时间写的。老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在弥留之际，在他的心灵深处依然牵挂着他那些尚未完结的议案，依然牵挂着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
王代表留给我的这最后的文字，对我而言，可谓是字字千钧：
第一句是：“石野，我的书就托付给你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写好。写我的这本书不是为了出名，而是想把我这位党外人士参政议政十多年来的经验和感受记录下来，特别是我作为一位人大代表履职期间的点点滴滴，给后来者一些参考。我知道你正在写作，我也一直在期待你的书稿。”
第二句是：“云南个旧供电公司的胡跃琼又给我写来了一封长信，记得上次我还给你看过。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她写给我的第28封信，她的冤情及这些年的遭遇我都很清楚了，还有那位耿姓女子同时反映的，只是有些事情我无法亲临现场调查。拜托你有时间就去那里看看，对她所反映的有关问题深入调查，把真相告知我。我一定要帮帮这位失去丈夫的弱女子，让作恶者受到法律的惩处，让正义得到伸张……石野，你有空一定去看看……”
王维忠是最痛恨各类腐败的代表，更是一位敢于同一切腐败分子叫板的耿直代表。在他那明察秋毫的慧眼中，总是能从蛛丝马迹中发现问题，然后再协同有关主管部门解决问题，为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疾呼。而云南个旧弱女子胡跃琼的苦苦举报，正是因为地方司法一片沉默后，才无奈中找到了她平时最为信赖的人大代表。
2007年8月3日，位于云南西南边陲的个旧小城正下着大雨，窗外的雨水伴随着面前这位不幸女子的泪水，把我的采访话题又带到那个令胡跃琼母女一辈子也忘记不了的黑色日子——2001年4月21日。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也是一个阴雨天，但雨下的很小很小。”胡跃琼说。那天早上，年仅37岁的丈夫李端正刚起床，就很温柔地轻抚着她的头发说：“我这辈子最疼爱的人就是你，最舍不得的人也是你。”丈夫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平时不大爱说话，走路和做事的动作也是慢腾腾的。结婚15年，
他平时很少在妻子面前如此温情。然后，换上一件新衬衣就出门了。
谁知，这次出门后，他由于一起车祸再也没有回来……
那么，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带着这些疑问，在胡跃琼的陪同下，开始以暗访的方式深入调查。
2007年8月3日上午，小城个旧天气阴沉，下着雷阵雨。我以李端正表弟之名，陪着胡跃琼来到
个旧交警事故中队。
正在值勤的白雪灿警官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我们的再三要求下，他从档案室翻出了李端正的事故档案袋。
我和胡跃琼认真地翻阅完布满尘埃、散发着霉味的事故档案，很快，我就发现了其中的诸多疑点。
疑点之一：早在几年前，家属胡跃琼就通过内部途径得到了一份“道路交通事故尸表检验笔录”，在上面的“衣着痕迹”一栏上，写有“全身衣裤包内物品亲属已清理，故未发现”。
但胡跃琼当即指出，当时她们根本就没有到现场，也没有人领过遗物，到底是谁以亲属的名义代领和签字的？在明知根本没有亲属在场的情况下，交警事故中队为何又敢作出如此记录？
其实，正是这份“道路交通事故尸表检验笔录”上的有关记载，引起了胡跃琼的不满和怀疑。在事故刚发生不久，满腹疑团的胡跃琼就托人想方设法复印到了这份记录表，当她发现其中的疑点后，从2001年的4月底开始，她多次找交警队讨说法，但负责人刘明科说什么都没有，其中最主要经手人之一的颜博一直躲躲闪闪。
胡跃琼说在她的再三追问下，交警事故中队才归还了丈夫的一只传呼机和手机，但她丈夫随身带的电话本和棕色皮包不翼而飞。
在一份2001年11月19日“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征询意见表”上，我和胡跃琼看到上面的字迹系与“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上的一致，是由交警事故中队的王学军及汪永平亲自经办的。但在被征询人对事故损害赔偿意见中，却写有：李端正是因公出差，才出事的，应该由他们电力公司负责赔偿。后面的家属签名是：胡跃琼。
第一次看到这份记录的胡跃琼马上激动地叫道：这上面根本不是她的签字！当年她根本没有看到。面对家属的质问，白警官赶紧接过去，看了半天后，也认为这上面的签名不是胡的字迹，而是记录人明显模仿的。经与“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上的四页纸上的笔迹对比，这两份东西的字迹系一人所为。当胡跃琼指着上面有关假冒自己的签名频频提出质问时，颜博脸色极不自然，只是连连称：“这根本不关我的事，你认为是谁写的就去找谁吧……这事都过去五六年了，现在还来找什么碴呀。”说罢就急匆匆地走了。
他枕着未结的议案长眠（2）
疑点之二：2001年4月23日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上，参与者有指挥员刘明科、勘查员有周绍林、王永平、冉波和绘图员王学军等五人。但我发现上面的所有文字记录都是王学军所为，几位现场交警的签名都并非本人所签，而统一均为一个人的字迹。面对家属的疑问，现任事故中队的白警官也称，这种做法不妥当，必须由每一个当事人亲自签名，严格来说是不允许别人代签的。
疑点之三：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上，参加现场勘查记录的根本没有颜博，但在后面的一份“道路交通事故尸表检验笔录”上的“检验人”一栏中，却是颜博。按法律规定，只有参加了事故现场勘查的人员，才有可能知悉情况。
疑点之四：在“道路交通事故尸表检验笔录”上，“检验人”后面的签名处，胡跃琼及“记录人”栏上的颜博，均为同一笔迹，也就是说，本应由两位工作人员分别签名的，却只由一人代签；在后面的一份“尸体处理通知书”上，本应有四个现场处理人员的签名，也是由一个人代签的。
面对胡跃琼的一连串疑问，白警官态度和蔼地回答，以前经办此事的负责人早调走了，他只是去年调来的。如果有其他的疑问，他只能请示上级领导才能作出决定。
为了更好地保留证据，在胡跃琼的强烈要求下，白警官答应将档案中的部分资料各复印一份，交给家属。
2007年8月4日上午，在个旧一位有着20多年驾龄的老司机的热心帮助下，我和胡跃琼特意随车寻到当年车祸的发生现场，这位老司机指出，这儿路况很好，当时又只是小雨，尽管是上坡路又有拐弯，但一般来说是不会出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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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1*2/3＇＇JZ＇＇HT9。XH＇当年胡跃琼丈夫车祸现场惨景〖HJ0〗〖HJ〗＇TS）＇
作为一位有着十几年驾驶经验的老司机，如果不是刹车被人为破坏，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离奇车祸的。事后，胡跃琼拿着照片找过省内多位专家质询，对方都指出，这场车祸发生得太离奇，有许多明显的人为痕迹，处理事故现场的交警到底做了一些什么？
胡跃琼说：“出事前的头天晚上，丈夫曾对我说，我这几天事情太多，还要忙着写支部总结，这几天再不出车了。他后来为什么要出车？为什么要让修理工出身的谭伟检修车子？”
经多方了解，谭伟的姐夫就是个旧电力公司前任经理闫胜江，其与前财务科科长杨华关系极为密切。而谭伟以前就是一名汽车修理工。据胡跃琼和有关人员反映，在车祸发生前，谭伟是与李端正接触最多的人，李出发前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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