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11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乡订婚。胡适既誓言对母亲尽孝，当然不敢说个不字，只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须等他学成归国后方能完婚，二是这位未曾谋面的未婚妻必须读书。两家都乐于同意，于是江冬秀小姐开始受文化教育。

当胡适在中国公学任教期间，曾为“私塾女弟子”陈衡哲单恋有年。陈在上海号称“沙菲女士”，有殊色，美闻天下。胡适第一次见到她就心旌飘摇，不能自己；陈对胡适亦是情有独钟。但胡适格于母训，婚姻不能自主，所以对“沙菲女士”所表露的情意，采取了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态度，虚与委蛇，并无坦然接纳和单刀直入的勇气，就这样相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终于陈衡哲等得不耐烦了，就明确问他对婚姻的态度如何。胡适答以慈训森严，不能自由。陈斥曰：“时人有谓‘不自由，母宁死’，你为何竟甘受这不公平的约束？”胡适忸怩地回答：“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沙菲女士”不能明白胡适的这个“哲理”，当场为之气结。胡适辜负了一个摩登女子的一腔衷情，郁郁远涉重洋去了。

1914年，胡适花了一番功夫，策动旧情人陈衡哲也到美国留学。这时，四川任叔永和江西杨杏佛因参与辛亥革命有功，奖励赴美深造。他俩都是胡适在中国公学时的学生，正好在赴美途中与陈衡哲凑巧同船。以此他们到美国后过从甚密，深谈款洽。胡适原对陈衡哲负有一担子的感情债，觉得有替她找一个合适对象的义务，因而趁势替陈与任叔永做媒，并促其早日成婚，使他得以早日解除包袱，了结一场鸳梦。陈任结婚之日，胡适特题“佳人难再，国士无双”以赠，对陈衡哲未了之情，跃然纸上。胡适去国十年，一回来就同江冬秀结了婚，因江后来已经等得不耐烦，她曾这样说：“嫁妆绣剪已生锈了。”胡感其用情之专，一度倒是非常恩爱的样子。但据知情人透露，胡适在上海时表面上道貌岸然，背着人却逛窑子，玩长衫姑娘。一次胡适同郭夏初夫人、李孤帆夫妇及郭太太的妹妹等在汉口“武鸣园”吃饭，忽然对面阳台上出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胡适看得目不转睛，旋即奉杯相敬：“请！请！”这倒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以他当时的身份和地位，总非所宜。据此，有人分析说，胡适不过假装正人君子，实以强力抑制他的潜意识而已。更有人作如下判断，认为胡适对婚姻和恋爱都不敢违背与反抗现实，实乃他后来成为一个改良主义者而不是激进的革命分子的主要因素。

文人议政胡适早年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俨然的“君子不党”古训真传，给人印象似乎他是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了。其实不然。胡适对王安石的“为己学者之本，为人学者之末；学者治事，必先为己，为己有余，则天下事则可以为人，不可不为人”甚为推崇。自然，他是以治学为“为己”，以议政、参政为“为人”的。胡适对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也极赞赏，认为可与“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媲美，其书生气赫然。胡适早年留美的教师，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就是对政治极感兴趣的学者，他对当时美国各政党被企业财团控制的状况深为不满，曾企图组织一第三政党与之抗衡。胡适在他的《留美日记》中提到杜威处，讨论时局的时候远比讨论哲学为多。他在1917年5月30日归国前夕的日记上这样记载着：“昨往见杜威先生辞行，先生言其关心于国际政局之问题乃过于他事。嘱适有关于远东局势之言论，若寄彼处，当代为觅善地发表之。”有这样的教师，自然会有关心政事之学生了。

胡适留美时，学习了演讲技巧。离开大陆后，他往来于美台之间，主要以演讲的形式宣扬他的政治观点。与林语堂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卖西方文化一样，胡适在台湾的多次演讲与谈话，均为“借美喻华”，在台湾的青年人中宣传美国的所谓科学、民主、自由；这在崇美倾向风行的台湾青年中，是很受欢迎的。

反共之心不改1952年11月30日，胡适第一次赴台，即应一些团体之邀，在三军球场作了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的讲演，宣扬他的“自由世界”全球五点计划，强调“解放苏俄”，是一切战略的根本，如果不能解放苏俄，那么，保卫自由欧洲，保卫自由亚洲，解放被征服的亚洲和被征服的东欧、中欧的其余四点计划，必将至于落空。

胡适认为，鉴于世界范围赤色势力的泛滥与猖獗，应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结束。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自由世界所犯的三大错误。

第一，“全面援助苏俄”，使苏俄变成了欧洲的第一强国；第二，由于雅尔达密约，把苏俄请回了远东，使之获得无比的利益，让它又变成了亚洲第一强国；第三，由于美国军队的有声有色、乱哄哄的复员，自己解除了自己的武装，造成了

第三个错误，更进一步地使苏俄成为了世界第一军事强国。

但胡适还是乐观的，他把“反共复国”的希望押在了美国的军事支持上。美国在各地的军事扩张，尤其是大举侵朝，更是使他兴奋不已。所以他在谈到“中国的前途”时说：“我们的前途，当然是联系在自由世界的前途上。自由世界有前途，我们也有前途；自由世界有力量，我们也有力量。以过去的三大错误证明，自由世界软弱时，我们就吃苦头。今后，我们命运的好转，也将系于自由世界的好转。不过，我并不是希望二次大战复活，我们便可回到大陆；而是说，在自由世界与共产世界战斗中，我们仍然应该有所努力。我们一定要回大陆去的，但这一天，我常说它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胡适说：“虽然我们的命运系于自由世界的命运，但是我们仍然得打最不如意的算盘。我们希望的是自己如何去解放大陆，而不是我们如何回到大陆。我们的努力是要使四亿五千万大陆同胞的庞大人力，不能为共产党所利用，而变成自由世界的重大威胁。”

胡适说自己并非战略专家，但经过慎密思考，提出下面五点全球性战略计划：一、保卫自由欧洲，这项已经在北大西洋公约下开始实施；第二，保卫自由亚洲，和自由的太平洋，日本、菲律宾、台湾、澳洲、新西兰等地，签订协议形成防守线：三，解放被征服的亚洲，包括北韩及中国大陆在内；四、解放被征服的欧洲，包括中欧、东欧在内；五，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放苏俄；这也是做到前四项的保证。胡适认为，无论美国或英国统帅部来计划战略，也应该如此考虑。

胡适在结束时，振臂高呼，呼吁大家在自由世界全球性战略中，站在自己应有的地位上，尽其应有的努力，跟定自由世界，拼力向前，这样做去，前途是会光明的。

胡适这篇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的演讲，本不足道，但对惶惶不可终日的刚逃离大陆、喘息未定的一些人，自有其鼓动力量。演讲不时为震耳欲聋的掌声淹没。随着演讲结束，大群听众冲过警卫，紧紧包围胡适，本来演讲已很感吃力的胡适不由得出了一身大汗；直到他在一群人的簇拥下挤出重围，登上汽车时，仍然排满了以一瞻胡博士风采为快的人。

1958年4月，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此时的胡适仍反共之心未减，只是不再似1952年回台时那样锋芒毕露；既任“院长”，乃以一种“学者”的姿态和口吻，极尽贬嘲共产党之能事。6月13日，胡适在“国立”政治大学发表题为《从中国思想史上谈反共运动》的演讲。胡博士对当时有些许自命为“中国通”的外国人认为“中国大陆为共匪窃据”之说不以为然，他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了解。这些人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一面主张“均田”，一方面又拥护君主zhuanzhi，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反对独裁与极权统治。胡适指责共产党是一种zhuanzhi独裁，而这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他说，中国传统文化是顺乎人性的，而共产党是背逆人性的。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是建立在乎平常常的人性和人情之上的；老子和孔子都不主张极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与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与人”，二者其义虽然相似，但比较起来，还是我们的老祖宗更近人情。

胡适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很好笑，来源自一篇小说。他说，共产党是不是讲人性、重人情呢？他看过一篇小说，是一位名叫姜贵的青年作家写的，名《今■杌传》，内容述及共产党在山东时的一段历史，其中一个人对一位老共产党员说：“你老人家干共产党，是离开现实的，你所凭的只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象修仙的人，学着打坐、辟谷一样。。”。

胡适说，共产党用暴力来维持它的政权，用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来统治，这都是我国古代根本没有的，既不通人性，也不通人情；孔子曾说过：“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是表示人性与人情。在文明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内，皆有自己的亲属不能作证人的规定，也就是顺乎人情；而在共产党的社会里，却叫人父控其子，子控其父，将人情完全抹煞。

胡适对私有制社会吹捧备至，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人人自食其力的社会，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理想化社会，也就是私有财产的社会。以此攻击共产党的公有制不合人性。胡适说，中国不仅是农业国，也是个商业国家，我们的老祖宗并不反对做买卖；农工商人士人人平等，人人可享受自由，人人都应该有财产；可是共产党却不许人做买卖，想出“公私合营”的办法，来吞并人民的财产，拿别人的本钱来做了自己的生意。

胡适以老子及孔子的“无为政治”来说明古代的自由思想。他说：“再看看大陆上的共产党，不但处处干涉，并且干涉到别人的家庭，使每个家庭毫无隐蔽，象这种政治，是否符合中国的思想呢？。。共产党竟然不尊重人格，不尊重真理，而抹煞了人的自由。我们反共，也就是为了这些理由。”胡适说，他个人一直是反对共产党的，共产党也反对他；共产党为了“清算胡适”刊行了一部分书籍，其中《胡适思想批判》就有八大章，共三百万字；这些书倒是印得好，布面精装；此外还有一套《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也有七八十万字。胡适说：“我从未批判过马克思主义，他们竟认为我是马克思的死对头，认为我的一生全是为了反对马克思，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共产党的眼睛倒是很亮，居然看出来了。”

胡适最后说：“其实，揭穿开说，他们清算胡适，就因为胡适要求证；不管任何主义，都应该尊重个人启由。我在《胡适文存》里曾以红楼梦小说人物考证，并不是叫你们看小说，我是叫你们获得一种方法，叫你们不受欺骗，一切都要拿证据来。我曾说过，让孔夫子孟夫子牵着鼻子走，不算好汉，给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不算好汉。”

胡适的这篇演讲，貌似学者姿态，书卷味十足，其实连外行也能看出来漏洞百出，完全立不住脚。胡博士早年的“多研究些问题”的实证主义荡然无存。不说人生之价值、信仰并非“不被人牵着鼻子走”这类书生气十足的方法论的问题，即便如此，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是否就算作好汉？

当年胡适逃离北平，有人问他的儿子（胡思杜）是否一同来了南京，胡博士似笑非笑地说：“他没有来。我也不勉强他和我一同南下；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比我们要强得多。再说，谁也不能主观地断定共产党不会把中国弄得好好的。”

看来胡博士早年对共产党并无多大介蒂，而晚年的高喊反共，及殚精竭虑出谋划策，要么是为了讨蒋氏欢心，要么是为了显示自己信仰之不变，抑或文人之哗众取宠、出风头的劣根性使然。

科学救国1910年，胡适考取留美官费生，入纽约州康乃尔大学，在选择专业时，他很犹豫了一阵。他二哥曾劝他学工矿，以便将来回国时好谋事，而他对这个实在是没有兴趣，考虑再三，来了个折中，选学农科；其中原因还有农科不收学费，他可将官费节约下来，寄回贴补家用。但农科亦终非兴趣所在，后终转文科。

1958年12月8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到台中一游，应“中国农学会联合会”之邀，对该会千余会员演讲，题目是《基本科学研究与农业》。

胡适首先自称是“农学的逃兵”。“不过，提高农业技术水准就要在科学、理论方面有进一步的研究”。胡适对农业，自然如他自己所称，是“门外汉”，不过这天他精神格外好，于是用讲故事的口吻，谈台湾农业进步的一些事实，举出台糖公司采用南非0310甘蔗种改良台湾品种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尝试”，所获得的惊人成果完全是“道地的基本科学研究的结果”。胡适凭直觉认为发展农业科学必须从充实农业基本科学开始，也就是从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遗传学、化学、生物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做基本研究与实验，只是台湾现在尚无完备的基本研究所和实验室。他泛泛地强调了一番基本科学研究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并勉励大家做基本研究的学人。

和许多的知识分子一样，胡适对“科学救国”有一种直觉的敏感。他举例说新蔗种的故事就是“科学救国”的最好、最美的故事。“研究愈达基本，则将来在实用上迟早更显光明。”

胡适最后以他“昨夜所作的三个很甜、很美的梦”结束演讲。

第一个梦是“农复会”包办了台大农学院的“土壤、农业、化学、植物、病理与昆虫学”三个研究所，办成了三个第一流的科学研究机构。

第二个梦是台糖分公司包办了“中央研究院”的植物研究所，办成了一个第一流的植物学基本研究机构。

第三个梦是烟酒公卖局包办了“中央研究院”的化学研究所，也办成了一个第一流的化学基本研究机构。

胡适说：“我相信这三个甜美的梦，都是不难实现的。”“无论如何，很甜美的梦总是值得做的。”

胡适对教育也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有一点他是很清楚的，发展科学必须首先发展教育。胡适有一次对来访的记者谈他对台湾教育的看法。他称赞台湾的教育的普及，是大陆任何省份所没有的。他不讳言这些基础设施是日治时代就打下基础的。他象一位教育主管前来对付质询的议员似的，搬出一些比较数字，恳切地说明台湾大学数字的增加，其中侨生所占比率之大，可看出现在成绩比原有基础有了惊人的发展。他强调说，今天能把教育工作做好，也就是反攻复国有了重要的根本。

不过，胡适也提到一点尚难以尽如人意的地方。他从科学人才的缺乏，谈到出国留学生不愿回国的问题。他说，一百个出国的留学生中，竟难得有十个学成归国。他认为，这不单纯是这些人回国后的安插和待遇的问题，还包含着台湾的学术空气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回国后，不但要工作，还得继续学习；他们必须在一种科学的与自由的学术空气中继续有所长进。

鼓吹“民主”“自由”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他周旋于美台之间且深得台湾文化界欢迎的资本，就是他对美式“民主”、“自由”的鼓吹与宣扬，在各种场合与当局针锋相对而又颇具策略的斗争，当然只是在口头上。

1958年5月27日，胡适应《自由中国》杂志社负责人雷震的邀请，在台北南阳街“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大礼堂，与50多位《自由中国》杂志社的作者、朋友及台北市若干位民营报社的社长们聚餐。席上，胡适发表演说，先指出台湾确已较以往有更多的言论，是一件很值得兴奋的事。他说，《自由中国》杂志社在这方面所起的领导作用，以及各民营报业同仁所作的努力奋斗，都是使他敬仰钦佩的。新闻言论自由是靠人去争取来的，只要大家锲而不舍地去争取，力量是不会白费的。他推崇《自由中国》杂志社负责人雷震，在争取言论自由方面所作的贡献极大，实在有资格让文化界人士塑造铜像来纪念他。

谈到因当局修正出版法所引起的风波，他认为实在不了解当局为什么要在此时有修正出版法之举。他说，也许当局以为争自由争民主的人太多了，风气太盛了，想以修正出版法来抵制。“其实，无论是旧的或新的出版法，都不可能达到限制人民争取言论自由的目的。”

这年12月22日，胡适在《民主潮》半月刊社的聚餐会上又发表演说，谈及言论自由。他说：言论自由诚如胡秋原先生在《民主潮》所发表的一篇《论中国历史上的自由传统》文章中引用严复所说的：“言论自由只是平实他说实话。求其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55年前严复的话，至今还是不变的真理，也是言论自由最好的注脚。胡适说，言论自由也是一种习惯，在社会上培养起容忍批评、接受辩论的习惯，言论自由的尺度自然就慢慢宽起来。怕讲民主自由的人主要是因为没有养成习惯，所以总怀疑人家的批评不存善意。

1960年9月4日，“雷震案”发。国民党当局终于开刀，雷震等人以涉嫌叛乱条例而被捕，《自由中国》杂志被封停刊。胡适此时正在纽约，得知消息后，即打电报给“副总统”陈诚说：“鄙意政府此举不甚明智，其不良影响。。恐将腾笑世界。”胡适建议将此案交司法审判，一切侦审及审判皆予公开。随后再电陈诚：“万望我公戒军法机关不得用刑审，不得妄造更大罪名，以毁坏政府的名誉。”在回答美国记者问题时，他说：“这个杂志一直是台湾新闻自由的象征。”“我诚挚希望雷震案件由普通法院审理，而不付诸军事审判。”

胡适的谈话在台湾引起了极大反响，但雷震仍被台湾军事法庭判处10年徒刑。10月22日，胡适自美返台，当晚即声称，他个人认为，对雷震所判10年徒刑“太严厉而且是不公正的”。值军事上诉法庭正在重审雷案，胡适表示，他愿意在军事上诉法庭作为雷震的一个证人。他说：“我仍然相信雷震是一个爱国反共人士。”他在接见“英文中国日报”记者时的另一次谈话中说，雷震案件“在自由国家的心目中大大损害了国民党的事业，因为它牵涉到出版自由这个根本问题。”

尽管如此，胡适的奔走呼吁仍无济于事。最后，他只是无可奈何地说：“一种杂志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

胡适以自我解嘲给自己下了台阶。

此次事件后，胡适只能是在南湾（台北与基隆之间）的“中央研究院”

坐冷衙门，往往通宵失眠，并患了便秘，久治不愈。一向乐观的胡适，这时见了熟人也不免唉声叹气不已。

这当口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不能不提。台中农学院院长王志鹄，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人物，把所有主张自由民主的学者，都看成是共产党，乱抛帽子，在此之前因为省政府有将农学院改为大学之议，他为了争取校长的地位，向该院学生发表演说，主张派一架飞机将鼓吹自由民主的胡适等人空投到大陆去。此言一出，令人莫名其妙；舆论大哗，胡适自己也哭笑不得。幸而蒋介石毕竟心里有底，听到该农学院长的“妙论”，觉得此人拍马屁未免拍过了火，立即下令将此人撤了职。

非暴力、非对抗胡适的和平的改良主义主张倒是自始至终的。早年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即以反对文学革命，而只进行温和缓慢的改良而独树一帜。

1939年在南京和上海，胡适高唱“抗战必败”论；对内力主“和战”，主张向日本投降，对外则向日本人献计献策，言日本征服中国之唯一办法，是征服中华民族的心。其卖国贼嘴脸暴露无遗，遭全国人民唾弃。

胡适自有其书生气十足的理由，以后他亦多次阐述他的“温和缓慢”的观点。在台湾打了一场不大不小官司的《胡适与国运》事件，书之作者殷海光，这样理解和表述了胡适的思路：“如果中国几十年来居于创导地位的知识分子没有患幼稚的躁进妄想狂，而是照着严复所说的原则去做，或顾到‘可运作的程序之先后陈列’，或考虑到任何大变革之‘技术的可能性’及其结果，那么中国人民近50年来白白遭受的冤枉痛苦和惨重牺牲不仅可以避免，而且以中国潜力之雄厚，经过几十年来的现代化建构工作，那么中国不仅不会乱出一个‘秧歌王朝’，而且人民会享有和美国相差无几的自由和康乐。”1958年12月22日，在《民主潮》半月刊社的晚餐会上的演说中，胡适谈到“中美联合公报”中的“不凭借武力光复大陆”一点，他说，这是一个“新时代起点”；光复大陆要靠实行三民主义，靠自由中国政府维系人心，这是任何人不能不接受的结论。他说，他6年前第一次回国在三军球场演讲《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时，就从未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