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梦想与痴醉:强者-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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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总是为“名分”所规定的义务所驱使。每一种“名分”，就是一种道德。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并不会感到心理上的苦恼，只要行为发轫于“名分”所规定的义务。日本人酷爱影视作品中的那种主人公，他在竭尽全力完成其肩负的某种义务时，忽视或违背了其他义务，最后无法调和，只好以一死了之的方式，与所忽视的“世界”进行彻底清算。男人和女人、婆婆和媳妇、掌门人和门徒、公司老板和打工仔，都有着各自多样化的“名分”。一个人，能够在一个巨大的“名分”网络中找到并恪守立身之“名分”所规定的义务，就是日本人的典范。

商人榜样原来一直戴着面具

作为20世纪的商人典范，盛田昭夫无疑是最善于在复杂的“名分”网络中把握自己方位的人。

盛田昭夫成长于一个传统的日本家庭，在家里对所有的事情都要毫无保留地去理解，彼此之间的交流不得不模棱两可或含糊委婉。作为九作工门的嫡传长子，他从小形成的思维习惯和做事方式锤炼了他能够透过一个眼神或是含混其词，抓住特定时间该当恪守的“名分”。及至索尼公司开拓美国市场时，碰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语境：美国人更喜欢直言不讳和当面锣对面鼓地说“Yes”或“No”。起初，美国人的坦率直言和正面交锋，常常触犯盛田昭夫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敏感。

美日文化差异导致的最直接的冲突发生在索尼公司在美国上市的问题上。索尼美国成立不到一年，盛田就提出公司上市计划。他亲自领导索尼小组负责满足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美国律师不安地发现，许多索尼的合同中都包含了这样一项条款：它详细说明双方将就任何影响一方或另一方履行协议能力的变化进行讨论。怎么会有这样的合同？盛田却竭力通过翻译来解释日本的社会习俗，反复强调说明，在日本一个男人的承诺代表了对“名分”所派生义务的恪守，比有约束力的条文更重要；背负“名分”的义务，一个日本男人将无从立足。解释无法消除美国律师的疑虑，盛田昭夫感觉人格受到了污辱。一次，他忍无可忍，宣布计划结束并冲出房间。经由这件事后，盛田意识到掩饰自己情感的重要性，以至于后来，克制和隐藏不良情绪，已经成了他的呼吸和饮食。这种善于克制和隐藏情绪的功夫得到了回报，盛田被誉为20世纪日本现代化的典范。

亨利·基辛格这样评价盛田昭夫：“我感到日本人不太容易沟通。他们一旦走出自己的圈子，需要与其他文化交流时，沟通起来很困难，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具有独立做出决定的权力。盛田昭夫是个例外。尽管他是个非常爱国的日本人，一个坚定的日本观念捍卫者，但他能够以一个非日本人的方式进行交流……他可能是我所见过的最具外交能力的日本人。”

盛田征服了世界，却没能征服儿子。盛田家族的嫡传长子秀夫说，他父亲始终都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演员，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日本人，抑或是井深大或是家里人，没有一个人看过不戴面具的他———“他必须‘表演’，他不得不扮演日本最受世界理解的企业家。他不得不这样表演，直到他中风为止。他竭尽全力地工作和学习，为的是扮演好这个角色。对此我敬佩不已。但那从来不是真的。他永远不可能演好任何一个角色，包括为人之夫，为人之父！”

在家中，盛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君主。当他需要夫人在身边衬托社交气氛的时候，就希望她到前边来，而在另外的时候，则希望她呆在后面，他坚信她属于那里。对于儿子，盛田是一个强权的父亲，他需要绝对的顺从和服从。什么倾听、换位思考等他在社交场合熟练运用的技巧，在家庭关系中都不复存在。在这里他需要其他人无条件地理解、琢磨他的意愿，并且不打折扣地去贯彻执行他的意志———可以比照的是拿破仑。在拿破仑成为独裁者后，一句悄悄话道出了他独裁者的心态：“我要求人们服从我，哪怕是幻想也得服从。人们应该毫不费力就找到我的幻想，找到我专注于这种或那种娱乐之时的幻想。”

或许，唯有在家里，盛田昭夫才卸掉一切伪装，才获得一种本能的释放。长子的话主观色彩或许太过浓烈，却也真实地显露出盛田昭夫的另一面。这个层面在盛田后期的索尼也有体现。

颐指气使下的微妙舞蹈

索尼公司从一开始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缠绕在一起的产物。由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撑起公司的董事会，一直是弱小索尼的独门武器。在索尼的早期历史中，盛田表现出一种卓越的倾听客户、市场以及公司董事会声音的能力。当盛田昭夫把索尼带进全新的国际市场，由社会名流担当的公司董事会元老越来越不适应，最后干脆悉数退出索尼舞台，董事会按着盛田昭夫的意志进行了彻底改革———由此奠定了盛田昭夫在索尼的君主地位———到1989年批准索尼收购哥伦比亚公司的那个董事会，已经沦为盛田昭夫的“部下”。当时30位董事，清一色的索尼公司雇员。26位上层董事是在索尼公司行政阶梯上层的行政人员。这样的董事会基本上只起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只能认可盛田昭夫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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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田昭夫：阴柔的张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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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当时索尼公司独特的语境：在盛田明确表态之前，什么事也不会被决定或有结果；董事长盛田与总裁大贺之间的信号和呼应，成了索尼公司高管们一种微妙的舞蹈，一门必修课。

1989年8月，索尼召开了一次决定是否收购哥伦比亚的董事会会议。会议由盛田董事长与大贺总裁之间的对话所支配。当时，盛田以一个问题作为会议开场白：鉴于大贺的健康状况，索尼再进入一个自己一无所知的事业领域是否还是明智之举？在此刻以前，大贺一直坚决拥护收购哥伦比亚，特别是因为它的电影知识产权的积累。现在经盛田提醒，他对自己健康的信心严重动摇了。紧跟着他应盛田的要求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价格一直高得不合情理，对方好像把价格锁定在30美元不愿退让；此外他对好莱坞一无所知。……大贺的试探性发言之后是会议休息。然后，盛田说话了：在这种情况下，看来当前的明智做法是取消收购，这就是现在他提议要做的事。在会议记录中写道：“通过董事长提议，放弃哥伦比亚并购。”

本来到此为止了。可在那天晚上与委员们一起吃饭时，盛田放下装着绿茶的杯子，有点落寞地说：“真是太糟糕了。我一直都在梦想着拥有一家好莱坞的电影厂。”沉默。没人插话。当董事会再开会时，大贺宣布，经过慎重考虑，他现在强烈地感觉到，也经过董事长的同意，索尼还是应该实施收购。盛田拍板同意。先前的记录被修改为：“经过董事长同意，索尼将继续实施这次并购。”

盛田在长远问题上一意孤行，可能比任何战略性考虑和权威机构的咨询意见更有决定性作用。商业活动，往往有一种情绪化的力量促使交易做成。这种力量一旦爆发，就什么也挡不住，这笔生意非做成不可。｜Qī｜shu｜ωang｜“无非是个死！”“就是死了也要做！”没有什么挡得住这股力量。索尼并购哥伦比亚，5年造成31亿美元，亏损。不断攀升的成本可能一点儿也没让他心烦。盛田直觉到在未来的商业争霸战中，好莱坞的知识产权、民众情感的汇集、创造性世界发源地、信息产业的带头羊和软件资源，都将是极具战略意义的。在其他人局限于经济算计的框框，表现出极大的短视时，盛田已经洞见了21世纪索尼赖以存活的根基———视听娱乐。

时间判断力的公正性在21世纪再一次显示了威力。沿着盛田昭夫直觉到的方向，出井伸之统领索尼10年经历了一个时代，把索尼的消费电子产品引入“客厅”，更一举奠定了索尼称雄数字娱乐业的霸主地位。2005年索尼又斥资35亿美元，收购美国电影公司米高梅，还聘请有深厚影视文化背景的英裔美国人出任索尼公司董事长和CEO，更坚定地向着文化内容产业和娱乐行业转型。这一切都源于那场丧失理智的并购！

“两栖动物”独特的紧张与压力

颐指气使是日本当家人的一种常态，也可以说是把他自己的生命全部交托给家族的补偿或代价。但是这种做派，与全球化市场的运作大相径庭。盛田昭夫当然知道这种矛盾，更知道一个成功的日本商人为摆平这种矛盾所必须忍受的东西。1971年，他在一次乘车时突然在英语字典上偶然看到两栖动物（amphi）这个词，他的神经被触动了，切身的感触突然得到了释放：这个名词最形象地表征出日本商人的特征。在两种文化中穿梭的盛田，通常面对着两个世界、两种世界观带来的压力：一方面是日本，它有一套根植于本土传统的文化价值和行为方式，不容许你偏离传统；另一方面是西方世界，在那里整个世界观与习俗都是开放的，没有个性的张扬将没有生存的空间。

当时，他正在筹建一个男人俱乐部，专门召集日本商业界与金融界的首脑人物，以及冉冉升起的新星们参加，他希望能给商人们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的场所。于是便把自己创立的俱乐部命名为“两栖动物俱乐部”，在俱乐部上方有一块铜匾，镌刻着盛田昭夫的心得：“我们日本商人必须是两栖动物，我们必须在水中和陆地生存。”在把日本企业领导人描绘成两栖动物时，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两种思维串换所造成的紧张，或许还带有对两种文化融合的绝望。

几十年如一日的心理紧张，终于在1993年11月30日那天集中发作，一种巨大的晕眩袭向这位正在打网球的老人，盛田昭夫中风了。在医院持续四个小时的手术中，医生从他的大脑里取出了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凝血块。他的左半边脸和身体已经瘫痪，并丧失了说话能力，但意识清醒。盛田昭夫从此再没有重返索尼公司，1999年10月3日离开人世。

在日本人众多“名分”组成的网络中，忠于天皇与家族，是压倒一切的义务。当天皇只具有符号意义时，对家族帝国扩张的义务和责任，就是他们活着的意义了。无论是盛田昭夫还是堤义明，他们为家族的事业经历了常人所不能及的压力、紧张、阴柔、张狂、暴躁、谦卑、坦荡无畏与愁肠百结，常常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狠劲，而这种“就是死了也干”的精神，正是日本人所推崇的一种“圆熟”境界。在盛田昭夫与堤义明的商业历险中，我们不断见识这种“无我”所带来的蛮横或伟力。这是我们解读日本商人这个“两栖动物”的最好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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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视野与明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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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在大地上，一切都在开始，没有什么东西在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身心受过震颤，变成精神的人，才能理解一切都是可能的，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接近上帝。——舍斯托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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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中年危机与出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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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是渺小，是悲惨；悲惨在于受制于他自己（制与受制是一）。深深地进入了解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与下等。这是最深渊的学问，最高明最伟大的能力或本领。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奋斗了，征服了，拥抱了，可是却逃脱不了在不知不觉中老去的宿命！在第一线上活跃着的中国企业家多已步入中年，他们正或多或少以惊人的驯服性重复着人性的危机。

判断力来了，自以为是也跟着来了

年过四十，有了阅历，有了判断，有了逻辑，更重要的是，有了实现自己想法的手段。在他年轻时乘虚而入的一些东西，如梦幻、遐想、谬见等，正在被他逐个清理出门户。他具有一种坦诚直率，具有一是一、二是二的判断力。没有什么事情都够阻止他做出判断。他的判断，会形成一些新的因子，影响事物的进程。他喜欢控制事物的进程。所有参与者的行动和思维，慢慢地都进入了他的控制范围之内。踌躇满志与心力交瘁变换，拉磨的驴子与至尊的皇帝交替。

他的判断就是客观！他的想象就是现实！他的潜意识、他的思维、他的判断，开始成为人们追随的意志！周边的事不断地重复着他的思维逻辑，自以为是渐渐成了他的呼吸和饮食。这一切来的是那样静悄悄，以至于他压根就没有意识到！

他同样没有意识到，伴随判断力的提升，对新鲜事物的排斥力也跟着提升。他抛弃了梦幻与谬见，也就开始疏离了想象力。在他青春之光辉的朝霞中，虚构的诗意作品为他勾勒出炫目的场景，使他春心荡漾，急切地想把这一场景化为现实，急切地想攀摘彩虹。想象力与激情，这个人生创造最重要的东西，现在却正收拾行装，要离开他！

客观上，他已经被文山会海淹没。已经没有时间去吸口新鲜空气，去打量平常人脸上轻松的微笑所传递出来的东西。那是一种奢望！他没有时间下工地、没有时间到车间，没有时间去接待平常的客户。他被一些宴请和高官拜访所包围，他慢慢地脱离了他的业务领域，他慢慢地失去了新鲜的第一眼。他依然感觉善于创新，可是他并不知道那创新能力正离他而去！真正的危险在于，这一切却没有任何警示！

有了从容的气度和实力，不知不觉间也开始愤世嫉俗了

年过四十更喜欢以自己为尺度来度量一切人以及人的性格。年轻人的惶恐，老年人的无奈，这些全部与他格格不入。他从容不迫。没有他排解不开的烦恼，没有他不能去做的事。年轻时他有向往却没有实力，现在他有了浪漫的实力，却没有了浪漫的时间。专注、敬业而从容的男人，正是美女聚焦的焦点，一些浪漫的故事开始缠绕着他。他大多没有时间去理会。

年过四十，尤其感觉到时间的紧迫。恨不得拿一天当十天用。他有太多的服从：服从市场、服从客户、服从官员，甚至服从他的部下！那么多事情，那么点时间，他恨不能把自己掰成八瓣！可是看看周围那些人，偏偏一些无所事事的人在他眼前飘来飘去，好像世界属于他们。不紧不慢地混日子且昏昏然，一种义愤不由得油然而生。

年纪轻轻的，穷光蛋一个，不知道在工作上下多少力，却整天围着情人转！干一点点事，就伸手要报酬，也不知道害羞！难道这不是在增加你自己的本事吗，不是在增加你自己的无形资产吗！我们当年一门心思全在事业上，哪里有过一个周末？哪里有过正常的作息钟点！就那点激情，五分钟就过去了，很快被些无关紧要的短信和电话牵引走了！难道他们就不先想想自己的未来靠什么？

他忘记了自己当年因为紧张而局促，因为崇拜而慌张的境况，好像他生来就这样从容！九斤老太只是对新人看不惯，年过四十的他却也同时对老人们开始抱怨起来。看看那些老人们，絮絮叨叨、慢慢吞吞，动不动儿女孙男。干什么事都不能坚守到底，碰到该表态的时候总是往后退，该上场的时候总是在那里推三挡四。就没个痛快劲！动不动“我们那时候”，“当初”，“这些当初多容易”等等。没有什么能激起他们的活力！

不知不觉间变得愤世嫉俗起来，逐渐变得失望起来。他看到，人不如己！而且不仅在思维或激情的任何一方面，甚至在两个方面都远远落在自己的后面。他感到了孤独。一个简单的事也想不明白、交代不清楚。天底下的事好像他一个人干，都会比养着这么多人强！

唯我独尊的情结，在怨天尤人情绪的浇灌下悄然滋长。过去那种敏锐地从他人身上捕捉东西的学习能力，在开始疏远他。危机还在于，这一切他都不知道。

大事临头从容不迫，小事小节却大光其火

中年是个从容不迫的人生阶段，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能够让他押不住阵脚。他经历过了，领教过了，生死关头也走过了，该付出的也付出了，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没有。他的部下，他的敌人，他的对手、旁观者都不能忽视他的从容。从容，成了他的代名词。任何跟他打交道的生意人，都能够扑面而来感觉到坦荡与真诚。再难达成的交易，经过他蜻蜓点水般地排解，都会向着有利于他的这方面发展。

可是他碰到小事却压不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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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中年危机与出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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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老板处于发号施令的岗位，有时说话声音就要大一点，底气就要足一点，要毫不犹豫地做出判断。面对市场风险，怕的是无所适从没有判断。属下巴结老板，物质的东西作用不大，意识上无条件地顺从，成为主要手段。有一味顺从的文化铺垫，再配上几顶永远正确的帽子，以及对老板脾气的包容，如果再加点宵小或佞臣的算计，企业家的脾气就很自然地给豢养成型。豢养他脾气的人，执著地要从他身上得到回报！

只要他身边有小人，只要他身边有奴婢，只要他身边有盲从的人，他就一定在小事上失控，在细节上折腰！

习惯成就了他，习惯也成了杀手

那些曾经助其成功的习惯，却正在成为杀手，扼杀他新鲜的第一眼，扼杀他的求知欲和创造性。

一个企业家，当年带着十几个人，几万元现金，靠自己的思维，靠战略眼光，靠空前的机会，靠无中生有的创造，建立起了偌大的商业帝国。队伍在庞大———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每天千头万绪的工作，而他的时间往往被一些无谓的事情所占据！于是他找到了一种办法，这就是所有要跟他见面谈论报告情况的人，都要把自己的想法整理成文字。他最厌烦不经过思考和没有准备的谈话，尤其是跟部下。他有个逻辑，如果你都不舍得花时间把自己的意思用文字表达清楚，见面也没什么好谈的。

这个习惯，帮他节省了不少时间，提高了不少办事效率，他的团队也在这种碰撞与交流中成长。当然，一起成长起来的，还有另外的东西！

矫饰造作由此而生。文字是经过人揣摩后的东西，部下首先要揣摩的是老板的心态。于是所有的事实都经过了过滤，事情的本来面目，慢慢地被人淡忘，而那些可以换得老板开心的东西却涌上前台。哪怕是危机事件的转述，也遮盖掉了实情的本原，变成了表示忠心的机会。这有点类似过去的皇帝，没办法，所有的奏章、言词都经过了曲解加工，哪里还有本原！

新鲜的第一眼从此离他而去。他极大地获得了信息，开辟了信息渠道，可也同时被信息包围。堆成山的文字报告都等着他的处理，加班加点、工作到深夜还常常不能准时反馈。结果，他总是急急忙忙地要报告，报告上来了却被其他事情挡住了。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人的眼睛。当然有不少表演，可是透过眼神，人们还是能够抓住一些本质的东西。他被自己制造出来的文山会海给挡住了，挡住了那鲜活的眼睛所表述的东西。

从观察的角度说，万事万物皆令人欢愉；而从忧思的角度说，万事万物皆令人发憷。他抛弃了观察，留下了忧愁，只能跌进发怵的沼泽。

经验反对经验，显而易见反对显而易见

经验反对经验，显而易见反对显而易见。这是中年企业家碰到的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经验是一把锐利的剑，可以刺穿复杂现象的迷雾。可经验同时会成为障碍，而且，它们相互之间并不和谐。

最常见的经验是“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同时也有“做简单的事，始终如一”的执著；既有“用人不疑”，又有“疑人也用”；既有“择人任势”，放手给经理人运作的经典，又有“一放手就乱”的教训；既有“不用聪明人”，又有“要敢于驾驭聪明人”；既有“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又有“中庸之道”；既有“人性本恶”的管理律条，又有“人性本善”的管理经典。

经验反对经验，显而易见反对显而易见。这些表面上的矛盾，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现实：碰到事情，他已经没有了专注于一端查找原因、追求生成、试验新鲜的求解之道的内省和耐性，而是在执著地寻求着类比、成例、经验、理论。他没有了投身事物真切地感触事物的激情和乐趣！他的价值，无论是道德方面，还是智慧方面，都不是由外部得来的，而是出自他深藏着的本性。但现在这种本性的考问，这种基于自己理性和情感的独立判断，让位给了一些陈旧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他到达了他所想象的高度，却发现没法享受

年过四十，不知道满足地追求幸福的激情渐渐降温，不幸之惶恐却与日俱增。历经艰苦卓绝，他已经攀登上了令普通人仰慕的高度。可是环顾四周，他发现自己已经被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疯狂竞争，这种竞争的残酷在于只能拼力向前，退出比赛会遭受社会严酷的惩罚。他的宿命就是继续经受生理极限、自然天堑、冷嘲热讽、甚至恶毒攻击。所有幸福皆为虚无缥缈之物，而所有苦难则为实实在在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