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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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蛛丝马迹，使人不能不怀疑这是他们投同意票的交换条件。此事本属秘密进行，不料被“国大代表”得悉，即发动签署运动，要求“总统”召开“国大”临时会议，“蒋总统”深知代表们用心所在，一面宣布即将召开临时“国大”，一面指示“行政院”，应即依照“立委”先例给予“国大代表”以长期借款。但因人数太多，每人减为4万元。代表们凭空得了这笔巨款后，也就不再坚持召集临时“国大”了。不过因此一来“国库”即无端损失约一亿元之巨。

陈诚被迫辞职之初，尚随时向人表示，他并没有病，他的辞职，完全是被迫的。事闻于蒋经国立向乃父报告，于是“蒋总统”又频发一道命令，说陈诚的病虽因免去“行政院长”的烦劳而日渐康复，但仍不宜操持“副总统”及“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准其离开台北，择地静养，俾得早日复元。陈诚奉此一命令后，虽然仍在台北，但只得在家闭门静养，拒见外客了。

人情冷暖尽管陈诚与蒋经国之争喧腾已久，但陈诚病死之日，蒋经国立即表现出“沉痛哀感”，表情十分精彩，据当时台湾报纸报道，蒋经国大清早就到陈诚住所，“没有吃中饭，也没有吃晚饭，站了一天”，直到黄昏陈诚死去，还随车送到殡仪馆。并向记者发表讲话，说是痛失“追随了近30年的导师”，说他多次晋见陈诚时陈曾紧握其手，勉励有加。言外之意，自不可提“子承父业”，即继承此政敌“导师之业”，亦有“遗言”可按。《中央日报》还煞费苦心在登载“蒋经国悼念副总统”的新闻旁边，特意刊出“俞大维闭门嚎陶大哭”的消息来烘托，以示“蒋族亲家”亦对小蒋的“对头”同表哀悼。陈诚死后，台湾当局为了掩饰内部倾轧大办丧事。例如宣布下半旗10天，设置有10个组的庞大治丧会，所有官报报头、文字、广告均不套红，60万蒋军一律缀佩丧章等，用民众财产来寄“哀思”。

尽管是大办丧事“哀恸逾常”，台湾《联合报》仍在字里行间作了暗示。这家报纸在报道陈诚断气时屋外两景，标题是“如泣如诉一窗雨”，“泣”字自为“酬世”之文，“诉”字则颇堪玩味，道出国民党明争暗斗的内幕。《联合报》还报道陈诚在死前一日向他的家人说：“别人要来看我，你们不必再阻止他们，让他们进来，见我一面。”这说明陈诚死到临头，还不甘心，还要看看蒋帮小朝廷内的人情冷暖。

陈诚之灵柩于8月30日安葬于台北县泰山乡荣村塞园。

1965年7月18日，周恩来总理到上海欢迎李宗仁回归大陆。在虹桥机场候机厅里，聚集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叶剑英、陈丕显、曹获秋，陈东生等。还有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共50余人。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说：“。。陈辞修是爱国的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可惜他的身体不好。。他临终时留有遗嘱，台湾当局要修改发表，他夫人反对，说要就不发表，要发表必须原文发表。看来他的主张不受台湾当局欢迎。。。”

1988年4月5日，大陆《团结报》刊登了周祖羲、徐济德的署名文章《陈诚和他的遗嘱》，对如何评价陈诚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1919年，陈诚心怀救国之志，考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班，投身军旅。后来，他仰慕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进入黄埔军校当军佐。陈诚参加了东征和北伐，屡立战功，从连长升到师长。北伐成功后，陈诚积极参加了蒋介石对李宗仁、唐生智的战争以及蒋冯阎的“中原大战”，蒋介石曾通令嘉奖他，赏奖金20万。

抗日战争爆发，陈诚受蒋介石之命，拟定长期抗战全国动员方案。他主张扩大湘沪战争，诱敌到上海，牵制华北日军沿平汉线南下武汉。蒋介石采纳了这个意见，使海陆空联合作战的日军付出伤亡10万人的代价，国民政府得时间撤退几百个工矿企业和几十所大专院校，还奠定了沿长江节节抵抗的长期抗战局面。其后，陈诚和李宗仁指挥百万大军，进行武汉保卫战，日军伤10万。1940年6月，日军攻占宜昌威胁重庆，陈诚出长第六战区，保卫战争的陪都。1943年2月，陈诚任中国远征司令长官。5月，陈诚奉命回恩施，指挥打退自宜昌、石首、监利西犯的日军，保卫了重庆。1944年，日军集重兵40万，发动一号作战，陈诚出任第一战区司令官兼冀察战区司令，指挥北线作战。

但是，陈诚反共也是不遗余力的。在第二次国内战争围剿苏区红军，陈诚所部是主力。

第三次围剿时，他任第二路军总指挥，侵入黎川、广昌、于都等大片苏区。

第四次围剿，他先任北路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后为“赣闽边区剿共”中路军总指挥。辖三个纵队，12个师，猖狂向广昌进攻。1933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训练围剿红军的排以上军官3200多人。

第五次围剿陈诚接受过去失败的教训，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建筑碉堡，步步为营。这时的红军，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指挥下，导致了历史性的错误，被迫长征，陈诚遂得立下汗马功劳。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当上了总参谋长的陈诚，高喊“三个月内消灭共军”。他调兵遣将，并到各地督战，眼看东北大势不妙的他兼任“国民政府东北行辕主任”，接替熊式辉主持东北战争。虽然增加了5个军和坦克、炮兵、汽车部队，但还是损兵折将，丢城失地。1948年12月29日，陈诚出长台湾省军政长官，后来，陈诚出任“副总统”、“副总裁”，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

第二号人物。美国乘朝鲜战争之机，要求取得台湾军队的指挥权，遭到蒋介石和陈诚的抵制，他们坚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个部分的原则。

与陈诚在黄埔军校同为特别军佐的季方在怀念黄埔的老同学、老同事时，不无感慨他说：“他们大多还是爱祖国、要统一的，不过所走的道路不同罢了，最后也许都要‘殊途同归’。可惜辞修已经不在了，我听说他不同意把反攻大陆写进遗嘱，反对同胞自相残杀。”

第六节白崇禧暴死之谜原军统特务的惊人披露1966年12月1日，国民党四星上将白崇禧死在台北松山路寓所的地板上。

第二天上午尸体被发现时，已周身发绿，睡衣和床单都被撕得稀烂，可见他死前十分痛苦。他的床头柜上还有半杯酒，有人说他的酒还没有喝完。这一年他74岁。

国民党当局称白崇禧是患冠状动脉梗塞症而死，而很多人对此有怀疑。

20多年后，台湾军统特务重要头目谷正文在新加坡《联合晚报》上撰文，对白氏的暴死，做了惊人的披露。

蒋介石在淮海战役失利后，声望大跌，白要求蒋下野，自己带60万大军转入海南岛。蒋不愿见到台湾以外存在一个将来可能比自己强大的势力，于是派人以到台湾组阁为诱饵，诱骗白于1949年12月30日，从海口飞到台湾，从此白再也不能离开台湾一步了。

不久，又有人向蒋报告：“白意图发展客家组织，再造势力，联络地点是一客家人在台北市郑州路经营的一家渔猎用具店。”蒋立即电召保密局长毛人凤查办。毛把任务传达给谷正文，经暗访，从邻居口中得知，白常去一家渔具店，店老板叫李赖。于是谷正文派一部侦防车埋伏在李赖经常出入的街口守候。李否认店是政治活动基地。侦办结果通过毛人风向蒋呈报，蒋指责谷正文办事不力，向毛加压：“事情岂有这样简单，况且他是一个历史罪人。”蒋正式命令毛对白采取制裁行动。

谷正文积极筹划暗杀，收买了白身边的杨副官。杨报：“白先生将去花莲县寿丰山打猎。”勘查后发现狩猎区有小型山间铁轨，可使用人力轨道台车登山。白己65岁，不会步行上山，而一上轨道车，就难逃一死。经过三次演练，终于掌握螺丝松脱法，将不留痕迹地使轨道台车“发生意外”。行动当天，白一行人通过预定谋杀的桥面后，谷等迅速爬到桥下，将支撑桥面木墩的螺丝一一松开，然后躲入不远处树丛静待白下山。午后，两辆台车从高山背面滑出，二车相距约20米。林意如父子乘前车，白与副官乘后车。“如前车坠落，后车刹住。。”话声未落，前车已坠入谷底，副官见状，急踩刹车无效，在千钧一发之际，他用力将白推出车外，自己则随车跌入谷底。白从地上爬起，望着谷底的尸体，心里已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后来，谷正文调离另职，但从同事口中得知蒋仍不肯放过白。一次，同事给谷打电话：“白上中医协会理事长赖少魂处买药。”谷正文认识赖，便打电话给他。赖听后心知不可瞒骗，只好托出实情：“白将军不是病，他须补。。”谷正文说：“不管是什么，你要发挥专长，蒋总统要你多多‘照顾’将军，重病得下猛药。”谷正文暗示赖在剂量上使手脚，使垂危老矣的白不胜药力，一补不起。赖连说：“明白，明白。”于是他重给白开了一帖很强的药方，电请白立即更换。白不疑有异，依方到中药店买了两大包回家泡酒。数月后，白似乎从药酒中得力，与热恋的hushi频繁往来。1966年12月1日，hushi再度去白宅夜宿。

第二天副官在白室外连唤数声不见动静，推开房门，发现hushi早已离去，白赤身趴在床上，伸手一摸，才知已经身亡。

至此，蒋介石与白崇禧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恩怨总算告一段落。

白先勇的异议1993年12月8日下午，白崇禧之子白先勇接受了阔别已久的老朋友东方白的采访。

在那西式客厅，东方白发现：除了那套绒布沙发，一切都是中式摆设，四角是乌木桌几，上面有盆栽与瓷雕；四壁是中国字画，其中有一副左宗棠的行书对联，另有四卷岳飞的草书，抄的是诸葛亮的“前出师表”。。“白先勇，白先勇，你知不知道台南‘延平郡王祠’里的石柱上刻有你父亲的一副对联？这次回台湾，陈烨载我们游台南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的。”东方白突然兴奋地叫了起来。

“我知道，那对联最下面的对子是‘留取汗青垂宇宙；莫将成败论英雄’。”白先勇毫不费力地顺口背出，令东方白微微感到有点失望，不过他立即就恢复过来，把话题稍稍转了一个方向，说：“有一句话想问问你，你父亲到台湾之后，为什么一直没有受到重用？”

听了东方白的话，白先勇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意味深长他说：“蒋介石这个人，只可共‘忧患’，不可共‘安乐’。他看我父亲有军事才能，需要他时，就命他做参谋长，用完之，就请他辞职，前后一共三次——第一次是北伐，第二次剿匪，第三抗是抗日。。记得抗战胜利后，有一天，我家突然被我父亲的部将包围，好在我父亲机敏，全家才终于安全逃脱，事后据说是蒋介石指示的。”

“不知在那里看到一篇文章，提到你父亲突然暴毙，死后全身发紫，便有人猜测是蒋介石派人毒死，这可是真的？”

“我想倒未必如此。因为他在台湾一直是在野身份，手里没有军权，蒋介石大可不必谋害他，他死后全身发紫，主要原因恐怕是心脏病暴发，血管淤血的关系。”

“对了，我在陈烨家里看到一本程什么的《白崇禧传》，你知道吗？”

白先勇笑了起来，说。

“那是她来访问我时我送给她参考用的，作者是‘程思远’，他从前是我父亲的机要秘书，后来投共，所以全书都是用共产党的观点写的，只是与事实不大有出入。”

困居台北1952年的夏天，国民党召开“七全”大会，所有年高有功的中委，均被派为中央评议员，唯白崇禧独付阙如，座中无席。于是元老们推请于右任见蒋介石求情，深望能有些补救。于右任说明来意，蒋介石截住他道：“白健生，我知道，这件事等我考虑考虑，我们改天再谈吧，”却始终没有下文。还是这一年，由蒋经国任局长的“国家安全局”派人去查抄了白崇禧和薛岳的家，连地板都挖开搜查。白很生气，当即打电话责问蒋经国，蒋经国回答说：“健公，这并不是我的意思，你不信，打电话去问总统好了。”白又打电话给蒋介石。蒋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不仅对你们俩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事后了解，只是对白、薛两家如此，一次，白的夫人马佩璋去香港，刚到机场，检查人员对马说：“你的皮包里如果有信件，应该交出来由我们代你寄出，不应该由你带去。”马佩璋只好从皮包中取出一封信，随手撕毁，说没有什么要事，不必交出邮寄了。

自从1949年底，白崇禧被蒋介石“劝”到台湾以后，他的处境一直十分悲凉，正如台湾报纸所说：“白氏目前的情况和张汉卿比较，也不过是五十步同百步而已”。

面对这一切，白崇禧也只好独对青灯，仰天长叹。内心阵阵酸楚的他，一遍又一遍地质问自己——怎么能忘了老朋友的劝告呢？

那是1949年6月的一天，在广州中华北路的李宗仁官邸。李宗仁、白崇禧、刘斐等国民党桂系巨头见面。过去，每逢此景他们总要寒暄一番，此次却是例外。握了握手，便开门见山地谈起来。

屋里的气氛紧张而凝重，他们三人在一起谈了一整天，又谈到深夜。

刘斐向李、白二人介绍了自己作为南京政府的和平谈判代表在北平的所见所闻，并告诉他们：现在是胜败的大势已定，无可改移了！最后刘斐劝白崇禧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局部起义，这样尚可挽救多年来追随他们的部下。

白崇禧大声说：“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来！”

刘斐见状只得说：“好罢！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

不过我最后要向老朋友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能再到台湾去呀！”这时，李宗仁在桌上一捶，说：“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白崇禧默不作声。他们的谈话就在这样的沉默中结束了。

李宗仁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于1949年底飞到美国。而白崇禧却“在沉默中死亡”了，他置老朋友的劝告于不顾，被蒋介石“诱”到台湾。

1949年秋，蒋介石由重庆飞到广州，立即召白崇禧至黄埔军校。他深知白崇禧最喜欢奉承，因而态度颇为诚恳，且勉励有加地对他说：“自北伐以至抗战，我们两人有两度合作。两次合作都非常完满，因而奠定了北伐成功和抗战胜利的基础。今局势困难与日俱增，深望仍本过去合作精神，团结奋斗，深信必能完成吾党所负的历史任务。”白崇禧唯唯是诺。待他在广西战败，蒋介石派人接迎，并言将授予组阁新任，自就乖乖地飞到了台湾。白崇禧到台湾时，表面上尚受尊敬。蒋介石亲自在草山设宴欢迎，并在台北松山路为他置了一幢十分豪华的寓所，实际上周围密布特务。蒋介石只任命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挂个空名，而其“组阁”及“委以重任”之说却变得无影无踪。

白崇禧除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还是台湾“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他到台后的主要工作内容大概就是从事宗教活动，因而其在穆斯林界的声望颇高。但他的一举一动却均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一年，约旦国王胡辛到台湾初访，指名要见白崇禧。但有关方面却告之，白宗禧正在患病，不能见客。胡辛为之怅然。其实白崇禧身体非常健康。马来西亚独立时，当地的回教团体曾邀请白崇禧前往参加独立典礼，但始终未能成行。1955年8月1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世界宗教会议，大会曾向白崇禧发出请束。但得到的回答却是白崇禧公务繁忙，谢绝出席会议。

也许为了略舒心中之闷气，白崇禧曾屡次向陈诚表示要出国一行，并要陈代为向蒋转达此意。蒋介石在阳明山与白崇禧面谈，却要他趁这个时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从事《回忆革命军的战史》的撰写等等。白崇禧则以自己不是文人，平素也甚少执笔为文作理由推却了。

此情此景，白崇禧尤如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在他多半生的戒马生涯中，有两个最大的敌人，一个是能与其明火执仗的共产党，另一个就是暗中勾心斗角而总想置其于死地的蒋介石。

白崇禧的一生给终是站在蒋介石的对立面，而蒋介石对他亦是恨之入骨，俩人真象是生就的一对冤家。

1934年11月21日，白崇禧在广西桂北龙虎关视察。这次为了对付蒋介石和即将逼近的红军，白崇禧真是绞尽了脑汁。离开桂林之前，他以李宗仁的名义直接发电给蒋介石，略谓：“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请转饬何总司令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这封电报，是白崇禧所施“金蝉脱壳”计，以达到将桂系两个军的主力全部集结于龙虎关与恭城一带，严防红军、蒋军进入广西腹地的目的。该电既向蒋介石打招呼要将军南撤，又将责任推诿给湘军何键。在发此电的同时，白崇禧已令在湘江至灌阳驻防的第15军做好南撤恭城的准备。

当晚，白崇禧视察龙虎关回到平乐。为保证两个军的人马在恭城一带驻防，白崇禧在联防会议上宣布：“龙虎关到平乐一带，民食一律供给军用，由县府发给粮票，以后给钱。如有藏匿不缴者，以有意留给共产党论罪。”当晚，他接到了第7军的侦察报告，“红军已经进攻道县。”他感到红军过境已经势在必行。在面临要和红军决战的重要关头，本着事前的既定方针，白崇禧认为：给朱毛红军让路时机已到。他在当晚深夜，下达了转移大军于龙虎关的命令：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第15军撤往恭城，仅在全州留第72军团的两营干训队；兴安留一个团，灌阳留一个团，灌阳全县完全开放，

第7军集结恭城机动使用。

如果说蒋介石在政治上老谋深算的话，这一回军事上却算不过白崇禧。

蒋介石接到李宗仁20日的电报后，不知是计，遂复电同意。桂军按白崇禧变更的部署，撤离了湘江防线。红军向西长驱直进，攻克道县，其前锋抵达湘桂边境的永安关时，从全州至兴安60公里的湘江，已无兵防守，湘江防线，完全向红军敞开了！

桂军从湘江南撤的第二天，湘军刘建绪部得知湘江无兵防守，立即报告何键。何键极为恼火，即令刘建绪部四个师立即南下全州，令各路追击部队加紧追击，企图拖住红军，以便刘建绪部赶到全州，抢占湘江沿线渡口，仍想实现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

蒋介石从何键“追剿总部”的报告中，才得知湘江无兵防守的情报，对桂系的做法大为震怒，于是严斥桂军放弃职责，严令桂、湘两军按原定计划，对红军已过河的先头部队夹击，对未过河的部队堵击，仍然妄图将红军主力歼灭于湘水之东。

坐镇在桂林指挥的白崇禧，对于蒋介石驰电严斥，并不在意，仍按桂系的既定方针：“打尾不打头”。白崇禧没有执行蒋介石的训令，让主力前出兴安，沿江北上，夺回渡口，与刘建绪部衔接成堵截线；他只以一个师驰援兴安，以防红军南下，而令已从恭城返回灌阳的15军，全力向红军后续部队发起攻击。15军在夏威指挥下，从湘、桂边界的灌阳新圩地区发起攻击，既不会冒红军回头打击的风险，又可以向蒋介石交差，更重要的是可以防止追在红军后面的蒋军周浑元部入桂。夏威的部队，除了俘获红军的一些掉队的伤病员及群众，还将追入广西境内的蒋军万耀煌师和周浑元师的各一个连加以缴械。他们将红军的伤病号，解送蒋介石处报功，而周、万两师的被缴械者，则一经说明不再进入广西境内的，就退还武器，送出边界。

红军突破了湘江的封锁线，终于跳出了蒋介石的重围。

在南昌行营的一栋楼房内，蒋介石心神焦虑，他几乎将全副精力都投到这场已经打响的湘江战役里了。他期望着这几天能“吃掉”西进的红军，下个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就可以开成一个震惊中外的庆功祝捷大会，然后，他再回头收拾两广头目。他还对宋美龄说，12月1日是他们结婚七周年纪念，要是在这一天能够得到“全歼匪部于湘水之东”的捷报，那将是部将们送给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最好礼物。但他从得到的战报分析，红军主力似乎已经渡过了湘江。姓白的这个狡猾的东西可憎的广西佬，没有堵截红军，给红军以迎头痛击，反而来电虚报战果，称“俘敌七千”。他和陈诚都判断顶多三千，估计大都是红军掉队的伤病员与那些扛辎重的民夫。事后他得到的情报表明，李、白、黄拍了一部纪录片《七千俘虏》，到处放映，到处吹嘘，而镜头中好些“被俘红军”是让广西民团扮演的。他既不敢责备，又不愿嘉奖。薛岳等曾向他表示对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