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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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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落”，“其政治影响甚大”，因为“台湾人半数以上原籍福建，对故乡十分关怀，南洋一带的侨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果福建失败了，“就更误解为我们国民党彻底失败了。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去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所以，“必须死守”。
训话之后，蒋介石又就地图对浙、闽、粤边境和各海岛的防御作了防守部署。接着传见了九个主要将领进行单独谈话。除进行鼓励外，还了解其他人是否忠诚可靠。这次蒋介石连续工作了5个小时之久。
从将领们的谈话中，蒋介石了解到：各军新败，士气颓唐，装备缺乏，兵员不充，有的士兵竟衣不遮体。有的将领直言不讳地对蒋介石说，上海有那样巩固的工事都守不住，何况福州这个背水城市呢？
蒋介石仰首叹息，最后说出：“此绝地也可以生。。有我领导你们，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复兴。”
“美龄”号载着蒋介石于6月21日下午3时半离福州飞往下一站。汤恩伯率领与会将校在机场列队送行，汤指示大家要目送蒋介石飞空。当“美龄”号消失在海空相连处时，目送蒋介石的众将校，心中都默念着：“永别了！”就在蒋介石专机刚从福州的南郊机场轰鸣着飞向他的第二站时，在北平郊外香山脚下双清别墅的一间极为平常的房间里，毛泽东正若无其事地抽着烟，当一根烟抽完时，他站起身来走到桌旁将手中的烟蒂在烟灰缸上按灭，然后拿起电话要通了三野指挥部。。6月25日，三野指挥部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向十兵团下达结束休整提前入闽的命令。
7月2日，十兵团从浙江省嘉兴县乘火车，沿浙赣线西进，于浙江省的江山县和江西省的上饶下车，然后分成两路急速向闽北挺进。
福建本来就是一个多山的省份，加上此次十兵团入闽作战采取的策略是出其不意，克敌必胜，务求歼敌于陆路，故各部选取的行军路线多为没有人烟的地势险要的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以增加大部队行军的隐蔽性。
7月的闽北大地正值三伏酷暑，天气阴晴变化无常，一会儿骄阳似火，晒得大地热湿气升腾，远处看上去似如一片水雾，行军在这片水雾中的战士个个如同在洗“桑那浴”，大汗淋漓；一会儿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暴雨倾泻而下，使人在这雨幕中辨不清东南西北。而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丛林中的蚊虫和蛇蝎的叮咬，使这支在山东老解放区组建起来的“北方军”遇到了比攻坚战更为难以克服的困难——疟疾和烂裆症，全兵团的非战斗减员急剧上升，大大影响了部队的行军速度，致使200多公里的路程竟用了20多天的时间。
7月26日，兵团部率28军、31军经浦城到达建瓯，29军经崇安到达建阳、南平，这样十兵团的3个野战军都已按照到达了战役集合地。
到达建瓯后，兵团立刻召开了军以上作战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参加会议的有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省委书记张鼎丞以及各军军长、参谋长等。
在战役发起之前，往往是战役指挥者最紧张、最繁忙，也是最费神的时候。作战方案的优劣好坏，直接影响战役的成功与失败。因此，指挥者不但制定总体作战方案，而且要考虑到各个细节，特别是注意可能突然发生的情况。既要知己，也要知彼，方能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百战百胜。
会议已经进行了一会儿，大家对这次战役如何打各抒己见，争论热烈。
叶飞司令员一面听大家的意见，一面将有价值的意见记录下来。随后，与身边的韦国清、张鼎丞商量一下，站了起来，在座的指挥员们停止了议论，肃静下来，目光都注视着司令员。
叶飞略微停顿了一下，扫视了一遍会场，用带有闽南口音的语调说：“同志们，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和三野总部就命令我们入闽，参加解放全福建的战斗，可以说是对我们的信赖和鼓励。因此，大家不可以满足和骄傲，要乘胜前进，打好这一仗。”
叶飞端起茶碗喝了口茶，接着说道：“全国形势大家也都知道，一派大好。蒋介石已兵败如山倒，不堪一击，因此，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之机，穷追猛打彻底消灭之。”
“前面大家对解放福建提了很多宝贵意见，对首先要集中兵力全力围歼福州地区的朱绍良、李延年兵团，控制闽中；其次，乘胜南下，攻占泉州、漳州、平潭、厦门和金门等地，力求消灭汤恩伯兵团，解放福建全省这一总体方案并无异议。”
叶飞略微沉吟了一下，指着墙上的地图说：“争论较大的是如何完成第一步：解放福州。我们从地下党同志们那里得到确切情报，福州地区敌军约6万人，是朱绍良、李延年管辖的六兵团。分布是：敌25、96军为左翼，位于城西北闽西侧地区；敌74军为右翼，位于连江、琯头一线；敌73军驻守福清、平潭岛；福州市区由敌106军防守。分两步防守，一是拒我军于闽清、罗源一带，保住福州。二是如闽东、闽北防线被我突破，敌则可由海路逃往平潭等岛屿，或陆路西窜沿福厦公路逃往厦门、漳州及广东等地。”
“戟福州的作战方案归纳起来有两个。一是采取大迂回，断其陆上海上退路，向南迂回，占领福州以南的福清、宏路，截断福厦公路，分割福州朱绍良兵团和厦门汤恩伯兵力之联系，截断福州之敌从福厦公路南逃的退路。执行这个方案困难较大，因为向南迂回的部队，要从尤溪出发，翻越百余公里崇山峻岭，然后从永泰钻出来，攻占东张，才能夺取福清，宏路。这一路全程200多公里，山多，山高，没有公路，没有大路，只有山地山径，不能携带大炮、山炮，只能轻装。
第二个方案就是只向东迂回，攻占马尾，断敌海上退路。”
叶飞稍顿将语调提高了一度，看着大家分析：“我认为，两个方案相比，前者不但艰苦，而且也是一着险棋。”
韦国清政委插话说：“请大家注意，这招险棋险在何处？险在担任攻占马尾任务的部队，只有两天路程；而担任攻占福清、宏路的部队，却要翻山越岭，自带5天干粮走五六天，因此长途行军必然疲劳。这支疲惫之军还要立即作战，（禁止）福州与泉州之间，很可能遭到敌军南北夹击的情况。险就险在此处。”
叶飞点点头表示同意韦国清的解释，继续说：“假如我们采取第二个方案，虽然比较稳妥，但由于没有大迂回占领福清、宏路，不能断敌南逃的退路，即使追得再快，也不能顺利通过闽江桥，渡过乌龙江，可能变成赶鸭子，而不能全歼敌军。因而造成敌军可能利用陆路福厦公路南逃，使我们在解放福建总体作战第二步计划实施时增加困难。所以，我与张鼎丞、韦国清同志权衡再三，决心采取第一个方案，实行大迂回，在福州外围撒下天罗地网，以求全歼福州之敌。”
最后，叶飞司令员向各军下达命令：以31军为左路军，由古田出发，担任攻占连江、琯头、马尾断敌军海上逃路的任务，马尾占领后迅速向福州攻击；以29军为右路军，由尤溪、南平出发，实施大迂回，担任攻占福清、宏路，截断福州朱绍良、李延年与厦门汤恩伯之间的联系，断其陆路南逃的任务；以28军为中路军，担任由古田向福州正面攻击的任务。
8月6日，各军遵照兵团总部的指令开始隐蔽疾进，逼近福州外围。11日右路29军经过5天急行军，攻占了永泰；13日左路31军攻占了丹阳；15日中路28军攻占了连江、马尾等地，割断敌海上逃路，并开始向福州攻击。右路29军已攻占福清、宏路切断敌南逃之路。中路28军已逼近市区。这时，大迂回方案已基本完成，敌人已成瓮中之鳖。朱绍良、李延年大为惊恐。8月16日下令分兵从海上陆上向平潭、厦门逃窜。临逃走时，朱绍良还欺骗部下说：“对保卫福州有充分信心，希望大家保持镇静，不要自相惊扰。”当日，他自己丢下部下与李延年乘飞机逃路了。
十兵团所属的3个野战军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于8月17日解放福州。
除少数残敌逃到平潭和厦门岛，共歼敌1个兵团部、5个军部、14个师约5万人。
6月1日，蒋介石抵达台湾高雄要塞度端午节。虽惊魂初定，但局势严重，心绪难宁。先寄希望于长江天堑，保半壁河山，结果是美梦一场。如今上海失守，伤及国际观瞻，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的战略，亦成泡影，国事真到了不可为的程度了。
至此，十兵团提前入闽后展开的解放福建的第一阶段战役结束了，残存在福建境内的蒋军龟缩在闽南的漳州、泉州和厦门的几个孤立点和沿海岛屿上，已成惊弓之鸟。
“避寿”阿里山1949年10月初，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在蒋经国、谷正伦等20余随员簇拥下，来到阿里山。
这天，蒋介石面上颇有倦色，他在臣铺上稍事休息后，即行上山。专车沿崎岖山道盘旋而上。一路森林的海洋，奇石峥嵘，飞瀑奔泻，使人犹置仙境之中，但这山光水色，均未引起蒋的兴致，反而使他越发怀念溪口风物。车行一小时后，都下车去观赏“神木”。这是一株“亚洲树王”，已长了三千多年，树围20多米，高过20层楼，异常壮观。谷正伦拍马说：“愿总统寿比神木，万年长青。”蒋介石还是高兴不起来，反而似有感慨地说：“人的寿命和这棵神树比起来，实在太短促了。”
当晚，在贵宾馆附近举办了一次篝火晚会。别人边歌边舞，但蒋介石却只在旁边观看，由谷正伦代表在场者向蒋介石致祝寿词，蒋还是无动于衷。就这样，在阿里山的两天多的时间里，蒋介石始终没有一丝笑容。
这就是败走台湾时的蒋介石。
第三节别了，司徒雷登权衡利弊，美国大使滞留南京“中共军队进逼长江北岸，南京政府行将迁往广州，美国大使馆何去何从？”在位于南京西康路的美国驻华使馆内，司徒雷登正苦苦地思索着这个问题。
司徒雷登是一个和中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物，他于1876年生于中国杭州，父母都是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1896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州汉普登—西德尼学院。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在金陵神学院任新约教授。1919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开办的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在马歇尔的建议下，1946年7月，他开始任美国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在对华关系上是个自相矛盾的人，他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进行内战，并企图培植“中间势力”。他曾选定蒋介石做为他在中国实现理想的人物，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化身。后来，他又支持逼蒋“下野”。对大使馆的前途问题司徒雷登早已有所考虑。或去，或留。让他费尽了心思。最后，他权衡行弊，决定还是留在南京为妙。
早在1949年1月19日的一个外交使团会议上，司徒雷登与他的外国同行们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各自向自己的政府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在事实上迁往广州，每一位大使就从其下属中选一名高级官员随往，可能的话，再伴随一些其他人。从未来的角度看，大使本人要在原地不动，以便继续保持接触。一个星期以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司徒雷登和其他国家驻南京使团的大使递交了一份照会，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将迁往广州，要求各外交使团随行。可司徒雷登对走已经不感兴趣了，他有足够的理由婉言拒绝昔日的盟友的邀请。
4月中旬，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司徒雷登考虑到谈判有可能破裂，届时国民党政府势必将会正式邀请外交使团南迁广州。为了促使国务院作出留驻南京的决定，他于12日主动给国务卿艾奇逊发去一份建议电，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行动方针：（1）接受李的请求，随李氏飞往广州。
（2）置李南撤于不顾，美国使团与其他使团按兵不动。
（3）在李请求南撤而南京尚未被占之前，华盛顿将我召回述职。
对于这三种方案，司徒雷登强调指出，“我本人较倾向于留在南京（第二种选择）”。接着，他用很长一段文字，详尽地论证了留在南京是何等必要。
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复电司徒雷登，命令他留在南京。司徒雷登怀着喜悦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国务院“答复了我们大使的电报，批准了行前我留在南京的建议——我非常高兴。”
4月20日傍晚，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开始挺进江南，被汤恩伯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顷刻间被摧毁，国民党守军狼奔豕突，仓皇向南溃逃。在南京方面，隔江相望的人民解放军虽然还未南渡，但是大军云集北岸，足以使南京政府的要员们惊慌失措，急急忙忙地开始撤退了。
眼看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城，司徒雷登再次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
22日早晨，司徒雷登刚刚用过早餐，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便急匆匆地来访，代表李宗仁代总统正式邀请美国大使馆移驻广州。
但是，司徒雷登仍然不想离开南京。叶公超见他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勉强，独自悻悻地走了。
拒绝叶公超之后，司徒雷登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今兵临城下，难免人心浮动，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会不会改变初衷，接受叶公超的邀请，跟着国民党政府撤往广州呢？前些天，他曾向国务卿艾奇逊打保票，说如果美国使馆坚持留在南京，那么北约组织国家的使团都将会与我们协同一致，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使团山必将如此效法。司徒雷登想，万一那些外交官说话不算数，突然间变卦溜了，那可不好向上司交代。
想到这里，司徒雷登立即拿起电话与各外交使团联系，建议召开一个紧急协调会议。
在这时候，各国的外交官都十分紧张忙碌，哪里还顾得上开会呢？所以，司徒雷登整整忙乎了一上午，直到中午时分，外交使团的会议才开始举行。司徒雷登先把决定留在南京的想法说了一遍，要求各国使团与美国使团保持一致。这一建议再次得到赞同。特别是北大西洋集团各国的大使，都一致表示要向美国看齐，安心留在此地，并立即向各自的政府建议不要下令将使馆迁往广州。
在面临撤与留的最后时刻，司徒雷登又一次向国务院建议，要求允许大使馆在共产党政权在南京建立之后继续不定期地留在这里。很快，这一请求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并指示他在南京呆到共产党在那里建立了稳固的政权为上，届时再回华盛顿磋商。
说来也怪，司徒雷登为什么如此热衷于留在南京呢？原来，他的目的是想寻找机会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接触，借以宣传美国的主张，表明美国的态度，以求阻止共产党制度在中国建立。这是司徒雷登本人3月10日在给艾奇逊的一份电报中透露的。他在那份电报中说，一旦有机会与中共领导人会面，他将首先提醒对方，美国对中国一向以仁爱为怀，给了许多援助，希望不要以怨报德；其次，美国承认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是中国也不得建立共产党制度，否则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国将不会袖手旁观，将会利用一切手段“给中国人民恢复真正的自由”。
司徒雷登之所以如此狂妄，还因为他自以为有一些特殊的理由。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沃尔顿·巴特沃期当时对司徒雷登有这样一段评价：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经历；而且，作为前燕京大学的校长“据说该校有近50％的学生在共产党阵营中”，“在和许多中国人的关系中”他都处于“老师的地位”。司徒雷登本人也相信，这种师生关系可以使他接触到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他过去常对别人说：“师生关系是中国伦理道德中的基本概念，我作为许多年轻共产党领导人的老师，将会使他们制定出有利于西方的政策！”
与黄华会谈大失所望在南京解放的最初几天里，司徒雷登表面上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实际上内心很不平静，几天来，他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共的一举一动，他多么希望，随着中共军队的进入，南京城会出现烧杀抢掠的局面，会遭到民众的反对。然而，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对民众几乎秋毫无犯。虽然随处借东西，但总是如数归还或照价赔偿。”所见所闻，使他既为国民党人的贪婪、懒散和腐败深深痛惜，又对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感到不寒而栗。
想到这些，司徒雷登再也呆不住了，他要利用自己特殊的身分实现既定的目标。但是，情况并非司徒雷登所想象的那么乐观。中共已经宣布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对留在南京的原外交人员均按一般外侨看待；同时宣布保护外侨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并主张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司徒雷登作为一个普通的“外国侨民”，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严格坚持民族独立的尊严的中国共产党，再也不能像以前对待国民党那样为所欲为了。
就在司徒雷登一筹莫展之时，傅泾波给他带来了一个他自认为显然有利的消息。傅泾波是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还在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时候，作为学生的傅泾波就是他的助手，在后来的外交生涯中，司徒雷登又把傅看作是不可缺少的同伴和知心朋友。
傅泾波告诉他，据可靠消息，中共方面已派黄华为南京外侨事务处主任，黄华之所以来南京，是专门为着与留在南京的外交使团及其他外国人打交道的。
听到黄华的名字，司徒雷登心中一动。他知道，黄华是自己从前的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并且和傅泾波还是同班同学。“这倒是个好机会，”司徒雷登高兴地对傅泾波说，“假如与黄华的这层关系能有其价值的话，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为了尽早同黄华取得联系，司徒雷登于5月6日先派傅泾波出面接洽。
第二天，黄华与傅泾波会面，傅泾波首先代表司徒雷登申辩说，他一年来渐渐了解了过去对国民党认识的错误，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希望他去广州，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共接触。傅泾波并表示，司徒雷登甚盼与黄华会见。
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分到司徒雷登的住处与其会晤。
望着风华正茂而又肩负处理南京外侨事务重任的黄华，司徒雷登不禁回想起4年前在重庆与毛泽东见面时所说的一席话。当时，毛泽东对他说：“现在延安有许多你以前的学生。”司徒雷登不无得意地回答说：“我希望他门为他们学到的东西争光。”如今，眼前这位学生能为他这当老师的解忧排难吗？
想到这，司徒雷登一古脑地讲出了许久以来的想法。他谈到美国人和其他非共产党人士对中共主张的马列主义的恐惧；他认为所谓世界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等于宣传颠覆性的干涉或武装侵略是既定政策，这都将给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带来威胁；他甚至还想提出，美国有可能发动一个解放运动，把中国人民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以此来威吓眼前这位学生。黄华当即作了驳斥。
接着，司徒雷登话锋一转，以抚慰式的口气表示，希望在南京多留一段时间，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和平、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并在国际上表现友好的国家；他还提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
但是，当黄华具体谈到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时，司徒雷登却闪烁其词，还列出了几条标准。一条是中国必须按照国家公认的惯例，尊重国家之间的条约；另一条是中共建立的新政权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说是必须达到这些标准之后，美国才能考虑承认共产党的政权。在此之前，美国和其他国家只能等着瞧。
6月6日，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应约前往外事处与黄华进行第二次会晤。
谈话很快就转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上。黄华指出，中美要建立新关系，美国首先应当停止援助及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
司徒雷登仍然不愿在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有所松动，辩解说：“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发展纯属内政，其他国家不应干涉；出现新政府时，我们要确定它是否真正代表中国人民，是否愿意和有能力维护至今公认的国际准则。”
司徒雷登接着又说，目前中共尚未成立新政府，况且国民党仍然占领着相当一部分地区，故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但他又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各国使节仍留在南京，这应当作看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举动。
黄华告诉司徒雷登，据他个人看法，政治协商会议可能于解放广州后召开，届时将决定产生联合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已表明反对任何美援，并说明了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故从责任上讲，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及停止援助蒋介石，用以表明美国已经放弃失败的干涉政策。
司徒雷登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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