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金陵新传-第3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以便从头到尾把船彻底地清洗一遍。安娜和霭龄不久就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一日三餐，吃同样的饭，牛排、土豆和面包。
没人了解她们的困境，因此她们几乎求助无门。
当“高丽号”停靠码头的时候，曾有人来接宋霭龄。他就是当年曾主持过宋查理结婚典礼的那个传教士克劳伦斯·里德博士。他在旧金山的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里德上船时，由于移民局的手续尚未办完，他未能立刻看见宋霭龄。他等了好几个小时，她还没露面，只得匆匆赶去参加一个周末约会，完全不知宋霭龄遇到的麻烦。
在船上软禁三天后，安娜心情非常的忧郁，她几乎要病倒了。一位下级的移民官允许她上岸给里德博士打个电话。她询问了几十个地方，最后在城里长老会牧师的帮助下才找到了里德。
翌日清晨，里德来到船上，带来了一个hushi。这位hushi替换安娜，看护这个中国小姑娘。安娜急不可待地回到密苏里家中，尽可能干净地忘却这场可怕的经历。
宋霭龄在船上又被软禁了两周。官员们数次随意把她从一艘船转移到另一艘船。她总共被扣押了19天。
她不是那种坐在轮船窗口哭泣的人。她的确流过眼泪，那是因为沮丧和愤怒。她一向倔强、精明、有主见。这些天，她是在无能为力的苦恼中度过的。与此同时，里德博士迫不及待地要通过宗教渠道跟华盛顿取得联系。他的奔走呼吁总算成功了，宋霭龄当即获释。人们不再怀疑她的旅行文件，没有再对她的护照提出异议。虽然护照是真的，里边填的情况是假的，这些都成了无足轻重的问题。现在，美国政府接受了她。由里德博士陪同上岸后，宋霭龄和他一起在旧金山住了3天。她获悉艾·伯克已死，而且知道伯克和他的儿子们现在在“中国号”上，将于7月25日抵达旧金山。
伯克下船时，神态抑郁优伤。宋霭龄又与他们会合，结伴旅行。他们乘火车到圣路易斯市，然后又转车到了梅肯市。8月2日午夜过后，宋霭龄到了卫斯理女子学院，比在上海时更老练和坚强了。
此次经历给她留丁了深深的创伤。
在佐治亚州的第一个早晨，宋霭龄醒来时发现自己的事情登在梅肯《电讯报》的显著位置上：宋霭龄在赴卫斯理女子学院的途中，被扣留在旧金山港口船上。这位中国姑娘于凌晨零点三十分，在伯克牧师的陪同下抵达梅肯。伯克先生自上海返回美国途中耽搁了一段时间。人们不会忘记伯克夫人在归国途中死于横滨。这位中国姑娘在旧金山受阻，等候伯克先生的到来。
宋小姐长于上海，其母是中国基督教徒，其父亲希望她在美国完成学业，使她获得在本国人民中间进行基督教工作的资格。
昨天卫斯理女子学院院长格利说：“自幼年起，她就受到我们教会的熏陶，我们的传教士伯克先生今年夏季回国体假，携带她一起来美，为此感到十分高兴。他自然是愿意她能入卫斯理女子学院学习，他的姐妹和外甥女中有许多人是本校毕业生。”
伯克先生致函格利院长，欣然作出了让这位中国基督教牧师的女儿来院学习的安排，并根据院规，预先为她作好了准备。
伯克先生抵达旧金山后，这位中国姑娘与他结伴而行。这样，她不是单身一人横跨大陆来到卫斯理女子学院的。据说这位姑娘相当聪颖。
“诚然宋小姐不会勉强与其他女生往来，别人也不会强使她这样去做。”格利院长还说，“她们将享有自由。她们将如何相处，由她们自己酌定。对于她将受到人们和蔼的有礼貌的待遇，我毫无顾虑。”
据格利院长说，宋小姐是卫斯理女子学院的第一位中国姑娘。但人们熟知，先后曾有几名印第安姑娘在该院就读。
格利觉得有必要在宋霭龄报到之前，通过报纸为她辩解一下，这也是出于无奈。格利不勉强白人姑娘与她交往，在自己家里为她开了一个小单间。自次月始，宋霭龄开始学习“预科生”课程。
梅肯市位于奥克穆尔吉河西岸。建于1823年，以议员纳撤尔内·梅肯的姓命名。市内林木葱茏，绿荫掩映，幽雅恬静。在内战期间，梅肯曾经是个大武器仓库，以及南方联邦军的金库。然而梅肯并未毁于战乱。当年，数千名叛军伤病员曾在卫斯理女子学院的校舍里得到救护。
当时学校坐落在可以俯视全镇的山丘上，举目四望，周围的松林尽人眼底。学校仅有一幢搂房，属希腊复兴时代的建筑风格，正面有一排圆柱，好像联邦军队的纠察队员一样守护着这个建筑物。随着校园的不断扩大，后来又增建了其他希腊复兴时代风格的配套建筑。进入本世纪前夕，主楼改建成维多利亚式的华美楼房，增盖了双层斜坡式楼项。市政当局认为这种建筑风格的结构，是“教育用房之最完美的大厦”。学生寝室都在顶楼上，内部装备舒适，有大洗脸室、更衣室——每一层楼有一个浴室，里边有浴盆，还有那些瓷制便器。这“都是为了保证学生们能有个舒适、清洁和卫生的环境”。1900年又建了一座附属建筑物，为新增加的75名住宿生提供住处。
这些学生大多是南方殷实家庭的千金，即使不很阔气，也还十分体面。
她们身着带花边的长裙，里面有几层衬裙，头发盘在头顶，形成标致的发髻。虽然宋霭龄抵美时联邦派早已销声敛迹，但卫斯理女子学院的女学生逢到照像时，仍然摆出内战前他们父辈们的姿势。她们的父亲要是看到这些照片，肯定会挺直腰板，以嘶哑的喉音大发感慨。
宋霭龄的倔强性格使她受益非浅。仅几周时间，学院的姑娘们就得出结论，这位矮胖扁脸的中国姑娘并非如同想象的那样，会给她们造成什么威胁。1932年学院的一位校友尤尼斯·汤普生搜集了同学和老师们对她的直接印象。尤尼斯为纳什维尔的《田纳西人报》撰写了一篇占了一整版的关于宋家少女的专题文章。文中充满了对于天真烂漫的宋氏姐妹的种种古怪而又有趣的感受。
不管用什么尺度衡量，宋霭龄都算得上一名严肃认真的学生，冷漠、超脱，不苟言笑，似乎全校只有她不为衣着细事所动。在全学院的姑娘中，大概只是她确切地知道这一切虚荣矫饰的市价高低，能够毫厘不差地推算出每个学生家长的财产，而且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琢磨出来的。宋查理有一个谁都愚弄不了的女儿。宋霭龄的同学们把她的冷漠解释为腼腆，而且发现她的这种腼腆能够打消别人的戒心。
格利夫人对宋霭龄关怀备至。宋霭龄受宠若惊，为了报答对她的关怀，她终生爱戴着格利夫妇。宋查理定期给宋霭龄写信，谈上海发生的事件，推荐她应该读的中国历史的书籍。她顺从地研读了他推荐的书。父亲的影响使她的根仍然牢牢地扎在中国的土壤里，虽然为了适应所处的美国环境，外表上有了一些变化。她只穿美国衣服。她积累了大量的美国俚言俗语，能够轻松自如地使用美国英语。不到一年工夫，她剪掉两条辫子，开始把头发从底部向上梳拢成高高的蓬头。
她的打扮使人产生了误会。她的同学记得，有一次，学院的一位教授仔细打量了她一番，然后说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漂亮的美国公民”。听后，宋霭龄非常生气，当着同学的面反驳说，她不是美国公民，而是中国公民，并以此感到自豪。她对自己在旧金山时受到美国人的不公正待遇，仍然耿耿于怀。（在这次争论时，她忘了声称自己是葡萄牙人了。）
1906年1月，宋霭龄获校方特许去北方旅行。她提出的借口是她的姨父温秉中来到华盛顿。他是受慈禧太后的派遣，随帝国教育考察团来美国的。当时，学校的女生是不能单独旅行的，所以格利让他的夫人同行。在华盛顿，宋霭龄陪她姨父出席白宫招待会，并被介绍给罗斯福总统。总统盛气凌人地问这位16岁的中国姑娘对美国的印象如何。她对总统说：“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我在这里过得很愉快。可你们为什么说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呢？”接着她三言两语地描述了头年她在旧金山遭受到的冷遇。“如果美国真是那么自由的话，为什么要把一个中国姑娘拒之国门之外呢？我们永远不会那样对待到中国去的客人。美国还算是个自由的国度呢！”
听了她的激动的叙述之后，罗斯福总统为之一怔。他只轻声含糊地说句他很感遗憾，就转身与下一位客人谈话去了。
宋霭龄又和姨父从华盛顿去纽约。在纽约她与父亲相会。宋查理刚刚在达勒姆见过朱利安·卡尔。查理看见站在他面前的女儿已经不再是个小姑娘了，女儿现在已是身体强健打扮入时的妙龄女子了。交游活动过后，宋霭龄返回梅肯。
在佐治亚州与宋霭龄年纪相仿的姑娘们大多是见识不广的地方美妞儿，她们轻浮任性，相比之下宋霭龄则强得多。然而她并非是不喜欢热闹的人。在学校剧社里，她与别的学生一道演出取笑学院的剧目。1909年课堂活动计划上就把《校园风云》列为那天的主要节目。《校园风云》是由女子学院的三名高年级学生根据贝蒂·沃尔斯的著作改编的，宋霭龄就是改编主笔之一。那年，在毕业典礼上，宋霭龄朗诵了根据普契尼《蝴蝶夫人》的原歌词改编的话剧。她扮演了《蝴蝶夫人》中的女主角巧巧桑，这是一位贞洁的日本女子，她被初出茅庐的美国海军军官平克顿上尉抛弃。为了演出此剧，她写信给父亲，要他邮来足够做一套真正的日本衣服的丝绸面料。父亲给她邮来四丈紫红缎子。
学位证书到手后，宋霭龄登上火车去了旧金山，大约25年前她父亲也是这样做的。回到上海后，宋查理在他的虹口书房里给她摆了一张桌子，在山东路印刷厂秘密政治总部又给她摆了一张桌子，于是，她作了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帮助他处理信件，润色讲话稿和宣言，为发给他（不管当时他身在何地）的电报编码。这就为宋查理腾出时间，使他能集中精力担负起革命党司库的职责。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宋查理一家也随后来到，暂由孙中山有势力的日本朋友提供住所。后来搬到离东京稍近的地方，在横滨一处海边绝壁之上占了一座楼房，可以俯瞰东京湾，这是外侨上流人士集居的地区。宋查理和孙中山又恢复密谋举事的旧业了。宋霭龄仍然担任孙的秘书。当宋查理将孔祥熙引人家门时，宋霭龄感觉到孔正是她朝思暮想的理想男子。此人身材矮胖，带着年轻人的稚气，举止谦恭，但并不引人注目，如说男方缺乏魅力，那么她也是一样。在一群亡命日本的脱离现实的政治流亡者中，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别人陶醉于种种卤莽冒失的乌托邦计划中，而孔祥熙却与货币息息相关。对宋霭龄来说，理想主义是蛋糕上的糖霜，蛋糕用动力才能烤熟，而用动力却是要付钱的。她对其中的奥妙进行了长期的观察，才完全搞懂了。使朱利安·卡尔有权有势的，是金钱；使宋查理从一个巡回牧师变成上海商界的实力人物的，也是金钱。
餐桌旁坐着宋夫人、长着一对天真不疑的眼睛的庆龄和两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良和子安。在查理的左右，分别坐着宋霭龄和孔祥熙。这两个人在金钱问题上同样绝不装腔作势，而全然是触电一样的敏感。
在中国各地的集市或市场上，小摊贩、水果商手里拿着银元，轻轻地相互敲几下，仔细听那撞击的声音，清脆的是银元，生意就成了；声音不对，就是假的，生意就拉倒。从云南到满洲，银元每时每刻都在易手，每天重复千百次这种熟悉动作。今晚，宋查理拿起两块银元轻轻地撞击，果然清脆悦耳，正是财运亨通啊！
他们在次年春天结婚了。
举行婚礼的那天早晨，横滨大雨滂沱。雨水把粉红色的樱花打落到地面，冲进明沟里，然后又将它们一大片一大片地打着旋儿，顺着雨水流进东京湾，在那银白色的海面上飘浮着。空气里洋溢着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婚礼开始之前，天色放晴，竟然是一个温和的诗一般的四月天气。霭龄身穿粉红色素短褂、长裙，上面绣着梅花。她那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上也插着一支同样的传统鲜花。
婚礼仪式是在一座山上的小教堂里举行的。查理一家人都来了。参加仪式的还有孔祥熙的表兄妹和几个朋友。礼毕，宋霭龄换上了一件苹果绿的缎装，上面绣着金色的飞鸟。新婚夫妇乘车来到游览胜地镰仓。孔祥熙仔细观察一簇簇的菘兰花和透过初晴天气的微弱的阳光，说道：“这是大吉大利之兆！”
孔祥熙在日本呆了不到两年，1915年秋回到太谷。这时，他名气大了，满以为起码可在省里混个一官半职。谁知阎锡山并不买他的账。据老人们回忆，在1919年阎曾请孔做过山西省的参议，但并不给他实权。所以没过多久，他就离晋而去，到外省找出路去了。以后，孔祥熙当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长，开始飞黄腾达起来。他对阎锡山一直耿耿于怀，经常通过他的铭贤学校搜集山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报，和阎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明争暗斗。在政治上积极钻营的同时，孔祥熙在经济上也努力谋求发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孔祥熙曾从阳泉倒贩过一批铁卖给外国人，挣了许多钱（有人说达20万元）。以后，孔就开始筹办他的祥记公司和裕华银行。1915年秋，孔祥熙先筹组裕华银行，预计资金10万元，但他当时只拿出了5万元给聘来任经理的牛九宜办行。答应第二年春季再交5万。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天，孔祥熙却又忙着开办样记公司去了。牛九宜对此很不满，便辞职而去。于是，孔只好将裕华银行暂并入祥记公司内，先集中力量办他的祥记公司。这个祥记公司主要是个买办性的商业企业。它主要经销英商的亚细亚煤油、卜内门洋碱、太古洋白糖等。总号设在太谷城内西街（今西大街37号）、总经理是孔的族弟孔祥吉（人称孔老七）。后来，祥记公司的买卖越做越大，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尤其是天津、上海等码头的分公司职权很大，所以太谷的总号慢慢地只成了一个老号。人们大多以为祥记公司的总号在天津，这其实是个误会。
1927年以后，孔祥熙当了财政部长，对自己的裕华银行，自不能不大加整顿一番，于是请进中国银行驻张家口分行的经理温忠保（字象丞）任裕华银行总经理。资本20万元，全行人员增至五六十人，以天津法租界8号路为总行地址，副经理张汉臣兼上海分行经理，太谷分行经理史思德，运城办事处主任程子和。当时经营存放款汇兑等业务，惟上海行虽名义上由天津总行管辖，业务却并不由天津总行领导，而是受宋霭龄直接指挥。裕华银行主要进行下列业务：一、代国民党中央银行销公债。国民党财政部常感财政支绌，唯一弥补之道，即是滥发各种公债，委托“国家”银行兜售推销，裕华银行亦列为委托行之一。其办法是事先接到蒋中央秘密或口头通知，按近两日交易所公债行市平均价格与各银行作价结算，每百元抽手续费两元。因通年票面数字宠大，手续费确系一笔不小数目。如通年能分售1000万元，手续费即能得到20万元。若交易所票面稍涨，则伺机抛售，好处更多。
二、代财政部汇交阎锡山军饷。蒋中央政府每月拨发阎锡山补助军饷50万元，财政部指定山西裕华银行承汇。从表面看来两无贴费，像是代财政部甘尽义务。其实向山西迟解三五天，以月息六七厘计算，每次即得利五六百元，通年亦可得到万元之谱。若遇利息稍涨，或用其它方法抽调，获利更多。但和阎锡山打交道，也不是一帆风顺，若遇银根变化，抽调不灵，阎锡山动辄以“贻误军饷军法从事”相恫吓。1937年日军侵入山西，阎锡山逃往临汾的时候，上海闸北大战正酣，上海无法调拨款项，而阎锡山逼款急如星火，太谷行只得随军往晋西送现款，后来在潼关解交了事。
三、出放国民党财政部贷款。1937年春季国民党财政部以统一公债押借裕华银行贷款1000万元，月息九厘。此项上宋霭龄存进200万元，行中原有100余万，所缺600余万元，是以原公债向中国、交通等国家银行以月息六厘五或七厘转借而来。至“七七”事变后即行收回，约有半年之久，从中获利约14万元。在上海，私人银行向国家银行转抵押借款是一件极普通的事。借上国家银行的款再向国家机关放出，确是一件非常滑稽荒谬的事情。可是只要内幕有人，就能办到。裕华以这种手段获利的操纵人，不是别人，就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老婆宋霭龄。
四、投机倒把买空卖空。上海裕华银行，除了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联系获取特殊利润外，宋霭龄还常常利用国际消息指使买卖美商股票。例如美国可得士航空公司股票，票面美金1元，交易所价格常是美金6元上下；通用汽车公司股票，每股美金100元，价格常是60元上下；固得橡皮公司股票，每股美金价格常是20—30元之间；花旗、大同等银行股票，每股美金价格常是30元上下。平时价格涨跌幅度不大，若遇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化，则是朝夕数变。如中日战起，美国航空汽车股价不跌，名银行股票则大跌。宋霭龄消息灵通，随时令行中买进卖出，数年之间，获利颇巨。
五、在上海交易所投机。上海交易所大部是做公债、棉纱、棉花、黄金等买空卖空和实收实交的生意。上海裕华银行在张汉臣经理时期，也不时看风头做投机生意。不过买空卖空任何人也没有十分把握。裕华做此项生意，赚钱自然皆大欢喜，偶尔赔了钱，孔祥熙对张经理即大加斥责说：“我不是要指你们投机发财，代客人（大概是指宋霭龄）买卖未尝不可，行内做此种生意，简直是胡闹。”弄得张汉臣啼笑皆非。后来张迁居饭店养病，不理行事。1936年冬，孔又请来住过裕华的王吉甫以副经理代行经理职务。
裕华银行从1932年至1936年终，全行除一切开支外，净获纯益55万余元之谱。宋霭龄说：“此项纯益是由我动脑筋赚来的，不是由银行经营业务所得，应由我分配。”她先给合记（宋霭龄私人户头）拨出30万，又给庸德堂（孔祥熙户头）拨出20万，其余5万余元由行内同人分红。每人工资1元分到1元2角。
“七七”事变后，上海很快沦为战场，上海行结束业务，除留少数人留守外，职员大部还乡，行址迁到法租界迈尔西爱路根德坊。宋霭龄携行员李延根避居香港。孔祥熙在1937年4月间为参加英皇加冕出国。冬季回国，随蒋中央政府西撤。同时因战事关系，太原、天津两行也停止营业。
蒋中央政府迁到重庆以后，裕华银行运城办事处人员也移转到重庆。当时孔祥熙给了他们法市5万元。令他们仍以裕华名义经营银行业务，维持生活。后来孔祥熙鉴于长期抗战，重庆成了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了推动裕华业务的向前发展，聘请了铭贤学校教员武渭清任裕华银行总经理，裕华上又冠“山西”二字，资本100万元（内有他本族孔荫堂等资金一部）。重庆为总行，成都为分行，经理先为张杰臣，后为李子珍；西安分行经理前为姬奠川，后为刘德明；兰州办事处主任郭元甫。上海虽是沦陷区，但日军有一年多的时间未侵入租界，上海反而一度畸形繁华，且能与重庆、昆明等地互通电讯。所以孔祥熙电召王吉甫到重庆，嘱将原上海裕华银行改为重庆管辖之分行，因而迁入法租界的上海裕华银行尚做了一年有余的正常银行业务。迨至1941年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上海租界，封锁大后方消息，并下命令凡与后方通气者均以“资敌”论。上海裕华在此情况下，又将业务结束。行员除设法调往后方一部外，只留4人看管财产。1942年秋，日军宪兵队将裕华银行留守的4人，连同账簿、卷宗一齐抓走，押在日军宪兵营监狱中。日军宪兵为向上级邀功，说裕华银行案件很大，关系到孔祥熙的问题，并在日军占领区大肆广播。后经转托中国银行专员杨寿山（杨与日宪兵头目有同学关系）疏通，才将裕华4人释放。4人出狱后，陆续转往重庆。原上海经理王吉甫调至兰州任经理，将兰州办事处改为分行。
1945年日本投降，蒋政府迁回南京，重庆裕华总行改为分行。上海设立总行，在上海四川中路开张营业，大张旗鼓地开展业务，资本未改，营业以汇兑存放为中心。同时成立董事会，孔祥熙为当然董事长。天津英租界旧总行亦改为分行，经理由姬奠川（姬并兼河北省银行经理、国大代表）担任，业务不振，年年亏钱。1947年上海总行召开各分行经理会议，正拟积极扩展业务，并计划在太原、汉口等处设分行，不料蒋军在华北、东北各战场上屡战屡败，法币贬值，形同废纸。各银行都是出款多存款少，多半放弃正常业务从事倒贩黄金、美钞、进行投机倒把活动。各银行如此，裕华银行自不例外。就这样浑水摸鱼，不到三年，全国解放，四大家族之一的上海裕华银行�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