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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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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神色越来越冷峻：“部长阁下，你这可是赤裸裸的威胁！边界紧张局势是怎么造成的？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在欧洲驻军，我们没有派坦克师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尽管如此，如果你们胆敢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柯西金曾多次领教过周恩来的“三寸不烂之舌”的厉害劲，自思不是周恩来的对手，于是把脸色和口气放缓和了些：“我这次来，知道不可能通过一次会晤，就改变我们的分歧，但避免战争，是我的目的。我想总理阁下也是欢迎的。”
周恩来声音很平静：“我们的立场早已挑明，我想再重复一遍，中苏两国边界有些地段没有划定，有争论的地方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谈判解决。在未达成协议前，双方应努力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动用武器向对方射击。中国绝不会首先挑起战争，但我们并不害怕战争，不管是小打还是大打，甚至打核大战，只要有人敢欺负我们，我们就奉陪到底。”
柯西金想一想说：“不再动用武器向对方射击，不首先挑起战争，我想我们可以做到。”
最后，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双方达成了谅解：首先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摆脱接触的临时措施的协议，并进而通过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
这些毕竟仅仅是口头上的东西，有待于通过谈判落实正式协议并付诸实施。双方就谈判的地点、代表团成员和双边贸易等交换了意见。双方相约，就上述协议各自向自己的中央报告后，交换信件予以确认。
一次重要会晤的流产1969年9月20日，蒋经国来电告诉魏景蒙：“明天下午2时30分赴中山楼听副总统演讲。然后一起见总统。最近，尤特（C。YUTERJ．S．D。）正在推动全球禁止核子试爆，他已与俄国官员谈过，尤其是支持此构想的基德洛夫。他也告诉美国大使李奥纳德等人。在今年8月20日的一封信函中，提到由美国和苏联联手摧毁中共的核子武力，以惩处不受管制之国家。这封信中，他也暗示我们愿执行此项处理。但他仍然在联合国安理会倡议给予中共联合国会员资格。建议向总统报告上次会谈时，提出以下的重点：1．我们进一步改善关系的时机已成熟。（包括大陆内外的亲苏共党分子）、（派代表驻莫斯科等）。所有这些关系的改善应可在高阶层抵台湾时达成。（交换匪情）
2．应提供我方海空军的攻击配备，俾便同步配合苏联的倒毛行动。
3．罗布泊（中共在新疆的核弹基地）对我们双方都是威胁。（建议使用苏联飞机和我们的飞行员）
4．透过安排，我们愿考虑正式承认外蒙古，并建立外交关系。（将来与西藏的关系）
下午3时30分，蒋经国和魏景蒙赴“荣民总医院”探视蒋介石，蒋的脸颊上仍有一点伤痕。三人谈了很多也谈了很久。蒋介石令魏景蒙不要去象牙海岸，应在赴罗马后立即回台，以下的文字可视为最后的定稿：见到路易斯时，先听他如何说法，如果其态度依然友好，或有积极之建议，我方不妨做以下之表示（我：甲方，彼：乙方）：一、在目前情形之下，中苏两国已经到了应作进一步增进双边友好关系。乙方如派员来台面商进行步骤及提出具体的建议，则双方就可切实合作，积极进行。
二、毛泽东拥有原子武器，甲乙双方皆受其严重的威胁，甲方可与乙方共商如何使其彻底消灭之方法。
三、如不用武力，毛政权是不会自己崩溃的。甲方有足够训练的人力担负其事，惟其海空军的力量还不够，故需要乙方供应适当海空军之攻击武器。（类如米格—23、远程轰炸机、飞弹潜水艇等）、（第三项最好要待对方提出时我方再提，否则始终不提）、（此时可察其反应如何，方清淡提醒重用甲方的精干空军人员驾驶新式米格轰炸机突击其原子设备，未尝不是一个方法）
四、为了造成毛泽东极不利的形势，以及变更今后世界的局势，甲方与乙方应共同磋商在适当的条件下，甲方可以考虑正式承认外蒙古并建立外交关系。
9月20日中正亲笔于荣民总医院接着，蒋介石又讲了下次见面的9点提示：1．问他对我方所提5点，你们有否意见（答复）。
2．我们始终遵循孙总理遗嘱，原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总理教导我们，三民主义即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他主张亲苏（容共）政策来实现三民主义的建国理想。但不能容忍害国害民之徒毛共。
3．反毛之中共党员如其有愿皆可容纳于国民党之内，但其不能另有共党的组织，亦不能跨党。
4．中共在国内如另有组织，则与国内各政党的组织同在国民党领导之下。
5．如果问起要什么武器，则可答应此事迹待他们对我方所提5点有了确实答复再行详商，如无对我方5点有了确答，则待双方正式代表会商时详谈。但我所欠缺者只是海空军新式武器。至于陆军武器现可自给之语。（略答）问其是否已准备派正式代表来台，或要由我国驻双方友好国家大使先议，但最后仍须在台北举行最后的会谈。
6．外蒙问题可以略提我承认其独立的可能性，但新疆与东三省的主权与领土必须完整。
7．对毛具体计划应由双方组织参谋团共同实施。
8．讨毛行动必须由中华民国政府单独负责实施，不须外国参加。
9．对毛共核子武器，由他们供给武器，由我方负责实施摧毁。
魏把蒋介石以上9点提示译成英文之后，蒋经国交待他另加3点：1．甲方不愿为了中国讨毛战争而引起世界之纷争，故不需要外国参与其事，只要乙方声明此为中国内政问题，不予干涉。
2．乙方应当体念到过去支持毛共夺取政权之政策是斯大林的绝对错误。
经过毛共20年残暴统治，中国大陆人民对其恨之入骨。今后乙方只有支持国民党推翻毛共政权，方能使中国人民对乙方发生好感。即中共党员与军队亦将因此而亲苏，并将与乙方重归旧好，如果乙方仍想扶持中共其一部分人起来讨毛，则无异于以暴易暴，必然是大陆人民不能忍受的。
3．在甲乙双方合作之下，国民党领导全国从事讨毛战争，在政治上可以容纳一切反毛政治团体（包括反毛共党分子）。
在与蒋氏父子会谈后，魏景蒙感触颇多，当天晚上，写下了如下杂记：1．美国与中共勾搭并非新鲜事，20年来他们一直扬言放弃我们，美国与中共棘手的是台湾问题，美国想把台湾作为基地。
2．台湾政府和人民此时特别感到不悦，但美国不能占领台湾，台湾也不能自行成为独立国家。
3．如果废除苏联与中共的友好条约，会对大陆的中国人民带来极大冲击，对我们有利。
4．不交换情报和代表，如此零星会引起猜疑，对苏联不好。
5．1949年以后，加上斯大林支持毛泽东。“是大陆人民所不能容忍的”。6．使美国与中共关系不顺畅的，除了台湾以外，还有金门和马祖问题，我们被要求自这两外岛撤退，但我们断然拒绝。
7．（大使级）会谈，我们同意在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进行大使级的会谈。
8．我应问他苏联倡议亚洲共同安全联盟意图何在。东南亚的情势非常复杂，受美国影响很大，日本、南韩不会接受此构想。因此，关键问题是毛泽东仍然存在。他对承认外蒙古的行动有何看法。
9月22日，魏景蒙前往阳明山向蒋经国辞行。魏问：“如果反攻大陆，美国的态度如何？”
蒋答：“第一，美国自顾不暇顾我事；第二，反攻大陆不受任何协议约束；第三，美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把握反攻成功，美国不反对，换句话说，如果苏联以武器支援，美国不反对。”
9月22日，魏景蒙在孟买投邮，信是写给路易斯的，约定10月罗马见。内容如下：亲爱的路易斯：我于10月2日至6日一定会在罗马，我没能在伊登旅馆订到房间，改住罗马的ParcoDirPrincipi旅馆，我的电话号码大概是861089、841071，我会在那里等你的电话。
祝好Tanalin（景蒙）
10月2日，魏景蒙抵罗马。
打电话至伊登旅馆，路易斯不在那儿，也没有预订2日和4日的房间。
在打电话之间，魏景蒙做了一个噩梦，梦见间谍在跟踪他，而他又找不到路易斯。晚餐后，魏于10时许走到伊登宾馆，服务人员说，路易斯来电，他可能于4日到，停留一星期，要来访者尽量不打电报或长途电话。据旅馆工作人员说，路易斯自称是美国人。于是魏景蒙在伊登的柜台留言给路易斯，“请回电Principi旅馆227号房”。
中午12时30分。魏景蒙从飞机中收到莫斯科电台再度指控中共是盲目的排他主义和国家主义。
这一天的广播对有关中苏关系问题做如下报道：1．边疆撤兵36公里；2．恢复谈判与贸易；3．苏联将援助河内；10月4日，正午时分魏景蒙向伊登查证，路易斯仍未住进。下午3时、6时、9时、11时再查，仍未住进。
10月5日8时30分，魏景蒙再次向伊登旅馆查证，询问台人员说，路易斯已取消预订房间。魏赶紧到电信局打电话给他，路的太太接电话。魏告诉她自己的旅馆地址，并说会在罗马等至110月7日。
魏再向伊登宾馆查证，询问台说，“他昨晚打电话给经理，取消预订。”10时45分再打电话至莫斯科。转告他在Principi等路到10月6日晚为止。10月6日前再打电话告诉他新地址。并商定10月7日回家，不再呆在罗马。
魏景蒙等着看路易斯是不是会打给他。但他知道，事情至为明了，不必等候矣，归去来兮。客气的打电话给他太太，只是告诉她，自己记挂他，但必须回家处理事情，如果路要找他，可以打电话至他家。杰姆斯（魏景蒙）10月6日10时，魏景蒙再次打电话给路易斯太太。她说：“从未收到自孟买寄来的信。有很多要寄给他的东西都没收到。”
魏说：“请他打电话到我家和我连络。我明早返台。”
10月9日下午4时30分魏景蒙返家。
下午6时30分向蒋经国报告任务失败。蒋经国称许魏的行事并作出如下的反应：“中共和苏联不会联手，幸好你没见到他告诉我们的态度，不必去见总统，好戏就要上场，等着瞧吧！”
10月10日，蒋介石要在“国庆”典礼之后见魏景蒙，但他已离开（张群）办公室前往泰顺街。
取得电话联系后，魏获指示在下午3时偕蒋经国到士林官邸见蒋介石。
魏景蒙向老蒋报告和路易斯连络的所有经过。
蒋介石也认为这次会晤的任务失败是因苏联政策所致的看法。
以下是蒋介石的反应：1．我们现在按兵不动（不便采取任何行动）。
2．他们不会有进展。
3．应该看看中共第7和第8号广播稿，其中对解决边界冲突方面并无进展。
魏景蒙作了半小时的报告后告退。蒋经国与蒋介石继续谈。
回家后，魏景蒙将《中国邮报》刊出的关于合众国际社9月17日发自英国的一篇报道剪下，附在自己的日记本上。上面引述苏联“新闻记者”路易斯在伦敦晚报撰写的新闻报道，说苏联“很可能”采取像进犯捷克一样的模式，攻击中共的核子设施。全文如下：合众国际社伦敦17日电一名经常在国外为苏联传送消息的苏联“记者”周二暗示，苏联可能干预中共，显然会攻击中共的核子设施。
曾预测赫鲁晓夫于1964年垮台的莫斯科记者维克托·路易斯，仍如前次在销路广大的伦敦晚报上提出上述极为不祥的暗示。路易斯指出，苏联可能会发动入侵捷克式的干预行动，他说，中国大陆的反毛力量“非常可能”推出一位领袖，由他来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手足支援”。
路易斯在文稿中指出：“从过去一年来发生的事情观察，证实苏联采取下述政策，即社会主义国家有权依据自身或那些遭到威胁国家的利益，干预彼此的事务。”
“中国大陆比捷克大好几倍，而且会积极抵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定会施行此种政策。”
谈到苏联攻击中共核子设施的问题，路易斯神秘的又说：“苏联敢不敢攻击中共在罗布泊的核子设施，是个战略上的问题，因此全世界只能在事后才见分晓。”
路易斯说：“莫斯科的消息灵通人士对于西方会因苏联计划空袭罗布泊而兴奋感到意外，此间都很清楚苏联的核子设施目标就是对准中共的核子设施。”
他说，苏联倾向以火箭取代部队的攻击，苏联有“各种火箭可供选择，端视地形和其他情况而定。”
“例如，中共想占领一个岛屿，它会放火烧光地面和很多已经派在该地的军队和装备。”
此话显然是指中苏在珍宝岛的边境冲突，有关该岛曾为焦土一事，以往未曾透露过。
他并提出警告说，“毫无疑问，中共在每次遭到小股势力攻击时，一定会采用焦土政策。。在莫斯科看不出准备与中共开战的迹象。。全苏联人最近已有毛泽东可能发动攻击的准备。”
路易斯说，以往抨击中共的冗长演说仅在苏共集会时向党员宣读，但现在已被视为人人皆应知晓。
他说：“当然，此间还有许多事是不为外人知的，但这些事都会引起军事上相当严重的关切。”
路易斯在报导中还说，从越南获得的消息，中共已从北越撤回许多顾问，他们汲取了和美国人作战的长足经验，而这些人都被调派至中苏边界。
第二节“第一号令”出笼背景神州大地全面备战1969年秋。北京西郊玉泉山。
毛泽东的案头放置着一份文件：曾经到过台湾、会晤过蒋经国、经常代表苏联官方透露重大决策的“自由撰稿人”维克托·路易斯在伦敦《新闻晚报》赤裸裸地写道：苏联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阅过之后，毛泽东久久地陷入了沉思。
如果说美国人主动“泄密”别有用意，那么这位苏联“密使”的公开叫嚷又说明了什么。既然在新疆敢扔，那么在北京也有可能。
毛泽东立即向中央发出警告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
毛泽东给他们具体决定了疏散的时间是10月20日，即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之日以前，并为一些老同志指定了地点，大致都在京广铁路线附近。说完，他便率先离开北京，前往武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全部疏散，只留周恩来和一个副总参谋长在西郊玉泉山坐镇指挥。
林彪跑到苏州以后，次日便发出了那个著名的战备“第一号令”。于是，引起了全国一片动荡不安：满载军队的列车彻夜不停地在铁路线上隆隆行驶，边防的士兵们在野外帐蓬里枕戈待旦。。这是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调动。
“第一号令”内容包括：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并迅速报告。
由于“第一号令”是由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全军的，所以又称“林彪一号令”。
接着，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县；陈毅到石家庄；叶剑英到长沙；聂荣臻到邯郸；刘少奇鼻子上插着鼻饲管躺在担架上被押送到开封；邓小平、陈云、王震被“疏散”到江西；陶铸被押送去合肥。这些被打倒、被夺权的对象，反而要重点“保护”起来了。似乎他们对这些“黑帮”们的人身安全，关心得无微不至。
10月19日，林彪用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泽东报告，企图先斩后奏，以既成事实，迫使毛泽东同意。尽管毛泽东对苏联的核攻击保持高度的警惕，也主张中央领导同志不要集中在北京。但是，也对林彪一伙借战备为名，以个人名义发号施令十分反感。所以毛泽东听了以后，当即指示：烧掉。意思是根本没有这回事，把这个“号令”烧掉。
林彪和黄永胜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他们还扣发和删改了某些军区关于执行这个“号令”的报告，对党中央和毛泽东进行封锁。
“一号令”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的是看看他这个“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同时，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的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除障碍。汪东兴飞京怠传指令进入70年代后，毛泽东开始考虑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生活，首要议程是召开四届全国人大，要召开人大，先要修改宪法，使之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改天换地”相适应。
1970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收到了周恩来从北京送来的文件，他提出了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人们今天早已熟知庐山会议上那一场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斗争，但很少有人知道，第一次提出设国家主席，是出自周恩来之口，而不是林彪。
周恩来的考虑是合理的。自从1966年8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在造反狂潮中停止工作以后，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定为“叛徒、内奸、工贼”，1969年11月惨死在开封。国家失去了国家元首，可以代行职务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也被诬蔑为“军阀”，此刻正疏散在广东。外国元首来访，只能由总理周恩来出面，这毕竟名不正，言不顺，非长久之计。
毛泽东的考虑也是合情的。早在1959年，他便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
他厌烦那些接受国书、接见大使的繁琐礼仪事务，宁愿在书房中，恬静地翻阅古籍，思索深层次的大计方针。但是，自1962年以后与接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的某些意见分歧，使他错误地得出了“大权旁落”的判断，终于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那么，现在再设国家主席，由谁来当？显然，只有第二号人物林彪。这也是他不愿意的。他总感到，在林彪狂热的个人崇拜语言后面，隐藏着一些令人难以琢磨的意味。所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的地位如日中天，炙手可热之时，有过几次不同凡响的表示。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表示了对林彪大讲政变的不安。
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中说：如果林彪的身体不行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说道，你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并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立即引起了刚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满腹狐疑。
因此，在是否设立国家主席职务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考虑是长久的，选择是唯一的。
3月7日，毛泽东召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对他明确地说：“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要他第二天立即回北京传达。
汪东兴乘坐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后，即驱车前往中南海，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点了一下头，毫不犹豫地说：“明天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由你向政治局传达”。
3月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除林彪未来以外，到会的成员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后，周恩来指定叶群把毛泽东的意见和会议讨论的情况报告给林彪。
事情本来到此可以划上一个句号。虽然不设国家主席并非一个圆满的处理，但也别无良策。谁知，一个星期之后，风云突变。
3月17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到是否设国家主席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康生、张春桥主张不设，吴法宪、李作鹏主张要设，由毛泽东来当。分歧还反映在宪法中是否写进“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此言是林彪发明的，写进了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林彪等人一直视此为一大功绩，是“高举”、“紧跟”的“专利”。而康生、张春桥在起草中共“九大”报告时，就知道了毛泽东讨厌这句话、严令删去的内情，所以主张在宪法中不写。但他们故意不说是毛泽东的意见，只一味坚持不要写，却暗中窃喜吴法宪等人越来越陷进圈套。不明就里的吴法宪则拼命抓住康生、张春桥的反对态度，以为既抓住了笔杆子们的一条罪状，又可以维护林彪的地位。
自中共“九大”以后即开始争权夺利的两个集团展开了各怀鬼胎的争斗。周恩来不露声色地审视着一切。他拿起了红色电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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