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16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器和管线。可清楚地看到章孝慈的脸色红润，双目紧闭，切开的气管中插着几支管线，hushi们正忙着在点滴管中注射新的药水。

8时30分，救护车准时离开医院大门，往机场的高速公路驶去。一路上警察在各个路口做了疏导工作。

9时整，救护车到达北京机场旧机场停机坪，一架国泰三星式客机早已停在南楼附近。2位国际救援组织人员导引车队停在飞机旁。9时17分，国泰机组人员，同机回去的家属赵申德、张丽等人开始将行李搬上飞机，家属们并向到机场前去送行的有关人士握手道别，赵申德再三向中日友好医院院长陈绍武和北大副校长罗豪才道谢，感谢他们多日来的照顾。

9时30分，随行家属和台湾东吴大学的3位教授、“荣总”吴进安医师等8位台湾护随人员登上飞机，不断向送行的人挥手。9时40分，章孝慈被推下救护车，以升降机上了飞机。经过近1小时的准备，这架专机于10时20分开始在跑道上滑动，10时30分起飞离开北京。

据悉，24日上午负责治安的有北京市交通局、国家安全局、公安局人员。到机场送行的则有国台办、国家教育委员会、卫生部等官员及北大等人士，海协会也派人自医院一直送到机场。

下午1时25分，专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停留24分钟，飞向桃园机场，于2时41分安全降落5号跑道后，随即滑往航空货运站1号机坪，全程飞行4小时又11分钟。

专机停妥后，章孝严夫妇、“陆委会副主委”高孔廉、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及章孝慈的儿女章劲松、章友菊均至机坪接机。

3时10分机门启开后，章孝严首先代表家属登上飞机向全程照顾的6位大陆医护人员致谢，并口头正式邀请下机休息。

接着大陆医护人员开始为孝慈检量血压、脉搏，一切正常。值勤餐车随即升高至机门，将孝慈活动担架移往车内，缓缓下降至地面转移到“荣总”救护车上，并在大陆及“荣总”两位主治医师及护理人员伴护下，由一辆警车开道护送台北“荣总”医院。其余大陆医护人员及家属则由另一辆救护车和小型巴士送至台北。一位随机医护人员表示，国泰专机由北京经香港至桃园机场虽经两次起降震动，但机身都十分平稳，对病人未造成任何不良影响。随机伴护照顾的大陆6位医护人员，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左焕琮、主治医师赵晓光、李刚、吴丽娟，护理长王兰茹、hushi王岚及病人章孝慈与伴护返台的家属等乘车奔往驻地。

下午3时58分，载送章孝慈的加护型救护车急速驶进台北“荣民总医院”急诊部前，从车上下来的医护人员快速而小心地搬运下章孝慈。

24日下午，警笛声由远而近，在“荣民总医院”静静等待最敬爱的“东吴爸爸”章孝慈的东吴大学师生，这时候忍不住高声大喊：“校长，您一定要醒过来，听我们和您说话！”有些师生轻声吟唱圣歌，传达对校长的祝福。更多的师生手中拿着红布条、海报，都写着“东吴爸爸，您一定要赶快好起来！”

在23日下午2点钟“荣总”的急诊室路口两旁，就有东吴大学的师生手持“感谢上苍，章校长平安返台”、“感谢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及北京大学之协助”的红布条，以及对校长寄以无限祝福的海报，等待章孝慈回来。

24日早上“东吴”学生又在校园发动捐款，短短一小时，募得3．9万元台币，这项校园募款会持续到12月3日。陈瀚权说，希望学生的这份心意对校长有帮助。

3时，游览车载来东吴大学120名教职员，他们也加入等待行列。当知道章校长已经在往“荣总院”的路上时，这才放下心来，他们说，章校长是一个全心全意为学生的好校长，他们希望上苍保佑章校长赶快起来。

从新竹赶来的章氏兄弟的老邻居戴先生说，他帮章孝慈卜了个卦，卦上说章孝慈一定会好起来，在10天内就会醒过来的，他衷心希望上天能保佑他的邻居。

3时55分，载着章孝慈的救护车终于驶进了“荣总”。

在章孝慈被送进加护病房后，学生们表示，他们会每天派人来看一看校长的病况。学生会也准备将师生的祝祷、问候录制成录音带，请人送给在病榻上的校长听。

随后，焦仁和、高孔廉、李庆平都到医院向章孝慈的家属表达慰问之意。4点15分曾将章氏兄弟自大陆带往台湾的“国策顾问”王升将军赶到医院探视章孝慈的病情。

5时35分，蒋孝武的太太蔡惠媚来到加护中心，和赵申德、章孝严等相互轻拥表示慰问之意后，在章孝严夫人黄美伦陪同下，进入加护病房探视病人。

到病房探视过章孝慈的东吴大学董事长王绍育表示，有关章校长的医药费问题，学校会全力配合到康复为止。

与章孝慈受到热烈欢迎的气氛成对照的是，章孝慈的夫人赵申德女士心情仍较沉重，她下午4点进入加护中心，直到6点30分才在章孝严及其夫人，一双儿女陪同下，缓缓的步出加护中心大门。她强忍着内心的悲痛说，回到熟悉的环境，心里虽踏实了点，但对章孝慈的病况，她的心情只有用“焦虑”两个字形容。现在的心思都放在先生身上，下一步要怎么走，还没有想到。赵申德说，从大陆到台北，这10多天的日子，她的身心已快受不了。回来后要好好的静下来想一想，谢谢外界对章孝慈的关心，是否需要外界的帮忙，她要想一想再说。

赵申德也代仍在昏迷中的章孝慈向迎接他的“东吴”师生说谢谢。当24日下午运送章孝慈的救护车抵达“荣总”时，现场众人焦点都集中在章孝慈，赵申德静悄悄的走下车，向排列在走道两旁的教职员表达谢意。

到了台北“荣总”，赵申德与家人一路紧随进入中心，等待大夫会诊病情。下午5点钟赵申德和儿子章劲松、女儿章友菊，章孝严夫妇，以及当年将两兄弟由大陆带到新竹的王升将军进入加护病房探望章孝慈，5点10分走出病房。

11月24日下午4点，在各种医疗器械围绕和医护人员的小心呵护下，章孝慈历经了大陆、香港到台湾的震荡旅程，来到设在二楼的加护病房。下午4时15分，监视器上的血压值显示收缩压掉到只剩70毫升汞柱，距离刚下机时的170整整差了100单位，显示章孝慈此时的血压极低，他的脑部有缺氧危机，生命征象将受到影响：而鼻胃管又抽出咖啡色液体，显示可能有胃出血情形。医护人员不敢丝毫懈怠，开始全力急救。

以章孝慈这样生命随时系于一线间的极度危急状态，竟能够平稳地撑过漫长的旅途，这是相当难得的；事实上，从章孝慈11月14日在北京发生严重脑干中风开始，这趟回家的旅程究竟能否成行就处处充满变数，只要回家途中有任何突发情形无法处理，都可能是致命的危机。

现在章孝慈竟能一路尽量维待着生命迹象回到台湾，实是个奇迹。有许多医护人员私下表示，这除了医护人员全力的抢救、章孝慈的身体情形不错外，也许有些事不是科学能完全解释的吧。

此次章孝慈脑子出血，而出血点又有10CC大，单就中风的位置和出血点大小看来，存活机率已是极小。

“大约100人中只有7个人可以在这样严重中风后的一星期内存活下来。”台北“荣总”神经医学中心副主任吴进安表示，“能存活下来相当不容易”。

与章孝慈经常接触的朋友和学生都认为他毅力惊人，这样的毅力，除了表现在行事上，也与生理状况相应合，这也使得此次照顾章孝慈病情的医护人员印象极深。

8年前，他在“荣总”进行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时，收缩压就已高达23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达130，对一般人来说是相当危险的。但这些年来，由于并没有症状。他可能也已习惯高血压的情形，每天还固定跑5000米，做各项运动。医师评估若非毅力惊人，危险的情形可能早已发生。

在章孝慈进入台北“荣总”加护病房发生危急状况后，现场气氛一片紧绷，医护人员赶紧给予补充水分和紧急使用升压药物多巴胺。负责照顾的一位医师表示，“总不能给外界印象一回到台湾病情就变坏了，一定要尽一切可能抢救。”

一路照顾章孝慈的吴进安表示，章孝慈的血压调节中枢功能早已受到严重影响，在大陆时也曾发生过3次急速降压、生命危急的情形，在从大陆出发前，也随时有应付各种状况的心理准备。

之所以到台湾后会发生血压急降的情形，吴进安评估是因为长途飞行中一直给予升压药物，药物的利尿效果使得缺水情形严重，再加上本身营养状况不好，水分维持更不理想，才使得血压急速下降。幸好这样的危急状况并未发生在已到加护病房一切都定位后，否则危及生命的程度将更加剧。

在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下，章孝慈的血压回升，虽然还是有波动，但情形已较稳定。收缩压维待在140到160毫米汞柱间。医护人员表示总算度过难关。

12月5日，章孝慈撑过了医师预测中风后3周的危险期，确定可以较稳定地存活下来。但其意识仍然维持在最初被送到中日友好医院的重度昏迷状态，医师希望藉由营养补充，帮助他恢复较好的生理状况。

医生预测，感染问题是这样的病人迟早会碰到的情形。由于章孝慈最近的痰较浓稠，口腔气管内管的抽痰效果不佳，医师将为他再做一次颈部的气管切开术，安装颈部气管插管，等情形稳定，再转往一般病房。据“荣总”吴进安指出，章孝慈已度过一周的危险期，但“植物人状态”并未改善，甚至较一般植物人的情况还差。

不论章孝慈是否知道外在的一切纷扰震荡，但关心他的学生、朋友和亲人，抱持着对他的了解，对他以往一贯坚毅的强烈信心，一心期待着奇迹会出现。

第五节蒋纬国难撑家门身世之谜流传政圈蒋经国去世之后，国民党上层进入了一场隐密而细致的权力角逐。在这场争夺战中，身份微妙且尴尬的莫过于“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纬国了。蒋家近60年来，都是国民党政权的一股主导力量，在蒋经国这位“政治强人”过世后，如果蒋家立即一蹶不振，无异是对蒋经国父子两人近60年统治的一次劣评。所以，蒋氏家族及拥蒋人士，不管是从面子上还是从自身的利益考虑，都势必推出一个自己的代表人物。

在蒋氏家族的成员中，宋美龄虽然还是所谓的“大家长”，但她已年过九旬，连走路都有困难，更不堪身膺重任。况且，当时岛内外不少传播媒体大做文章，将箭头指向宋美龄，使她的形象大跌；即使身体健康还能承受繁重的工作，恐怕也不能被朝野所接受。

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文，卧病已久，形同废人，在政治上早已宣告“死刑”；次子蒋孝武，一向神秘兮兮，外界有许多传闻，不堪入耳，江南命案后又外放台湾驻新加坡商务副代表，职位不高，纵使国民党“十三大”后能奉调返台，也不可能挤入权力核心；三子蒋孝勇，当时被民进党“立法委员”吴淑珍抨击得体无完肤，不但在政治上毫无资本可言，恐怕在经济上都不易有立足之地。

至于章孝严、章孝慈两人，在“法律”上还不能算是蒋家的人。况且，以章孝严的才华，在仕途上几乎已登峰造极，难有更上一层楼的可能；章孝慈虽然很想从政，但尚未踏出第一步，或许将终老于学术界。

所以，在蒋家成员中，蒋纬国是唯一可以“栽培”与“拥戴”的人物了。如果蒋纬国在国民党十三全大会后能够成为新的权力重镇之一，则蒋家第三代尚有可为，否则蒋家在台湾政坛上将谱上一个永久的“休止符”。

由于“任重道远”，蒋纬国的动向倍受注目，就连他往昔仅流传于政论圈的身世之谜，也一夕间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料。

有关蒋纬国并非蒋介石亲生骨肉的说法，早在海内外流传，但有的是以讹传讹，有的是穿凿附会。

蒋纬国自解身世谜打从蒋纬国少年时代，就有不少关于他身世之谜的传言。多年来，这些传言不断困扰着蒋纬国本人，也同时困惑着对蒋家家族内幕有兴趣的人们。在蒋介石前妻陈洁如的《我做了七年的蒋介石夫人》中，就影射蒋纬国是日本女子美智子带来的小男孩，并且认为蒋纬国的身世，和戴季陶脱不了关系，而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子，蒋介石只是代为抚养。

台《时报周刊》记者就此向蒋纬国求证，他答复时举出该书内文一处明显错误说：“当时（6岁时）我住在溪口老家；我在苏州念东吴大学附中与理学院时，已是1927年以后的事！此证明这本书纯属他人刻意虚构，陈（洁如）决不会弄错的！”

其次，谈及陈洁如回忆录中有关的称呼问题，蒋纬国说：“在那个时代，一个年轻女子绝对不会对一位年长许多的男子直呼其名，陈称我父亲为‘介兄’，作为一个受过中国早年时代教育的女子，她怎会如此不礼貌。我很熟识她，她决不会如此粗鲁。”

许多流言指出，蒋纬国真正的生父是戴季陶，由于流言甚嚣尘上，当年蒋纬国自己都怀疑，蒋介石到底是不是他的生父，可是，慑于蒋介石的威严，蒋纬国又不敢问，只好向待他一向亲切的戴季陶救证。于是，发生了一幕有趣但是极为严肃的画面：“那是1940年底，我刚自德、美留学回重庆，在偶然间见到《亚洲内幕》一篇文章提到我的生父是‘中国一位姓戴的部长’，于是，我就去问我的义父戴伯伯。”

“戴伯伯就拿了一张挂在墙上的父亲的照片，又拿了一面镜子，他把镜子摆在中间，一边是父亲的照片，一边是戴伯伯的头像，‘你看看自己是像那边还是像这边？’他当时就用这样的方式答复我。”

记者就此继续追问：“你觉得你是像谁呢？外界始终认为你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哲嗣，你的了解是如何？”

蒋纬国又不急不徐地说：“要说像的话，我像父亲（指蒋介石）。。不过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我始终认为没有澄清必要，因为这两位都是我最尊敬的。哪一位是我父亲都是我的光荣，所以我并没有什么认祖归宗的问题。”社会上还有一些“内幕”消息，指当年戴季陶和蒋介石两人因情同手足，所以曾经有过约定，彼此易子而教。也就是说，戴安国是蒋介石的亲骨肉，而蒋纬国则是戴季陶的儿子。

谈及这个传言，蒋纬国笑说：“这简直是荒谬的说法！我是戴季陶先生的义子，他是我义父。安国哥并没有拜我父亲为义父。他在我们家就像我们自己家里的弟兄一般，他比我哥哥（指蒋经国）小三岁，比我大三岁。戴安国这个人从小就是我的偶像。”

“我有生以来一直是在蒋家长大，我要继承蒋家的香火，戴伯伯是我的义父，他唯一的儿子安国哥已经过世了，我当然要替戴安国哥完成作后代的责任。”蒋纬国有这种尽“义子”孝道的孝心，可以从另外一篇文章中看出一些端倪，这篇名为“戴传贤先生——我的亲伯”（按戴传贤即戴季陶）的文章中写道：浙江湖州称呼“义父”为“亲伯”。戴传贤先生与先君（指蒋介石）有金兰之宜，且属通家之好。因此，我从小就秉先君之命，拜传贤先生为“义父”，并常常依偎在传贤先生的膝下，翘首昵亲尊称他老人家“亲伯”。在名义上，戴季陶是蒋纬国的“义父”，可是，戴对他的情分却是有异于其他义子女，这可以从蒋纬国的一份自述中看出一些真情：“戴老先生曾经收了100多个义子女，包括欧美、亚非、日本和中国，但我知道我是他老人家最疼爱的一个，因为我有最多的时间和机会接近他，所以，他传教给我的学技最多。”

至于有关戴季陶和日本的因缘，也可以从蒋纬国的这篇文章中看出一些梗概。

戴季陶在日本读书三年，经常靠同学接济度日，故不得不提前回国。戴回国之后，多亏上海闻人张静江的接济，才得以生活无虞，而张静江亦是蒋介石的恩人，为此，蒋戴两人便得以结识，并且成为莫逆之交。

不论外间的传言怎样，也不论蒋纬国到底是不是戴季陶的亲骨肉，蒋纬国和戴季陶之间的情感深厚是不争的事实。

当年，戴季陶不知是不愿和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还是另有隐情，竟然在广州等候蒋纬国为他安排的船只到达之前，被发现死在某一旅馆里，死因扑朔迷离。

据蒋纬国的描述，“亲伯的死因，引起许多猜测和议论，有人说他老人家是自杀身亡的，因为桌上和床上都发现了安眠药。当时我并不在现场，不过事后听别人描述现场情况，我肯定地认为亲伯不是一般传说的自杀，而是心脏病突发过世的。”

在行事和为人性格方面，蒋纬国受到戴季陶相当程度的影响。例如，戴季陶在佛学方面的研究、在战略以及为人方面，或多或少给蒋纬国正面的影响，而蒋纬国这十几年来的种种作为，都和当年的戴季陶有若干相近之处。他向笔者表示：“我很多的佛教理论，都是戴家亲伯教我的，这些就是中国的人生哲学！”

前几年，蒋纬国托了朋友，到大陆找寻戴传贤的遗骸。戴传贤死了几十年，要找寻遗骸，这是谈何容易啊！

皇天不负苦心人，戴季陶的遗骸居然被找到了，“我在去年就找到了亲伯的遗骸，已经被人家抛弃在荒郊野外了，能够找到这是天意。”

找到戴季陶遗骨之后，蒋纬国将他安葬于成都昭觉寺。

适巧，昭觉寺的住持老法师，是黄埔第四期毕业的老大哥，他说：“戴居士是我们最钦佩的老居士，我们将他的骨灰留在庙里。”为此，昭觉寺特地在庙后建了一座灵骨塔，以供奉戴的骨骸，这样总算是了却了蒋纬国长年以来的一桩心愿。

继1993年找到戴季陶的遗骨之后，蒋纬国还在1994年年初，请一位友人到大陆去扫墓祭祖。

他说：“这次有一位友人去成都和奉化，我就请他代为扫墓。扫墓不过是一件形式上的事情，但主要是去感谢我的祖先。”

尽管蒋纬国身世成谜，但目前的大部分研究资料还是认为蒋纬国是戴季陶之子。

深受蒋介石关爱8岁那年，蒋纬国随蒋经国入上海万竹小学，跟蒋氏的妻妾陈洁如生活一起。因此，陈洁如成了蒋纬国的“庶母”。9岁，他又随陈洁如远赴广州黄埔军校，住在蒋介石的官邸。据前黄埔一期出身的宋希濂、孙元良等人说：“每到傍晚，军校课务告一段落后，蒋校长常与陈洁如携手在校园中散步，有时也会牵着天真活泼的纬国一道出游。”10岁，蒋介石誓师北伐，将陈洁如与蒋纬国留在身边，可知蒋介石对蒋纬国的钟爱非比寻常。

11岁，国民革命军底定江南后，蒋介石与陈洁如宣告仳离，将蒋纬国托养给吴忠信，拜吴忠信夫妇为“干爹”与“干娘”。此后，蒋纬国进入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就读，并由吴忠信夫人王唯仁女士带养到蒋纬国束装赴德国留学为止。

在这段期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使蒋纬国在生活上，又多了个“继母”。

蒋纬国于苏州求学期间，结束了他幼年时不停的迁居颠沛，也不时与戴传贤相互往来，使他体验了另一种生活的情趣。此后，他中学毕业，进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物理系选修学分，及至文学院政治、社会、经济学系旁听有关课程，生活都十分安定。

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接受蒋介石的建议，携带朱家骅介绍函，远赴德国研习军事。欧战前夕，奉命赴美，入美陆军航空战术学校受训，并至美装甲兵训练中心研习装甲战术。1940年底，他回国入西北军胡宗南麾下担任步2营少尉徘长，开始往返重庆与潼关之间，此时，与西北豪富石凤翔之女石静宜小姐，结为连理。由蒋介石与宋美龄主婚。抗战结束前夕，调任青年军616团步2营营长。抗战胜利后，他在蒋介石、何应钦、邱清泉等将领提携下，以33岁不到的年龄，出任少将装甲兵副司令兼参谋长，直到大陆解放。由于蒋经国曾和其父失和，赴俄留学，蒋介石对少年纬国的关爱，远超过蒋经国，蒋介石对纬国的“视如己出”，赢得了纬国非常浓郁的“崇敬感受”，历久不衰。日后据蒋纬国提起这段相处时光说：“我最记得，每当‘父亲’在前方打仗打得最危急、最激烈时，或当‘父亲’遭受国内外各方大压力时，他总喜欢把我叫到身边，以纤解他所承受的压力。”可见，蒋介石对他钟爱的程度，后来蒋介石虽冷落了蒋纬国，并囿限了他在军系的发展。但在父子亲情上，蒋介石仍然给了蒋纬国许多关爱。

在蒋纬国的成长过程中，有两件牵涉到“宫廷政治”的事值得稍作说明：一、宋美龄很不喜欢蒋经国，但钟爱蒋纬国，蒋介石为什么不让宋美龄抚养蒋纬国呢？

二、1975年蒋介石过世时，蒋纬国还是一个“万年中将”呢，蒋纬国的上将还是在蒋经国手上升起来的。蒋介石在世时，为何一直压抑蒋纬国呢？根据蒋纬国的说法，将他交给姚氏抚养并限制他的发展，是避免造成兄弟阋墙。蒋纬国表示，宋美龄财多势众，如果将他交给宋美龄抚养，可能将来会造成很严重的阋墙之争。如果宋美龄要拥立蒋纬国接班，大势就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