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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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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以伦敦晚报记者之证明书请求来台采访经济、土地、故宫消息，“使馆”转新闻局，本局照准。及签证时始知其为苏联籍，彼云并非共产党党员而在斯大林政权下被放逐西伯利亚10年之久，领馆如此报告本局后，魏景蒙即决定准其来台。理由：此人可能来台要求政府庇护，但一面通知治安当局注意其行动，好在台湾并无不可见人告人之事。路易斯于10月22日抵台，31日离台，在台寓第一饭店，曾见魏景蒙，23日见陶声洋，观光及逛博物馆，24日赴乌来，下晚看电影。
25日：孔庙、“匪”情。
26日：中非农事会、赴高雄加工区、澄清湖。
27日：日月潭。
28日晚：回北市。
29日：蒋经国谈话魏景蒙在场；在阳明山及附近郊游。
30日：魏景蒙见他。
本地无记者知之故无报道。
对于22日谈话内容，魏景蒙向“外交部”透露：“新闻局”告其核准来访是为其英国记者身分，如有意要求庇护，台湾欢迎。蒋“总统”宽大为怀，故有甚多“匪”党来归。蒋“总统”召示云“不是敌人就是友人”，而此地为自由之上，有言论自由，有探访自由。当我们提到自由中国人不信任苏联时，他回答：斯大林下台了，新一代在苏联掌权。因苏联共产党不守条约之信用。对其来台的活动我告诉他，“你要看的经、农、古物方面，本局已有接洽准备，你为苏联公民，我有两问题请问，如不方便可以不必答复，此地有言论自由，亦有不言之自由。
问一：莫斯科、北京两政权都是一类，为何火并以至如此？
问二：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之报道究竟正确如何？
曾告路易斯一切谈话皆为“不列入记录”，我们不便说话太多。
答一：毛泽东要共党国家之霸权。
答二：一部分西伯利亚之土地中共欲“收回移民”，并无大冲突。
魏景蒙答美国记者问11月30日，魏景蒙告诉史丹利·卡诺，路易斯访台是为了看土地改革、经济和博物馆。
以记者身分见蒋经国。魏景蒙担任译员。
蒋经国希望知道英国对毛泽东的态度。但他知道的不多。
路易斯想知道大陆及毛泽东的最新状况，以及台湾对中国大陆及毛泽东的看法。
路易斯对台湾印象深刻。
魏说，据他看来，“路易斯并不怎么危险。”
卡诺：“那只是外表。”
魏景蒙告诉卡诺，自由中国人民并不信任苏联，魏也告诉路易斯这点。
卡诺认为，路易斯绝对是个危险人物。他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一家旅馆见过路易斯，所以知道他曾来台北。他对自己是19年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苏联人十分自豪。路易斯希望卡诺不要利用他透露的东西写新闻。
卡诺说，路易斯来台是为苏联探路，因为苏联目前正在亚洲加强公关工作。有资料显示：苏联正在向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巴基斯坦、泰国等国示好，以对抗中共。他们甚至帮印尼训练部队以对付印尼境内亲中共的共产党势力。奇。ｃom书中共驻河内大使馆人员对苏联人表现出公开的敌意，在馆内殴打苏联人。
苏联也在争取美国，因为苏联认为中共正在讨好美国。卡诺建议台“新闻局”把苏联驻金边大使馆人员拉希德·卡马丹放在台湾的公开资料中，并看看会有何反应。有关卡马丹的资料可能从香港寄出。
此外，卡诺仍希望见蒋经国，如能获安排，他愿停留到星期一。
12月1日魏景蒙把与卡诺会谈的情形告诉蒋经国。
新华社揭露苏蒋勾结对于苏蒋之间的罪恶勾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视而不见。1969年3月5日，新华通讯社专就此事发电揭露。电文如下：苏修叛徒集团同七亿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匪帮正在加紧进行反gemin勾结。不久以前，苏修叛徒集团派出一名“记者”到蒋匪帮窃踞的我国领土台湾省，登门朝拜，阴谋策划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勾当。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席对中国人民的无耻挑衅。
据西方报刊和通讯社透露，一个化名维克托·路易斯的苏联人（他的真名叫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在苏修叛徒集团的授意下，于去年10月下旬以记者的身份去台湾省进行秘密活动。他在台北活动期间，同蒋匪帮“国防部长”蒋经国“举行了会见”，并就阴谋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勾当“交换了意见”。路易斯还代表苏修叛徒集团“非正式地邀请”蒋匪帮派遣“记者”去苏联“访问”。美联社发自莫斯科的一则消息透露，路易斯在回到莫斯科后并发表谈话，无耻吹捧什么蒋匪帮的“积极的方面”竭力美化蒋匪帮对台湾省的罪恶统治。
与此同时，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通讯社还纷纷报道，在华盛顿、东京、渥太华等许多地方，苏修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同蒋匪帮的“外交人员”和记者进行“非正式接触的事已显著地增多起来”。蒋匪帮也在“鼓励”它的“外交人员”和记者同苏修的外交人员和记者“搞在一起”。这些事实表明苏修叛徒集团伙同美帝勾结蒋匪帮恶毒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行径已经达到何等卑鄙的地步。
苏修叛徒集团同蒋匪帮进行的新的反gemin勾结，绝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长期以来它们就同蒋匪帮勾勾搭搭，积极为美帝妄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效劳。1963年，它们公然让蒋匪帮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臭名昭著的所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刊上把蒋匪帮窃踞的我国领土台湾省称作“国家”，把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称为“总统”。它们多次在刊物上刊印蒋匪帮的旗子。它们还无数次同蒋匪帮的“代表”坐在一条板凳上开各种国际会议。现在苏修叛徒集团竟然派人到台湾省同蒋匪帮勾结，这是它们反华阴谋活动的一个新的罪证。
苏修叛徒集团加紧勾结蒋匪帮猖狂反华，充分暴露了它们虚弱本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变得更加坚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是苏修叛徒集团勾结美帝、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最大障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强盗行径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反对，苏修叛徒集团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像一根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越拉越紧。苏联人民反对苏修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也日益加强。苏修叛徒集团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勾结美帝和各国反动派反华，甚至饥不择食地把蒋匪帮这具早已腐烂发臭的政治僵尸也当作宝贝来利用。这是它们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妄图进行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
但是，不管苏修、美帝拼凑一些什么垃圾，组织反华、反gemin的“神圣同盟”，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加速自己的灭亡。
第二节西方对华态度的转变法国率先打开缺口60年代正是美苏两大阵营争夺世界主导权的较量日趋激烈的时期，而在这两大阵营中，都有主张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国家，那就是在西方阵营里的法国和在东方阵营里的中国。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与毛泽东握手，但两位从未谋面的伟人却“所见略同”：国家利益应该超出意识形态之上。中法两国建交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
法国在60年代初面临着与美国发生一系列摩擦的外交局面：法美在北约问题上话不投机，在核武器问题上各执己见，在对付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策略和方针上也是貌合神离。因此在寻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的过程中，戴高乐将军的法国发现了中国。中国与法国一样，并不甘于成为其他国家的附庸，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有着共同点，如两国都拒绝在美苏一统之下的防止核扩散条约上签字。于是共同的外交原则和相互吻合的国家利益，使两国开始走到了一起。
1963年，戴高乐认为建立中法正式外交关系已经成熟，遂派老牌政治家富尔作为他的代表，到中国进行谈判。
曾两度出任法国总理的富尔，与戴高乐关系密切。他虽反共，但对中国尚称友好。为了申请到中国访问，1963年8月和9月，富尔两次到瑞士，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会晤。富尔说，他奉戴高乐之命并携有戴高乐给他的亲笔信，到北京去和中国领导人就目前国际局势及改善两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但是为了避免外界注意和猜测，对外只称是私人旅行。法国前总理富尔向我国提出访华的要求，经周总理同意后，李清泉代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向富尔发出了邀请，并商谈了富尔访华的一些具体细节。1963年10月22日，富尔偕夫人到达北京。这是富尔1957年第一次访华6年之后的重访。
为避免外界注意，富尔公开宣称他此次访华纯系私人访问，没有任何官方使命。但实际上他是奉戴高乐之命，专门来我国面谈法，中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可能性的。
富尔于1957年首次访华之后，由于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对我国的内外政策作了某些了解和研究，曾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法国没有理由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除非断绝与台湾的关系，否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一种无用的行动，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友好的姿态。”富尔曾将他的看法向戴高乐作过陈述，戴高乐及其周围的一些决策人物在不同程度上也同意富尔的看法。正是由于这一原因，1960年戴高乐曾赋予富尔探听中国政府对法国政府未来的外交承认兴趣如何的任务。1963年当戴高乐决定进一步采取建立法，中正常外交关系的试探行动时，戴高乐很自然地决定选派富尔作为他的代表到中国进行谈判。
富尔抵华后，立即向我国政府提交了法方拟订的法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三个方案。在这些方案中，有积极的和正视现实的方面，如富尔一再表示，戴高乐总统希望法国和中国之间立即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绝不仿效英国拖泥带水的半建交做法，并对英国的不智之举加以嘲讽。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如提出法国和中国建交后，法国政府希望在台湾保留一名低级职别的人员等。在这个问题上，富尔也自知理亏，虽一再企图辩解，但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一会儿说这是戴高乐的希望，一会儿说这是法国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传统，一会儿说这是纯技术问题，绝不涉及“两个中国”，一会儿说这是人之常情，法国政府没有理由赶走己在法国的蒋帮人员。但是富尔不管怎样罗织理由，也无法自圆其说。
戴高乐的对华建交三方案的具体内容是：1．无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表示同意。
2．有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表示愿承认中国，中国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
3．近期承认方案。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的局面。
富尔对这三个方案解释说，戴高乐希望能争取立即实现第一个方案。至于对第三个方案，法国政府只是把它当作备用方案，根本无意采取。从富尔的解释中不难看出，一方面法国政府对同我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要求是急迫的，但另一方面它又设法避开正式公开声明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而想以法国政府自以为冠冕堂皇的无条件承认方式绕开这个矛盾。法国政府这样做的意图是，既可取得同我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实际结果；又可对法国统治集团内的反华势力和亲蒋分子作点妥协，并给台湾一些安抚；此外在对美、英关系方面也留下一点适当的回旋余地。富尔一再以戴高乐的口气强调实现
第一方案的重要性，反复声称法国政府绝不是以此办法搞“两个中国”，而是法国政府认为法、中两国无条件建交就意味着和等于法国政府断绝了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同时又说，戴高乐在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方面绝无任何顾虑，法国是自主的，不需要顾及与别国的关系，也没有必要看美国的眼色行事。富尔的这些解释恰恰从另一个方面暴露了法国政府的内心所想。但富尔也知道我国政府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所以又准备了第二方案，留下可进可退的机动余地。
从表面看，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谈判在形式上是平和的，气氛也是比较轻松的，最后达成协议的时间也是迅速的。但是，在谈判桌上我国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斗争是很尖锐的。同时根据法国的特定情况，我们在斗争策略的运用上，又采取了有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若干灵活措施，以利于收到最大限度的良好效果。
中共中央一直重视戴高乐采取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政策，和这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政策在今后国际政治力量组合变化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它反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分裂的趋势正在深化，我们需要根据不同对象，区别对待。我们认为，戴高乐要求同我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主动行动，对于我们利用法、美矛盾，打开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枢钮，对于我国反对美国封锁和苏联控制是有利的，因而表示欢迎和鼓励。但对法国政府和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玩弄“两个中国”阴谋必须采取措施。即使法国政府由于内外原因和某些困难，一时难以就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达成最后协议。这样做可以引导中、法两国的关系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并为尽快建立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打下比较良好的基础。
本此精神，在富尔访华期间，我们给予最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分别接见了他。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单独或共同和他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会谈了6次。在谈论国际局势问题时，周总理指出，戴高乐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当谈到戴高乐对莫斯科三国核协定采取的态度时，周总理说，我们两国对这个问题表现的行动是一致的。在谈及对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的关系时，周总理对法国政府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予以肯定。这些会谈表明中，法两国政府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或比较接近，双方有着较多的共同语言。
对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问题，针对法国政府提出的三个方案和其中存在的问题，周总理在详细地阐述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后，提出了积极的有步骤的直接建交方案。中、法两国政府建交声明的内容有三点：1．法国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立即建交，互换大使。
2．中国政府复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
3．双方同时发表上述照会，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我国政府提出的建交方案非常合情合理，其中所以使用了内部默契部分，主要是照顾戴高乐和法国政府处境的一些困难。这一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密切结合的高超的斗争艺术，巧妙地排除了来自法国方面的不合理的要求，成功地解决了谈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开启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之门铺平了道路。
对于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建交方案，就连能言善辩的富尔也觉得提不出任何异议，只是说，由于他未被授权签署正式协议，他将携此方案返法向戴高乐复命后，立即答复我方。中、法两国两国政府关于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初步的但又是实质性的重要谈判至此告一段落。
富尔返法后，将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谈判事宜交给法国政府外交部办理。经过双方协商，法国政府外交部指派官员和我国指定的驻瑞士大使李清泉继续进行接触。经过几番磋商后，中、法两国政府于1964年1月18日达成协议，决定于1月27日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并于3个月内交换大使。但在继续磋商的过程中，富尔却于1月11日以他个人的名义在法国报刊上发表了一篇重弹“两个中国”滥调的文章。文章说什么法国不承担澈消对蒋帮承认的义务，法国在台湾设立领事官已纯属法国之事，甚至还说台湾一旦独立，法国仍可对其承认等。针对这些谬论，我国政府决定于两国建交公报发表的次日，即1月28日以我外交部发言人声明的形式表明我严正立场。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国家的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同这个国家的新政府的代表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国家里或者同一个国际组织中。中国政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的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我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义正辞严，实际是法国政府已经同意的双方达成的默契内容用另一种形式的再现。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谈判就是经过这样几个回合的斗争之后，在迎接1964年新春之际，按照我国政府提出的直接建交方案胜利实现。它是在国际形势更加有利于我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打击了美国，加深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挫败了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华势力妄图孤立包围反对我国的阴谋，在我国对外关系史和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写下了举世瞩目的一页。
美国的视线在移动中法正式建交，台湾曾向法国提出强烈抗议，声称反攻大陆，反对任何“两个中国”的概念，同年2月，台湾宣布与法国“断交”。5月12日，蒋介石对美国记者说：“法承认伪政权极不智，对中国前途无影响”。但这声音很微弱。
缺口既开，一发不可收拾了。随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美国的望远镜也在悄悄地挪动了。国与国之间虽长期敌视，彼此都是害多利少。半年后，宋美龄告美国新闻界，主张借用美国力量“摧毁匪核子设备”。美国当权者怎敢引火烧身。
1965牢7月，约翰逊政府国务卿腊斯克访问台湾，当记者问道：“美国仍认为中国国民党政府是全国的唯一和合法政府吗？”
答：“我们承认中华民国作为中国政府”。“唯一”一词悄悄地消失了。对于这样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台湾当局立即给予抨击。陶希圣称腊斯克外交政策“是美国绥靖风潮给约翰逊政府巨大压力而产生的一个幻想”。尼克松的新理念1968年8月初，尼克松在竞选演说中谈到，不管谁是今后4年或8年的美国总统，都必须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到头来必须同下一个超级大国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谈判。8月9日，尼克松在与记者的谈话中表示，“将会访问中国，如果中国发给我签证的话。我认为我们今后8年内将看到和中国的对话。在今后8年内，中国问题一定得解决，不然它将成为悬在头上的剑。”尼克松在其政治生涯中，以反共而著称。1946年，33岁的尼克松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他支持杜鲁门一系列重大的反苏反共措施。他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曾积极参加所谓“揭露共产党人渗透和颠覆阴谋”活动。他和其他人一道谴责杜鲁门政府1949年“丢掉了中国”。50年代他任参议员期间，曾积极支持麦卡锡，大力推行迫害运动。1953年到1961年，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积极推行者。对于中国表示很大敌视。他曾对《纽约每日新闻》发表谈话说：“我愿非常明确地表明，我反对给共产党中国以外交承认，我同样反对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
但是，从1967年起，尼克松对改善中美关系开始表现出浓厚兴趣。1967年，他作了一次环球旅行，他了解到许多外国领导的看法：他们都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建立某种新的、直接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10月23日，他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越南战争以后的亚洲》一文，说：“从长远来说，我们根本经不起把中国永远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美国对于亚洲的任何政策，都必须紧紧地抓住中国这个现实，”在中国问题上尼克松表现出清醒的态度。
中美复交的秘密引线人这是在“文革”时的一桩很秘密的事情。邓山理那时还作为一个“五七战士”下放在四川农村放猪，忽然有一天，他被召问到北京，并且还没等回到那个离开了7个多月的家，就把他接上了一辆小汽车，送进了中南海。他非常吃惊地看见向他走来的周恩来总理。
总理笑眯眯地对他说，“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来吗？因为你是跟美国方面有着比较多的联系的。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对美国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所以想请你起草一份对美国的分析文章。不过这件事，你绝对不要跟任何人说。”
邓山理虽然心里还在嘀咕这个工作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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