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1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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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共“九大”以后即开始争权夺利的两个集团展开了各怀鬼胎的争斗。周恩来不露声色地审视着一切。他拿起了红色电话机，拨通武汉东湖，向汪东兴说明了怀仁堂的唇枪舌战，同时又送去了一封信。汪东兴把信呈交毛泽东时，转述了周恩来的电话内容。听说，毛泽东脸上立即显露出不快的神色，再次对汪东兴说：“不设国家主席的话，我早就说过了，还派你回京传达。宪法上不要写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缓缓的话语中蕴含着坚决的态度。

然而，林彪竟不为所动。

4月11日晚，林彪在终日不出的密室中踱来踱去，突然叫来秘书，口授了一个电话的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考虑缓和中美关系叶群亲自打电话将这个意见告诉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听后笑了。他不无调侃地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么就让董老（董必武）当吧！”收敛笑容后，毛泽东又提笔在中央政治局转来的林彪意见上斩钉截铁地批了一句话：“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毛泽东的态度不容置疑，林彪也并不退让。于是，此后，演出了一场人所共知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风云。但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还明显地表现在对外方针上，这一点则不曾为人们和后来的研究者注目。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著名声明，即《五·二○声明》。这个声明是乔冠华起草的，经毛泽东修改。其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孟子》名言的引用，使之增色不少。但毛泽东内心并不以为这个声明特别重要。他脑海深处，正在考虑做一篇缓和中美关系的大文章。

按照中央的安排，5月21日，毛泽东、林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于上午9点，来到人民大会堂118室，这是毛泽东接见外宾的主要场所，又称湖南厅。他们会见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及宾努首相。

笑容可掬的西哈努克一见面就赶上几步，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倾诉着感谢的话语。此刻，这个落难的王公感受到真正朋友的情谊。

3月19日，西哈努克一行从莫斯科抵达北京，这次国事访问却成了苏联卑劣的出卖。在西哈努克访问苏联期间，柬埔寨发生了政变，朗诺上台。苏联却严密封锁消息，不让亲王一行知道，又若无其事地照常接待他。礼送他出国的那天，才在飞机上告诉柬埔寨国内政变的消息，然后撒手而去。目瞪口呆的亲王倾刻无家可归。这时，中国政府伸出了援救之手，决定照常接待西哈努克亲王。他到达北京机场后，周恩来立即对他说：“我们已发表了亲王作为柬埔寨国家元首抵京的消息。”“只要亲王有决心斗争到底，我们一定支持你。”热泪盈眶的西哈努克于3月23日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柬埔寨爱国统一战线。

见到毛泽东，西哈努克激动是自然的，而林彪那天的表现则有些反常。

早晨5点多钟，林彪就把秘书叫来。他坐在沙发上，慢吞吞地说：“今天我要参加天安门大会去。你们给我点点话题，我听听。”所谓话题，就是有关的国际形势，因为这是发布《五·二○声明》的大会。秘书从柬埔寨起头，又讲到越南、老挝人民的斗争，阿拉伯人民同以色列的斗争，苏联、美国的动向等等。忽然，秘书发现林彪头仰在沙发上，两眼紧闭，嘴巴微张地睡着了。秘书只好悄悄地退出来。

为了应付上午的大会，叶群立即布置给林彪打了一针兴奋剂，引起了林彪的亢进和反常。

林彪对着西哈努克，语无伦次地说着：“全力支持你们的斗争，打倒美帝国主义。。。地球是一个大火球。有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站得最高，不仅考虑中国，而且还考虑全世界。”毛泽东不冷不热地瞥了林彪一眼，对西哈努克笑着说：“他是讲打的。”林彪一反谦恭不语的常态，急急地争辩似的抢着说：“讲道理讲不清楚，就只有打。”

也许觉察到自己的抢白失态，林彪又赶紧唱起了高调：“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毛泽东思想普及全世界。毛主席将活得很长，毛主席将来会看到打垮美帝国主义、打垮苏联修正主义。。”听到这里，毛泽东不耐烦地把手一摆，说：“好了，就吹到这里，开会去。”

林彪反对中美关系缓和大家一起驱车来到了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红旗似海，万头攒动，汇集着几十万人，将举行首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林彪要在会上宣读《五·二○声明》。西哈努克情绪激动地在城楼上用中国话喊了十几次“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则报以“柬埔寨万岁！西哈努克亲王万岁”。西哈努克双手合拢，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说：“我们有中国做我们的可靠后方，一定会战胜！”毛泽东却笑着回答：“没有中国，你们也行。”他掰开手指历数说：“华盛顿当时反对英国，他只有300万人口，战胜了英国，法国大革命时很困难，整个欧洲国家包围法国；列宁在十月革命时，只有8万党员。。他们都胜利了嘛！”

表现失常的还是林彪。

对着麦克风，他用湖北腔大声说道：“我要发表讲话！。。我讲讲关于越南。。两个越南。。半个越南。。”显然，他离开了讲话稿，正在百万人大会上胡言乱语。好一阵子，林彪才开始宣读《声明》。

人们都为林彪的讲话表现吃惊，却没有注意到在谈话中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他是讲打的”及林彪辩白态度的份量。西哈努克更没有弄清这反映了中国头号人物和二号人物的什么不同。何谓“讲道理讲不清楚，就只有打”？分歧要从1969年冬季讲起。苏联日益嚣张的核战争威协，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使毛泽东迫切地感受到必须改变这种中国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两害取其轻，他考虑采取战国时代秦国远交近攻的战略。就在这时，美国总统尼克松作出了向中国表示缓和的一些姿态。他指派美国驻华沙的大使斯托塞尔与中国临时代办雷阳进行接触。中国政府立即作出积极反应，双方决定恢复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970年3月，由于美国入侵柬埔寨，中、美大使级会谈又暂告停止。但大门的门缝并未关死，双方都在试探、寻找更合适的方式。毛泽东、尼克松这两个东、西半球的顶尖人物，思路的电波已经开始串通。

林彪反对中、美缓和。当然，他没有直接这样做，而是通过他的支持另一种倾向予以表示。

中、美关系能否缓和，一个关键在于越南问题能否解决。尼克松担任总统之后，采用各种战争手段都无法在越南取胜，开始试图从这个没膝的泥潭中拔出脚来。他需要一个契机。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意识到，通过谈判可以给美国一个台阶下，促使美军早日撤出越南。那么，剩下的南越政权便远不是越南北方的对手。胜利可以提前到来。因此，他为越南领导人提的建议是：多采取一些主力军作战，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在尼克松的背上击一猛掌，推动他痛下撤军的决心。

他在一次会见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武元甲时建议，要在越南最南方金瓯半岛地区发展一些主力军，“从打小胜仗到打较大的胜仗，再到打大的胜仗”。他说：“单是打仗不搞政治活动，我看也不行。”

林彪则不同。写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他，在与越南领导人几次会谈中，设计了一个战略方针，简言之，就是一个字——“熬”。用游击战和美国人拖下去，既不进行正面主力作战，也不谈判，10、20年地拖下去。发展了游击战理论的毛泽东，深知游击战并不是解决战争的手段，只是促使敌我力量发生转变的过渡。“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对越南领导人批判林彪说：“我们过去党内意见也不统一。一派人（指林彪）就是劝你们把美国抓住不放，一个字，叫作‘熬’，就是只能打游击战，不要打大仗。而我是劝你们要集中兵力打大仗。你不打败敌人，不打痛他，他是不那么舒服的呀！不是这样，你们谈判桌上得不了这样的结果。”

林彪为什么主张“熬”？因为，主要由军人组成的林彪集团在不胜不和的持续战争状态中，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林彪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1972年7月，毛泽东会见法国外长舒曼时又说到林彪：“谁也没有赶他，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跑，坐一架飞机就上天了。他反对我们跟美国接近，跟你们西方接近。”

“九·一三事件”之前，毛泽东最后一次和林彪见面，是在1971年6月3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党代表团访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等在人民大会堂118室与他们举行了会谈。林彪未穿军装，神色呆滞，一言不发。几个月来，他一直顽固地拒绝检查庐山会议上的错误，放过了毛泽东给他的一次又一次机会。

毛泽东和齐奥塞斯库谈到中国的教育时，慢慢地说：“有些人口里说是听话的，但心里是埋怨的。这就要时间，慢慢来。”他瞟了林彪一眼。林彪仍是一言不发，毫无反应。

毛泽东提高了声调：“赫鲁晓夫叫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说，把赫鲁晓夫请到北京大学讲学，讲他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柯西金不干，他说不好啊！”

除了外宾，在座的人谁都知道，“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发明”语言。毛泽东这时把它与赫鲁晓夫联系起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林彪面色苍白，呆坐在那里。

未等接见结束，林彪就离开了118室。他独自一人坐到门外大厅西北角的一张椅子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警卫员都在远处莫名其妙地愣愣望着林彪。他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脸上无一丝血色，仿佛一尊蜡人。118室里，毛泽东身边的座位空着。毛泽东泰然处之，依然谈笑风生。

直到会见结束，毛泽东和罗马尼亚贵宾离开了118室，林彪仍然独自一人坐在门外大厅里。

他在想什么？永远是一个谜。

此后不久，林彪去了北戴河。毛泽东开始了他震惊世界的南巡。

秋风再起的时节，林彪在外邦大漠身首异处，毛泽东也生了一场大病。

第三节“密使”再晤维也纳尼克松对中美关系的探索1969年初，尼克松以总统身份所进行的第一次国外旅行，便开始试探和中国改善关系的问题。他在巴黎与戴高乐总统会谈时，戴高乐告诉他：“对你们来说，与其在中国强大起来后而不得不承认它，还不如早点承认。”他认为戴高乐的话是对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干的7亿人口的巨大潜力无疑将使中国成为经济巨人和军事巨人。他请求戴高乐通过法国驻华大使把一个口信转达给中国人，说他将结束美国卷入越南事务的状态。1969年4月新任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把尼克松的口信带到了北京。

接着，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改善关系的行动。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从7月23日起放宽对美国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到中国旅行，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一百美元的中国货物。7月23日，尼克松在白宫的草坪对一批学生说：我盼望这一时刻的到来，那里中国人民和俄国人民及全世界的所有人民都能走在一起，一起谈话。

在中苏核大战危机期间，由于中国坚决反击的决心和充分的战争准备，也因为美国的强大压力，苏联终于放弃了进行核战争的愚蠢想法。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不仅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胆略，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尊严，而且也使美国总统尼克松看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地位，坚定了他打开中美交往关系大门的决心。

11月初，尼克松命令美国海军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巡逻。12月12日，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邀请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在中国使馆会谈了一小时，这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两年后双方代表的首次接触，这使美国人感到欢欣鼓舞。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从12月23日起，允许美国拥有的公司的外国子公司向中国出售非战略的物资。

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举行了两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与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华沙中国大使馆内和美国驻波兰大使馆举行了会谈，这使自1968年1月8日第134次会谈以来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会谈宣告恢复。在2月20日举行的第135次会谈中。斯托塞尔向中国建议，由美国政府派出一位高级代表到北京进行更深入的会谈。他遵照指示告诉雷阳：“美国在台湾有限的军事力量对贵国政府的安全并不构成威胁，我们希望，随着亚洲日益走向和平和稳定，我们将能够减少我们目前在台湾的军事设施。”雷阳在宣读的声明中，则建议双方继续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或通过双方都能接受的渠道举行更高一级的会谈。中国政府将乐于接受美国总统派出特使深入研究根本性的原则问题。

4月7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公报中根据国外资产管制条例，规定国外子公司和外国公司同中国的贸易中，允许装有美国制造的非战略物资的部件输往中国。

布拉萨大酒店前的枪声1970年4月24日中午，蒋经国从纽约的皮耶饭店前往布拉萨大酒店，参加远东美国协会为他举行的午宴。这里的气氛很煞风景，有几十个台独联盟分子，手持要求台湾独立的标语向蒋经国示威。12时10分，蒋经国在严密的护送下到来。当他下车走近酒店的正门时，突然从正门两侧闪出两个刺客，其中一个迅速冲过警卫，在蒋经国身后掏出手枪就要射击，此时的蒋经国随着扇形转动门进入门内，正处在有效射程内。就在刺客将勾动扳机的一刹那，美方一名警卫抓住了刺客手腕向上一举，只听“砰”的一声枪响；同时，两名台方警卫挺身相挡，推了蒋经国一把，子弹从蒋经国身边上方飞过，射入墙壁。开枪的刺客挣扎着要冲进去打第二枪，被警卫关在转动门里就擒。

另一名刺客也被制服。

经美国警方审讯，刺客叫黄文雄和郑自才，都是台湾青年，系台独联盟的狂热分子。

布拉萨大酒店门前一声枪响，令美国朝野震惊。当夜零时30分，消息传到台北，84岁的蒋介石闻讯惊喜交集。蒋经国遇刺无恙，却留下种种谜团。这次从4月20日至24日的访问，是蒋经国第五次访美，是在当上了“行政院副院长”后的第一次访美。美国在接待礼仪上有过度不寻常的表现，以接待国家元首礼仪，包括动用三军仪仗、十九响礼炮，接待了一位“副首相”。蒋经国此次访美目的之一，是急于想知道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举行的华沙双边会谈，打算做何种让步。但是尼克松、基辛格和蒋经国会晤，除了惯常的外交辞令，没有透露一点信息。对蒋经国的其它要求，如更新军事装备等，也没有做出实质性的承诺。给予那么高规格的接待，但却不给任何实惠，这对于台湾来说，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未来关系的谜团。”但令人费解的却是安全的“漏洞”。蒋经国此次访美安全措施，那是非常严密的。在公众场合都是内、中、外三围警卫。以蒋经国为中心的10米半径内为内围，除美国的礼宾人员外，全是台方贴身警卫；10米到20米内为中围，由美方便衣和穿警服警卫混合编组负责；20米到50米外，由美方警局武装人员负责。就是这样的三层警卫，竟使二个刺客混进外围，突进中围，接近内围，在距蒋经国10米多的地方开枪射击。这确实叫台湾警方对赫赫有名的美国警方迷惑不解，不能不说是一个“安全谜团。”

另外还有一个“马康卫谜团”。马康卫当时是美国驻台湾大使，他对蒋经国访美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卖劲。在蒋经国访美动身前，他先行返美去做“妥善安排”，结果却是蒋经国险些殒命。如果与马康卫的过去联系起来，那就更令人深思。马康卫在担任美国驻南朝鲜大使任内，发生了军事政变，90岁高龄的总统李承晚被赶下台，在马康卫“道义”的“保护下脱险”，被秘密送往美国夏威夷，老死在那里。以后马康卫继任驻越南大使，又发生了军事政变，总统吴庭艳在马康卫“道义”的“通知”下，乘座车逃亡，在离开总统府的半途被叛军乱枪射杀。总之，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马康卫到哪里哪里就有灾星出现？马康卫为蒋经国访美的“妥善安排”与遇刺有没有什么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马康卫谜团”。

以上种种谜团，随着时光的流逝，有的已经解开。“未来关系的谜团”，以尼克松1972年2月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说明，尼克松此次邀请台湾政权核心人物之一的蒋经国访美，是向台湾“道别的一种方式”。“安全谜团”也已理出了头绪，擒凶的美方警卫与行刺阴谋无关，那名及时抓住刺客手腕而使蒋经国无恙的美方警卫，确是尽职尽责，为此蒋经国将自己当时所戴贵重手表相赠，以谢救命之恩。当然台方有功警卫也更亏待不了，在关键时刻挺身救驾的钟湖滨、温哈熊由于一挡一推，表现了特有的“忠诚”，分别被拔攫为中视公司总经理和联勤总司令。至于两个刺客的行刺目的，则是为制造台湾独立服务，行刺是台独政治运动的一项行动。关于“马康卫谜团”至今乃是不解之谜，也许谜底在美联邦调查局的绝密档案里。

当天蒋经国遇刺无恙，照样按原计划进入布拉萨大酒店赴宴。宴会未终，美国捷足记者追踪而至，请他发表“遇刺感想”。美国记者之如此突发新闻采访，令贵宾大为折服。蒋经国说：“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美国果然成就蒋经国的仁爱之心，释放了刺客，理由是未伤及刺客所要刺之人。

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在闻讯后，都当面向他们请来的贵宾表达了“美国式的歉意”。不过还说因为美国是一个“完全民主开放的国家”，诸如此类事情的发生，绝非特例，譬如肯尼迪总统也一样遇刺啊，而且被刺殒命哩！因此希望勿因“意外事件”而介意，更希望不影响双方长久深厚的感情。蒋经国则答：“昨天事情发生之当时，我并未受惊，事后我第一个关心的事则为有没有人因我的来访，而被这一‘意外事件’受到误伤，在知道没有人受到误伤之后，我就如释重负了。一天之后，如不是总统先生和国务卿先生提起，我几乎都已忘了这一‘意外事件’了。”

路易斯为失约道歉1970年3月，路易斯给魏景蒙寄来了复活节卡片。8月22日自哥本哈根来电，称会停留至下周中，9月15日至9月底会在大阪，希望在博览会上与魏晤面，或可过境台北或马来西亚时，在机场晤面。路称，可随时以他住家为联络点。口气非常认真。

8月27日，魏景蒙自日月潭回台北后，即电路易斯。次日，魏在家中接到路8月6日自缅甸寄来的信函，希望见面，大约8月20日在哥本哈根，抵达后即电魏，最好致电其家说明行程。夜间，魏打电话至哥本哈根，路易斯已离丹麦。9月3日，“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召见魏景蒙，嘱复函路易斯。其内容大意如此：8月6日来信收到，昨日电话才知“你已走了”。如有此需要，10月底11月初可在罗马见面。

9月12日，罗启持函飞罗马，魏交待：9月17日寄第一封信，18日寄

第二封信。

9月15日，“大使馆”来电：“路易斯赴塞普路斯，希望来台被拒绝。”9月25日下午5时30分，路易斯自塞普路斯来电话：“9月29日在曼谷过境，希望来台过境。”

魏答：“不必来台，速电家中读我罗马函。”

路易斯：“何时可见面？”

答：“如有必要，10月底11月初。”10月1日，上午9时45分，路易斯从瑞士苏黎世来电话，称：“信已收到，10月底可能在德黑兰。”

魏：“不能在德黑兰见面。”

路：“能早见否？”

答：“不能。”

路：“最早何时何地。”

答：“11月1日在罗马伊登旅馆，已订房。”

10月17日，蒋经国告诉魏景蒙：“如果谈到他的家务事，要断然拒绝。外蒙古和边界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你可问之‘你们何时及如何帮我们的忙？告诉罗启，把会面地点改到维也纳，仍在同一天、同一家旅馆。”

魏景蒙通知欧洲的罗启，赶紧打电话给路易斯太太，通知改地点。如果路易斯10月31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