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1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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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鉴答道：“前夜扶乩得诗一首云：‘百万雄兵胸中罗，大■东来喜气多，天意也知归党国，皇图一片白山河’”。

千秋鉴认为这是得了神谕，一定能打胜仗，并告诉白崇禧，浙江最近风传，说是杭州西湖镇压白蛇精之雷峰塔倒了，白蛇出现了，这是祥兆云云。闻此言，白崇禧不禁心中一动：时值隆冬季节，连日大雪，大地一片银装素裹，“白山河”可作此解，但我姓白，亦可以指我。白崇禧并不迷信，但他却巧借谣传，将此事在军中大肆宣扬，以此鼓舞士气。

在常山休息一晚，第二日攻衢州，白崇禧立即召集团级以上干部训话，勉励他们努力作战，待21师到来，他将21师及原先退下的部队由江的左岸调至右岸，故意在白天行军，让孟昭月的谍报人员知道，以为其重点在右岸。孟昭月的队伍果然向右岸移动。行至兰溪，白崇禧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夜将右岸队伍秘密调回左岸，右岸仅留少许部队，并命令他们若敌人来攻，务必死守，以牵制敌军。其余大军即向桐庐、浪石铺敌前渡河，用强行军的速度连夜经凤山庙进入新登。待孟昭月得知白崇禧重点转移，为时已晚，其总部在新登连夜撤至杭州。白崇禧在新登俘虏孟的一位副官，令其持自己的名片前往见孟。孟昭月知杭州断难再守，遂撤至上海。仅此一战，杭州即被白崇禧占领。

当白崇禧攻衢州时，何应钦曾电令其退守仙霞岭之常山、江山，待何部解决周荫人后，再会师进攻，以免被敌人各个击破。白崇禧接电后犹豫不定，因为南方部队宜攻不宜守。攻则气盛，守则气馁。他立即请示蒋介石，蒋电告：“衢州为战略要点，战守由兄自决，中不遥制。”白崇禧仔细分析战况，经慎重考虑后，决定不退不守，采取攻势。结果杭州顺利克复。占领杭州半月余，何应钦才由福建赶至杭州。从此，“小诸葛”的雅号便广为流传。白崇禧14岁考入由蔡锷任总办的陆军小学校。16岁考入广西初级师范。后人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3年。毕业半年后即往保定军官学校学习，2年后毕业。在学校受业期间，亦因成绩优秀，聪颖仁德颇受同学爱戴和师长喜爱。当17岁时，辛亥革命爆发，他与许多进步的军校同学一道加入了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家中长辈闻讯纷纷反对，但他深晓民族革命大义，毅然随队北伐。家中即派人至桂林北门城口把守，欲强迫其回家。此事为白崇禧所知，他便私将武器袋具交与同学，自己穿便衣由西门出城，绕至北门外与队伍会合。学生时代的略施小计，由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军旅生涯占去了白崇禧的大半生，其所兼之职亦多与“参谋”一称有关，这大概也是“小诸葛”雅号由来的原因之一。

保定陆军学校毕业后，他即回广西从军。对于广西及两广的统一事业，白崇禧的功劳可谓首屈一指。广西统一时，众推李宗仁为定桂讨贼军总指挥，黄绍■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李宗仁当时曾表示如白崇禧不做参谋长，他也不做总指挥。此推举得到了孙中山大元帅府的承认。人事安排既定，李宗仁的部下俞作柏曾怂恿黄绍■以武力解决李宗仁部队，从而取而代之。白崇禧极力反对，并说：“若以占领南宁即起内江，我不欲见失败之日，愿先卸职他去”，幸得白崇禧晓以利害，而黄绍■也深明大义，不为小人所间，否则广西统一事业将毁于一旦。

两广统一后，广西加入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任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军长，黄绍■为党代表，白崇禧为参谋长。两广统一为北伐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北伐战争是中国革命史上重要而辉煌的一页。这也是白崇禧一生中参加的主要战争之一。在北伐战争中，他第一次与蒋介石合作，并参与了战争的始末，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龙潭战役是北伐战争中的关键一仗。当时的形势是，战役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只有北伐军胜利了，国民政府才可迁都南京，稳定国内政治局面，使一些徘徊观望者，如阎锡山等加入行列。否则，不但江、浙、闽、赣、皖五省重归孙传芳之手，其它军阀势力势必再度膨胀，则全国之军阀割据局面必当继续。故龙潭战役对北伐战争的成败事关重大。

为此，北伐军成立了三路大军。

第一路军总指挥是何应钦，第二路军总指挥是蒋介石但由白崇禧代理，第三路军总指挥是李宗仁。战役即将开始时，蒋介石偏偏提出辞去总司令职务，回到了老家浙江奉化。其后，军事上的调遣由军委会即是由三路大军的总指挥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3人组成，一切命令由他们部署发布。蒋介石下野后，除了指挥权要重新归属外，军饷便成了最重大问题。广东路途遥远，短时间接济不上，财政部只得向上海银行界借大洋一百万。当时上海的银行以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两家最大，但是这两家银行均不愿将钱借出。他们的位置又在租界内，财政部对其无可奈何。然粮草未动，大军岂可先行？何、白、李三人就此进行了紧急磋商。何、李二人一致推举白崇禧到上海代财政部与银行界交涉。他们之所以要白崇禧去，是因白崇禧曾当过上海警备区司令。过去凡上海警备司令，只要不认真查禁烟、赌，就会有好商按月送去相当贿赂分给驻沪的陆海军。但白崇禧负责上海警备时，不许陆军接受贿赂，不许军队坐霸王船，不许部队利用商船携带私货。故此上海商界人士对他很是感激。当白崇禧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时，在衢州军饷一时不能拨到之际，他与衢州商会商量，用其官章发行50万大洋票。后来他接到军饷，立即不折不扣地将军票赎回。这使他在上海商界赢得了较好的声誉。此次他去上海，正值上海人心惶惶，民众对战局心中无数，多数人家准备了五色旗以欢迎孙传芳。但念及旧情，经白崇禧再三交涉，上海银行团居然借给他60万元，真可谓雪中送炭。

龙潭一战打得十分艰苦、惨烈，双方死伤均很重，尸横遍野。据说半年之内，火车经过龙潭，尸臭仍然逼人。北伐军大获全胜，其实说来没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战术，全是打硬仗。几位指挥官以后每谈及龙潭之战，皆认为完全是精诚团结、共同作战之结果。而孙传芳之失败，一不为指挥有误，二不为战斗力不强，其原因除何、白、李三人协同作战的默契配合外，重要的在于孙传芳部渡江后，渡口被抄袭，后援中继，加以海军反孙态度明朗，孙部之补给可说完全断绝。在势均力敌的硬仗中，有无补给自然成为决定胜负之重要因素。

战斗结束后，行政院长谭祖庵在南京设宴慰劳作战将领，席问亲笔写了一副对联送给白崇禧，对联是“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对白崇禧大加赞赏。

“西安事变”，蒋介石迫于各界压力，决心抗日。8月2日即召白崇禧至南京共商大计。其时，白崇禧于广西主政，他与李宗仁、黄绍■等人商量此事时，众人皆反对其进京。而他则认为“抗日是两广索来主张，也是国民一致之要求，于今，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如自己不到南京，不但辜负蒋之情意，则往昔揭示抗日口号乃成自欺欺人，必将为国民所唾弃。”他抱定“军人守土有责”之意，毅然北上。由此，他与蒋介石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蒋介石亲派由法籍驾驶员驾驶的飞机抵桂林，接白崇禧至南京。白崇禧抵京第二日，日本报纸报道其入京消息，并冠以大标题为：“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蒋介石即宣布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

抗战期间，白崇禧虽为副参谋总长，但在实际作战时，他却时常象救火队般地行使着万能作战指挥者的功能。

台湾朝野人士之所以希望“小诸葛”能东山再起，并不仅仅因其战绩，白崇禧在为政方面也是颇为出色的，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曾对白有过一段颇含趣味的评价。

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白崇禧送蒋介石离开武汉机场后，自己也准备撤离此地，并到鄂北钟祥和李宗仁会晤。当时他乘的是德国造的吉普车。车至十里铺附近，机件突然发生故障，不能继续前行。他不得已下车等待司机修理。一会儿，周恩来乘车由后赶到。他一见白崇禧，立即下车当面告诉他：“敌人骑兵先头部队已离我等所在地不远！”讲明情况后，坚决邀请白崇禧与他同车共行至长沙。情况十分紧急，白崇禧考虑再三，见周恩来十分诚恳，而汽车何时修好毫无把握，便上车与周恩来同行。沿途时间漫长，周恩来与白崇禧相谈颇多，十分融洽。周恩来从自己早年在南开念书，到法国留学经过，谈到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等等诸多内容。他的丰富知识，及健硕谈吐，颇得白崇禧好感。当时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为陈诚）。白崇禧就共产党的一些问题笑对周恩来道：“你们共产党未到我们广西，我很感激！”周恩来回答说：“你们广西的做法，象民众组织，苦干穷于之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去”。这一段对话意味深长，内涵丰富。但周恩来对广西的政绩持肯定是无疑的。

虽然他的政绩不凡且仍有许多人希望白崇禧能重现往日雄风，但人们竟不知，白崇禧从政的呼声愈高，则实现的希望就愈渺茫。他的“回教协会理事长”一职，就是在这种呼声中，在有关方面的竭力围攻下，于1958年2月23日被“罢免”了。

国民党当局对白崇禧所领导的“回教协会”一直采取分化战略，计出多端。白崇禧出于无奈，多次提出“辞呈”，要求辞掉理事长一职。但均为正直的协会理事们所不准。为了白崇禧的辞职事件，每半月一次的“回教协会”常务理事会，因多数常务理事不理上方的手段及压力，常以请假表示抗议。但白崇禧最终并未逃脱厄运。在第89次常务理事会议中，辞职书被通过了。

据一位常务理事透露说，参加会议的理事，除了极个别的以外，大家都很难过，有几位的眼睛都红了。一位女理事不停地用手帕擦眼睛。

白崇禧虽已辞职了，但其信仰难改。1961年，国民党“监察委员”唐玉书在“监察院”总检讨会上说：“我是回教徒，知道回教协会的情形，理事长白崇禧因内在外在的原因，一再请辞。他辞职之后，仍从旁替宗教出力，如新生南路的清真寺，如果不是他幕后支持，到今天也建不起来”。

在白崇禧身无一职的落难之时，仍有许多人为他打抱不平，这在凄凉的残年岁月中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巧得“善缘”

1955到1965年间，人们常常能在瑞芳一带的高山峻岭中，发现白崇禧在持枪追逐野兽。打猎是他晚年生活中最喜欢做的事，与他相伴的，是台湾早期煤业界巨子李建兴、李建和两兄弟。当年白崇禧奉命到台湾“宣慰”，镇压“二·二八事件”时，与李氏兄弟及其母亲相识。李母姓白，自崇禧认其作了“干妈”，从此李、白两家攀上了亲戚，彼此往来，俨如世交。李建兴特意为白崇禧开辟了一幢休闲别墅，经常来此打猎聚首，消磨时光。

到台湾后，虽然蒋介石将白崇禧视为阶下之囚，但国民党朝野上下，包括一些元老人士仍能善待其人。多年之中，白崇禧在政界、军界及至一般百姓特别是伊斯兰教徒中的威望始终不减，颇得“善缘”。其实他的“善缘”正是他一生善于为人处事的回报。

1938年徐州会战之前，蒋介石鉴于韩复渠之不听指挥，公然反抗政府命令，以致使军中命令不能下达贯彻，特在开封召集军事会议，欲在会议期间将其拿办。出席会议者为第一、五两战区军长以上人员。

会议之前，蒋介石由武汉飞往开封，并命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与白崇禧一同前往。至武汉机场时，蒋介石对白崇禧说：“最好二人各乘一机。”白崇禧深知蒋介石恐遭敌机袭击之虑，便自愿乘机先行。于是，他乘坐C46运输机先行抵开封机场上空。当时河南省主席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闻知蒋介石将至开封主持军事会议，特意坐镇开封指挥布置。他为蒋介石的安全起见，通知防空司令部发放警报。城内外居民闻警报纷纷躲避，道路自然清除，但刘峙却忘记了通知机场高射炮部队。高射炮部队闻警报不知是为戒严而发，他们整装待命，进入了紧急射击状态。恰在此时，白崇禧座机飞临机场上空。高射炮部队以为是敌机临空，立即发炮射击。白崇禧在机中犹惜然不知。待飞机徐徐降落时，高炮部队忽见机身上涂有国民党的国徽，连忙停止射击。白崇禧疑惑地走下飞机，不知出了何事。刘峙于慌忙之中趋前欢迎，惊恐万状，道歉不已，并请求白崇禧切勿报告蒋介石。白崇禧听了刘的诉说，十分谅解道：“幸而高射炮兵训练不精，不然命中机身矣，若是命中，我不能向委员长报告，既未命中，我无报告之必要。”历经数年，白崇禧为遵守诺言，从未轻对人言，为此，刘峙十分感激。天晓得，若当时蒋介石得知此事，刘峙的下场将如何？

其实，白崇禧之善待于人，是十分有原则的。他曾言道：一切均应以大局为重。

无独有偶，抗战第一期，当时中方空军使用的是俄式E—15、E—16驱逐机，性能较日本零式驱逐机大逊一筹。故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下令采取避战之战略，以保存实力。一次，适遇敌机来袭，成都地区司令官张有谷即命驻成都空军大队长吕天龙率领飞机16架，前往西北天水方面避战。是时，吕天龙卧病在床，不能执行任务，乃由副大队长余平享率领，机群飞至天水上空。因所带油料有限，乃按照预定计划拟降落天水机场加油。而机场亦铺设白布板，表示可安全降落。就在机群下降时，敌机忽由云层中穿出，突行奇袭。他们毫无准备，遭此偷袭，几近全军覆没。

蒋介石据报，即令将司令官张有谷、正副大队长吕天龙、余平享速解重庆枪决。时任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出面替他们三人讲情，但无效。后又以吴敬恒等国民党元老讲情，仍然未获批准。众军官便想到了“小诸葛”白崇禧。当时，白崇禧正在桂林行营指挥作战，一日，忽接何应钦打来电话，要他速来重庆，因有急事电话中不便细讲。白崇禧不知变故，急忙飞至重庆。何应钦讲述了事情原委后，让白崇禧出面讲情。白崇禧左右为难，说：“你已讲情在先，又有党国元老说情于后，两次都未准，我何能为力？”

何应钦说：“你是最后的希望，不妨试试。”

白崇禧思索片刻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他们都是空军优秀人员。

等我考虑一晚，明早再复你。”

经一夜思索，白崇禧终于有了妙招。翌晨，他对何应钦说：“张有谷是地区司令，要枪毙，必须经过军事审判，你可提我做审判长”。何应钦照他所言向蒋介石建议，得到蒋介石的批准。白崇禧便拿了这张批条，对蒋说：“军法审判必得其平，始可信服部属，若当毙而不毙，则我不做；若不当毙而毙，我亦不能做”。蒋介石说：“一切依法审判就是。”白崇禧要的就是他这句话。

审判结果，张有谷按上级命令，作避战之处置，何罪可言？吕天龙卧病在床，当然无罪。余平享率队前往天水，机场发安全降落信号，其处理亦无过锗，至多仅负降落时疏于警戒之责。若凭此而判，张、吕二人可得无罪，余至多处以几年徒刑。当时的军法总监何成浚听了白崇禧的审判结果后，对他说：“你的意思是救他们？”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说：“如果审判结果与委座的原意相差太远，恐招致不美。倘第三次他仍坚持枪决，恐怕就无救了。”

白崇禧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每人给他几年徒刑，关若干时间后，再申请将功折罪，放他们出来。如此既可救他们一命，亦可与原批出入不大，岂不两全其美？”

白崇禧依其所言。审判结果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此案之判断，使空军官兵尽皆欢天喜地。张等坐监不久，即被保出仍在空军服役。这对张等三人真乃是再造之恩。

白崇禧为坚持其做人之原则，亦曾与蒋介石发生过冲突。

北伐战争初期，一次，孙传芳部之三个军，因前去无路，后有追兵，乃派一军使前往白崇禧处投降。白崇禧有如初生牛犊，无所惧怕，即由军使陪同，亲至敌人阵地视察。敌方三个军长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见白突然而至，不胜惊诧。他们要求白崇禧不缴枪械。白崇禧对他们讲清当时之形势后，准许三人携带少量枪支由南浔路回孙传芳处，其部队由自己指挥。三位军长依言而行。待三位军长行至九江时，白崇禧电话告蒋介石处理经过。蒋介石却极不赞成他的处理方式，并责备他之“行为无异资敌”，因为孙传芳仍是其劲敌。蒋介石令白崇禧将其三人捕捉送到汉口政治部。当时蒋介石谍报人员金佛庄被派至南京工作，被孙传芳的情报人员识破而枪毙。蒋介石闻知气愤不已。一面打电报给邓演达，让他在三个军长中间任挑选两个枪毙，一面打电报给孙传芳：“我已枪毙你两个军长，如你尚残酷待我工作人员，你还有数万军队在我手中。”白崇禧至九江，还不知蒋介石如此动怒。待得知蒋介石的决定后，立即前往谒见井申述自己的意见：“革命军以收揽人心为目的，务使敌人感恩怀德。孙传芳杀金佛庄，因为他是谍报人员；我们杀孙之俘虏，难免遭受‘白起坑卒’之批评。”但蒋介石却不以为然，说电报早已发出。白崇禧见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即不再言语。

邓演达接到电报，按指示枪毙了王良田、杨赓和，而李彦青则幸免于难。多年后，白崇禧在陈调元处偶遇李彦青。李彦青见自，突然下跪，并感谢其救命之恩。白崇禧则心中不免黯然。或许他忆及自己确曾为保其性命据理力争，竭尽全力，亦可稍得安慰。

白崇禧幼年教育始于私塾，受中国传统文化之仁爱、忠信等思想影响甚深，从军后，更加其救黎民于水火、光复河山之凌云志为精神力量，使他无论为常人或为官长均能得人信赖。

北伐军克复上海后，蒋介石曾任命白崇禧兼任上海警备司令。当时上海是全国商业和经济中心，世界列强于上海多有租界，更加其它一些复杂原因，上海治安就显得相当麻烦。白崇禧上任后，在军中发布了两项特别规定：一、严禁赌博，二、不准携带便衣。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因为携带便衣，既增加了行军之困难，于战斗激烈时官兵又容易换便服逃跑。然而当时的租界当局也有特别的规定：凡携带枪支，着军服进入租界者，一律禁止，且遭扣留。部队刚至上海，对此规定并不熟悉，因而有不少人被租界当局逮捕。白崇禧作为司令长官前往交涉，但均告无效。气愤之下，白崇禧即下令驻守租界边界之中国士兵，凡外籍人士入中国地区者，一律扣留，以作报复。租界地当局没料到中方如此强硬，无可奈何之下与白崇德进行协调，最后定为，只要中方人员不携带枪支，无论着何种服装，一律准许进入租界。

白崇禧不许部下穿便服，自己当然也不穿便服。当时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各国驻上海领事知道白崇禧是新任警备司令，便纷纷前往拜会。当时的白崇禧只有32岁，穿的是灰色军服，曾被领事们误以为是下级军官。一次他对法国领事说：“我是中华民国之军人，必须穿中华民国之军装。我平日出入都有卫兵保护，入法租界亦当如此，如勉强我及我的卫兵遵守租界之规定，我绝不赴宴。”

当时上海是黑社会活动最为猖撅的地区，许多地方长官对黑社会不敢得罪，有的甚至暗中勾结，为虎作怅，鱼肉民众，从而使黑社会的势力更加强大。白崇禧深知黑社会势力可怕，但他绝不理会，并明令禁止，不许陆军接受黑钱。上海黑社会的首要人物之一杜月笙至龙华欲拜见白崇橹，白崇禧拒不接见。有人曾暗示白崇禧，杜月笙捐献大洋48000元，对革命军有功。言下之意是希望白崇禧能给予一官半职。但白崇禧毫不客气地回绝道：“杜月笙捐了48000元，革命军可以还他50000，但名气不以滥假，官职岂可随便送人？”

其实对于白崇禧一生的居官为人，国民党当局在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猝死之后，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为人公私分明，守正不阿，且秉性刚毅，精娴韬略。”评价之高，实属难得。这也算是为白崇禧辉煌而又凄凉的一生作了比较公正的评价。

不白而死1965年7月，李宗仁从海外回到祖国，7月19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在上海文化俱乐部接见李宗仁时说：白崇禧颇自负，其实政治上井无远见，他竟相信蒋介石的话，被骗到台湾去了，我很为他的安全担心。

正在海峡对岸聊度残生的白崇禧，可曾料到还有一位共产党的领袖也是他的旧相识正在为他的安危担心呢？白崇禧的悲剧正象周恩来总理所言，是政治上缺乏远见所致，他既与蒋介石对立，又与共产党为敌。多年来他苦心经营，就是想不择手段地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