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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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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高市探望母亲。
谭祥一进门，便见到吴舜莲，连唤“姐姐”，倒使吴舜莲倨促不安，相对无言。谭祥雍容华贵纡尊降贵，对吴舜莲宽慰有加。乡亲们都夸谭：“倒底是书香门第出身，通情达理。”
陈诚夫妇回南京后，陈诚又汇了一笔钱，在青田城里新寺巷盖了一座楼房，让吴舜莲迁居城内，不再住高市陈家。
蒋介石和陈诚建立“翁婿关系”后，对陈诚更为宠信。
1947年，国民党东北大将熊式辉在东北节节败退，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自告奋勇上前线，声称“九个月内肃清东北共军”。蒋介石便外放他当“东北九省军政长官。”但陈上任不到数月，进一步奠定了国民党在东北的败局，他看到大势已去，就以“胃病大发”的借口，静悄悄地飞回南京，不管什么人看他，他一律来个闭门不纳。不久，就神秘地去了台湾。
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后，为了争取民心，稳定局势，他一方面打出“人民至上，民主第一”的口号；另一方面重用“半山”官员。台湾回归祖国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支援其在大陆发动内战，不但没有尽快医治殖民统治和战后的创伤，反而加紧对台湾人民的掠夺，使当地民众对国民党人恨之入骨，省籍矛盾也相当尖锐。陈的聪明之处，是在于他巧妙地利用了“半山”这座桥梁，一方面压制异己，一方面扩张自己的势力，以达到他有效控制台湾为蒋介石准备后路的根本目的。
主台一年一般认为，陈诚在台湾省主席任内，成功地控制了台湾。1956年台湾《中央日报》社长胡建中访问陈诚，要求他以“我与台湾”为题写一篇文章，陈在该文中回忆了他主台一年的情况，其中难免有失实和诬蔑之处，但个别地方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将一部分内容摘录如下：当时台湾的情况，可以用两个字来说明，一是“乱”，一是“危”，这种乱与危的现象可以归纳为以下几项，扼要说明：＜一＞人心方面——当时由于大陆局势恶化，所以台湾人心也随着动摇悲观，大家终日惶惶不晓得共匪几时来攻，也不晓得台湾能守多久。稍有办法的人，不是近走香港、东京，便是远走美洲，而不走的人，则认为已如釜底之鱼，只有等待末日的来临了。当时很少有人相信，我们能够在台湾有所作为。
＜二＞社会方面——因为人心动摇悲观，于是匪谍乘机活动，造谣惑众，聚众滋事；并以学校为中心，开始制造暴乱，煽动学生罢课游行。其目的显在打击政府威信，破坏社会秩序，使人民不能生活下去，使政府不能治理下去。
＜三＞政治方面——政治方面的最后危机，就是匪谍勾结少数野心分子，运用政治的分化，企图颠覆政府。同时，匪谍更由香港与大陆源源而来，向政治军事与社会经济方面渗透。此外，当时中央在台湾的军政和经济的单位很多，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划分不明，系统也非常庞杂甚至形成了一种可怕的纷乱现象。
＜四＞经济方面——台湾经济过去依赖日本，光复后则与大陆联系，因此，大陆局势恶化，台湾经济在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尤其台市与大陆上金圆券相联，所以大陆上金融的混乱，使台湾的金融也不能安定。当时我们每天要开会决定台币与金圆券的比率。同时，好商囤积居奇，买卖黑市金钞，致使物价波动不已，人民生活朝不保夕。
＜五＞军事方面——当时在台湾的部队，只有两个不健全的师，根本不足以抵抗共匪来攻，同时，撤退来台的部队，既复杂而又残破，官兵虽报国有心，但作战乏力，尤是加深内部隐忧。
＜六＞国际方面——当时美国对中国援助，实际上已经停止，美国白皮书的发表，等于宣告中华民国政府的死亡。同时，他们还运用各种方法来打击我们。很显然的，他们希望中华民国政府赶快死亡；而后来事实证明，他们这种做法是受了共产分子的操纵和利用。至于好心肠的外国友人当时所思考的，是如何使这批反共人士免于共匪的屠杀，因为在他们看来，台湾之陷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在那种危机的情况之下，我第一个想法，认为要确保台湾，并使台湾成为反攻的基地，必须将政权真正建立在民众之间，使政府与人民完全打成一片。决不可再蹈过去的覆辙，使政府离开人民，成为建筑在沙滩上的一座高楼。一次，我与梁寒操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他便提出“人民至上，民主第一”
的口号，我认为这与我的想法完全吻合，所以后来就拿这两句话作为施政的最高准则。
怎么做法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当时情况危急，我们一方面不能不作应变的准备，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作久远的打算，根据这两方面的考虑，我们又决定一个原则，即从进步中求安定。因为如果不实行改革，造成进步，决不可能求得安定。
民国38年1月5日，我接篆视事之后，对于省政府人事，可以说全部未动。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当时情况危急，行政不容停顿。
第二，我们要革除“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恶习，要求树立良好的风气与制度。
第三，当时各部门的负责人员，大部分都很健全，实际上没有变动的必要。
这里所要说的，只是几项具有重大深远影响的施政。
＜一＞肃清内部匪谍，实施出入境限制——当时我们实行这一措施，是基于两种事实的需要。一是我们不能让匪谍自由进出，否则，便无法保障我们内部的安定。二是台湾的经济能力有限，如果不对人口移入作合理而必要的限制，则一时人口增加太多，连吃饭都要发生问题。由此可知，当时限制出入境，实在是保卫台湾所必须采取的一项措施。后来我们对于此一措施，不断修正放宽，当时全省人民全力支持此一措施，但各方仍多反对之声。所幸当时大家都能明辨大利大害，此一措施乃能顺利推行。
＜二＞建立独立自给的经济——当时台湾经济与大陆联系，大局恶化以后，我们要考虑如何使台湾经济能够独立自给、不因大陆丧失而使台湾经济发生不可解决的困难。本此认识，我们一方面决定以增加粮食生产为中心，先解决吃饭问题。因为当时粮食产量只有100万吨，而台湾人口则不断增加，如果不全力增加粮食生产，则军粮民食随时均将发生问题。另一方面，则设立生产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台湾区的国营事业，国省合营事业及省营事业，有计划的发展工矿生产，并确定以下四项原则：配合粮食增产计划，扩建化肥工业与水利建设。
扩充电力建设，以为发展工业之基础。
增加外销产品的生产，以争取外汇。
增加省内必需品的生产，以节省外汇。
不过，当时我们统一公营事业的管理与革除公营事业的积弊，曾遭遇不少困难。
＜三＞实行三七五减租——土地问题本是中国民生问题的中心环节，当时台湾的情形与大陆各省大同小异，所以我们要社会进步与人民的生活改善，便不能不从解决土地问题做起。然而，解决土地问题，谈何容易，尤其在那种危急情况之下，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是，经过多方面的思考，我终于下了最大决心来做，采用和平渐进的原则，先实行三七五减租。当时我们做这件事，是只许成功，不容失败的。如果失败了，我们便要整个失败，彻底失败。结果，由于各方面的配合努力，这个政策得到空前未有的成功。
三七五减租政策的成功，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在社会方面，增加了人民的向心力与社会的安定力。在政治方面，改变了人民对政府的观念，同时也提高了政府的信用。在经济方面，改善了多数人的生活，增加了粮食及副业生产，促进了社会经济繁荣。在文化教育方面，增加农村儿童青年就学与升学的比率，提高了农村社会的文化水准。在土地政策方面，替后来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打下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四＞改革币制——当时因台币与金圆券相联，所以大陆的币制愈恶化，台湾的金融愈混乱。同时，中央在台之军公费用与公营事业资金，多由省府垫借，台湾财政不堪负荷。面对这些危险的情况，要稳定台湾的金融，必须改革币制。然而，要想币制改革成功，必须做到：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需平衡。贸易收支平衡。充足的准备。其他有关政策与币制改革相配合，尤其是政府自身的信用。民国38年1月至3月，两度飞京商洽，均未获解决办法。5月间再赴广州，始获得如下结果：关于军公垫款，允以中央存台物资折算归垫。
中央在台生产事业，全部交由余指挥监督。进出口贸易及外汇管理，亦由省统筹调度。
中央拔借黄金80万两作为改币基金。
至此，币制改革乃于民国38年6月15日付诸实行。同时并实行以下各项措施：修正黄金储蓄办法，加强管理黄金储蓄，缩短兑现金期限，扩大办理黄金储蓄地区。
切实增进各种赋税及公卖收入，并督促公营事业所得盈余依限解库。
交通等公用事业之费率，按照成本及杂持费调整提高，以期自给自足，免由公家贴补。
各级政府机关实行栽并骈枝机构，淘汰冗员，搏节开支。
由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统筹管理国营、省营、国省合营之各种生产事业，使其合理配合，以谋发展。
由金融机关对于生产事业，尤其输出品生产方面，充分贷款扶助，并减低贷款利息。
调整外汇价格，促进输出贸易。
提倡消费节约，对于奢侈品消费，赋课重税，以资限制。
取缔地下钱庄，抑制游资活动，停止商业银行发行本票，防止银根泛滥。
举办大专学校毕业生就业活动，人尽其才，学尽其用，乃是国父与总统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十年来，教育与社会脱节，所学与所用脱节，也是我们失败的一个重大原因。
社会政治的进步，要依靠人事上的新陈代谢。如果陈旧的血液不能排除，新鲜的血液又不能注入，那个社会与政治当然要落后，要发生问题。当时台湾的情形较大陆有过之无不及，青年受到匪谍的蛊惑，不愿安心求学。政治力量虽可制止学生昙课游行，但要造成良好的风气，使青年自觉自发的求上进，就必须实际替他们解决问题，而最重要的就是学校毕业后的就业问题。
基于以上的理想和理由，所以当时我们决定举办大专学校毕业生就业活动。这个办法实行以后，对于鼓励青年上进，造成良好学风，以及安定社会人心，无形中收到很大效果，但因社会与政治各方面，人事新陈代谢的风气与制度，尚未能形成；同时，社会经济与学校教育的发展，彼此也尚未能达到理想的配合，所以这个办法的继续推行，便发生许多困难。今后这个问题的解决，显然仍要从发展社会经济的建设，加强教育与社会的配合，以及促进人事的新陈代谢各方面继续努力。
＜六＞准备实施地方自治——国父早就告诉我们，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好比造屋，地方自治是筑基的工作，基础筑得坚实，房子便不会倒塌了。当时台湾情势虽属岌岌可危，但我们想到国家的久远前途，所以决心准备实施县、市地方自治。
实施地方自治，我国尚乏先例，各种法规更付阙如。同时，地方自治之成败，则关系国家前途之命运，所以我们要做好这件重大的工作，必须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为策划准备这件工作，民国38年8月15日正式成立“地方自治研究委员会”，研订了各种有关法规与调整行政区域方案，并确定实施的步骤。
对于这件大事，我只做了一点开路的工作。现在台湾实施县、市地方自治已有三年，在此三年中，我们发现不少缺点，亦改正不少缺点。今后只要大家有远见，有信心，我们必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更大的成就，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
＜七＞整编来台部队——当时台湾的最大隐忧之一，就是一部分撤退来台的部队，溃不成军，即余前面所说的报国有心，作战乏力，因此部队愈多，隐忧愈大。其时，我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有保卫地方安全的责任。在那种危急的情况下，我只有采取非常手段，一方面加重整编训练，另一方面则安顿他们的生活。当时这件事所遭遇的困难与危险，非身临其境，不能想象。所幸各方面都能体念时限，推诚合作，使我们消除了一种非常严重的隐忧。民国38年初，我以带病之身，出主台政，原属见危授命。是年12月21日，得卸仔肩，自属心安理得。但一般认为，当时政府改组，未免事出突然，甚至至今还认为是一个没有揭开的迷。当然，现在知道这事内幕的人还不多，此时我只能告诉大家，那仍是苏俄在国际间与其在各国的同路人，利用我国一般人迫切冀望援助的心理，多方布置而成的一个政治陷阱。其目的就是要从我们内部打垮中华民国政府。
即使不能达到此目的，至少也可分化我们的团结，分散我们的力量，破坏我们的反攻准备。我虽不能说，当时吴国桢是布置那个政治陷阱的一分子，但后来吴的叛国行为，至少可以证明他是共产国际所选择利用的一个适当人物。
从上述回忆可以看出，陈诚对自己主台一年所取得的成绩颇为自信，也为后来的免职耿耿于怀。他把自己的免职说成是共产国际的布置，这当然十分荒唐，实际上是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为了在绝望中乞求美援才免去陈诚台湾省主席的兼职，而安插亲美派吴国桢。据说蒋的这项安排事先没有告诉陈，所以陈事后曾一度表示消极，向人抱怨过去蒋经国、宋美龄在蒋介石面前破坏他，并挑拨“半山”派倒吴。
据说陈诚是1950年美国向蒋介石提出不得任用的二十余人之一，不得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的喜欢。为此，陈曾对美国作了些谄媚。1951年曾由蒋梦麟等人从中奔走，并托胡适在美国活动，为此把台湾大学校长一职给予蒋梦麟、胡适的亲信钱思亮。此后陈与美国的关系有些好转，如美国报刊对陈倡导的“三七五减租”运动曾予捧场。蔡斯和陈也取得一些谅解。
同室操戈1949年12月21日，陈诚被免去台湾省主席后，并没有被蒋介石所冷落。次年3月蒋介石“复职”后，他又受命担任“行政院长”。此后，蒋便大力扶植陈诚、蒋经国的势力，排除异己，以巩固其独裁统治的地位。其办法是：通过军事整编，改组政府机构，兼并非陈诚嫡系的部队，打击与排斥政学系、CC系在政权上的势力，以加强陈诚在军政方面的控制；通过“改革”国民党，强化特工，以培植蒋经国在党特方面的势力。在大陆时，陈诚是蒋介石嫡系中“实力派”领袖，握有相当大的兵权，拥有部分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少壮军人的支持，与王东原、郭忏、周岩、霍揆彰、万耀煌、罗卓英、朱怀冰、何联奎、周致柔等自成一系，并与其亲信方天、刘云瀚、胡琏等共同组织过封建法西斯团体“干域社”。
大陆解放，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非嫡系的各地方派系的杂牌军队大都在解放战争中被我歼灭，最后能逃到台湾的不是很多。但因蒋预先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台湾保留了陈诚的部队，所以当蒋逃往台湾之后，便利用陈诚所拥有的残余兵力为资本，整编其他非嫡系的残余部队和孙立人原在台湾编训的“新军”，拼凑起约40万的兵力。据当时资料显示，蒋军整编前的陆军12个军、2个独立师中，属于孙立人系的部队只有第80军和第167军（原何应钦系）
2个军，而属于陈诚系的则有第5、6、18、19、54、75、87等7个军；此外，为其他蒋嫡系的有第50军及第52军（原关麟征）部队；派系关系不详的有
第45军、独立13师、独立32师。
在蒋军的整编过程中，非蒋嫡系的许多军事首脑人物首先被削去了兵权。如白崇禧、李品仙、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等对军事再无插手或发言的余地，处在被软禁的境遇中，云南败将余程万被扣押。只有孙立人因为是美国所扶植并且是蒋军中最能取得美国信任的军人，蒋要利用他做力争取美援的工具，不得不给他一定的军事上的职位。但蒋对孙一向嫉视，又一面指使陈诚等极力地防备和排挤孙。这也是陈诚与孙立人一向就不相容的根本原因。
除了非蒋嫡系的军人遭到排挤外，其他非陈系的蒋介石嫡系军人逃台后亦都失势，何应钦到台湾后一直失意，仅保留了“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空衔，终日不得不以打牌、打猎、打球以自娱，甚至有传说何受到监视。qi書網…奇书何的嫡系人物如顾祝同、韩德勤等在台也均失意。据说，因何之佳、何绍国等在港搞“第三势力”，何曾受到蒋介石的痛斥。据1951年的材料，何之亲信刘汉珍、牟廷芳等在港人物，曾纵恿何接受前日本战犯冈村宁次等的“拥戴”排陈倒蒋。
原装甲兵司令徐庭瑶，与陈诚的矛盾甚深，也不得蒋介石的信任，到了台湾后，陈恐怕徐尾大不掉，将装甲兵司令部撤销，成立装甲旅，借口徐的资望高不能屈居旅长，免去徐职，而任蒋纬国为装甲旅司令。当时徐极不满，徐的部下前各装甲团团长曾鼓动徐实行反陈兵谏，徐未敢接受。据说徐当时曾愤恨地称：“如果不是因为我与中共有血债，我真要投向人民政府。”陈诚排挤其他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手段极为毒辣。如1950年蒋的嫡系刘安滇的50军在基隆上岸时曾受到陈的阻挠，引起该部士兵群情激愤，陈即借口该部两士兵与私娼通奸而予以枪杀，以镇压这种情绪，该部登陆后不但待遇很差，而且与另一黄埔系李延年部96军同被陈“整训”。李延年与另一黄埔系的李天霞逃台后被以“未奉命即擅自撤出阵地”的罪名判处徒刑12年。另一黄埔系32军军长李玉堂则以“匪谍”被处死刑。据美联社香港1950年4月1日消息，3月22日夜以“匪谍”罪名被枪毙的人之中仅中将就有6人，少将有13人。
1954年5月间，陈诚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将原关麟征亲信刘玉章调到金门去任金门防卫部司令，而将自己的亲信胡琏及其部队一并调回台湾。刘对此甚为不满，认为调他和52军接替胡琏是有意消灭“杂牌军队”的手段，乃表现消极，在金门和香港间做走私生意，希望多搞些钱。
为了安插被排挤掉的军队中各派系将领，蒋介石“复职”后，乃将他们收容在所谓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中，被任为战略顾问的就有桂系的白崇禧（副主任）、李品仙，晋系的杨爱源，川系的杨森、孙震，粤系的余汉谋，西北军系的秦德纯、孙连仲、冯治安、熊斌，东北军系的邹作华；属蒋嫡系的是：何应钦（主任）、顾祝同（副主任）、汤恩伯、朱绍良、蒋鼎文、钱大钧、韩德勤、徐庭瑶，并包括薛岳、王懋功、刘茂恩等等。
1952年，蒋介石趁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提出“部分老将应该退伍”
的建议，将非陈系的老军人大部分列入退役名单中，而陈系只有极少数。如中将以上的退役名单中，包括晋系阎锡山、杨爱源，川系杨森，湘系何键，桂系李品仙、刘士毅，粤系黄质文、陈骥，东北军系的邹作华，西北军系秦德纯、熊斌，蒋嫡系的朱绍良、钱大钧、俞济时、徐永昌、谷正伦、徐庭瑶、陈继承、韩德勤、贺国光；而属陈诚系的只有罗卓英、万耀煌、林蔚、周岩等。凡担任“战略顾问”而这次列入退役的人，均被免去了“战略顾问”的职务。
1954年5月“政府”改组后，陈诚进一步把持了集中军政最高权力的“国防会议”，蒋介石与他分别担任该会议主席、副主席，周至柔任秘书长；掌握三军实权的“参谋总长”为蒋与陈诚极为亲近的桂永清。桂于8月间死后，由原属何应钦系后改投陈诚而成为陈手下“四狗之一”的彭孟缉以副参谋总长身份兼代。10月间，又将12个军整编为8个军，所设两个军团统辖之。两个军团司令胡琏与石党（原为汤恩伯系，后投陈）也都是陈的喽罗。向与陈诚矛盾根深的前“陆军总司令”孙立人这次也被排斥，除去为了敷衍美国而任命孙立人系的余伯泉为“副参谋总长”及“只能管管行政”的“国防部长”俞大维（与陈诚亦有私谊）等几个亲美分子而外，所有军事指挥权几乎绝大部分是以陈诚为首的小圈子势力所掌握。
在政治上，陈诚过去就已经掌握了大批复兴社和三青团的干部。逃到台湾后，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同蒋经国一起在两三年之间就大大削弱了过去与他对峙的政学系和CC系两派势力。
曾占据国民党政权要津20多年的政学系随着蒋介石军事力量的崩溃，也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以吴鼎昌、张嘉■为代表的财政巨头，在大陆解放后，逃到香港、澳洲等地做了白华。熊式辉却在香港、曼谷等地经营投机生意（1954年7月赴台）。钱昌照等则投向人民，翁文灏到西欧转了一圈以后也返回大陆。附蒋逃台的有张群、吴铁城、王世杰、王宠惠、郑道儒、胡家凤（1950年冬由港去台）等人；以及被蒋押解到台湾的陈仪。
政学系随蒋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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