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4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每只船配置45名日本水手，每一船上的中国人由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医生、军中医务人员和50名左右的保安部队随行。每一只船上有两名国民党中国的“纪律军官”，带着电影和娱乐用品，并且准备向这些战俘上课，告诉他们对于到了台湾后所要作的事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志愿军战俘被掠到台湾之后，台湾当局大张旗鼓地进行政治宣传，蒋介石于1954年1月就志愿军被俘人员到达台湾发表文告，2月3日召见“战俘代表”120人，4月5日，台湾当局强迫全体被俘人员宣誓加入国民党军队。台湾当局宣称：“军事反攻还未开始，政治反攻已上成效，到台战俘就是证明。”当然，这完全是欺人之谈。在被掠去台的被俘人员中，除极少数被台湾收买成志愿军的叛徒外，绝大多数是迫不得已的。

这些被劫夺的志愿军战俘日后的命运也是相当悲惨的，罗治芳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

罗治芳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卫生员，家在湖南溆浦县。1950年7月，他只有17岁，便随部入朝参战。由于作战中救护勇敢，火线光荣入党，还立了二等功。

1951年10月的一天，他所在的连队守备中线临津江803高地，被美军直升机用喷火器攻击，阵地顿成一片火海。他与几个战友蹲在防空洞内，被烟火窒息昏过去。待醒来后，艰难爬出洞外，在举枪向几个敌人射击时，被侧后突然跳出的美国兵抱住，落入敌人手中。

他在战俘营被折磨了3年，两臂也被硬刺上了反动字迹。1954年被掠到台湾。由于他仍然进行反抗，在桃园“难民营”被关了两年，受尽摧残。1956年，他同一些难友一起被编入国民党工兵部队，分到外岛小金门，整天在外面修码头、工事，风吹日晒雨淋不算，仍然像有战俘营一样被严格看管，饭吃不饱，苦不堪言。

后来部队换防到高雄，他学会了开汽车，被调到桃园运输营当驾驶士，开着翻斗车，整天拉石送料，饥渴难熬，心情十分郁闷。一天不慎车尾撞倒了一个退役军官，重伤致死，坐了2年监牢。刑满释放后，有一次去医院看病，只因用废纸包着大便去送检，便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受尽苦头。最后被勒令退役，只发给了够买5条香烟的生活补助金。退役后身无积蓄，举目无亲，连吃住都成了问题。

台湾退除役辅导委员会（安置退役兵机构）将他送进花莲“荣民”医院农场作苦力，一干就是七八年，只给一点生活零用费，不发工资，医院给扣着身份证，想走也走不成。在台湾没有身份证是无法进行任何活动的。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保人，要回了身份证，脱离了那白白当牛马的“荣民”医院农场。

出来后，虽然可以挣点钱，但工作、生活毫无保证，先后做过建筑工、包装工、清洁工，一直到1986年。在这期间，他省吃俭用，拼命干活，想积攒下点钱，有个回大陆老家的路费。因为他在台湾30多年，风风雨雨，历尽艰辛，直到50多岁还孑然一身，冷暖没人管，病老无人问。每逢年节，更加寂寞痛苦。新春佳节，就想起家乡热腾腾的年粑和甜酒；5月端阳，便想起故乡溆水里那热闹壮观的龙舟赛。8月仲秋月正圆，见别家妻儿欢聚，更想念山青水秀的家乡长坪和80高龄的父母双亲。30多年酸涩苦辣，使他再也忍受不了那种非人的折磨，坚定了回祖国大陆的念头。

无奈台湾当局实行“三不”政策。他就注意收听大陆广播，了解大陆的情况，思考回乡路线，筹措回乡盘缠。他当时的家产，除了一辆旧摩托车、一架照相机和几件随身衣服，就一无所有了。

1986年2月，他到台湾旅游局办理了出国观光护照，交了5000元手续费，又花了8700元买了去泰国的飞机票。3月5日，终于踏了梦绕魂牵的归程。他本打算经泰国，转道缅甸，返回大陆，但到了泰国，身上带的几个钱都花光了，进入缅甸因无手续，被判刑半年。被放后，从通向云南的缅方边防区，一路翻山越岭，历尽艰辛，才回到祖国怀抱。他受到云南边境解放军热情接待，并被送到老家湖南溆浦县，1986年9月10日，他坐着县政府派的专车回到家中。

第四章北面停战，毛泽东重提“解放台湾”。解放军“清理门户”，美蒋签订共防条约。两军首次大海战，陆海空合攻一江山岛

第一节美台预谋协防条约台向美方提出缔约建议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至此，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然而，停战协定的墨迹未干，美国便与南朝鲜于同年8月8日签订《美韩协防条约》（草案）。前一天，杜勒斯发表声明，称他与李承晚达成了协议，不排用军事手段来统一朝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感到危险将临的台湾当局，也积极通过外交途径，向美方提出缔结防御条约的建议，以便借助美国的力量来与共产党抗衡。

美国出自本身的利益考虑，既需要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同时也担心台湾利用沿海岛屿频繁对大陆采取袭扰军事行动，最后将自己卷入与中共的直接冲突之中去，所以觉得有必要订立一个条约来约束国民党军队。于是，双方进行了频繁的接触。

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都在告诉世人，美国政府的目标不仅仅为了朝鲜半岛的枪声停下来，而是为了扭转杜鲁门造成影响美国战略全局的被动局面，最终仍要执行遏制共产主义的“遏阻战略”

毛泽东重提解放台湾10月，中共中央军委在杭州召开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杨勇关于朝鲜形势的报告。

毛泽东一边津津有味地吸烟，一边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微微点头，时而淡淡一笑。

杨勇报告完毕，毛泽东一面吞云吐雾一面说：“朝鲜停战了，我们身上的担子一下轻了很多，不过，恐怕还不能大意，要有所准备，防止战火又起，备而无患嘛。这两年我们那位在台湾的蒋先生，趁我们抗美援朝无暇他顾之际，仗着有‘山姆大叔’撑腰，很是兴风作浪，在那里做反攻的美梦哩！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腾出手了，我看该集中力量去解决台湾的问题了。从现在起，就应该就此着手准备，要长治久安，不解放台湾不行。请诸位就此发表高见。”毛泽东在这时提出解放台湾问题，在座的军委委员中也有不理解的。

首先，三年朝鲜战争使新中国耗资巨大，已经损失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元气尚未得到恢复。如果渡海解放台湾，必然需要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对于国内的经济建设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极为不利。

第二，人民解放军经过朝鲜战场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较量，陆上和空中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可是，面对台湾、金门的福建省，无一寸铁路，无一个机场，空军、炮兵入闽极为困难，后勤供应无法保障，而海军发展还刚刚起步，十分薄弱，不利于实施大规模渡海作战，特别是台湾得到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使台湾、金门的防御力量远超过1949年，实力已大大提高。

第三，当时整个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如在台湾海峡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也不利于国内建设。更主要的是美国插手台湾事务，

第7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使台湾这一中国的内政问题复杂化，行动很可能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

解放台湾所面临的困难毛泽东是十分了解的，提出这一任务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毛泽东认为：“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目前，如果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有所作为，任美国肆意活动，搞“一中一台”、“两个中国”或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随时间的推移，给世界造成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既成印象，这是一生致力于祖国统一的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纯属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毛泽东甚至考虑到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不惜再战的可能性。

朱德建议“清理门户”

“我完全赞同主席的意见。”国防部长彭德怀和以往一样，率先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现在朝鲜局势已经稳定下来，我看应该把空军移到福建和浙江来，首先夺取沿海的制空权，这样才能确保渡海部队的安全。”

“毛泽东点点头并补充说：“还有制海权。没有这两权，我们的战士跨海作战的安全就难以保证，要尽快地把这两权夺过来。”

“主席和彭老总的意见我都赞成。”朱德建议说。“我认为可以分两步来走，首先是‘清理门户’，也就是把沿海那些还被国民党占领的岛屿解放过来，把我们的门户打扫干净。这样，既解除了对我东南沿海的威胁，打通了海上的南北航道，也砍掉了台湾的手脚，使我们下一步解放台湾时没有后顾之忧。”

“‘清理门户’，说的好。”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举双手赞成。”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提议说：“我认为‘清理门户’可以从大陈岛开始，它是浙江东南沿海岛屿国民党守军的指挥中心和防御核心，攻克大陈岛就能击中敌人要害，浙江东南沿海其它岛屿就有可能不战而克，这样我军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

大陈列岛位于浙江台州湾外，包括蒋儿岗、东矶山、高岛、头门、上大陈、下大陈、琅玑山、龙金岛、一江山等20多个岛屿，其中上大陈、台州岛、下大陈3个岛如一个等边三角形紧靠在一起，面积共有100平方公里，相互之间最远距离只有2。2公里，所以一般人把这三个岛混为一体，通称为大陈岛。

从上海往南到镇海、厦门的船只都要经过大陈岛水道。因大陈岛被国民党军所占据，所以新中国的南北航运被截断，以大陈岛为基地的国民党海军舰队，对长江口、杭州湾是个很大的威胁，并控制舟山渔场，而从大陈军用机场起飞的飞机，不用半小时就能飞临上海。

大陈岛确实是新中国的心头大患。

“大陈岛就交给你陈毅了。”毛泽东说。“你们华东军区先拟定一个作战计划，报军委批准后实施。一定要拔掉这颗钉子。”

1954年1月，华东军区几经研究，提出了陆海空三军联合攻打大陈岛的战役计划，报中央军委批准后，立即着手进行作战准备。

第二节史密斯失态日内瓦日内瓦会议的由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同时，在国际上，为了防止美国利用朝鲜问题欺骗世界舆论，推行他们的反共“遏阻战略”，中国政府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磋商并征求了苏联政府的意见，一致认为，只有召开同朝鲜问题有关的非参战所有国家的政治圆桌会议，才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其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这不仅对朝鲜的和平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于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中朝的建议，美国先是抵制，后又利用它在联合国的霸主地位，在同年8月17日召开的七届联大第三次会议关于朝鲜问题政治会议的辩论中，强行通过仅由交战双方参加谈判的决议，但允许苏联参加。

为了不使朝鲜问题政治会议中途夭折，中国政府于1954年1月9日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苏联政府主张的召开五大国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的建议，并认为由即将在柏林召开的四国外长会议，导向有中国参加的五国会议来促进迫切国际问题的解决，将会有利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

同年1月25日至2月18日的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上，苏、美、英、法达成了由苏联、美国、法国、英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武装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并愿意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代表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讨论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中国政府接受了与会邀请。

周恩来醉酒莫斯科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参加的第一次重大的国际会议。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有关的原则、方针。身为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从我国被邀参加日内瓦会议初步议定之时起，就着手布置各项准备工作。

师哲在《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中这样回忆：在这段时间里，总理的外交秘书陈浩常常晚上打电话把我找去。我去西花厅时走大门进去，谈完工作后，往往已是后半夜了。陈浩把我从西房后的夹道送出来，边走边解释：大家都睡了，大门已关了，只好走小夹道。当年的陈浩是个年轻的女同志，做事十分认真负责，细心周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切安排就绪后，周恩来和少数同志先行到莫斯科，同苏联方面协商有关事项。

在出发之前，李克农和师哲应约前去西花厅看望邓颖超。她祝愿代表团一路平安、一帆风顺到达日内瓦，并杰出地完成任务。然后，又极其关心地讲了周恩来的近况、工作与生活习惯。她说周恩来时常流鼻血，嘱咐李克农和师哲对周恩来多加关心和照顾。

周恩来到苏联进行工作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商议和协调中苏双方对日内瓦国际会议采取的方针、政策，以及对会议进展情况和可能取得的成果进行分析和估价。

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了一致的看法，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于是，周恩来决定回国向中央汇报工作，然后率代表团到莫斯科。

临行前的一天晚上，赫鲁晓夫设宴招待中国客人。席间，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地向周恩来劝酒。周恩来虽酒量过人，却患有肝脏病，过量地饮酒引起了不适，加上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同他拥抱旋转，终于出现了呕吐。见到这种情况，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一时失神，手足无措。莫洛托夫急忙同张闻天，把周恩来送上汽车。莫洛托夫边走边说：“这是我们的过错，没有照顾好你，我们感到内疚！这是我们应当汲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在我们。”这些话是诚恳的，因为他深知周恩来将作为他的战友，不久以后将在同一条战线上带领一支友军与他协同作战，怎能不关怀友人、同志的健康呢？！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周恩来已停止了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随行人员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把他扶上床，让他安睡。同时，请来了皇宫医院的一位老名医给他诊断、医治。医生检查之后说，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得过病，所以经不起酒精的刺激。现在应该使他安静地休息，明日他再来探望。然后，给了一点药，就走了。

第二天清晨约8点左右，周恩来醒过来了。他说自己比昨天好多了，只是还有点头昏脑胀。接着他问翻译师哲：“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出格儿的地方？我是说了一些话，但具体内容一点也不记得了。”

师哲回答说：“没有什么出格儿的话。讲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善意的。你说你在1928年中共召开六大时，见到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你们向他学习等等。我想，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只是错误他说成莫洛托夫而已。”

“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

“没有！确实没有！”

周恩来说：“我昨天晚上离开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醒了。”

师答：“在外表上看不出来，周为言语、表现都很正常，甚至看不出有多少醉意。否则，早请你回寓所了。”

早8时半，那位医生又来探望周恩来。医生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建议好好休息一天，绝不应跋涉长途。周恩来本来打算当天回国，于是只得留下。上午他在寓所休息，下午进行了参观，次日启程回国了。

周恩来回国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央汇报会谈情况，确定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我方的立场、态度、要求和会谈的方针、政策、策略与各种谈判方案，以及中、苏、朝、越四方代表之间的合作、协调等问题，以便更有把握地搞好合作，配合行动，开好会议。

汇报结束后，周恩来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个别汇报。

“主席，这次我还犯了个错误，要向你检讨呢。”

“什么错误？”

“我在宴会上喝多了。。”

“比重庆喝得多？”

“吐了，回来的日期也推迟了一天。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

“哈哈，”毛泽东笑出了声，轻描淡写地把手一挥，“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恩来，你这次率团出征任务不轻啊。”毛泽东转移了话题。

“主席，我想听一听你还有什么指示。”周恩来望着毛泽东说。

“我还是政治局会议上的那个态度，争取两个成果，至少也要有一个成果，不过，说不定杜勒斯不给你周恩来这个面子，让你空手而归。”

周恩来听完毛泽东这番幽默的话语，会心地笑了笑，他感到了此次日内瓦之行的责任。

4月2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情绪高昂，谈笑风生，他对师哲等不曾离开莫斯科的我方人员说，他向主席作了汇报，承认了错误。

起初师哲等不明白周恩来指的是什么，谈完后，他们才明白。师哲不以为然他说：“多喝了一杯酒还值得向中央汇报？！如果这样，那些苏联的酒桶们恐怕得三天两头儿向中央作检讨了。”

周恩来说：“那不同，那是他们。”

周恩来再次来到了莫斯科，代表团又用了两天时间，除协调与会的方针、策略和校对口径外，还研讨了需要整理和研究的材料。这时，胡志明、范文同也在莫斯科。周恩来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胡志明（化名丁同志）一起研究了印度支那问题。

利用逗留两夭的机会，中苏双方举行了各种座谈会，邀苏联外交部的若干人，包括葛罗米柯，到8号公寓来座谈，回答中方代表团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介绍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的斗争经验和应注意的事项等等。

座谈中，中方代表提出的问题很多，苏联外交人员回答得也比较细致。

给中方代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如何保密，如何防止被偷听、被窃取、上钩、上当、走漏消息，或受骗等。

葛罗米柯说，我们的对手是狡猾的，会用一切手段刺探我们的意图和动向。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而且要用一切办法把我们置于他们的掌握之中。现代技术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使各种窃听、窃取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因此，我们要行动检点，注意保密，尤其应该随时注意，不论住旅馆、公寓、沙龙或别墅，都难以防止或发现他们事先早已设置的窃听器，或其他窃密装置。

机舱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因为日内瓦会议是我国第一次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练兵，我方有意多派了一些同志，共约200多个工作人员，是第二个大代表团（苏联代表团有近300人之多）。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都是代表，王炳南力秘书长，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悼如、雷英夫为顾问。张闻天、王稼祥没有参加完会议的全过程。李克农由于不懂外文，而主要负责代表团秘书、机要、警卫、翻译、后勤等内部事务。一切工作安排主要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主持。

4月24日上午，我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往日内瓦。飞机在东柏林短暂停留。民德总理格罗提握到机场迎送。当代表团正在机场中心大楼进餐时，有人通知说，莫洛托夫的专机即将来临，请大家加快进餐。大约在莫洛托夫到达柏林之前十多分钟，中国代表起飞继续前进。

登上飞机后，中国代表团才发现机舱里多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个身着军装的年轻人。经了解，他是一个美国士兵，来执行任务的。原来，东西方之间有个协议，从东柏林起飞的苏联飞机，飞经西柏林和西德领空时，一律得事先照会在西德的美国驻军，西方驻军派一名观察员随机飞行越过西柏林和西德领土上空。那位不速之客，就是执行此项任务的。看样子，他只有20多岁，红红的脸蛋儿，满脸的稚气，笑眯眯的容貌，惊奇地张望着机舱里的乘客。中国代表团谈笑风生，你来我往，亲密无间。他受此气氛的感染，不由得独自笑了起来。他可能是第一次见到东方人，对机舱里任何人的言行表现，无不觉得新奇、惊愕。

24日下午，我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机场。刚一下飞机，各国摄影记者发疯似地拍摄镜头。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声明说，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