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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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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先生”心计险巧1933年10月15日，宋子文与蒋介石商谈为“剿共”再次发行紧急债券一事。事情谈完后二人大吵起来。蒋把最近一次“剿共”惨重损失责任推给宋，他怒气冲天声嘶力竭地怒吼着，假如宋提供了足够的经费，这次“剿共”本来可打赢的。宋张口为己声辩，蒋给了他一记耳光。（这一说法，虽未经当事人任何一方证实，但一般认为是准确的。）
宋子文的脸还火辣辣的，就离开了蒋的办公室。此后，他提出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蒋政府公报以“健康”原因解释他的突然辞职。宋子文对报界发表谈话，嘲笑了他患有“东方病”的报道。他私下透露：“当财政部长跟当蒋的一条狗没什么两样。”宋子文挨了蒋介石一记耳光这件事，还要归功孔祥熙。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挺曲折。
1933年10月29日，孔祥熙受命接替宋子文，任中国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无人当真以为他会有什么圣明之处。孔已五十有二，有些事永远变不了。尽管他采取过戏剧性行动，然而都是向后退的。此后11年中，孔是蒋的御用“国玺”——一枚橡皮图章。孔对蒋唯命是听，还要为夫人宋霭龄帮点小忙。记者斯诺写道：蒋介石显然更喜欢孔博士，他在党内没有威望，也从不公开抗蒋之命。
但是孔博士对现代银行业一窍不通。罗杰士（英格兰银行驻华代表）一次用厌恶的口吻对我说：“他的智力像个12岁小孩子。如果我把和他谈银行业务的谈话录音下来，再放给人们听，谁也不会再把蒋的政府当成一回事了。”另一位美国记者怀特则这样描述当时的孔祥熙：他胖墩墩的，脸皮松弛，下巴垂着一嘟噜肉。。是漫画家一见就乐的对象。。他很和蔼，不喜欢与人吵架，也不喜欢紧张。谁只要微微一笑，或哭诉着什么，就能哄他几乎干什么事都行。他是能说会道的美国推销员最心爱的目标，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被人喜爱，了解他的人，觉得他是那么可爱，都叫他老伯。大家都说孔祥熙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宋子文相形之下，则是彻底西方化了，特别是他那唐突的举止和心直口快的谈吐。《新共和》回顾了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的情形：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部内职员经常处于警惕状态。他们不敢有什么私人约会，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大老板是否会允许他们离开办公室赴约吃一顿午餐。。。他的中国职员想出了一个点子，这样就可以避免挨批：上午他们在办公室内聊天的时候，外面派人放哨；宋子文的汽车一到，那人就马上向大家报告；宋进办公室时，他们已各就其位，忙着算账，头也不抬，招呼也不打。
相比之下，孔祥熙的一班人系由宋家的亲戚好友、帮闲食客组成。王裕震所描写的，孔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极力讨好所有的政客和军阀。”宋子文操满口地道的英语，几乎没有一点中国腔。孔祥熙则喜欢中国老方式，讲中国话。孔是中国内地生长的人。
宋子文管理财政部，像纽约的金融巨头，这使他在西方很吃香——但是在南京却使他树敌很多。孔祥熙则是很随和，耐心和气。不管办法多么笨拙，有多大严重后果，只要能暂时解决中国的财政问题，他都高高兴兴地盖下他的橡皮图章。关于孔祥熙还可以讲很多，但是一提宋庆龄给他姐夫起的绰号或许就够了。当她得知他自诩为孔夫子的嫡系后代，干脆就以“圣人”称呼他了。
直到1927年，孔祥熙主要当蒋家的中间人。他为蒋介石提供了与北方军阀，特别是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内线联系。他似乎是通过那几笔财政交易，把他们拉到蒋的一边的关键人物，从而拱手把北京交给蒋介石。蒋在南京正式建立政权时，孔就被任命为工商实业部长作为酬谢。
孔祥熙任实业部长至1932年，在此期间，他对发展强大的中国经济所作的贡献，可从纺织业困境的例子得出总结。《中国评论》是这样报道的：在老河口，上等棉花每担价值20元，军阀在此地征税每担不下16元。
日本人因享有治外法权，可以避开这些捐税，而到内地采购棉花，不但供他们自己在华使用，而且还供（倒卖）给中国纱厂。在这方面，日本人不仅把棉花卖给中国纱厂为自己的工厂赚来可观的利润，而且为自己搞来廉价原料。假使中国纱厂使用洋棉，每担必须先付14元至15元的棉花进口税。棉花纺成纱后，必须缴纳每包8元5角至11元6角3分的统税才可生产。所以中国纱厂生产成本，比日本纱厂的生产成本每包高22元至26元。
显而易见，中国的厂商急需得到保护，以对付日本的竞争，急需减轻捐税负担。孔祥熙非但不去解决这一问题，却像只青蛙蹲在那里动也不动。宋子文从美国搞来一批价值5000万美元的麦和棉，暂使问题得以缓解。中国的厂商有了一个过得去的机会同日本较量一下。就在此时，财政部长孔祥熙插了一手，他豁免了日本厂商的关税，使他的同胞所取得的全部宝贵收益化为乌有。
1932年春，孔祥熙被命为特使，去学习西方实业组织，“旨在使中国自己的实业现代化。”他的日程包括国外旅行，以及在华盛顿拜会胡佛总统。陪同出访的有孔夫人与15岁的儿子孔令侃。这次是宋霭龄自大学时代以来第一次美国之行。蒋介石的宣传部门尚未完全有效地运转起来掩盖宋家的隐私。关于蒋、宋、孔的一些不可告人的流言蜚语己传到美国人的耳朵里。宋霭龄显然已经发现，她人还未到美国，而她那贪婪的名声却已先传开来了。她想访问卫斯理女子学院，但是想到在老同学面前如何难堪实在受不了。卫斯理女子学院校友会刊编辑尤尼思·汤普生在宋霭龄访美期间见过她。据她说：我看见孔夫人落泪，是女人生气流下的真正的泪水。我亲自为她取来阿摩尼亚药水，使她镇静下来。
。。她担心即使在最后一分钟，弄得臭名远扬，她也会受不住。我们答应她绝不大肆张扬，朋友们理解她需要点清静与安宁，有他们的合作，我们可以保证说到做到。她的同学接到通知，从四面八方来到卫斯理学院与她相会。整整两天，除了熟人之外，她谁也没见，只有几小时，把国家公务放在一边。
“熟悉的校园。。和我所热爱的那些人的面孔”使宋蔼龄深为感动，为此她捐赠一万美元奖学金，以资纪念格利法官——她作学生时候的学院院长。
孔祥熙一家人然后乘船赴欧洲，这是他们旅行最重要的一程，他们要参观德国兴旺的兵器工业，孔作了安排，要从德国购买价值2500万美元的武器。当时法西斯主义盛行，而他的连襟蒋介石又是主要倡导者之一，于是孔决定拜访墨索里尼。
宋霭龄先行抵达成尼斯。墨索里尼欢迎人员一行乘坐一艘摆满鲜花的小艇，迎接她乘的船。宋霭龄矜特地说：“太好了，那么大的场面欢迎我，使我感到很不安。”孔祥熙抵意后达成一笔交易，拖欠意大利的200万美元的庚子赔款余额，将用于购买菲亚特制造的飞机。墨索里尼将此事托付给他的英俊的脸庞黝黑的女婿、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具体办理。这项协议扩大了意大利对中国早期的空军的援助项目：在洛阳增建一所培训飞行员学校，在南昌增建一座菲亚特飞机总装厂。
孔祥熙在德、意的“成功”并非出乎意料。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方才兴起，需要合适的右翼主顾购买它的军火。在法西斯国家之中，意大利遥遥领先。墨索里尼的权势已经建立，相形之下，希特勒不过是个新手。希特勒访意时，身着不合体裁的衣服，脚穿磨破了底的皮鞋。而此时墨索里尼已把罗马的街道修建一新，清除了贫民窟，使古老的首都恢复了古典的宏伟面貌。
孔样熙一家结束欧洲之行回国后，打耳光这幕戏就排好了。1933年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很重要。孔样熙于1933年4月回国，宋子文刚刚起程，前往欧洲和美国。这下是孔祥熙这只“财老鼠”，趁宋子文这只“猫”不在之机，大逞威风的好机会。
蒋介石采取反共军事行动时，宋子文总是试图压缩蒋的预算。但是当宋暂时不在，蒋就狡猾地任命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并且命令孔拿出更多的钱来。4个月之后，宋从美国回来，发现蒋的开支超出预算6000万元，这笔钱用于最近一次反共的军事冒险。更有甚者，是姐夫孔祥熙轻易地放过了妹夫蒋介石——正是家族里一个成员利用另一个成员算计了第三个成员。孔使他火冒三丈，蒋口是心非也使他愤慨不已，宋急忙去见蒋。这次交锋发展到轰动一时的互相对骂，终至蒋打了宋子文一记耳光，宋子文只好辞职，孔就接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倘若说孔老伯是个傻瓜，那么他也是个狡猾的傻瓜。接替宋的职务对于这位“圣人”是一次高升。但是令人头疼的事也随之而来，换一个较小人物可能会觉气馁。
1933年11月6日孔祥熙上任，作为财政部长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号召全国慷慨解囊资助反共战争，他直截了当地宣布“剿匪”的成功，比预算的平衡更为重要。说过这番话之后，孔的第一棍就摧毁了宋五年中辛辛苦苦制定的财政限制措施。12月16日，孔祥熙主要通过发行债券为预算筹款，条件与宋提供的同样优厚。至1934年中，上海几家银行收支能力的三分之一与政府紧紧地拴到一起。这给农村与实业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正常情况下，银行贷款用于工农业，现在钱却通过债券形式流到蒋介石及其部队那里去了。简直再也没有别的什么比孔的债券更有油水了。银行以银元购买债券，这些银元经由国内金融市场，顺长江而下，直到乌烟瘴气的上海金融港口。把银币储备花在南京债券上，银行在两年当中兴隆发达令人目瞪口呆，而中国的农村却是民不聊生，经济萧条。
对于银行家来说，这一暂时的乐园乃是富人的天堂。世界上其他地方，有一段时间被大萧条这条巨蟒缠住，现在巨蟒正在朝上海蠕动。1933年美国放弃金本位，为偿付被萧条袭击的西方矿业国家，美国开始用白银充实国库，国会规定银价为每盎司50美分。对于上海金融家，这就意味着不用银元购买南京债券，而把白银卖给美国就可净获百分之十的利润。其后果对于中国经济是灾难性的。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债券销售一蹶不振。
孔祥熙一筹莫展。要保住白银不流出中国，孔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宣布禁止白银出口。财政部发表通告：“在另行通知之前，禁止外汇交易。”禁令无人理会。随之而来的是更加严厉的措施。如果白银外流阻止不住，那就征税。1934年10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声明：“鉴于银价上涨与一般商品价格水平失去正常比例，为维护中国经济利益，货币稳定，政府兹决定白银出口一律征收关税，并自10月15日起实行。”其结果是对出口白银征税百分之十，虽然仍有大量白银走私，逃避税收，但是税金缴纳后，其税额使中国价与英美市场提供的银价持平。于是白银停止外流。然而此时上海的白银储备已减少一半。与此同时，孔禁止白银出口使中国货币贬值百分之二十。面临公债券市场急遽缩小，而又急需资金，孔样熙首先向政府经营的中央银行求援。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将银行对南京债券的投资上限保持在1300万元。1934年，孔将上限提高到1亿7千300万元。孔用政府银行的钱购买政府的债券，购买政府的钞票，向政府提供贷款。蒋介石的金库就这样被孔装满，这简直是财政上的LuanLun。
孔祥熙加在白银交易上的百分之十的关税壁垒，使白银交易骤减，但是也使金价相应上升，因为投机者已转到黄金生意方面来了。孔采取措施确保中央银行，作为中国黄金交易的专卖机构，从新的黄金市场中牟取厚利。他还免征银行的白银出口税，以便中央银行能够独家向海外出售大量中国白银，而获高额利润。即使如此，光靠中央银行也难保南京政权的生命。
为了避免破产，南京政权又一次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而且为了将来再出现这种情况，还要想出个法子，使银行界从此就范，一劳永逸。蒋介石认识到，尽管不大甘心，他再次需要中国最好的财政智囊的帮助。他咬了咬活动的假牙，把宋子文找来。蒋煞费苦心地装出一副念念不忘兄弟情谊的姿态，可是达成的这笔交易，却是“直截了当”的无情的买卖安排。
蒋介石有权而无钱，宋子文知道如何搞到钱，但是再也不能容忍蒋。孔祥熙将在蒋、宋之间起联系调解作用，并且作为财政部长，执行蒋的指令。他们经过长谈之后达成一项协议，宋则继续作他的私人金融家，但随时可为蒋、孔出谋划策。与往常一样，他们三个联姻兄弟将得到杜月笙的幕后支持。杜此时是几家银行的董事，在其他大多数董事会里也有他的爪牙。他们通力合作，就会使上海银行从此服服帖帖，最终收为国有。宋子文将受命控制国有化后的银行。他在这一位置上，将能与孔祥熙在财政部搞得那些古怪名堂相抗衡，并且可以制约蒋在财政方面的过分行动。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上海银行大接管。此次密谋的白脸就由孔担任。其实上海私人银行家们已经把孔看成白脸了。宋躲在幕后，给孔出主意。
首先于1934年7月，南京政府通过储蓄银行法，规定所有银行，将其四分之一的财产，购买公债券或有价证券。这样做法，同蒋派兵到银行，抢掠保险库中四分之一的资产别无两样。抗议之声四起。但是抗议无济于事。实施中，南京并未全面强制推行新的储蓄银行法，而是有选择的，带有惩办性地执行。
上海银行公会（由江、浙巨头组成）暗中控制中国所有的银行资产近四分之三，而南京政府直接经营的只有两个银行——官方的中央银行，与多少是由蒋个人控制的农民银行。
一些私人银行家，尤其是拥有万贯家产，精力充沛的张嘉，料到即将发生的事。张嘉璈是中国银行行长，并且还掌握另一家上海大银行——交通银行。合到一起，有政府新近创办的中央银行三倍之大，相当于所有中国银行全部资金的三分之张嘉璈一生大部分时光致力于银行事业，现在为了挽救他的银行的独立性，他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企图抛出他手中所执有的南京债券。张此举恰好与孔发生顶撞，孔也正要把4000万元的公债券推销给不知内情而又情愿购买的投资者。麻烦生事的张嘉璈必须下台。
孔祥熙毕生头一次谨慎从事。假如大众对这两家银行发行的银行钞票失去信任，那么政府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之举将毫无意义。1935年2月28日，在有宋子文、孔祥熙、蒋介石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蒋坚持主张大接管照常进行。
孔样熙立即发动针对这两家银行的谣言攻势。他与愁眉不展的实业家分别谈话，含沙射影地说，中国所有的麻烦事，都是大银行家们招来的，这就是为何商人得不到贷款，银根紧缩，利率如此高的缘故。他们忧心忡忡，为惨淡的金融前景担忧。孔与宋霭龄自掏腰包，慷慨地款待这些容易上当的上海实业家，并且离间他们与银行家之间的关系。宋子文随声附和，杜月笙也出来帮腔。
3月，银行大资本家杜月笙对上海实业家首领倡议召开一系列会议。杜和孔担保如果能组成包括中央、中国和交通三行的银行团，那么实业界情况就会普遍大为改善，低息贷款随时可得。他们小心翼翼地提出这项建议，让别人听后，仿佛觉得这不过是他们个人的梦想。许多银行家都为会议的调子所蒙蔽。
1935年3月23日，南京政府事先未发出警告，就突然宣布政府将立即接管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孔祥熙为此举辩解，他貌似有理地说，有必要加强银行的信贷能力，从而可以向实业家提供更多贷款，以战胜萧条。一俟接管完毕，孔就“忘记”为中国实业提供救济贷款的事了。
作为对宋子文参加接管的奖赏，他被任命力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取代了张嘉璈。
由于银价波动过大而使中国经济蒙受损失，所以孔详熙的下一步是决定取消银本位，使政府发行的钞票成为法定货币，即法币。但是仔细考察一下，显然孔样熙是用他控制不了的白银，去交换他可以通过加快印刷而控制的纸币。1935年11月3日颁布法令，要求银行与个人持有的全部白银，在三个月之内兑换为法币。四家银行受权发行新币，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
兑换由货币储备委员会监督执行，委员会以白银储备作担保，以防止发生预料中的通货膨胀。一些受尊敬的银行家，以及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还有著名的“慈善家”和“人道主义者”杜月笙都是该会的领导成员。
当孔祥熙两次发现国库出现赤字时，孔觉得这次机会实在难得，他要大量发行新币。1935年11月至1937年6月之间，全部流通的法币从1亿5千3百万元，猛增到14亿7千7百万元，其中只有半数是以交换纸币的白银作为支持，其余的5亿元以上只是政府制造的，为还债用的一文不值的废纸。1935年财政年度以后几年的准确数字不得而知，因为此后南京政府再也没有公布预算或支出。诚然，以后出现的惊人的通货膨胀的罪责，不能全都推到孔祥熙身上，但是他那滥用钞票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无疑是主要因素。南京政府官员，尤其是处于高位的官员，利用孔的经济政策，以及操纵通货膨胀大发私财。中国的大银行现在由一个大家庭（不幸的家庭）经理。在孔祥熙的一连串运作下，杜月笙也成了当时一位十分体面的人物了。
他是许多家银行、公司和交易所的董事，其中也包括中国银行，真是无孔不入。无怪乎杜月笙自己设在法租界的中汇银行，是1935年之后利润保持稳定的少数几家私人银行之一。
然而，正如经济学家帕克斯·科布尔曾经指出的那样：尽管杜月笙在“合法的”商界取得了出人头地的地位，他仍然是黑社会中吃人不吐骨头的魁首。连在商界与他交往甚密的孔祥熙，也得提防着他的势力。在法币改革时期，孔祥熙吸收杜月笙参加了货币储备委员会。英国顾问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反对这项任命，因为他认为杜月笙声名狼藉。孔祥熙承认有这个问题，但对李滋罗斯直言相告，说杜月笙“无疑是个投机家，还是一个流氓头子，但是”，孔祥熙在记录中写道，“在上海有上万人对他唯命是从，他随时都可以制造混乱。”
孔祥熙和李滋罗斯关于财政问题的慎重谈话，是在孔公馆里进行的，当时宋霭龄在场，只因为她是宅第主妇。（这显然是孔家商谈业务的标准程序，因为这使宋霭龄得以利用她偶然听到的谈话。）当这两个人共谋各种可能的货币改革措施时，宋霭龄开始一步步提出她的“建议”。李滋罗斯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人摆布，于是，他愤愤然中断谈话，大步走出了孔公馆。此后发生的事，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所记载。
根据从谈话中所听到的，宋霭龄向杜月笙透露了政府在外汇交易方面即将采取应急措施的内情。杜月笙误解了她提供的情报。他投资不当，亏了本，损失5万英磅，相当于当时的25万美元。他不甘蒙受损失，抱怨孔祥熙，要求中央银行给予补偿。孔祥熙断然拒绝。“那天晚上，”李滋罗斯写道，“一口头号棺材放在孔博士家门口，周围有五六个送殡的人。”次日，孔样熙召集中央银行董事会紧急会议，一致同意补偿最近在外汇市场上蒙受损失的“爱国公民”。
在李滋罗斯叙说的从银市转改为纸币的过程中，他又提到财政上的一件怪事。这件事涉及1933年4月成立的农业银行。这家银行纵然不是由蒋介石亲自控制，也与他个人有着密切联系，银行可供他私人使用，俗称“（鸦片）农业银行”。农业银行是收取鸦片税和海洛因税的渠道，受军事委员会首脑蒋介石的直接控制。每当蒋介石感到资金短缺时，这家银行就发行钞票。它的储备情况不受任何形式的审查，当李滋罗斯要求这家银行在受权发行政府的新法市前，应遵循规定接受审查时，蒋介石大发雷霆。无人能要求农业银行公布它的账目。
在孔祥熙搞钱的许多“门道”中，他常自鸣得意的一件事，是利用垫付美国人在华的支出，刮到了几亿美金。自从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美国军事人员源源来华，开始时，他们常把带来的美金现钞从黑市中售出，换取法币开支。其时重庆法币与美金的牌价汇率是二十兑一，后提高为四十兑一，而黑市则已超过一百兑一。其他城市如昆明、成都等地，又有当地的黑市价格。孔看到这一情况，以美国人在华不能从事黑市买卖为理由，建议美国军政人员在华一切支出，由中国政府垫付法币记帐，再由双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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