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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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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睡中的蒋经国突然发出一连串模糊的语音，身旁陪侍的人屏气仔细聆听，他似乎在呼唤着一个人的名字——亚若。亚若？是的，是章亚若！时隔将近50年，外表刚强理智的蒋经国，掩不住心中深刻的怀念，在病中昏睡、不自知的情况下，泄露了心中的秘密。
评剧有“游龙戏凤”，电影有“江山美人”，表演的都是同一剧情，是明朝正德皇帝与李凤姐的一段风流韵事，李凤姐虽然只是“一夜皇后”，却是非常凑巧，有了“龙种”在身。后来在产子之后，携着“皇儿”前往北京，可惜红颜薄命，李凤姐在路上染有疾病，竟死于居庸关，小皇儿为正德皇帝收养。
蒋经国与章亚若的一段情，有似“江山美人”，所不同的，正德皇帝是先有江山，后有平民开酒店的女子，而蒋经国则是先有章亚若的婚外情。因身为蒋委员长的长公子，统领江山在望，为不影响锦绣前程，只有牺牲了薄命红颜，留下一对双胞胎。
章亚若原籍浙江，太平天国起义时，她尚在襁褓之中的祖父章伯昌，随着黄姓父母加入太平军，后转战至江西南昌时，因父母病故，被吴城镇章家村当地一户人家收养，取名章伯昌。
章伯昌成年后娶陶氏为妻，生子章贡涛，就是章亚若的父亲。章伯昌以渡船往来于城镇之间，做小买卖为生。50多岁时，因债务纠纷，讨债时遭人杀害，尸体被丢入湖中，始终无法寻获。
章伯昌膝下除章贡涛外，还有两个儿女。老么贡涛自幼好学，长大后步上科举功名之途，连连高中，赶在清末废止科举之前，三元及第，当上地方父母官后，携妻子儿女迁出吴城镇，定居南昌市内，因此，章家自章亚著这一代起，已是地道的南昌市人，吴城镇只是章氏祠堂与祖坟所在地。
章贡涛本名章甫，后以“贡涛”为号。江西简称“赣”，正是“章”加上“贡”；而著名的赣江，也是章江与贡江汇流而成，“章贡涛”意即“赣江之水涛涛”。
章贡涛和妻子周锦华一共生了11个儿女，其中有5名早夭，只有两儿五女长大成人，章亚若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三。章亚若生于1913年，当时中国社会的一般家庭，仍然存着“重男轻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尤其在她之前，章家已连生两位女儿，在奶奶不悦，母亲失望中，章亚若呱呱落地。原来，那时周锦华已连生了三位女儿。最大的意外夭折；正式排行老大的懋兰是长孙女，奶奶尚能接受，老二懋桃又是女儿，老人家十分失望，小婴儿就被送往外婆家，在舅舅家成长。
第四胎怀孕，周锦华战战兢兢，指望是个男孩。等着，等着，接生婆出了房门，一句“恭喜得了个千金”，粉碎了奶奶满心的希望，怒火中烧之余，禁不住在门外大声责骂生不出孙子的周锦华。
父亲为她取名懋李；“懋”是排行，“李”是比喻桃李争艳的春天，纪念她春季出世的意思。
懋李3岁时，后改名“浩若”的大弟懋萱来到人世；盼孙心切的奶奶宿愿得尝，周锦华也松了一口气，不必再为章家香烟无人接续而忧心忡忡。尽管不受欢迎，小懋李倒很争气；她有一张秀气的圆脸，皮肤白嫩，伶俐乖巧，活泼可爱，赢得了父母的疼爱。从三四岁起，就跟在爸爸身边学习诗词、练书法。奶妈段会香回忆说，7个姊妹兄弟里，就属懋李与大弟懋萱特别受父母喜爱，姊妹两人排行相近，感情也最深厚。
懋李下面，共有大弟懋萱、四妹懋梅、二弟懋宿、五妹幽兰。抗战前后，懋李决定改名亚若，弟弟妹妹跟着学，引用了她名字中的“若”字。懋萱改为“浩若”；懋宿换成“瀚若”；懋梅原想叫威若，父亲说她出生时，正巧大雪纷飞，第二天梅花开得又挺又漂亮，希望她留住“梅”字，于是懋梅沿用三姊亚若名字中的亚字，改名亚梅。
章亚若懂事后成为家中子女的灵魂人物，似乎是很自然的事；两位姊姊出嫁后纷纷远离南昌，她最年长，又一直留在南昌，大弟浩若负笈山东读大学。家中大小事都由章亚若照料，父亲也极为器重她。1939年左右，已改行当律师的父亲停业，家中收入中断，章亚若与母亲、弟妹的开销，都靠她在赣州专员公署的薪水补贴。
在中学里，章亚若国文程度比同班同学高出很多，她的字迹娟秀、诗词文章都拿手，又能歌善舞，是那时南昌女中的风云人物。
此外，章亚若自学而成的京剧，唱做俱佳。同侪莫不赞叹惊奇。她还爱教人唱戏，亲朋闺友只要喜欢京剧，大都被她说服，做了她的短期京剧学生。章亚若的两位姑妈视亚若这一代章家儿女如己出，疼爱有加，二姑妈章金秀更是与弟弟贡涛一家情谊深厚。她和先生陶百川所生的5位子女，自幼与亚若姊妹兄弟们一同嘻戏玩乐，情感十分融洽。尤其在章亚若的二姊懋桃与二姑妈家的二表哥陶端柏结成连理，亲上加亲后，章、陶两家更是走动频繁。
章亚若结识了不少陶家的远亲近戚。其中，一位名叫唐英刚的年轻人，是二姑妈排行老四的独生女陶端庆夫家的堂兄，章亚若跟着表姐唤他“大表哥”。
“大表哥”身材颀长、体型瘦削，又不多言语，外表看来温文儒雅，颇有彬彬书生的气质。他家中有兄弟两人，父亲早逝，一向与母亲和弟弟唐英武相依为命。但据章家亲属推论，以当年章家的名望与地位，若非唐家家道不错，唐英刚又一表人材，章贡涛不会将家中最宝贝的三小姐亚若许配给他做妻子的。
唐英刚平日好读古书，服饰装扮，与言行举止都保持着传统儒士的风范。1926年间，正值新旧社会交替变换之时，唐英刚算是一位保守的年轻男子，他18岁那年，三表妹章亚若15岁，刚念完初中。她明丽活泼的外表与善解人意的性情，吸引了不少身边经常接触的异性。在母亲与姊姊都早婚的影响下，天真年少的章亚若与唐英刚从表兄妹结为夫妻，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发展。嫁做唐家长媳后，章亚若所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在接受了教会中学新思想教育的启迪后，如何仍能遵照旧礼教的约束，无怨无悔、逆来顺受地扮演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传统中国女性角色。
外在大局面的变化，也随时冲击世道人心，1926年起，北伐国民革命军讨伐军阀的战事进展顺利，江西省也幸运地挣脱了孙传芳数十年的统治。在这新旧时代的交替下，赣江流域两旁的江西民众，逐渐自我觉醒，唤起普遍反权威的意识。北京、上海等大都会中，知识分子要求扬弃老旧价值观念的呼声，慢慢传人了江西省城南昌市。
就这样，一股庞大的社会变迁力量，如排山倒海般地涌向章亚若的内心世界。这时的她已由无邪的纯情少女，脱胎换骨成为韵致成熟的少妇与母亲。她先后生了小名“大衍”与“细衍”的远波、远辉兄弟，20岁前后，章亚若外表的妆扮与内在智虑思绪，都随着两位儿子的成长，不时在自我追寻的迷惘与希望中来回摆荡。
经历几番挣扎，章亚若决定迎向新时代的挑战。她足登高跟鞋、烫卷短发，换上剪裁合身的新款流行服装，勇敢地尝试着新社会的各种新事物。章亚若也试图为她的角色重新定位。她出外做事，在南昌高等法院上班；交游广阔，拓展社交圈；闲暇时携带年幼的儿子看电影、逛街、上馆子，开辟出一个与上一代妇女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间。
然而，丈夫唐英刚依旧固守着诗书砚墨，满足于长袍马褂、道貌岸然的自持之中。
个性上的歧异，加深了章亚若与丈夫间的情感鸿沟。这段表兄妹亲上加亲的婚姻，终于不幸在丈夫自尽的悲剧中收场。
这年章亚若23岁，表哥丈夫选择自己结束生命，对她无疑是最大的惩罚。
现实生活中，她上有年迈的婆婆，下有7岁、4岁的幼子。一家4口的生活是一大重担；精神上，亲戚朋友间的流言与内心的自责，对章亚若而言更是无尽的折磨。直到今天，关于唐英刚自尽的前因后果，章亚若娘家的亲属，还有很多不甚友善的议论。
唐英刚自尽之后，办完丧事，章亚若便正式迁回娘家长期居住，两个儿子交给婆婆代为照管，但是唐家的生活费用，则由章亚若负责筹措。后来抗战开始，婆婆也带着孙子跟章亚若同赴赣州。唐、章两家始终维持着亲密深厚的关系。
1939年初，日军攻至南昌城外，章亚若偕同母亲周锦华、二弟章瀚若和侄儿们，拜别父亲，随逃亡潮南下避难。
这时，大弟章浩若已投笔从戎，随军队南征北走。大姊章懋兰与二姊章懋桃都跟着夫家远赴异乡。妹妹章亚梅与二姊一起，也不在身边，小妹章幽兰则是从小就送给昌邑农村一户人家做童养媳了，留在南昌家中的兄弟姊妹，章亚若最年长，因此章家大小事务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父母年事渐高，重要决定也得倚赖她，章亚若成了实际上的一家之主。
章亚若和母亲、弟弟、侄儿们逃难到赣州，初期生活尚可由家中携出的银钱细软支持，但章亚若担心日久坐吃山空，决定出外找工作。而且唐家婆婆与儿子在南昌安危可虑。章亚若计算着，一旦有固定收入，便将他们三人接来赣州团圆。
正在她苦苦思索该如何迈出脚步、突破困境时，新任的赣南行政专员蒋经国入主专员公署，准备大刀阔斧整饬吏治、民风，消息传遍了赣州市，本地和因逃难而来的外地青年，纷纷拥向位于米汁巷的专员公署，表达投效门下的意愿。章亚若便是在这种情形下，进入公署工作。
她脱下合身的碎花旗袍，换上男性化的工作服，过着朴素但充实的战时生活。
另一方面，她的过去也更隐密地保留起来。赣州结识的新朋友中，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两个儿子接来赣州后，特地把他们叫到一旁，嘱咐儿子今后改口叫她“三姨”，莫要再喊以前依南昌习俗而称的“好妈妈”。
儿子年纪小，似懂非懂的答应了。长大后，大衍唐远波推想，母亲可能是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位守寡的年轻女性，在外工作难免有许多不便。以未婚姿态出现，应该较能减少社会上的是非议论。
唐远波还说，母亲外型出色，二十六七岁的年纪，看起来欲与二十上下的年轻女孩不相上下。说她未婚，没有人会怀疑，若指她已育有上小学的孩子，或许反而让人不能置信。
因此，许多在专员公署与章亚若共事，或一起在赤珠岭三民主义青年团受过训的朋友，都不知道她早婚的过去。后来有人传说，章亚若在南昌嫁过军长、或早年曾与什么人闹恋爱等等，据推测，可能就是从有关她与唐英刚那段不为外人详知的婚姻中，捕风捉影编造而成的。
章亚若在专员公署的工作，分为两个阶段：1939年初春至年尾，主掌文书；1940年前6个月，她加入三青团受训，结训后返回公署，正式担任专员秘书。
蒋经国最有名的每周一次听取民怨，公开接见民众的细节安排，就是由章亚若负责。每星期有一天，她都陪在会客室，指导民众向他们心目中的“蒋青天”诉苦，并且在一旁做纪录整理、解释说明的工作，是专员工作上的得力助手。蒋、章两人间的恋情；有人推断是在这段期间攀至颠峰的。不过，两人相互吸引，很可能在1939年章亚若进公署上班不久，就慢慢开始了。章亚若的初中同学、后来又在三青团受训期间与她邻床的桂辉表示，那一年看章亚若插班入干训班，并由大队长及专员公署办公室人员陪同前来报到，就隐约感觉到“不一样”。
后来，在赤珠岭受训期间某天黄昏，章亚若失魂落魄、泪汪汪地向桂辉诉说，她担心她记载自己爱慕蒋经国这件秘密的日记与信件遭同学偷阅，可能传扬开来，惹上麻烦。桂辉至此方才确定章亚若与蒋经国之间的感情。不论蒋经国与章亚若私下如何相处，在公事上，从章亚若自赤珠岭于训班结训后，至第二年秋，两人之间关系密切，几乎形影不离却是公认的。这一年多，章亚若平素除了在米汁巷专员公署蒋经国身边，做秘书之外，偶尔在蒋方良赴重庆探望公婆时，也奉派至花园塘专员官邸帮忙照顾蒋孝文与蒋孝章。她在那里过夜留宿，一般认为是极有可能的事。
那一阵子，蒋经国经常在赣南地带出差探求民隐，章亚若以秘书身份跟在身旁，日夜相处，也是名正言顺。据说，蒋经国的苏联妻子蒋方良还时常向章亚若请教唱戏之道。喜好教戏的章亚若，一度还认真地做过专员夫人的京剧家教。
章亚若唱戏与评戏的才艺，也深深吸引蒋经国。如今坐落、在赣州公园正门对面的章贡剧院，当时就是蒋经国夫妇听戏度周末的地方。章亚若是公署里少数几个戏唱得好的女同事，有余兴节目时她登台唱戏，有模有样，蒋经国在台下看得如醉如痴，欣赏之情充分流露，旁观的有心人都看得一清二楚。章亚若为什么令蒋经国动心，由于缺乏出自蒋经国的第一手资料，旁人无法确切得知。不过，可以确定蒋经国对章亚若是动了真情。她的温柔体贴、善解人意，撤除了蒋经国的心防，他将留苏日记手稿交付章亚若，又在毛福梅去世后，将她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有鸳鸯图案的灰色丝质被面送给章亚若。这种种都代表了他的一片真心。
那床被面，以灰色为底，边上一长条苹果绿底的鸳鸯戏水图面，章亚若视之为珍品，一直带在身边。后来在桂林家中遭窃，章亚若着急得不得了，直到警方帮忙寻回才安心。章亚若去世后，据好友桂辉说，还是她亲手捧着被面交还给神色黯然的蒋经国的。
除了这件被面，蒋经国还曾将一双苏联制手表、奥国制真皮皮夹等战时不易见的珍贵物品，一件件地转送给章亚若。
或许也是出于对章亚若“身份”无法公开的一种补偿，蒋经国虽然未曾公开承认他与章亚若的恋情，但当两人情感发展至高峰时，他已不忌讳在亲近好友面前，公然以行动表明他与章亚若的关系。
喜得双胞胎乐坏小蒋1941年，一个初秋的夜晚，在赣州市区中正公园右侧文清路九曲巷内，专卖江西风味小吃的张万顺饭馆里，一张八九人座的圆桌前，蒋经国以他一贯略带沙哑的低沉嗓音，招呼眼前的宾客用菜，一旁的章亚若也笑意盎然，殷勤地以女主人的姿态款待身边的朋友八五八书房。他们是章亚若干训班的结拜弟兄王升、倪豪，专员公署的周姓同事和桂昌宗，当然还有昌宗的妹妹、章亚若的结拜姐姐桂辉。
来宾们知道，章亚若怀了蒋经国的孩子已三四个月了。为避免招人议论，她与蒋经国商量妥当，在身材变形前，启程赴广西桂林，在那儿找一处安静的住所待产。
那天的晚宴，由蒋经国特地出面为章亚若饯行。从当时他所处的环境看，这个举动，是对章亚若极大的礼遇，也意味着他在知道章亚若有孕后，对她地位的某种肯定。
然而，正开始在政界初试啼声的蒋经国，毕竟禁不起流言的破坏与打击，对于他与章亚若之间这段情结的处置，必须分外谨慎小心。
作过蒋经国主任秘书的漆高儒就说，蒋经国在章亚若离开赣州数月后，曾拿出一张章亚若与一女扮男装人士的合影照片，装做若无其事地指着那位“男士”说：“章亚若结婚了，这就是她的丈夫。”
在桂林，章亚若一改她在赣州陪专员四下出巡、探访民情的活跃风格，变得隐名埋姓、深居简出起来。平日交往的人士，除了受蒋经国之托，帮忙照料章亚若生活的广西省政府民政厅长邱昌渭夫妇，和邱的同道知交外，就只有丽狮路住宅的房东、一对陈姓的教授夫妇了。
1942年初春（正月27日），章亚若在省立桂林医院妇产科病房产下一对双胞胎。
由于早产，不足月的两个小婴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保温箱中，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日后回忆说，第一眼看到小兄弟俩时，曾吃惊于他们两人体型的瘦小。章亚若顺利产下双生子，立即以电报告知蒋经国。7天后，她出院时，蒋经国特地赶来桂林，在丽狮路欢喜地等待着母子三人回家。
章亚梅还记得，她陪着姊姊乘坐一辆黑色轿车，自医院返回家门，正要抱侄儿下车时，个性活泼的三姊拉住她说，要跟“阿哥”开个玩笑，先不要告诉他婴儿哪个大、哪个小，“要他猜！”
“阿哥”蒋经国也不负众望，他笑着仔细端详了两个儿子后，当即毫无错误地指出谁大、谁小。
目睹这般的父子天伦，章亚若开心极了。她觉得蒋经国是真心珍惜这一对双生子。
章亚梅也感染到这愉快的气氛，跟着顽皮起来，她撇撇嘴，指着婴儿巴掌大的小脑袋说：“看你的这两个儿子，又瘦又小，像小猫咪一样。”
“猫咪？”蒋经国呵呵笑了起来，他低下头对一左一右、拥在怀中的两个双胞胎儿子喊道：“大猫！小猫！”
就这样，双胞胎得了大毛、小毛的乳名，此后，不但父母、亲友这样唤他们，自懂事起，兄弟俩也一直以大毛、小毛自称。双胞胎兄弟俩满月时，他们的父亲蒋经国来探望章亚若与两个孩子，这次，他还带来了两兄弟的学名：大毛叫蒋孝严，小毛叫蒋孝慈。
蒋经国不仅依蒋家第三代的“孝”字辈分为双生子命名，而且告诉章亚若虽然没有正式的婚姻，儿子仍应该姓蒋。章亚若死后，孝严、孝慈交由外婆周锦华照管，为了安全起见，才在他们3岁多，进托儿所前，由章亚若大弟章浩若以父亲的名义为他们报户口，从蒋姓改为章姓。报章姓户口前，周锦华曾设法知会蒋经国，获得蒋经国的同意后，才采行这一无奈的权宜之计。双胞胎出生后蒋经国频频来访桂林，表现出他对章亚若母子的一片真心。每次“阿哥”来，总是把车子停在老远，再步府走入丽狮路，还没进家门，面庞上就堆满了笑容，直嚷着要抱儿子。章亚若十分珍惜与蒋经国相会的时光。通常在蒋经国神情愉快地逗弄完大、小毛后，讲究情调的她会设法安排一段与蒋经国独处的时光，两人在房间里谈笑，话题无所不包，天南地北，似乎永远也说不完。兴致高的时候，两人还会交换字条，以文字交谈。日后，章亚梅幽默地说：“大概是写一些怕我听到的情话吧！”
随着儿子的成长与蒋经国的定期探望，章亚若过着幸福的家居生活。她在蒋家的身分虽然仍就阴晴未定，但大部分时间，章亚若都把心思放在双胞胎身上，指望儿子能为自己带来应有的名分和幸福。
章亚若坚持争取名分，主要也是为了儿子着想。她不只一次地告诉妹妹，说她不能让大小毛的身世不明不白。
事实上，这个时候蒋经国的从政之路分外坎坷，正面临着许多障碍。
有不满意蒋经国在赣南强悍作风者，向他的父亲告状，指称这位“太子”在奉行苏联学来的社会主义领导方式。为了平息各方非议，并进一步锻炼儿子的能力，蒋介石打算把蒋经国调离赣南，蒋经国也开始将工作重心放在战时的陪都重庆。这一切，再加上对章亚若母子的牵挂，蒋经国所承受的，无疑是极大的压力。他未尝没有在为章亚若母子合法的身分努力，但是时机显然并不恰当，就在这种复杂的情形下，1942年8月的一天下午，正在赣州为公务繁忙的蒋经国，如晴天霹雳般接到桂林打来章亚若突然病故的电报。是病死还是被谋害？
章亚若的亲朋一致认为，章亚若并非自然死亡，是遭人谋害死的。他们记得，她去世的前一天，还生气盎然、充满了活力。傍晚，她应邀赴一场晚宴，午夜返家后，感觉腹痛不适，第二天早上进医院治疗，却就此一去不返，死在医院里。关于章亚若的死因，章家亲友自然不免各有猜测，他们惊疑是蒋专员身边的情治人员自作聪明、盲目护主的愚忠行为。
曾在公署任主任秘书，后来赴桂林市府任职的徐君虎就表示，章亚若去世前数周，有两位在赣州专员公署做事的秘书级人员前来桂林，询问徐君虎何处可以借到车子，他们计划载章亚若出游，路经山崖时将她推下去“害死”。徐君虎听后大吃一惊，斥责他们不该有如此自作聪明的害人想法。
两人激动地答辩，指称蒋经国在赣州实行新政，不准人民“乱搞男女关系”，如今却与章亚若有了非婚生的双胞胎儿子，对外如何自圆其说？他们还担心，此事若张扬出去，被人当作把柄，可能会误了蒋专员灿烂的政治前程。
尽管这两位部属“爱主”心切，自以为是地设计着。但徐君虎认为他们不能太嚣张，于是把他们骂了回去，不准他们在桂林做伤天害理之事，没想到章亚若后来还是遇害了。
另一位曾在专员公署做事的漆高儒也有过类似的经验。他同意徐君虎的推测，可能是蒋经国的手下私自行动，谋害了章亚若。
此外，还有人说章亚若之死，是蒋介石派人秘密处置。和所有独裁统治者一样，蒋经国的私生活长期被罩着神秘的面纱，保持着高深莫测的官筛形象，日后自然无法弄个水落石出。
章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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