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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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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蒋经国又回到士林宫邸，他照往例先向蒋介石请安，然后在他房内二人谈了几分钟。蒋经国见蒋介石似乎有些倦容，便告退说：“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走出房门之前，还吩咐医官给蒋介石吃几颗镇定剂，事实上，所谓的镇定剂其实是假的，因为自从蒋介石心脏不好以后，医官就不主张再给他吃安眠药或是镇定剂之类的药，以免影响他的心脏，因而都是以一些维他命的药丸来哄骗蒋介石，叫他吃了还是可以在心理上产生“催眠”效果。
晚上8点55分左右，蒋介石已沉睡多时，可是，孰料心电图上的心搏曲线，忽然变成一条白色直线。当班的hushi立刻召唤所有的医护人员到蒋介石身边进行急救。那天值班的医官是俞瑞璋，他身穿睡衣，狼狈不堪地冲到蒋介石病榻前，二话不说，就给蒋介石施行急救，包括实施电击，可是连续作了几次电击，蒋介石的心脏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时，医疗小组知道事态非常严重，于是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这个最新的不幸消息。
蒋经国从士林官邸刚回到七海官邸，正要上床就寝，没想到电话铃声大作，要他立刻再回士林官邸，对这次紧急情况，他心知不祥，等他赶到士林官邸，蒋介石早已归西，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
翁元日后回忆说：由于我已交班，当我被叫醒之后，立即奔至老先生的病榻旁帮忙，我进房门的时候，见到屋内人声鼎沸，蒋经国在房间角落的壁炉边低声辍泣，老夫人则在病榻边面色冷峻而忧戚，显得非常难过，现场一片忧伤悲戚的气氛，医生放弃了急救之后，已经开始在为老先生戴上假牙，然后通知副总统严家淦，请他速来士林官邸见老先生最后遗容。
台湾党政军要员听到蒋介石死了，当夜皆赶到草山别墅，并在别墅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在遗嘱上签字的有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当局“新闻局”发布的死亡公报，称蒋介石的死亡为“崩殂”，这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作了封建帝王。又明令从4月6日起历时1月为“中华民国”的“国丧”期。蒋介石的遗体停在台北市的“国父（孙中山）纪念馆”5天，供人们瞻吊。
移灵时雷雨大作要员们瞻仰了遗容后，就准备为蒋介石移灵，移灵用的是“荣总”为蒋介石新买的进口救护车，工作人员刚要把蒋介石的遗体移上救护车，天空突然响起隆隆雷声，接着就是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移灵车队不能受天候影响而延误时间，所以，车队就在滂沱大雷雨之中，从士林官邸缓缓前进。
瞻吊完毕，蒋介石的灵柩被暂厝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达成死者的“心愿”。
慈湖是蒋介石于1961年间，在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为自己选择的一处坟茔地。蒋介石之所以选中这块“风水宝地”，原因是这里的风景很象故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母亲的坟庐他起名为慈庵。蒋介石在这里建筑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他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在他死后灵柩暂厝此地。
美国总统福特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冷淡，只拟派个农业部长去台北吊丧。经台湾要求，始改派副总统洛克非勒。在参加葬礼的外国来宾中，较为显赫者要首推南朝鲜的总理金钟泌了。日本的两位前任首相佐藤荣作和岸信介去台北吊丧，为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抗议，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都不用，仅称友人代表。葬礼场面十分冷落。
1975年4月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如同“总理”的名义永远保留给孙中山一样。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三易其名。会议还推举蒋经国担任了国民党主席。
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到了美国，隐居在纽约市郊长岛拉丁敦区的孔令侃的别墅里。
停放蒋介石灵柩的“慈湖行馆”，不断有人去参观。蒋介石的尸体经防腐处理，身着长袍马褂，胸前佩戴勋章，装在一个黑色大理石棺廓里，停放在正厅。接连正厅的厢房，保持着蒋介石生前卧室的原样，供人参观。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便条信纸，上面是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四个行书体的字：“能屈能伸”。
设计这个情节，想要告诉参观者什么呢？
蒋介石死在台湾，灵柩浮厝，可谓“屈尊”。但中共有言在先，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蒋介石先生的棺柩可移葬大陆，安葬在蒋介石生前希望的紫金山麓亦可。
蒋介石还能“伸”吗？还有反攻大陆的未来吗？没有了。蒋介石死了，盖棺定论了。
第四节解开蒋介石身世之谜谜样人物走下神坛蒋介石死后，随着海峡两岸政治气候的大转变，学者们对他的研究和知情者对相关史料的披露也日趋实事求是。
在改革开放的鼓舞下，大陆有关蒋介石的史料和回忆大量涌现，其数量远多于台湾，对进一步了解蒋介石和一些民国史事，大有裨益，诸如：《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居亦侨的《跟随蒋介石十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以及其他关于中统、军统、励志社、侍从室、抗战、国共内战和孔宋家族史料的问世，形成出版界的一大奇观。从电影《西安事变》到《开国大典》，蒋介石在大陆银幕上“出现”的次数亦有增无减。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蒋介石史料》专辑（列为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就人们所不甚了解的或有某些误解的问题提供比较可信的资料。”浙江政协和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又将《蒋介石史料》加以重编增订出版，易名为《蒋介石家世》。而何国涛发表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即纠正《金陵春梦》中所称蒋介石原籍河南、原名为“郑三发子”之说。
周恩来重视核实工作50年代末60年代初，著名小说家唐人所著的多卷本长篇小说《金陵春梦》传入大陆。在以后不长的时间里，这部小说很快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料。这不仅因为作者用娴熟的笔法、生动的情节详尽描述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从建立到崩溃的全过程，更由于作者以“惊人之笔”在第一集《郑三发子》中揭开了蒋介石的身世：蒋介石是其母王采玉从河南许州（今许昌市）繁城镇后郑庄改嫁带到浙江奉化溪口的，原名为“郑三发子”。唐人宣称这部小说不是一般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撷取于起初的历史素材，或者说，是真实历史的通俗演义，这就由不得读者置疑了。关于蒋介石的“身世”，唐人另著《关于〈金陵春梦〉及其他》一文详述其得到线索、查证线索的过程，令人对蒋介石是“郑三发子”一说确信不疑。
且不说唐人所言是真是假，单就《金陵春梦》一书在当时所激起的反响确是十分巨大。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说法不胫而走，风靡大江南北，也成为有待史界进一步证实或证伪的“历史公案”。
蒋介石究竟是哪里人？是浙江人仰或是河南人？仅凭小说家言而盖棺论定，未免失之武断。倡导和匡定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要以“去伪存真、实事求是”为原则的已故周恩来总理当时兼全国政协主席，得悉这一传闻后十分重视，全国政协就将这件事情交由宁波市政协核实。
宁波市政协接此任务后，作了认真的研究，决定由当时担任市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的毛翼虎先生进行调查。毛老是奉化岩头人，是蒋经国先生的亲娘舅毛■的族侄，对乡情相当谙熟，又对蒋氏家史多有所闻，所以由毛老负责调查，确是十分合适的人选。毛老回忆当年接过任务的情形时非常激动，他说：“在这之前曾读过《金陵春梦》，作为奉化人，对小说所叙述的蒋氏身世觉得破绽百出，不值得一驳。但也有为难的地方，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连纠正他的历史事实，也怕有为蒋介石翻案成为反gemin的危险，但这是一项任务，我首先找我■伯商量”。
■伯就是毛■卿，他是蒋介石的妻舅，蒋经国的亲娘舅。他的妹妹毛馥梅（后都误写为毛福梅，而把毛■卿误写为毛懋卿）是蒋介石的妻子，比蒋介石大两岁。他是真正知道蒋介石身世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左”的思潮影响，他也很害怕被扣上“为蒋介石翻案”的帽子。二人研究结果，决定交张明镐去搞调查研究，组织这篇稿子。张明镐是市民革成员、市政协委员，其老家就在溪口附近东山地方，又与蒋家有些亲戚关系，张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毕业回国后，蒋介石就叫他筹建武岭学校，武岭学校第一任校长就是张明镐，后来才由蒋介石自己担任校长，一直到解放。于是，张明镐在毛老的直接支持下，开始了第一次调查活动。
《蒋介石在溪口》一稿的组成蒋介石身世之谜，在毛■卿、张明镐的心中，实际上是一清二楚，不成问题的。但知情人士不敢凭空来翻此案，因文史工作的要求是去伪存真，要有根据、有事实。书面的资料蒋氏宗谱是重要的依据，但解放以后蒋氏宗谱已无存。张明镐便以专访和座谈会来了解、证明蒋介石的身世。在大量接触的有关人士中，有毛■卿，孙表卿（奉化唯一的老举人，蒋介石在奉化风麓学堂读书时的老师），蒋周澜（蒋介石的族兄），蒋介石发妻毛馥梅和蒋介石胞妹蒋瑞莲的结义姊妹，蒋介石的家庭教师陈志坚，丰稿房老帐房唐瑞福，以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与宋美龄有同事关系、国民党时期宁波市第一任市长罗惠侨等。另外，还走访了袁静之、杨孝维等人，袁静之是市民革成员、政协联系人士，蒋孝先之遗孀。蒋孝先是蒋介石最为看重的侄孙，毕业于黄埔一期，后任宪兵团团长，西安事变时，蒋孝先在蒋介石身旁被击毙。杨孝维，市政协委员，其母是毛馥梅、蒋瑞莲结拜姐妹，其父与蒋介石同年、同村、同学、少年好友，又同时留学日本。
第一次调查自1962年始，至1965年止，前后持续4年，分两个阶段进行。重点是调查核实奉化溪口蒋氏世系的变迁以及蒋介石一生与溪口的关联。调查方式为邀请熟谙蒋氏世系并与蒋家包括蒋介石本人过从甚密的宁波、奉化两地耆旧举行座谈笔录和实地走访相结合，在这个基础上与后来得之不易的蒋氏宗谱参核，力求史料丰富、真实，以澄清有关蒋介石身世含糊不清的说法，消除唐人所著《金陵春梦》一书中关于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讹传。
经过张明镐一年多的反复调查，积累了大量资料，有些材料鲜为人知，十分珍贵。为了使这些资料尽快组成文章上报，张明镐不顾年老体弱，立即执笔整理，写成《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共6000余字。按照惯例，毛老将此稿寄送省政协文史委。省政协文史委收到稿子后，即发来笔墨费，但不见刊用，其实也不敢刊用。蒋介石的身世之谜，在这篇文章里解决了。后来善写文史资料的何国涛看到了此底稿，认为这样重要的题材还可以深入细写。毛老才叫何国涛帮张明稿重组此文。
何国涛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解放前当过编辑、报社社长，著作甚多，汪伪时期任上海《中华日报》的某版主编。解放后，因其历史问题，闲居在家，生活无着，常常为宁波市政协撰写文史资料，挣些稿费。
何国涛参与此事，标志着本次调查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无论是调查的广度还是调查的深度均有所加强。一方面，何国涛配合张明稿在溪口举办多次座谈会，邀请蒋介石故居——丰镐房的原帐房总管唐瑞福和其他了解蒋家内情的孙义朵、徐汲清等老人参加并提供情况；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宁波邀请名律师朱赞卿、老教育家杨菊庭、藏书家冯孟颛等老人举行座谈，请他们详细提供在1947年受蒋介石委托纂修蒋氏宗谱的情况。在查证、纂修过程中，杨菊庭先生于1947年曾作《莲桂坊蒋氏考》一文，考证宁波白水巷蒋氏祖先宗祠和牌位。由于他们早在15年前，还是蒋介石权倾朝野的时候，已经系统接触和查核了蒋氏世系的变迁、传承问题，所以，在座谈中，他们的谈话自信合乎逻辑，对唐人《金陵春梦》所提出的蒋介石是“郑三发子”一说均不屑一顾。此外，他们又访问了了郁辅祥、张葆灵、罗惠侨等几位老人，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见亲闻，也认为唐人《金陵春梦》关于蒋介石身世的叙述纯属无稽之谈。何国涛还利用座谈访问的间隙查阅了蒋氏家世的较为系统的史料。在此基础上，张明镐、何国涛对《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原稿作了大幅度的调整、扩充和修改。
至1965年4月，由张明镐口述、何国涛整理，全文长达4万余字的《蒋介石在溪口》第二稿完成了。修改后的稿子较原稿更翔实、更富有说服力。
全稿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蒋氏先系及其家族”，依次分析了“蒋氏先系之谜”、“蒋介石父兄的身世”、“关于蒋母王采玉”、“毛福梅、姚怡诚、陈洁如”、“协议离婚的一幕趣剧”、“‘太子’蒋经国、蒋纬国”、“一群‘皇亲国戚’”等问题；第二部分为“蒋介石的早期生活”，着重阐述了“童年时代的蒋介石”、“从师考略”、“早期跟蒋介石交往的一些人物”等情况；第三部分为“蒋介石在溪口的所作所为”，列举了“溪口镇上的新老家宅及坟庄”、“第一次下野见闻”、“武岭学校及其附属机构”、“西安事变后回籍活动种种”、“一手扶植起来的所谓溪口四小家庭”、“逃亡前夕的狼狈处境”等事实。文章从蒋氏世系起笔，上至蒋家先祖，下迄蒋介石父子，娓娓述来，谱牒资料与口碑资料俱备，可证蒋介石身世之谜。文章又以蒋介石在溪口的种种活动收尾，特别是记述蒋介石三次下野回故里的情况尤实，可供民国史的深入研究。此稿分送全国政协和省政协文史办，1965年9月22日全国政协文史委收到稿件后，十分重视，经研究，于同年12月25日给宁波市政协汇来200元稿费（这在当时是按质量高的稿件付的稿酬，稿费分配由毛老作主，张明镐、何国涛两人各取一半），并附言“在适当时候刊用”。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迟至1981年才在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总第73辑上正式发表。但当年全国文史委的及时汇款与准备刊用的简短附言，对毛老及其他调查人员、执笔整理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支持和肯定。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激发了毛老抢救民国史料，教育后人的工作热情，他动员原任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奉化人汪日章根据亲身经历写下了《西安事变亲历记》，后经1979年出版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辑刊出后，受到民国史学界的普遍关注。他还动员辛亥老人、民国老人和其他各界人士撰写富有史料价值和借鉴作用的“三亲”资料，绝大部分已在近年来先后出版的全国、省、市各级文史资料上发表，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然而，当第一次调查刚刚有了初步结果并准备进入系统研究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国各项工作受到极大的冲击，文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也不能幸免，对蒋氏世系的调查、研究工作也被迫停止。真实身世轰动海内外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被迫停止工作12年之久的全国各级政协随之相继恢复工作，毛老亦在此时被重新安排到宁波市政协任职，继续主管文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当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要求各级政协文史委遵循“要存真，要实事求是”（周恩来语）的方针，要求文史资料工作者包括撰稿积极分子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号召各级政协文史委要树立“抢救史料”的紧迫感。毛老深知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十分有意义的事业，自觉响应全国政协文史委的号召，埋头耕耘，加倍工作，以挽回“文革”十年给文史资料工作所造成的巨大损失。短短几年，经过毛老耐心细致的工作，又积累了一批数量可观、价值较高的“三亲”史料，连同“文革”前征集到的一大批史料，陆续送往全国和省级《文史资料选辑》发表，共计有百余篇。同时考虑到“文革”前关于蒋氏世系的调查客观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左”的思想干扰，调查过程往往言有所隐；二是调查面过于宽泛，没有直指“蒋介石本人身世”这一主题，而影响了调查的深入和调查材料的力度，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这时张明镐已老成凋谢，于是毛老只得和何国涛商量进行第二次调查。如果说第一次调查主要以谱牒、宁波奉化两地有名望的耆旧为主要对象，以搞清蒋氏家世全貌为重点的话，那么，此次调查则侧重于以蒋介石身世为主线，以蒋介石父母来历为依托。因为搞清楚蒋介石本人身世，归结为一点首先必须搞清楚蒋介石父母的身世、行踪，惟其如此，才可从根本上否决唐人《金陵春梦》所张扬的说法。
有了课题的主攻点，调查的目标与对象也就十分明确。自1979年始至1981年止，历时一年多的调查中，何国涛正是循着已确定的课题主攻点，在溪口重点调查了蒋介石父亲蒋肇聪的职业与行踪，在葛竹调查了蒋介石母亲王采玉的来历与行踪，收集到了较“文革”前更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证据确凿，可信度极高，足以澄清关于蒋介石身世“另有隐情”的种种传闻，这些材料后来都完整地反映在何国涛撰写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中。
本次调查的最初想法只是弥补前次调查的某些不足，抢救和保存日趋枯竭的“三亲”史料，至于整理成文则是放在第二位，待适当时候再做。但是，随后发生的情况说明“蒋介石身世”仍是文史资料领域乃至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且舛误甚多，有必要立即将最新材料公诸于世，告晓天下。所以毛老和何国涛商量，要他继续撰文，系统地揭开蒋介石的身世之谜。当访者问及这一年发生了哪些情况，毛老回忆道：“首先，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总
第73辑》发表了我们1965年寄去的由张明镐口述、何国涛整理的《蒋介石在溪口》一文，我们感到很高兴。但文章发表后，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可能跟我们在这之前估计的该文涉及面过杂，反而冲淡了‘蒋介石本人身世’这个主题有关，因而起不到澄清史实的作用。接着，当年（指1981年）4月出版的《河南文史资料总第五辑》刊发了一组力主‘蒋介石是河南人’的文章，进一步说明蒋介石身世‘另有隐情’，澄清非易。这组文章由三篇组成：一篇是《关于蒋介石家世的一些传闻》，张仲鲁作于1962年5月；一篇是《关于蒋介石家世的点滴见闻》，李延朗作，从他文未所记分析，大概亦作于60年代初，证实唐人的《金陵春梦》一书中关于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真实性；再一篇是《关于蒋介石家世的补充》，系《河南文史资料》编者综合郭海长、谢梅村、李静之等回忆材料而成，这些回忆材料与前面两篇一样，并没有新的‘补充’。这三篇文章都是以抗战期间有一河南人郑发千里寻弟至重庆，蒋介石如何‘礼’待郑发为依据，断定蒋介石便是郑发的胞弟，证明他是河南人，从而证实唐人说法的正确性。本来唐人所述为小说家言，文学书籍，事有妄载，言有阙书，对一些史实，经不起推敲，有我们的《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就可证其讹误。但现在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文史资料连篇累牍，一再引证，且言之凿凿，可见问题已超出了一般的‘传闻’范畴，虽然这些文章的依据大都是传闻而已。问题既然再次提出，我们的态度是按照历史学的观点，不妄断，不途闻，用事实来说话。而关于蒋介石身世涉及到了浙江、河南两个地方，就应开展周密的调查，提供确凿的证据，切莫以传闻作信史，以讹传讹，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好在我们有备而作，所以，很快就请何国涛写成了一篇《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
经毛老一说，访者恍然大悟：后来轰动学术界、波及海内外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原来是在如此情况下写出来的。具体完成时间是1982年初。文章写作动机是严肃、认真的，笔法也是公正朴质的。与《蒋介石在溪口》一文相比，它更能抓住要害、说明问题。奉化县政协文史委亦多次组织班子，利用当地优势，遍访乡间耆宿，终于查出了蒋介石出生时的接生婆婆昭仁与蒋介石婴幼时的奶妈胜坤娘（即后来任丰镐房帐房总管唐瑞福的祖母），有力地证明蒋介石系蒋肇聪与王采玉的嫡子。蒋介石父母的来历清楚，并无启人疑窦之处，蒋介石自身来历亦已了然，因此可以断定传说中“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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