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1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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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溪口适应中国生活日子中，蒋经国闭门读书，蒋方良朝夕陪伴婆婆，照顾儿子爱伦，学讲宁波话之外，也恢复了往日处理家务，洗衣、购物的生活。

蒋方良生性勤劳，在溪口经常有人看到她跟佣人一起做家事，以及每隔一段时日就骑着自行车到镇外县城添购日用品的身影。但，蒋方良骑单车的日子并未维持太久。1937年冬天，溪口人看到的蒋方良，已经是一位大腹便便的孕妇了。次年春天产下了长女蒋孝章。

西子湖畔的冷暖湖水宁静无波，湖边杨柳垂岸，半山上一栋融合中西建筑风格的典雅屋字，映照在高耸的樟脑树影下，散发着平和不与世争的安详气息。从这里看杭州，看西湖，人们都说，是百年不移的清幽与逸美。

1937年4月中旬乘船抵达上海后，怀抱儿子的芬娜，就与先生蒋经国，在公公蒋中正派遣的人员陪同下，来到距离上海只有200公里远的浙江省省会杭州市，置身在如画如诗般的人间天堂。这个时节，美名满天下的西湖，正是春色盎然。

1993年5月，当地人说，那个古早的1930年代，与现在时隔将近60年，人情世事虽已沧海变幻，但是西湖，与西湖西北方向山坡上那曾经叫西伶饭店的建宅，始终是绿意青葱，雅致怡人。

西泠饭店，是1937年4月18日，芬娜首次会见公公蒋中正的地方。

这座建筑，目前是国际性香格里拉旅馆集团的连锁饭店，中文名字叫“杭州饭店”。饭店的年轻工作人员大都听闻过，早在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的首脑领导蒋中正与宋美龄，经常住宿在这里，观赏西湖的绝妙美景。

西泠饭店以西子湖畔著名的西泠印社得名。西泠印社的金石刻印字画，是杭州人文荟萃的骄傲。饭店正门口就是西泠桥，通过西泠桥，映入眼帘的，是西湖十景中最具诗情画意的“平湖秋月”，观赏“平湖秋月”极景的西泠印社，十分难得的至今仍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历史建筑。

曾是西泠饭店的现今香格里拉杭州饭店所在之处，具有蒋中正一向喜爱的依山傍水、明媚幽静的自然风光。今日的饭店建筑，有一部分维持着早期的风貌。中国南方建筑的传统房顶，宽敞的阳台，加上绛红与暗灰色系搭配的外墙，在绿树参天和西湖湖面曼妙银波的相互辉映下，很能表现杭州夺人之美。

芬娜第一次到达杭州时，怀中一岁零四个月的长子孝文才刚牙牙学语，哪能料到20多年后，蒋孝文的美丽妻子徐乃锦的祖父，就是出身于浙江、殉难后埋骨在杭州的革命先烈徐锡麟。

徐锡麟的墓园位于出产龙井茶的狮峰山龙井路上。他的墓地，与另一位女性革命先烈秋瑾、以及遭秦桧害命的岳飞等人的安息之地，都是杭州人耳熟能详、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迹。

蒋经国并未公开记载说明他1937年春天，去国离乡12年后，来到距家乡溪口只有200公里的杭州时的心情。那时，跟在他父亲身边的国民党要员中，不少人却以见证人的身份，用文字描述了当时蒋氏父子相见的景象。综合多方面较可靠的说法，滞留俄国10多年的蒋经国返乡，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的党政要员，大都得到消息。不过，谁都难以预料，蒋委员长如何对待亲骨肉的归乡之旅。

蒋经国前去莫斯科时，父亲领导的国民党正进行联共、容共政策。2年后的1927年4月12日，蒋中正发动清党行动。那时人在莫斯科、且是共青团团员的蒋经国，大力响应孙逸仙大学学生声讨蒋中正的行动，并因而声名大噪。

目前仍留存在历史资料中的记录，详细记载着蒋经国公开发表的致父亲蒋中正的公开声明。声明中，这位“孙大”的尼古拉同学，愤怒之下，斩断与蒋介石的父子之情，深切表达他不能认同父亲与共党为敌的坚定立场。蒋经国说：“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的好朋友；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当年与尼古拉同学、并分发在同一个小组的徐君虎，在湖南他目前的宅邸，曾经指出，在完成文情并茂，讨伐谴责父亲的声明后，尼古拉还情绪激动的写了几封信给他父亲。信函中，蒋经国直呼父亲为蒋介石先生，还让徐君虎阅读函件内容。

那一刻，蒋经国显然对自己为党国民族大义而消除亲情的羁绊，感到十分自豪。

研究蒋经国留苏生涯的俄国学者中，有人认为，蒋经国气愤父亲“反gemin”的行动之余，在发表了声明后，还舍去蒋姓，以使用俄国人的姓氏“耶利札若夫”进一步表明他与父亲绝非同路人的坚定心志。以后在苏联填写表格或公文，蒋经国的亲笔署名都是与“蒋”无关的“尼古拉·耶利札若夫”。17岁的蒋经国发表不恋私情的公开声明后，苏联共产党掌控的塔斯社，大肆向国际报导。蒋经国本人在孙逸仙大学校园里，配合发表慷慨激昂、反对国民党清党的演讲，一夜之间使得他名满莫斯科。“孙大”的同学记得，那一阵子，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人问及凛然大义灭亲的尼古拉。

蒋经国公然和父亲作对，在中国的蒋中正一度极为难堪。这一公开声明信事件，与后来1935年1月，陈绍禹所炮制的蒋经国致母亲家信，严辞批判父亲不仁不义一事大不相同。

那封信，是陈绍禹的杰作，蒋经国曾表明不能接受，并且在信件公诸外界后，得到平反，证明自己的清白。1927年批判父亲的公开声明，则是蒋经国自民自主的行动，除了所谓年幼无知、被甜言蜜语蛊感的说词外，蒋经国不能否认声明的存在。这种情况下，就在西子湖畔，父子即将重逢，做父亲的蒋中正，是否忘怀了儿子公然反目的无情？

这一段经过，各方说法纷纭。据留在中国大陆的前国民政府官员回忆，那时候（1937年），蒋经国从上海到达杭州后，虽然儿子近在咫尺，心绪复杂的蒋中正，并未急于与他重叙天伦。最后还是心腹之一陈布雷婉言相劝，他才在蒋经国守候西湖之滨14天后，在西泠饭店与儿子以及从未谋面的媳妇、孙儿会面。

但是依照蒋经国夫妇3月25日自莫斯科上火车，一路奔波到海参崴，又登船开往上海的时间计算，蒋经国和太太抵达杭州时，应该就是4月中旬了。他们既然在4月18日就和蒋中正见面，14天等待之说，与事实显然有着不小的差距。

长年与蒋经国夫妇交往的国民党前组工会主任宋时选则表示，父子情深，千古人伦，蒋中正先生不愿和儿子见面的说法，据他了解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留在中国大陆的资料指出，蒋中正与蒋经国父子团聚，重叙天伦后，父亲为了替喝了12年共党奶水的儿子“洗净思想毒素”，当即指示蒋经国即日打道回溪口，拜见母亲毛夫人后，就留在溪口好好修习荒废多年的国学，特别是小时候念过的曾文正公家书与王阳明全集，最要加倍学习。

蒋中正还敦请了颇具名声的徐道邻，做儿子的家庭教师。

巧合的是，发动西安事变、间接促成蒋经国返乡的张学良，那段时间也居住在溪口。张学良是被迫遭幽禁在溪口雪窦寺旁的中国旅行社的。大陆的记载中指出，蒋经国与被父亲蒋中正软禁的张学良，曾在溪口晤面谈话；但张学良在1993年追忆往事时，并没有当年与蒋经国会面的鲜明记忆。

曾有自称与蒋家熟悉的人士透露，蒋中正与蒋经国父子感人相见后，父亲蒋中正立即要求儿子与当时的蒋夫人宋美龄会面，并且希望儿子以“母亲”称呼宋美龄。

蒋中正与宋美龄1927年结婚时，蒋经国在俄国。由于父亲以“休妻”的方式，主动在报端刊登与母亲离异启事，完成和宋美龄结为夫妻的心愿，蒋经国曾长期不以为然。他当时如何面对父亲的请求，外界不得而知，不过亲近部属们相信，蒋经国那时的心情，难免极端苦恼。

年少时留学日本的蒋中正，一向对女性持较开明的态度。他和元配毛夫人仳离，与在美国成长受教育的宋美龄结为夫妻前，曾和姚怡琴、陈洁如两位女性谱下恋曲，也是那时候中国政坛公开的秘密。不过，对于儿子比自己更为前卫的娶进异国、尤其是俄国女子为妻，依常理推断，做父亲的他，仍然需要相当程度的心理调适。

对于俄国人，蒋中正并不陌生。1923年9月，他曾奉国民党孙中山总理之命，前去苏联考察居住3个月，如今长媳正是俄籍女子，做公公的蒋中正先前对俄国的成见不说，语言又不能沟通，两人间的生疏隔阂不难想象。他们的简短的谈话，由蒋经国从中翻译；公媳之谊的建立，也完全依赖蒋经国做桥梁。

初抵中国的蒋方良，投身在丈夫的国度里，就这样从西湖这个地方，接纳了一切新的挑战。之后有一段时间，她听不懂人们的谈话，看不明白眼前的事物，离开家乡斯弗朵夫斯基前那6个月，她一手操持家计的日子，已如云烟般飞逝。在这里，柴米油盐不再困扰着芬娜，她这时所面对的，是一场毫无把握、崭新世界的考验。

溪口婆家1937年7月，芬娜亲眼目睹了中国全民对日抗战的热诚。这时开始，整个中国与日本作战，芬娜也进行着她转化而为中国女性的战役。

风光明媚的西湖开始，芬娜跨出她适应新生活的每一个脚步，她改名换姓叫做蒋方良；她举行了一次凤冠霞帔的传统中国式婚礼；她学讲丈夫的家乡话；她吃中国菜、穿中国人的服装；她还在夫家所在的溪口，生下了一心喜爱盼望的女儿孝章。

杭州到溪口，不过三、四个小时的车程，俄国籍的芬娜却就这样渐渐消失了。

来到这个小镇之后，芬娜·伊巴提瓦·瓦哈瑞娃不再存在。从此，她的过去一笔勾销；她只是中国名人家庭的长媳：是蒋委员长长子蒋经国的太太；是蒋经国生母毛福梅陌生、但又不能不接受的儿媳妇。

蒋经国回家，是溪口近代史上的大事。至今，溪口镇上老代的镇民中，还有人记忆着大约是1937年4月19日这一天的往事。

关于毛福梅和蒋经国母子相见的情景，溪口传说着一个浪漫又充满戏剧色彩的故事。

蒋经国返乡，在溪口掀起人人欢喜的风潮后，据说，有老乡亲建议乡里人士仍尊视为蒋中正元配的毛夫人，尝试一个较特殊的母子相认场景。他们安排毛夫人与其他数位同年纪的近亲及闺中好友，坐在溪口蒋家祖屋，叫做丰镐房的厅堂中央，等待那位已从青涩少年，成长为风霜男子的儿子。

乡亲们这样做，主要在测试蒋经国的母子情。依照他们的逻辑，12载相隔，多年未能见面，要看蒋经国能否在一眼之间，认出自己的母亲。

毛福梅一开始也接受了这个考验儿子的建议。只不过，当儿子真真切切的来到眼前时。思子心切的毛夫人按捺不住，激动又泪流满面地抢先呼唤乳名“建丰”的宝贝儿子。

蒋经国更是涕泪交加。他在众人前与母亲相见的感人镜头，真让溪口乡人为10年前就遭蒋中正离弃的毛夫人高兴；他们一传十、十传百，开心地将这幅母子会的画面传颂宣扬着。

重新举行婚礼这一切虽然意外又惊喜，笃信传统的毛夫人要求已成亲两年一个月的儿子和媳妇——蒋经国和方良在自己的眼前，重新举行一场隆重体面的婚礼。一向孝顺的蒋经国，遵从母命，他太太蒋方良重新披上了新婚的服饰。

这一次婚礼的准备与张罗，都不需要尼古拉及芬娜劳心费神。他们的任务，就是让母亲享受一场喜庆的欢乐和满足。

婚礼是依照中国传统礼节进行的：蒋方良穿上了特别订制的大红色织锦缎、长及脚背的旗袍，头上还戴上凤冠，完全是中国新娘的装扮。

蒋方良与新郎蒋经国在溪口第二度举行婚礼的留影，也是海峡两地关心蒋家变迁者所熟悉的一幅资料照片。相片中的新娘从头到脚，都是中国女子于归为人新妇时的服饰；身边的蒋经国则穿着西服。溪口人提供的回忆却说，当时蒋经国身上穿的是长袍马褂。

溪口还有老人记得，蒋经国与生母哭泣声中喜相逢的时刻，第一次拜见婆婆毛夫人的蒋方良，也感动得真情流露，掉下串串泪水。

这些动人的故事，实情如何，蒋经国并未评论，太太蒋方良那时一片真心接纳夫家亲人的真情，蒋经国在时隔38年、1975年4月5日父亲病故后，守丧期间的日记中，曾有所描述。

在这篇题为《守父灵一月记》的文字中，蒋经国眼看太太因父亲过世而伤痛心碎，感念万分。他回忆1937年3月，带着太太一起从苏联启程返乡，与家人团圆时，那时还叫芬娜的妻子，就曾诚恳地向他表示，自己幼年即丧失父母，由姐姐一手带大，如今随丈夫来到婆家，“丈夫的家人，就是自己的家人”。

蒋经国未曾在日记中多加颂扬妻子的一切，但很显然，日后的芬娜，果然以行动表明了她作为蒋家妇、中国人的决心。她与丈夫定居在溪口镇离母亲住屋不远处的一栋两屋楼洋房里，一天接一天，耳濡目染的，转化成为中国这一大家族的媳妇。

刚到溪口，芬娜就发现婆婆毛夫人在小镇如神似佛、备受乡亲尊崇的地位。这固然与公公蒋中正的政治权威地位有关；但另一方面仁心慈面的毛夫人，长期念佛茹素、济助贫苦乡民、关怀修整庙宇道路的善行，更为她自己博得了大好人的称号。就算是今天回顾半世纪前的这位蒋家毛夫人，溪口人也都不否认老太太生前所享的清誉。

毛夫人19岁时，凭媒妁之言成为蒋中正的结发夫人时，丈夫还只是一位留学日本、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他一生与丈夫聚少离多，可以说；根本未能体会夫妻闺房齐眉之乐，就死守着婆家养婆婆、照养独子。毛夫人生蒋经国时，蒋中正还在日本，父子首度见面，小婴儿已1岁多了。

母亲的遭遇，是蒋经国少年时期与父亲关系不睦的原因之一，也使他一心一意要让母亲晚年享受天伦聚首的快乐生活。1939年底毛夫人不幸在躲避日军空袭警报时丧生，蒋经国痛心疾首、恨不欲生的悲痛不难理解。

由于天不假年，毛夫人与蒋方良的婆媳的情缘也不长久。除了1937年春天到1938年初，将近8个月，蒋经国奉父亲之命留在家乡，温习苦读国学的这段期间，曾与毛夫人连续朝暮生活在一起外，之后到1939年12月毛夫人去世以前，做媳妇的蒋方良跟着丈夫的工作，穿梭来往于江西的赣州、四川重庆及家乡溪口之间，未能像刚来到中国大陆初期那般，与婆婆晨夕相守。生活娱乐蒋方良是一个非常质朴而和善的女人，她具有东方女性特有的温婉性格，所以，蒋介石曾经在她生日的时候，送给他一则贺词，上书：“贤良慈孝”四字，可见对她的疼爱。

但是，蒋方良毕竟是一个外国人，她也有一般外国人在中国遭逢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她嫁到中国这样特殊的一个政治家庭，自然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和各种各样的苦衷。

和蒋介石夫妇相比，蒋经国夫妇间的感情，是另一种典型。在外界的传说中，有人认为因为蒋方良生活太过苦闷，所以染上了酗酒的习惯。其实，俄国人原本就欢喜喝酒，外人对蒋方良嗜酒如命，甚至借酒浇愁的说法，恐怕有相当一部分是渲染过头了。

刚到台湾，台湾还不准进口俄国酒，有人知道蒋方良喜欢喝伏特加，特地想办法从香港弄来一些伏特加，送到蒋经国的家里，所以，当时蒋经国的家里有不少伏特加烈酒，只要有兴致，夫妻俩总不忘在自家饭桌上斟酒对酌。论酒量，蒋方良绝对不会输给她的夫君，当然，蒋经国因为公务的关系，必须经常和同僚或是部属喝酒应酬，久而久之，也练就了一身好酒量。50年代，国民党部队大力推动所谓的“克难运动”，每年都要选出“克难英雄”作公开表扬。当年只要是选出了“克难连队”，蒋经国都要到那个部队去和全体官兵吃顿饭。所谓“克难部队”，大概都是以连为单位，一个连队总有百来人，蒋经国会逐桌敬酒，他要喝酒干杯，绝不拖泥带水，几桌敬酒下来，脸不红气不喘，由此可见他的酒量确实十分惊人。

这一时期，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十分友好，蒋经国和美国一些官员的接触也日渐频繁，但是蒋经国的英文并不是很好，为了和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军方和情报单位的官员搞好关系蒋经国在英文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不但自己在语言方面痛下苦功，也为蒋方良请了一位美国驻华大使馆某参事的太太，到家里来辅导她英文。后来，又请了一位英国人教他们夫妇英文，二人可以说在英文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蒋经国夫妇后来的英文程度都不错，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蒋方良喜欢喝酒的传闻此起彼落，但是，她这个俄国女子竟会喜爱上中国的京戏，恐怕更是让人不可思议。

去台之初，台北不像当年上海那样的十里洋场，有各式各样的娱乐消遣，何况在官宦家庭，蒋经国经常不在家，蒋方良当然必须有懂得自我排遣的方法，否则难免生活单调难耐。

蒋方良年轻时代对运动是很热中的，对球类活动亦不例外。

深宫怨在名义上，蒋方良是三军托儿所的挂名董事长，可是她从来不曾参与过这个军方幼儿机构的任何活动，她甚至连这个托儿所的大门都没进去过几次。

最早，一些官太太不知道蒋经国的个性以及蒋方良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还寄望蒋方良能够为她们的老公或是亲朋讲些情面，拉些关系。蒋方良最早也没有摸清楚丈夫的习性，还答应为人说项，可是等她向蒋经国提起，蒋经国的反应相当直率，劈头就说，“以后公家的事情，你最好别管！”蒋方良从此再也不代人说项，对丈夫经手的政务也再不作任何的干预和插嘴。

蒋经国对夫人干政的情况是深恶痛绝的，在他主控的七海官邸，他当然绝对不允许有夫人插手政务的事情发生。蒋经国的心目中，还是很执着传统的观念，就是坚持男主外、女主内，大大对先生在外面的情况知道得愈少愈好。

由于蒋经国并不支持太太经常外出，或者到别的官家去串门子，而蒋方良基本上是一个以丈夫为重的传统妇女，而且又是一个外国人（尽管她一向自认是一个十足的中国人），缺乏外来的援助，久而久之，她难免走上自我禁锢的道路。

早年住在长安东路的时候，有时她还会到西门町去买布、逛街甚至看场电影，后来搬到七海，一方面是距离市区比较远，一方面蒋经国也平步青云，一路做到了“总统”，她便不可能像一般平民百姓一样在街上闲逛。有段时间，她固定时间去台北统一饭店的美容部洗头发，后来甚至头发都是请人在官邸简单洗洗，不再出门洗头。慢慢的，她可说真正和外面的世界隔离，在身心上难免造成了一些后遗症。

长期的足不出户、自我封闭，蒋方良的精神终于出现了警讯。

最早，她是不和任何人说话，和蒋经国一天讲的话大概不会超过10句，总是一个人沉默地静坐一旁，当时，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等到有一阵子，发现她出现了怪异的举止，才开始发现情况有异。原来在长久自我封闭之下，蒋方良不自觉得了一种忧郁症，这种精神上的反常现象发生时，蒋方良就开始在官邸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翻箱倒柜，把她自己所有的东西，包括金银首饰、衣服用品，搬得官邸上下楼到处都是。后来，大家才知道她的精神有些不太稳定。大家都认为是因为长期闷在家里造成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劝她多去外面走走，她又毫无兴致，就这样子，精神状况时好时坏。

蒋方良基本上是一个不适合参加政治活动的女性，只要是有要她出席公众场合的情况，前一个晚上她肯定是彻夜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通常是她最早起床，穿着要去赴约会的正式服装，坐在客厅沙发上等待。她就是这样一位很容易紧张的家庭主妇，一点也不像是第一夫人。

夫妻至情蒋经国和蒋方良之间，原本就是患难与共的夫妻。

但是，在一个政治家庭里面，难免有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夫妻生活，其实有什么情分可言？然而，在七海一次偶然之间的亲眼目睹，却让侍卫们对这对患难夫妻，有了新的评价。

那是在一个傍晚，夜色渐渐低垂，贴身副官翁元照例在蒋经国房间旁边值班。在偶然的情况下，他见到蒋经国走进他的妻子的房间，到蒋方良身旁，双手握住妻子的双手，两个人对视良久，然后，蒋经国一语不发地走出房间。这样的情况，翁元日后又陆续见过几次，后来才知道是夫妻互给对方打气，鼓舞对方、安慰对方。

1984年，是蒋经国夫妇结婚50周年纪念。往年，结婚周年纪念大概都没有什么具体的庆祝活动，这次50周年，蒋经国夫妇非常重视，邀请了至亲好友。到官邸吃饭。当天的客人包括王叔铭夫妇、毛瀛初夫妇、孙义宣夫妇等人，一共请了二桌，类似这样的隆重宴会，在蒋经国官邸还是真的很少见，可见蒋经国对结婚周年的重视程度，藉着这样的庆祝方式，蒋经国也算是表达对蒋方良一生劳瘁的感激之意。

还有一次，翁元亲眼目睹蒋经国对蒋方良柔情令人感动的一幕。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